陈丽华,黎昌珍

(广西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0)

保险是一种分散风险、转移损失的有效方法，而风险具有不确定性，人们在生活中面临的最具威胁性与不确定性的风险就是健康的风险。基本医疗保险是目前我国居民分散健康风险的主要制度设计，但基本医疗保险的“普惠”特性决定了它只能满足人们较低水平的保障需求。而作为基本医疗保险的补充——商业健康保险，通过设计多样化的产品可以满足不同人群、不同层次的健康保障需求，是我国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建设的重要支柱。

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与互联网的普及程度密切相关。互联网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多的人能够通过互联网享受便捷的信息传递和丰富多彩的生活服务。根据第47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89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0.4%，网络购物用户规模和网络支付用户分别占网民整体的79.1%和 86.4%[1]。互联网的普及对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宏观层面看，互联网对经济转型、政治参与、社会治理等带来了深刻的变化[2-3]，尤其是为我国的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4-5]。从微观层面看，互联网的普及改变了人们的消费渠道、就业方式等[6-7]。此外，根据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发布的《2020年“后疫情”时期商业健康保险发展情况调研报告》，受新冠疫情等因素的影响，互联网中介和互联网直销渠道在个人健康险业务中的重要性凸显，医疗和疾病保险在互联网中介渠道的推动下交易率呈现较大幅度上升[8]。但由于保险的专业性，消费者与供给者之间容易出现信息不对称，对处于弱势一方的利益造成损害。Kunreuther等提出投保过程存在时序性，如果消费者缺乏专业知识，将会在保险信息的搜集和处理过程中付出巨大的时间成本，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会打消其购买保险的想法[9]。而互联网的普及很大程度上可以减少人们获取和处理保险信息的大量搜寻成本，进而促进商业健康保险的网上交易。

基于此，本研究利用CGSS 2017数据，从微观层面研究互联网使用对居民购买商业健康保险的影响，对其作用机制和稳健性检验进行探讨，并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居民互联网使用对其购买商业健康保险的影响进行异质性分析。

1 文献回顾

商业健康保险作为风险投资产品，其购买决策受到居民多层面因素的影响。在微观研究方面，现有研究大都集中于探讨经济状况、人口特征因素和风险偏好对个人购买商业健康保险的影响。Liu等研究发现居民经济水平越高，购买商业健康保险的可能性越大[10]。另有学者研究发现，年龄、风险厌恶、家庭收入、家庭规模与居民商业健康保险购买存在显著关系[11-12]。部分学者实证分析了影响农村居民购买商业健康保险的相关因素，发现家庭总收入、有无工作、受教育程度、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情况对其参加商业保险具有显著影响[13]。

关于互联网使用的文献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一是互联网使用对消费的影响。Choi等指出互联网交易方式的介入使得交易者的交易频率翻了一番[14]，且互联网的使用显著提高了家庭消费水平[15]。二是互联网使用对健康的影响。有学者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通过信息获取机制对个人自评健康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但过度使用互联网则不利于健康[16-17]。还有研究表明互联网使用显著增加了老年人的社会接触，降低了他们的社会孤立感和孤独感[18-19]。杨妮超，顾海的研究表明互联网通过改变人们的交流方式进而对农村居民的健康水平有显著促进作用，非正式社会支持则在互联网和农村居民健康的正向作用之间起中介效应[20]。三是互联网使用对就业和收入的影响。马俊龙、宋林的研究表明互联网使用在整体上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21-22]，且对居民个人收入水平提高有促进作用[23]。四是互联网使用对个人商业保险参与的研究。现有文献对互联网使用与保险购买关系的研究相对空白，已有研究较多关注互联网使用对商业保险这一大类的影响[24-25]，研究较为笼统，并未细分商业保险种类。

综上所述，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个人和家庭购买商业健康险的影响因素，并研究了随着互联网对经济、社会产生越来越深刻的影响，互联网使用对交易方式、个人健康、就业、收入等方方面面产生的影响。虽然已有学者关注到互联网使用对居民参与商业保险的影响，但未对保险种类进行细分，目前尚未见文献研究互联网使用居民购买商业健康保险的影响，为此，本研究将使用具有代表性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 2017)数据，深入分析互联网使用对居民购买商业健康保险的影响。具体研究思路如下：(1)检验互联网使用对居民商业健康保险购买是否会产生影响？如果存在影响，结果是否具有稳健性？(2)探讨互联网使用对居民商业健康保险购买的作用机制。(3)分析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居民互联网使用对购买商业健康保险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

