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着雪的橘子

2021-04-09棉棉

上海文学 2021年4期

关键词：上海

在疫情之前，我一直在心里想着一部小说。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欧洲男人和一位上海女士。倒不是我执著西方男人——真的不是，而是我对描述中西方之间的沟通很着迷。我设想的故事是他们是一对夫妻，住在传统的那种夫妻各有自己卧室的房子里。他们住在一个从平原上的马到爱马仕专卖店只需十五分钟车程的地方，这十五分钟的车程还包括跨越比利时和荷兰的边境。我打算虚构这里的人们都喜欢演讲。为了图清净，男女主人公每天开车出去买吃的。上海女士是吃素的，他们每天开车去两个国家的超市买素食。有时他们会把车开到更空旷更远的地方。大片大片的绿色，像地毯一样，但是这里的人们种植草的方式不同，冬天的草是碧绿的，夏天的草是灰绿的。我的意思是其实这样的颜色更适合谈论上海。男主人公指着在吃草的马说：这些马都是VIP，都是专门被运来吃这里的草的。我想像这位男士想念着上海的老吉士，想念着那里的凉拌黄瓜、糖醋花生、烤麸;想念着宋方茶馆里简单的苹果派，和一位叫棉棉的作家一起喝茶，并且在茶里放糖，他爱喝的那款茶叫“上海梦”。他还想念桂花的香味，尽管那味道非常像洗涤用品的味道，但却让他的鼻子很喜欢。他甚至在这里的花园里种上了桂花树，但是品种显然没弄对。说到味道他也想念沉香，他甚至跟淮海路襄阳路那家甜品店的老板一起做过沉香马卡龙。

当然，他们的故事肯定不会是听上去那么天真的。但是我想制造一些小小的谈话。

他们的车开在美丽夏日的大片大片的平原之中，他们一直在谈论上海，大部分都是发生在那里的人际关系的蛛丝马迹，也会有一些聚会的场景出现。

衡山路41號，林明珠家的客厅，是另一个维度来的。

我在那儿最好玩的记忆是，你记得吗她客厅的墙，不是平的，是波形的，墙像波浪一样，往外，往里，有点奇怪的。洗手间的门跟墙一起，是一样的表面。我记得每次我们在那儿的晚餐，她的工作人员，可能是H，可能是M，当然，总之每次到最后都喝多了。所以，发生了什么呢？我记得，晚餐结束了，但还有一些人在，我看见M，她已经有点喝多了，也许因为她没有吃饭，她靠在墙上，她在推墙，哦，也有可能是H，但不是那位做鞋的H，她在推墙，她靠在墙上，她整个身体都靠在墙上，试图找墙的哪一部分是开着的，她在找门，然后她发现整个门都开着，因为她整个身体都靠在墙上，你记得Pearl的客厅里的墙吗？

亲爱的Kika：

祝你生日快乐！我希望你很好，健康，可以享受生活和你的生日！

我们的夏天很美好，它仍然是不错的，哪怕已开始感到白天越来越短。今年大部分的时间，我都是在乡村度过的，我们有一栋在大自然里的房子。自从三年前我父亲去世后，我就开始照顾房子和花园，忙忙碌碌，有很多事情要处理。我在园子里种上了自己的蔬菜，现在我有了真正的北海道南瓜农场和一只猫。在过去的三个星期里，我一直对汉堡感到厌倦。今天，我实在受不了了，就回到了乡下。

另一些时候，我们住在柏林，你知道的。这是个怎样的城市啊！你会喜欢的。你会爱上它的。它充满了生活、人、艺术、俱乐部和派对。十年前你应该来，或者去年，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它也可能是你的城市。

在今年夏天最热的一天，我们和巴黎的朋友一起去了Mauerpark的跳蚤市场。成千上万时髦的年轻人每个星期天都会去那里闲逛。那里有乐队演奏，还有一个大型的卡拉OK比赛（不是开玩笑）。我想说，在市场上我发现了这个生日礼物！我会替你保管好这本书，直到我们再次见面。这是你的《LaLaLa》第一版德文版，曾是一个短暂的恋人（Tobias）送给一个女孩（Kerstin）的礼物。我想他比她大，他在书中写了一些评论。读完之后，她也写了一些评论。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好很悲伤的爱情故事。

