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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嘉往事

2021-04-09吴文君

上海文学 2021年4期
关键词:太公莉莉外婆

吴文君

雨越下越大了,人待在屋里出不了门。母亲坐在桌边,跟我闲聊。说着说着,就谈到了我的舅太公。那是母亲祖母的弟弟。他住在永嘉路的石库门房子里,和我爷爷奶奶家只隔了一条马路。母亲来上海时,总要过去一趟。

我那时太小了,印象里母亲都是自己一个人去,很少带上我。听她讲起永嘉路的舅太公,脑海中就浮出来一扇黑漆漆一天到晚关得严严实实的门,然后是一个胖笃笃的老头子,穿着老早那种灰长衫蓝马褂。舅婆奶奶则是安坐在窗前的影子,身后有个女佣人拿把篦子一下一下替她梳头。

我们梳头,随便梳两下就好了,舅婆奶奶这个头梳到我们走了都没梳完。

母亲说梳个头哪有那么久,是我坐不住,想出去玩了。

虽然母亲一说我不如谁会洗衣会叠被,我就躲开,讨厌她要我穿得像她厂里的缝纫女工,听多了,却也知道舅婆奶奶还有个儿子。他是和前面的丈夫生的,在台湾,每年寄钱给他们。舅太公自己有两个女儿,大的叫蓓蓓,小的叫莉莉,只比母亲稍微大几岁。蓓蓓读完书,正赶上插队落户,去了西安,丈夫和她同一年去的,反正回不了上海,就长住西安了。莉莉说是留在家里,可除了伸手要钱,别的一概不管,台湾寄来的钱七拐八拐最后都到了她手里,姐姐蓓蓓一分拿不到。

外婆背后很少东家长西家短,只有说到莉莉,忽然拖一句:莉莉最坏了。

我想知道莉莉怎么坏。外婆抽着烟,笑笑,就算了。只有一次,距离她去世还有两三年的样子,突然说,莉莉讲话真刻毒,那趟我去上海,她说以前住他们家还讲得过去,现在不是有亲家了,怎么不住亲家那里?妈妈看看她,头撇开,没说话。外婆在上海出生长大,淞沪开战前,外公辞了上海的工作回镇上,她拎着一只箱子随后也跟来了,脱掉穿来的旗袍、高跟鞋,烧饭,做家务,从早忙到晚,家里的米缸永远只有一个底,永远要拿铁皮勺子刮啊刮,听得牙齿酸半天,才凑齐一锅饭的米。虽然从来没听她讲过上海话,隔一两年总要回上海一趟。早先她有投靠的地方,后来那一家没得住了,就去永嘉路舅太公家。莉莉讲这话,不过是刺刺她,喔,你也晓得你亲家嫌你穷,门都跨不进?亲家在上海又怎么啦?还不是人多,地方小,地铺都打不下!母亲想什么我更清楚,自从她在上海家里收拾房间看到一封信,是叔叔从建设兵团写给我爷爷奶奶的,说现在不比以前,家里有外人,东西千万放好,当心偷走……之后,外婆也好,阿姨舅舅也好,从来没有在我爷爷奶奶家出现过,更不要说住进去了。母亲不牵这个头皮。

相比莉莉的坏,我更好奇她长什么样子。尖脸,细腰?只有上半身,下半身有时拖一根尾巴有时不拖,随时打人一耙然后跳起来飞走?