2 数据来源与变量界定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2017CGSS，该调查是我国最早的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学术调查项目，已广泛应用于教学、科研与政府决策中。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涵盖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有效样本量为12 582个，具有较好的代表性，为居民医疗保险参与、互联网使用提供了详尽的数据支持。本研究使用的统计分析软件为Stata16.0，在对缺失值和无效值进行剔除后，剩余2 389个有效样本。

2.2 变量界定

2.2.1 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是否购买商业健康保险。该变量来源于CGSS2017数据库中对受访者所作的提问：“[商业性医疗保险]您目前是否参加了以下社会保障项目”。根据受访者对该问题的回答建立虚拟变量“参与商业健康保险”，若受访者购买，则赋值为1；若未购买，则赋值为0。

2.2.2 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互联网使用。来源于问题“过去一年，您对互联网的使用情况是”，数值由低到高为从不、很少、有时、经常、非常频繁的5个分类变量。

此外，为检验受访者前后回答的一致性，本研究设计稳健性检验，将“空闲时间上网频次”作为稳健性检验的解释变量。该变量来源于问题“过去一年，您是否经常在空闲时间上网？”，数值由低到高为每天、1周数次、1月数次、1年数次或更少、从不的5个类变量，其可以反映被访者互联网的使用情况，且与变量“互联网使用”的取值含义相反，能较好地保障稳健性检验的准确性。

2.2.3 中介变量

本研究的中介变量：上网商务交易。来源于问题“在过去的一年里，您因为商务交易(如：网上转账、支付、网购等)而上网的频繁程度是”，对频繁程度的描述分为从不、很少、有时、经常和总是5个分类。

2.2.4 控制变量

为了更好地分析互联网使用对居民购买商业健康保险的影响，参照已有文献，本研究引入城乡户口、婚姻状况、民族、性别、年龄、政治面貌、宗教信仰、受教育程度8个变量对受访者个体进行控制。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结果显示购买商业健康保险的个体仅占样本总量17%，可见商业健康险在我国的覆盖率还处于较低水平。互联网使用和空闲时间上网频次变量的均值表明，居民上网行为较为频繁；此外城镇居民占总样本的78%；已婚受访者占比76%；样本中汉族93%；样本平均年龄为42岁；男性占比49%，女性占比 51%，男女比例相差不大；党员比例为13%，占比较低；受教育程度方面，初中和普通高中学历占比较高，分别为31%和16%；上网商务交易变量的均值低于“有时”频次。

表1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3 模型选择、实证分析及结果

3.1 模型选择

本研究将重点检验互联网使用与商业健康保险购买之间的关系，通过中介效应的检验来分析其内在的作用机制。考虑到衡量商业健康保险购买的指标为2个分类变量，而选用的解释变量和中介变量为5个分类变量，参考陈强高级计量经济学[26]，本研究的回归模型分为以下两类：

(1)对于2个分类变量，本研究设定如下Probit模型

P(Yi=1)=Φ(α+βinterneti+γXi+εi)

(2)对于5个分类变量，本研究设定如下Ordered Probit模型

式中，r0

假设ε～N(0,1)，则

P(Yi=0|x)=Φ(r0-βinterneti+γXi)

P(Yi=1|x)=Φ(r1-βinterneti+γXi)-Φ(r0-βinterneti+γXi)

P(Yi=2|x)=Φ(r2-βinterneti+γXi)-Φ(r1-βinterneti+γXi)

……

P(Yi=J|x)=1-Φ(rJ-1-βinterneti+γXi)

式中，i表示受访者，Yi表示被解释变量，interneti表示互联网使用，Xi表示控制变量，εi为随机扰动项，β和γ分别表示相应变量的系数。

3.2 回归结果与稳健性检验

为了研究我国居民互联网使用与商业健康保险购买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在控制相关变量的基础上进行Probit回归分析，结果见表2。