Love

Wolfgang

这是德国摄影师Wolfgang Kampz在2013年夏天写给我的一封信，随信还附了几张照片，拍的是我的德语版《啦啦啦》的封面和内页，那上面有一男一女的笔记和对话，如他所说，这是一个爱情故事。Kika是我的外文名字，取自阿莫多瓦的同名电影。我的朋友在一个嬉皮士集市上买到了我写的书，一本二手书，书上附着一对恋人的笔记和对话。这是一种比较典型的会发生在我这儿的戏剧性情节。更典型的是，这本书我留在了我住过的柏林的酒店里，没有带回意大利。《啦啦啦》第一次发表是在《小说界》杂志上，可能是1998年，或者1997年。其实我并不会像我小说里的人那样谈恋爱。我的男女主人公脸上梦想的痕迹，取决于我当时和那之前看过的书和电影、听的音乐、交的朋友，尤其是所经历和听到的谈话。而那样的爱情故事，也许是一种把尖叫和迷惘挡在生活之外的方法，也许是一种自我安慰的幻想（这是最糟糕的一种），也许我在试图磨练对爱的认识。这中间的界限很模糊。写作是很危险的，因为每一个动机会带来相应的结果。写作的问题就是生活的问题，就是修行的问题。

那时我们聊天时没有人看我们，也没有社交媒体，也没有任何人、机器，我们是完全自由的。

我觉得那些日子在YYS大家也是自由的吧，只是大家都太醉了。

那些日子有各种各样的人在YYS，大家见面，见面很重要，现在大家都不见面了。

但是那些日子的意义在哪里呢？

你不能通过别人的语言总结生活，所以你是作家。

我们所相信的事情改变了，图像改变了，但是精神没有改变，真相没有改变，真相塑造了环境。

谈论这些有点像在谈论中国当代艺术。二十年前你们有那么强大的能量，吸引了很多读过很多书的、有着丰富人生经验的人，也不仅仅是读过很多书，更重要的是他们“相信”。但是，大家想继续重复过去。铁海很早知道了这些，他像老干部，在那个时候，他做的是有意思的，二十年前。

我想重新看费里尼的那部《船续前行》，我这里没有中文字幕版的，我想重新看看里面的人当时都在说什么。

当然！你想一想现在人们都在谈论什么？

现在，“故事”不是人们说出来的，人们不再说故事了，故事让人们说故事。

但是以前我们很天真，其实也不知道什么是“全球化”。

“全球化”是一个酒的牌子。

那是一个特殊的时期，非常的独特，你有一个重要的记忆，这个记忆里有各种各样的角色走进你的生活，你可以进入，你能移动他们，这是很特别的，因为现在人们在社交媒体上说的是不一样的故事。

你的意思是我是作家，所以我能写他们？

嗯，我知道你，我知道你是怎么回事，當然你能写，但是你的财富是你知道人们的故事。

我不写真实的故事的。

90年代大家（对自己的故事）很开放，现在大家在社交媒体上控制着自己的故事。

我不写真实的故事。

但是像那样的小说。比如你写的那个电梯里的女孩是多么棒的90年代的故事，很人性，很慈悲。

我最近试图把那样的一个角色虚构到疫情期间的安特卫普。我看见她坐在一处有点像上海的公寓阳台上，就像一艘小船漂浮在海上，她回顾着自己的生活，一幕一幕的道德情节在内心上演。

你的上海的“最后一场雪”是什么？

我从未在上海看到过雪，我只认识一个女孩叫Snow，二十年前，在一个都是游客的酒吧。

我的上海的雪，是喝到早上从酒吧出来时看见的上海，我记得你的故事，你走出酒吧时还看见了一个卖橘子的小女孩。你说这是snow orange。

你记得这个故事真好。

这个“下着雪的橘子”的情节，是我的法国朋友法兰克告诉我的。我曾写过一个法国南部学哲学的青年在上海出租车上听巴赫，说的就是他。最初他来上海时，喜欢在出租车上放巴赫的磁带。他经常说上海的出租车司机让他感觉像在家里，虽然他们都不太会开车。法兰克是我故意给他取的名字，他叫Franck Serrano，曾担任过世博会法国馆的副馆长。在我戒酒之前，他是我的酒友。很多年前，他会在午夜去超市买一瓶长城，并找一块白布挂在手臂上，扮演高级餐厅的服务员给我倒酒。