有一年,舅太公家有人——就是莉莉——新买了件大衣,母亲见了也想买。夜里我快睡着了,她还在“银枪呢银枪呢”地讲个不停。隔天,大概父亲给了她钱,下午吃好饭带我出门,一到店里就出不来了,枪毛太短不要,手感不糯不要,对着镜子左照右照,问了几十遍好了没有,天都暗了,才一手拉着我,一手拎着衣服袋子,去敲舅太公家的门。有人出来应门,倚着门问母亲买到了吗。半黑不黑的时候,房间里只亮了一盏灯,温温地放出昏黄的光,映在玻璃窗上,吸引着我进去。然而之后的事就像被什么东西一笔抹掉,我们进去坐了多久,母亲是不是展示了她的新大衣,莉莉长什么样子,一概没有留下。倒是回爷爷奶奶家的路上,车灯扫过,白天乌黑平整的路面就像翻起波浪,一个大坑连着一个大坑,比银枪呢更深地刻进我的脑子。我实在不知道白天的路和晚上的路差别那么大,很怕自己身上也被照出一条条印子,绣着小鹿的新衣服,蓝色小皮鞋,白天让我得意洋洋的东西忽然被车灯扫成另外一种颜色,发灰,发青,是家里来了穷亲戚外婆发愁米怎么办的脸色;洗澡忘了拿拖鞋肥皂,奶奶呵斥我痴头怪脑的脸色。我好像头一次发现衣服里面的我只有一副瘦的胸骨,穿皮鞋生出脚气的脚,深一脚,浅一脚,跌跌撞撞,完全没有办法好好往前走。我也感觉不到母亲的快乐,早早预感到母亲的快乐不会长的,和她辛辛苦苦找了一天的银枪呢大衣一样,最后不过是扔进不见天日的地方,等不及烂成线头丝缕就不知去向了。

过了几年,我读小学了,忽然有一天蓓蓓来了。她是椭圆脸,白皙得像我养在盒子里的蚕结的茧。母亲叫她姑姑,岁数相近,很快熟络起来。晚上母亲要上夜班,她和我睡一床。早上,我醒了,她紧张地问我一晚上轰隆轰隆什么声音。我说是石料厂开山的放炮声,她松了口气,说以为日本人打进来了,一晚上怕得要死,想着要不要逃命。说的时候很认真,一点不像开玩笑。可是,都1980年代了,日本人怎么会打进来?也太滑稽了。起床后,她洗把脸出门,说去外面转一转。外婆叫她去去就来,粥烧好,盛在桌上了。没几分钟,她抱着十幾只包子跳进门,大叫这里的包子肉这么多,都漏到包子外面来了,又便宜,等她咬了两口,发现除了顶在外面给食客看的那一小坨肉,里面相当于实心馒头,喊起上当,大家才笑起来。

吃过晚饭,大家聚在灯下说起莉莉,说莉莉不好,舅太公也不好,太偏着莉莉,都是女儿,怎么说她也有份。她挥着手说算了算了,父母愿意给点给点,叫她自己去说,不如不要。老头子和他们天生合不来,特别是她丈夫,也真是没办法,地板每天都要擦,别人拿拖把拖拖也就好了,他非要像日本人那样跪在地上擦。老头子来西安那几天,他擦到老头子脚边,就叫老头子抬抬脚,弄得老头子一见他擦地板就逃出去,说吃不消边上有人磕头。她丈夫还喜欢往冰箱里放煤饼,说橘子皮茶叶哪有烧过的煤饼去味道效果好。老头子每天要喝牛奶,一开冰箱,一只煤饼;吃水果,一开冰箱,一只煤饼。什么时候开冰箱,眼前都是一只煤饼。她一边学她丈夫,一边又去学舅太公,回上海好多天了,大家说起他们还是笑到岔气。

又过了几年,舅婆奶奶去世也有两年了,蓓蓓又来了。这次是为了陪舅太公来。舅太公准备跟她去西安住了,去之前想和姐姐,也就是母亲的祖母、我的太婆见一面。这一次去,恐怕姐弟俩再也见不到了,毕竟太婆九十多了,舅太公也八十多了。

舅太公到的那天,弄堂挤满了人,像守着看越剧折子戏里的姐弟相认。舅太公进屋坐下,这些人也跟进来,劝舅太公想开点,自己女儿,随她说说么好了,这把年纪了,弄到要去西安,毕竟在上海都住惯了,北方哪有上海好,吃先不习惯。不管说什么,舅太公一概回应一个算不上苦的苦笑,说自己老了,不来事了。大家问不出,又去围着蓓蓓。蓓蓓说,莉莉嘴巴厉害,老头子也是被她弄得没办法,天天吵,实在也是过不下去了。叫我怎么办?我又说不过莉莉,只好把老头子拖过去,自己来管。反正老头子这次是下了决心了,你们也不要说了。