首先，模型1分析了控制变量对商业健康保险参与的影响，由表2可知，“城乡户口”“婚姻状况”“宗教信仰”“受教育程度”对居民购买商业健康保险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城乡户口”在1%的水平上对居民购买商业健康保险正向影响显著，说明城镇户口居民比农村户口居民更倾向于购买商业健康保险，这与祝嫦娥等的研究结果相一致[27]，可能的原因在于城镇居民的经济水平、风险规避意识等相对于农村居民更强。“婚姻状况”在5%的水平上对居民购买商业健康保险正向影响显著，这与多数文献研究结果相反，本研究对此作出的解释是已婚家庭由于人口的增加，伴随的潜在健康风险也随之上升，因而更倾向于购买商业健康保险。宗教信仰在10%的水平上对居民购买商业健康保险正向影响显著，说明信仰宗教的居民参加商业健康保险的可能性更高。受教育程度在1%的水平上对居民购买商业健康保险正向影响显著，这一研究结论与许荣、王红波等的研究结果一致[28-29]，可能的原因在于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居民对商业性保险有着更深的认知，也对自身及家人的健康问题更为关注，因而更倾向于对健康风险进行规避，也就越有可能购买商业性健康保险。此外，“民族”“性别”“年龄”“政治面貌”对居民购买商业健康保险影响不显著。

表2 互联网使用对商业健康保险参与的影响

其次，模型2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对商业健康保险购买的影响，结果显示互联网使用对商业健康保险购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可能的原因在于互联网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通过互联网，人们可以用更便捷的方式了解商业性健康保险的重要性，并学习保险知识，且网上支付的普及为居民购买商业健康保险提供了方便、快捷的渠道，最终使得人们倾向于网上参保，从而促进了商业健康险发展。

最后，为了增强研究结果的可信度，需要对回归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一般稳健性检验有替代变量或更换模型2种方法，本研究采用替换变量的方法来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模型3将“空闲时间上网频次”作为稳健性检验的解释变量，结果显示空闲时间上网频次在1%的水平上显著，其他变量的回归系数和显著性没有发生变化，说明本研究的结果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3.3 中介效应检验

根据上述研究结果，互联网使用会促进居民购买商业健康保险。那么，互联网使用如何影响商业保险的购买行为？上网商务交易行为的增加，是否在互联网使用与商业健康保险购买之间起中介作用？以下研究研究结果将回答上述问题。

根据温忠麟等[30]对中介效应的研究，依次检验法若取得显著的结果，其解释力就比Bootstrap法更强。故本研究采用依次检验法进行上网商务交易的中介效应检验，具体步骤如下：

Yi=α1+c·interneti+γ1Xi+εi

(1)

Mi=α2+a·interneti+γ2Xi+εi'

(2)

Yi=α3+c'·interneti+b·interneti+γ3Xi+εi''

(3)

式中Mi表示中介变量，其他符号含义见上文。方程(1)和(3)采用probit模型回归，方程(2)采用Order Probit模型回归。方程(1)表示互联网使用对商业健康保险购买的总影响，方程(2)表示互联网使用对上网商务交易行为的影响，方程(3)则表示互联网使用通过上网商务交易行为对商业健康保险购买的影响。根据依次检验法，若系数c显著，则进行第二步和第三步的检验，若系数a与b都显著，则根据c'的显著性分为部分中介效应和完全中介效应。各方程的回归分析结果见表3。

表3 中介效应检验

由方程(1)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互联网使用会促进商业健康保险参与，影响的总效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总效应为c=0.145。方程(2)表示互联网使用会增加用户的上网商务交易行为，方程(3)表示互联网使用通过增加上网商务交易行为，从而促进商业健康保险的参与。由于a、b、c'三者显著，上网商务交易行为在互联网使用和商业健康保险参与的正向作用中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综上所述，中介效应大小约为a?b=0.033，中介效应占比为23.02%。

3.4异质性分析

第三部分对互联网使用与商业健康保险购买的因果关系做了详细的论述，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对商业健康保险参与有一定的预测作用。本部分通过对Probit模型求平均边际效应进行回归，进一步分析互联网使用对东、中、西部地区居民商业健康保险参与的异质性影响。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由于地理位置的差异，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一定程度的差距，互联网的普及程度也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对东、中、西部地区居民互联网使用与商业健康保险购买关系的异质性分析结果见4。

由表4可知，互联网使用对东部和中部地区居民商业健康保险购买有显著和极显著正向影响，表明对中部地区的影响比东部地区大，表现为互联网使用每上升一个频次等级，中部和东部地区居民的参保概率分别提升4.5%与3.2%，而对西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可能的原因在于中部地区居民有着一定的经济实力，对商业保险有着较大的潜在需求，但以往囿于对保险认知的不足限制了其实际需求，而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中部地区居民得以通过网络搜集保险信息、深入了解保险知识，网上支付的便捷性也进一步提升了中部地区商业健康保险的交易率。而东部地区实体保险业较为发达，居民经济水平较高，在互联网保险尚未充分发展时就已倾向于规避健康风险，因而东部地区居民可能更习惯于线下购买保险，互联网普及对其购买健康保险的实质影响并不是很大。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生存性需求仍占据居民生活的核心，居民进行风险投资的概率较小，因此互联网的发展对其保险投资决策并无显著影响。