住在罗马的安迪昨天问我：你那儿下雪了吗？我住的小村在一处六百零七米高的山坡上俯视着一大片人工湖，据说湖水下降时可以看到中世纪的遗迹。安迪帮我安家时跟我说：湖是你的美剧。小村非常小，但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035年。小村有我见过的最小的广场，广场上的喷泉建于1898年。其实现在我不看美剧，最近我关闭了朋友圈，卸了微博。这几天可以看见远处的雪山，这里没有下雪。我在房子里看费雯丽的那一版《安娜·卡列尼娜》时，圣彼得堡的雪下得好大。安迪很年轻时就是罗马城内的IT精英。他曾带着一个风筝来上海，也曾跟我们一起去过青海玉树。安迪认为上海是东西方之间的一座巨大的桥梁，未来主义的首都，一座不眠之城。那些年我们说到上海时都会这么说。Tina说：未来就在眼前，已经被造出来了！先造出来未来的样子，然后未来就来了。

我住的小村在自然保护区，我经常去山里散步和喂猫，每次都会在山坡尽头坐下，看几页《项美丽与海上名流》（Shanghai Grand）。加拿大作家Taras Grescoe用费尽心思的细致和令人信服的细节，把各种耐人寻味的国际人物交织在这部传记中，将一个濒临灭绝的世界的享乐主义、阴谋和出神入化的疯狂集中地体现了出来，丝毫没有那种历史故事中经常可见的“致命的廉价”。Taschen出版社的社长Benedikt Taschen有一年到上海来旅行时，介绍我认识了孔众，孔众当时给我们看了一套斥巨资制成的画册，那套画册高精度扫描了诞生于1926年的《良友》杂志，真是史诗级的故事线，风情万种的不仅仅是封面女郎们。《项美丽与海上名流》里写到诗人邵洵美的出版业，邵洵美办过金屋书店、新月书店、时代图书馆、时代印刷厂，还出版过十几种杂志，这让我想起在上海图书馆期刊室见过的1930年代期刊有很多都带着一种惊心动魄的柔和、优雅甚至幽默！美剧《广告狂人》到了最后一季的时候，我和小伙伴们突发奇想，来到上海图书馆旧期刊室翻阅旧上海的期刊报纸，我们还设想了一个老上海的“广告狂人”的故事。

装饰艺术（Art Deco）是流行于20世纪20年代的一种艺术风格，那个时代上海的家具、装饰、建筑和室内设计，到处都是装饰艺术。国际饭店就是装饰艺术的代表，外滩的历史建筑中有超过四分之一都属于装饰艺术风格。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上海开始流行复古。我们的朋友Tina说着台湾普通话、美式英语。她有着古典东方美人的外表，就像她的名字刘婉容。她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学古建筑专业，一毕业就直接来了上海，因为她想来保护上海的历史建筑。那时我对老上海不了解。我的思想启蒙应该是十几岁时阅读的中国先锋文学，和1980年代中期的那些在中国出版的外国现代戏剧和哲学丛书，虽然其实我也没看懂，这就像我十几岁时不可能看得懂孙甘露的小说，但起码我记住了什么是美。十年以后我写的小说里的男女主人公，应该就是受到1980年代中国的小说和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戏剧影响的青年。我和Tina彼此十分欣赏对方。我总是穿着一身黑，喜欢墨镜、塑料、人造毛。我和我小说里的人物被一些美好的事物围绕着，但我们并不清楚那是什么。当我们说到那些年的朋友，Tina说她十六岁就开始在纽约玩电音俱乐部，她说自己来上海之前是真的见过世面的，当她说YYS的老板Kenny和Le Garcon Chinois餐厅的老板Takashi很有风格时，代表他们是真的很有风格。她说那时认识的人都是奇葩。我也不是通常的本地人，Kenny也不是通常的香港人，Takashi也并不是通常的日本人。Tina觉得自己当时就在奇葩的世界，那些人的样子、感觉、性格像吸铁石一样吸引着她。