舅太公回上海后很快动身去了西安,在西安待到过世。火化后,蓓蓓把骨灰带回来,和葬在苏州的舅婆奶奶合葬了。

西安路途遥远,这边的亲戚谁也没去参加葬礼。大家想的是另外一件事,他一死,永嘉路的房子要归莉莉了,蓓蓓白白服侍几年,一点好处捞不到。

渐渐又听说舅太公的家产不止永嘉路这一处,不用说,也落到莉莉手里。蓓蓓本来既不要钱,也没打算回上海,不料退休不久,喜欢往冰箱里放煤饼的丈夫突然急病去世,她连着住过几次院,渐渐觉得待不下去。虽然儿子女儿回了上海,女儿家那一点点地方,怎么也没法再塞一个人进去。最后儿子站出来,给她腾出八平方大的房间,安了床,装了空调。她又花了几个月,把西安家里的东西送的送,卖的卖,一样一样全都清理好,这才断了退路一身轻松地回上海长住了。

母亲想去看她,怕找不到地方,今天拖明天的,拖了总有小半年,找了个礼拜六,叫我陪她一起去。算起来,这是我第三次看到她,还是椭圆脸,可是体重比过去增加了几倍,皮肤变成旧毛线衣一样的紫红色,腿脚肿得老高,整个人像只做坏了又搁久了的俄国面包,膨胀得惊人,又粗糙得惊人。

她儿媳和我差不多年纪,斯斯文文的,打过招呼,回房间收拾换季的衣服,一件件叠齐了,放到收纳箱里。

母亲称赞她会收拾,家里弄得干净,一看就是很好的人。言下之意,对婆婆也是和气的,孝顺的。

儿媳一走开,蓓蓓马上告诉母亲,房子在六楼,她这种样子,自己下不去,别人也弄不动她,儿子儿媳房间也不方便进去,整天待在这八平方里,像坐牢。

母亲安慰她,儿子儿媳肯留下她,蛮好了。离开上海这么多年,总还是和儿子住在一起好。

停了停,她问我母亲:“你说我这是在跟她抢地方吗?这房间前面她儿子在住,我来了,他只好住学校。现在要上学还好一点,放假了,不见得叫他住学校不回来。她嘴上不说,心里一定恨死我了。本来一家人过得好好的,突然跑出一只老太婆。”摇了摇头,又说,“都说好人有好报,我现在是一点都不相信。”

母亲叫她别这么想,她说:“真的,跟你说,就是我西安同事的儿子,三十几岁轮到一个出国的机会,签证办好了,机票也订了,他母亲生病进了医院,一时之间看又看不好,做儿子的没办法,想来想去丢不下老娘,美国也不去了,总以为还年轻,谁知道这趟机会放掉,再也轮不到了,四十刚出头,老得不像样子,和老婆关系也不好。所以我是一点不相信,什么好人有好报啊!”

从她家里出来,母亲说起她儿子,离婚几年了,一个女儿归前妻,这个老婆是再婚的,让出这八平方,很不容易了。我一边听,一边想着按辈分我要叫表舅表舅妈的这对夫妻,不知怎么就想起“贫贱夫妻百事哀”来。

母亲的几个表姐妹结伴去看蓓蓓,母亲又跟去了。回来告诉我,她儿媳的儿子放假了,在夫妻俩的房间里搭了张小床。两人结婚后关系本来还好,现在为了蓓蓓,动不动吵得不可开交。她儿媳一有怨言,她儿子就要跳出来护着她,说母亲不容易,才住了几天就嫌弃她,赶她走?蓓蓓夹在中间实在住不下去,拉下脸给莉莉打电话,想叫莉莉便宜点租间房间给她,说起来总归是她们爸妈的房子。莉莉哪里肯,一口回绝。