表4 东、中、西部地区异质性分析

在控制变量方面，年龄的差异只对西部地区有微小的负向效应，表现为年龄每上升一个单位，商业健康保险的购买率下降0.2%，可能的解释为居民年龄越大，储蓄观念越强，因此更倾向于不购买商业保险。宗教信仰对东部地区居民购买商业健康保险的影响正向显著，信仰宗教的居民参保概率比无信仰居民高7.9%。受教育程度对中部和东部地区居民购买商业健康保险的影响正向显著，表现为受教育程度每提升一个等级，购买率分别上升2.0%和2.3%。

4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运用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从微观层面实证研究了互联网使用对居民购买商业健康保险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互联网使用可以显著提高居民购买商业健康保险的可能性；(2)已婚、有宗教信仰和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居民更倾向于购买商业健康保险。此外，城镇户口居民比农村居民更倾向于参保；(3)互联网使用对于居民健康险购买决策的影响机制分析表明，互联网使用主要通过上网商务交易即网上交易行为来影响居民保险购买；(4)异质性分析表明，互联网使用对促进中部地区居民购买商业健康保险的影响最大，其次是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议。

对于政府部门：

第一，推动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加强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互联网普及率。本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对居民购买商业健康保险有显著促进作用，因此政府应加强互联网相关公共服务的普惠建设，大力推动互联网的全面普及，缩小城镇和农村之间互联网普及的差距，使人们更均衡地共享网络资源。通过提升互联网的普及程度，人们也可以更便捷地接触到保险知识和信息，改变传统保险观念，增强健康风险规避意识，从而促进互联网保险的发展。

第二，规范电子支付方式。随着互联网普及和网络经济的发展，电子支付已逐渐取代传统现金交易而成为主流支付方式，但由于互联网的虚拟性，带来了网络交易风险的存在。因此，保险公司要加强自身网站支付的规范性，避免发生支付漏洞；同时，消费者要提升网络信息识别能力，增强网上支付安全风险意识。此外，还应建立健全电子支付相关法律法规，保障消费者的支付安全。

第三，有关部门要加强对互联网保险相关网站的监管。保险的专业性程度高导致的保险供给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使得消费者处于弱势一方。因此要对保险网站信息进行监管，确保各类信息能够准确和及时地披露，使人们直观清楚地了解保险信息动态；其次要严厉打击虚假信息宣传和网络保险诈骗，切实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第四，积极推进互联网健康信息平台和保险信息平台的建设，开展互联网健康教育和保险知识宣传，深化人们对健康保险的认知。随着电脑和智能手机等电子产品的普及，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已经从电视、报纸、广播等传统媒介转变为网络平台，但目前尚未建立起统一规范化的健康教育和保险信息平台。因此，有关部门应加快建立互联网健康与保险平台建设，有针对性地发布权威信息，让互联网成为传播健康教育和保险知识的重要渠道，促进公民健康风险规避意识和健康素养的提升。

对于保险公司：

第一，保险公司应增强网站设立的规范性，重视互联网信息渠道的建设。决定人们是否购买健康保险，除了取决于自身实际需求与负担能力之外，保险信息的获取也是影响居民购买决策的重要因素之一。网络信息纷繁复杂，难辨真伪，保险网站上的相关信息是否全面、透明、简单明了，对消费者的购买决策会产生重要影响，因此保险公司开展互联网保险应保证网站信息的透明化、即时化和全面化，以减少人们的信息搜集成本，从而提升消费者的购买意愿。

第二，保险公司应留意5G等新兴通信技术的使用。根据本研究结论，上网商务交易行为使得互联网使用对商业保险的参保有正向促进作用。这意味着新兴的通信技术改变了居民的生活习惯，如养成了居民网上支付的习惯，从而影响了参保行为。在未来，5G等新兴通信技术的发展，势必会导致保险运用场景的变化，保险公司应多关注新兴技术与保险发展的融合，尝试开发更便捷的支付手段，或利用新技术开展更广泛的宣传活动，从而提高居民商业健康保险的参保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