你必须了解的是：这是这里的最后一次下雪。从现在开始，以后所有的雪都只是我记忆里的雪。同样，这个城市也只会是关于你的记忆。

这段话来自法国作家Léo Strintz的新书LEmpire et lAbsence（《帝国与缺席》），是我的法国朋友Charles Recourse发给我的，当时我们在谈论上海，他说他的上海之行也许是他有过的最好的一次旅行。我问他最近在读什么，他介绍了这本《帝国与缺席》。他说这些日子有些奇怪，有时连着好几个星期读很多书，有时好几个星期一页也读不进。Charles有一双明亮的眼睛。他是法国年轻一代比较重要的文学翻译，曾翻译过David Foster Wallace的著作。我們2007年第一次见面时他二十多岁，他是法文版《熊猫》的编辑，我们在一片阳光强烈的平原上见面，他说我们可以站在彼此的阴影里。前几年他到上海旅行时住我家，当时我住在东大名路北外滩，一张银色的长桌对着黄浦江，窗外的天空总是呈现出一种上海特有的人工奇幻。公寓的阳台对着东方明珠和金茂大厦，雾遮住了它们的顶部，晚上江面上有一些挂着彩灯的船，会看到很多银行广告。我更喜欢熄灯以后的江面，那时会有一些黑色的船静静地移动着。这片景观可能是Charles有关上海的“最后一场雪”，每次谈到上海他都要谈到北外滩公寓的窗外。两年前他跟我说他在巴黎有了自己的公寓，他觉得我会喜欢他公寓的窗外。他说他正在翻译一本很精彩的书，在读一些诗，那些诗是他灵魂的美食，面对着窗外睡去和醒来令他安静，尽管跟北外滩不一样，但是天际线同样很远，这令他的思绪可以飞翔。

《帝国与缺席》是Léo Strintz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批评界评论这部作品“是去年秋天最具雄心的一部”、“一部巴洛克式的法国预言小说”。作者Léo Strintz被誉为“一颗罕见的钻石”、“一颗恒星”。我零星看到的句子都很好看，他使用了SOAP的那种野蛮的叙事方式，比如这一句：“他们朝着地图的北部冲去，决心在夜幕降临之前影响一个故事。”这让我想起用AI技术恢复的一段彩色视频，视频记录了1934年上海百老汇大厦（上海大厦）的施工现场，建造中的百老汇大厦外部覆盖着一层席子，建筑工人被放在吊车的木质篮子里上上下下，两名工人坐在外白渡桥的上空吃着饭。

YYS的老板Kenny以前开红旗牌轿车的时候，有过几次送我回家。坐着Kenny的车在黎明的时候开在南京路外滩，远处是浦东的景观。那时浦东还有很多空白处，那给了我们更多的想像和美感，那一刻黎明的浦东景观是我的记忆中的雪，然后我们开过外滩，接着就看见上海大厦。每次Kenny都会赞叹这栋楼“可以同时看见浦东和浦西”！

南昌路阴阳俱乐部门口，有月亮。

香港人Kenny是YYS的老板，此时他和上海人阿玛尼停在一辆黑色俄罗斯伏尔加旁。

老板Kenny：这就是我的俄罗斯老婆！

阿玛尼：Kenny，你老婆不错啊。

Kenny：有人要用皇冠车跟我换，我说啊呀，我不是那么随便的。

他们走进YYS一楼的咖啡馆。

他们同时边看着窗外边坐了下来。

窗外的月光下有一个女孩边走路边看着一本书。

十二点到了，十二点的时候YYS一楼咖啡馆的灯会熄灭一部分。

法兰克：我喜欢这里，是因为这里的书架上有《庄子》。

摇滚音乐家施伟然走进来。

真高兴可以碰到一个搞摇滚的，这些天我开始烦DJ了，他们到处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