不久,蓓蓓那边又传来消息,她儿子打了她儿媳一巴掌,把她儿媳气走了。蓓蓓喊儿子去追,儿子不愿意,说不回来就不回来。蓓蓓在电话里一个劲地叹气,说儿子已经离过一次婚,总不能看着他再离一次。快刀斩乱麻地叫女儿找了一家养老院,硬从那八平方里搬了出去。

养老院在徐汇区,旁边就是104公交站台,离龙华寺很近。看母亲老是念叨她,我陪母親又去了一趟上海。

病房一样的双人间,她的气色比上次好,腿没有那么肿了,整个人清爽很多。虽说想走几步还是很难,人既然到了这里,也没有什么好想了,过一天是一天。那天她女儿也在,说是休假,过来看看。来之前我说过还有点事,母亲催我先走,说好时间到火车站碰头。看我不放心,她女儿说会送我母亲去公交站,坐到终点站就是火车站,又硬要送我下楼,一直送到养老院门口。按辈分我要叫她阿姨,看她穿得比我还年轻,无论如何叫不出口。

母亲看着我笑了笑,说肚子饿。

她去厨房烧海苔酱油面。我跟过去,贴着门,看她烧水,摘葱,剪海苔,从一只小瓷罐里挖出两团雪白的猪油,一边继续想着那天。

其实我那天并没有什么事,我只是长久没去龙华寺了,想去龙华寺看看。其实我去龙华寺也没有什么事。我只是不想一直待在养老院里,又没有地方去。以前我一到上海就会去找的朋友现在几乎都不来往了。可能因为我不在上海,他们说的话我听不懂也不知道意思,像只戆大。如果我在上海,朋友会多一点吗?我实在不知道。我想起Z,她去西班牙了,不然我会去找她,她就算很忙也会抽空带我出去吃饭,逛她喜欢的衣服店。要是我还不想走就跟她到家里,继续聊天,坐在地毯上看书、睡觉。但是问题当然也不在这儿,不在Z去西班牙了。事实就是,以前和我一起吃过饭八卦过的人我再也不去找他们了。上次去看小姑夫,他像个瘫子一样坐在沙发上,歪头看我一会儿,忽然大着舌头说我像个上海小姑娘。小姑姑说,她本来就是上海小姑娘嘛。我不知道说什么好,这种话只会让我尴尬,比直接说我难看还要让我难过。经过一扇玻璃橱窗,我瞟了一眼,看到佝起的背和变样的脸。龙华寺还是龙华寺,塔还是塔,店里的八宝饭还是八宝饭,素鸭还是素鸭,怎么一晃我就成了现在这样子。

等红灯的时候我又犹豫起来,觉得事情未必这么糟,说不定我和C还有挽回的可能——我终究还是想起他了,毕竟我们交往过四年。可是等我过了马路,买门票进了龙华寺,我就知道,没有可能的。菩萨也帮不上我,祂的慈悲只能让我伤心,不太自然地坐到没人的地方。后来,我真的忘了,去素斋馆吃罗汉面。前面的人对着柜台说:“多给我点油面筋。”盛面的人果然多盛了一勺油面筋。轮到我,我学样说:“多给我点油面筋。”盛面的人拎起眼睛说:“这么多,还嫌不够?”要是三五年前,我大概瞧也不瞧那碗面,一转头走了。现在我就像没听见他说什么,把面捧到最角上的地方。是因为C吗?是他煞掉我的傲气?是他让我觉得,我其实不过如此,和坐在这里吃面的人没什么两样。不,比这里的大多数人都要差一点。最起码,前面那个戴绿色贝蕾帽的女人就比我漂亮。我也没有那边那个女人穿得好。面有点淡,反正这面就是这个味道。后来我看对面的男人往面里加酱油和辣椒油,也加了点酱油和辣椒油。再后来,在火车站我又看到他,和我同一趟火车,同一节车厢。车厢接头处有人在放手机音乐,一个哑沙沙的性感女声一直在重复:芭芭拉的糖,芭芭拉的糖……

我不知道谁唱的,因为没有再听到过。我记住它只是因为它恰好在上车的一瞬间被我听到,让我觉得自己新得茫然陌生,既不知道以前,也不想知道以后。跟谁跟一切都毫不相干没有瓜葛。

我以为事情就是这样了。我不是我母亲,不会长久记着蓓蓓、蓓蓓的儿子儿媳和女儿。这些人我听过就忘,过后也很少想起。对我来说,他们已经被时间大笔一挥画向另一个区域。他们在那个区域活十天活一百天一千天,对我都一样。他们要么已经死了要么还活着,我也只是知道他们已经死了或者还活着,和我多少有一点血缘关系。

可是事情总是要起变化的。忽然莉莉去养老院看了姐姐蓓蓓,留下一万块钱。很快,所有的亲戚都说莉莉变好了。之后的事于是顺理成章:莉莉忽然觉得这么多年没和镇上的亲戚们来往,商定在上海聚一次。母亲的一个表姐打电话问她去不去,她说不去了,莉莉的电话马上来了,母亲只好找了一堆理由,也是想去的呀,不方便出门,腰痛,颈椎也不好,以为把事情推掉了。莉莉的丈夫马上也打电话来了,大家都去,缺她一个算什么?要是她不去,算了大家都不聚了。我母亲被这话吓倒了,好好的事,怎么能坏在她头上呢?

一去三天。第一天打电话问她,她说就是在家里聚聚,饭吃得很好,听上去很开心。第二天再打,说白天去迪斯尼了,中饭也是在迪斯尼吃的。问玩了什么,她说就是坐着吃吃东西,聊聊天。我不懂了,三百多块钱一张门票就进去坐坐,什么都不玩?她也不懂了,什么什么?门票这么贵?等会要去问问。

第三天,母亲抱着几双酒店的一次性拖鞋回来了。我问她迪士尼的门票问了没有,她说问了,没买门票。没买门票?我迷糊了一下,恍然她们去的是迪士尼小镇,不是迪士尼。不过对我母亲来说迪士尼和迪士尼小镇是一样的。这天太阳又大,莉莉夫妻俩前前后后招呼,又是找车,又是带路,晒出一脸的汗。坐车、吃饭,都是他们来,她们觉得过意不去,想回请一顿,到底争不过,还是他们买单。她实在想不到姑夫这个人这么好,真是个好人。看她头脑这么简单,我说她,他要是真的好,不会说你不去大家就不聚了这种话。我本来想说无赖才这么说,忍了忍,没说出口。

回来两个礼拜,母亲欲言又止地告诉我,莉莉他们来了,住在火车站边上的旅馆里。

我没想到他们来得这么快,不过也好,上次不是欠他们一个情吗?正好趁这次还了。

母亲还是欲言又止。因为中午是她一个表姐的女儿请客,其他几个表姐的儿子女儿也要请,这样我也得出面请一下,不然就太没有礼数了,他们每家都带了礼物呢。

这倒是想不到的。我以为这是她们这一辈人的事。真的不去不行,我也会去,语气犹豫,然而下一秒,我想起脑中盘桓了许多年的形象:尖脸,细腰,只有上半身,下半身有时拖着尾巴有时不拖。

那晚我很早和母亲去了离家不远的饭馆。每次玻璃门外人影闪过,就伸长了头去看。进来的人当然有腿,有脚,穿一套粉红的法式小香风外套,没有一点七老八十的味道。然而,寒暄过,她转过身,背是驼的。

母亲说就是这几年驼的。我竭力不去想那其实就是被她独霸的房子变的,其实就是那幢房子——这种想法太低劣了也迂腐——但是她看上去不像上海人,倒像马来人,黝黑瘦小,皮色光滑紧绷,脱掉外套,露出大红的蕾丝紧身衣,贴颈戴了一串珍珠项链。有亲戚问她手上的金镯子,她笑笑,说是宝格丽的最新款,玫瑰金,引来一片赞叹。

这天我受到赞叹是点了一条鲥鱼。本来母亲点了鲈鱼,听说有鲥鱼,我叫他们换了鲥鱼。鱼上来,有人嫌这鱼鳞都不刮的,一听莉莉说这鱼好,马上也跟着说起好来。看着鱼分光,盘中只剩汤水,我觉得自己的任务完成了。我没让母亲失面子,也没流露出心里的冷。有些人说得没错,我的确对人不够热情,不过我不是冷凍人。我有我的热度。看到有人喊拍照,凑趣地点开手机,换着角度,想拍出最好的效果。镜头中的人觉察出我的用心,笑得愈加动人,微笑中又有一点别的,我几乎咯噔一下,捉到夫妻俩眼睛里射出来的两点光,太明显地流露出他们心里的精明。那就是两点精明的光,忍耐了这么久再也藏不住,那才是真正的他们。

回到家,我点开照片,想确认我的感觉没错。可这又怎么样?母亲是绝不会相信我这种感觉的。我凝视着屏幕上那两双三角形的眼睛,就是这样也不说明什么,他们已经上了年纪,这样的眼形不是这个年纪最常见的吗?我决定放弃“他们不是好人”的念头,把外婆生前那句“莉莉最坏了”也扔到一边。说到底,莉莉有没有欺负姐姐,占姐姐的便宜,蓓蓓自己都没有办法,我又能有什么办法?

我不过看着母亲恭敬而热切地接电话、别别扭扭用上海话喊他们“小孃孃小姑夫”不置一词。不到一个月,他们又来了,提前说好不要再惊动我们这些小两辈的人,都是要上班的,不像他们,每天闲着没事做。又有一次,他们来了,只悄悄告诉母亲,约了她去火车站边上的旅馆碰面。

母亲看来完全忘了外婆的话了,也不知道永嘉路的房子现在值多少钱。她看见的是莉莉拿出一万块钱,流着油汗给她们带路,请她们吃饭。

我本来还想说,让人说好话真是容易,看母亲脸有愠色,把话吞了回去。

这么多年过下来,我知道我们的界限在哪儿,把话说到一个地方就自动停住。

隔天,母亲叫我帮她把莉莉的电话存一下,他们下个月要去养老院了,这是新的手机号。

他们也要去养老院了?我不大相信,总觉得他们会有另外一种归宿,至少比蓓蓓高级的归宿。

不用买菜烧饭,有人打扫卫生,方便点。女儿在国外,也照顾不了他们。母亲断断续续告诉我。

我把手机还给她,忽然想起来,哎,不知道蓓蓓姑奶怎么样了?很久没有听你说起她了。

她蛮好啊,养老院对他们蛮好的。

你们好像很久没有看过她了?

看过的,她们前面还去看过她。她的语气像是在为她,为她的那些表姐妹们辩护。

雨声变小了,过了一会儿,就停了。我打开窗户,一股清新的空气吹进来。母亲提议去楼下散散步。

到了楼下,母亲说,那辈人就是这样的,也说不上是心善心坏。他们就是这样过了一辈子。我陪母亲走出小区,又走了一段。路上的车灯扫过路边的花坛,仿佛照见了某种寒碜、青灰的东西。那些暗处的东西,似乎只有我才愿意看到。

路变得平坦了,十点钟的晚上,空气中有一种近似甜美的安宁。河边的长春花开了一大片,我哼起了那首“芭芭拉的糖”,感叹那种崭新的感觉过去得那么快。不知不觉,事情就成了这样。没有人再同情蓓蓓。我不是也说不出“我不去,我不请他们吃饭”。就算外婆活过来,面对他们热切的邀请,也硬不起心肠……再讲下去也没用,虽然,这个时候,我就像看得到这些话尽头的我,至少一部分的我,仍然走在很多年前那个晚上的路上,深一脚,浅一脚,跌跌撞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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