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增安 廖民超 张贵科

[摘要]数字化转型已成为银行顺应时代发展和应对竞争压力的必然选择。后疫情时代，银行数字化转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政策与技术机遇，但仍然存在着经营环境变化、不良贷款风险攀升、信息识别风险突显和新业务合规风险加剧等诸多挑战。基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理论与经济长远发展趋势，结合疫情后对我国西南地区银行业实地调研成果，对上述机遇和挑战进行了深入阐释和系统剖析。最后从平衡创新和风控关系的视角，提出了后疫情时代助推银行数字化转型的策略体系和举措建议。

[关键词]数字化；后疫情时代；商业银行；创新发展；风险管理

一、 引言

近年来，银行业持续与金融科技融合，已逐步建立了基于互联网、大数据与场景化的线上金融服务基础。因此在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我国银行业“非接触式”金融服务资源能迅速响应企业和社会的多方需求。尤其是面向疫情防控相关的上下游产业和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企业，商业银行充分发挥了金融服务的适应性和普惠性作用，踊跃推出各种专属线上信贷服务产品，实现了对疫情防控的精准支持。疫情推动了金融服务加速向线上化、智能化、非接触式转变，这为银行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也使其面临多重风险和挑战。宏观上，数据驱动将重构传统的商业运作逻辑，并深刻改变企业所处的环境、主体、产品特征以及创造过程[1]。已有研究发现，银行业在数字化转型中将面临思维模式、商业模式、组织结构、人才规划、信息系统等多重挑战，其中人才、资金、企业文化、数据基础、风险管控等问题尤为突出[2]。微观上，银行经营的本质是对风险的承担与管理，数字化运作模式将给银行的风险处置水平带来巨大考验，尤其是日益突出的信贷新风险。数字化环境下的数字真实性、网络攻击等威胁也给银行带来新的挑战[3]。由于银行数字化业务模式更加复杂，转型中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其中可能蕴含着各种经营风险、技术风险与合规风险。因此，做好数字金融风险控制，探讨银行如何通过优化内控及风险管理而把握数字化转型机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国内外文献中，目前大多基于宏观层面研究了银行机构推动数字化转型面临的契机、困难以及实施路径[4-7]，分析了我国银行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可借鉴的国际经验，主张银行强化技术创新、重视战略文化及组织管理等全方面的转型[8]。然而，伴随全球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和疫情防控常态化，银行会面临更多创新变革与风险防控的压力。现有研究虽从宏观上关注了银行数字化转型的策略，但忽略了探究具体创新业务下银行面临的新风险点，以及应如何优化内控机制以平衡创新发展与风险防控的关系。此外，现有研究大多以全球数字经济背景展开，鲜有聚焦当前后疫情时代特殊情境下的创新发展机遇，不利于构建完整的、有针对性的银行数字化内部控制体系。本文结合疫情期间对我国西南地区六家主要国有商业银行与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分（支）行调研成果，聚焦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银行数字化转型面临的发展机遇，以及疫情防控常态化后银行数字化业务中的主要风险点，深入探讨和阐述在把握发展契机并深化数字化转型背景下，银行业金融服务风险管理的思路与举措方向，以期为银行在后疫情时代持续提升金融服务效能提供有益借鉴。

二、 银行数字化转型理论依据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党的十八大报告正式提出后，创新发展战略理论为我国区域、社会、行业、产业的转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引[9]。党的十九大对我国企业不断增强创新力提出了新的奋斗目标和更高的要求，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更是鲜明地强调，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10]。创新驱动发展是指创新活动通过知识、技术等要素的引入，成为驱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突出强调了知识、技术要素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11]。除了知识与技术的前驱效应外，制度环境也会对经济创新驱动发展的实现程度产生重要影响，张一林研究指出，若要发挥金融体系对技术创新的重要支持作用，构建优良的制度环境是重要前提，制度创新进而也会促进技术进步[12]。就企业而言，创新的内容包括制度、目标、产品、技术等多方面的创新。Christensen等认为创新还包括创造新的增长、开辟新的市场，市场需要花费资源去开拓，好的创新必然能带来新的市场[13]。

当前，开放式创新的发展趋势需要数字化应用的支持[14]，通过数字化赋能能够帮助企业实现大规模创新[15]。《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也明确指出，未来要坚定不移建设数字中国，加快数字化发展[16]。对金融行业而言，采用金融科技推进创新发展，对其运营、管理、风控体系进行全方位数字化转型成为其发展过程中的必然选择。一方面，数字金融能够显著地提振我国实体经济，改善我国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的困境[17]。另一方面，对于银行业本身而言，传统的经营与盈利模式受到科技金融企业的全方位冲击，必须进行调整创新以适应新的竞争形势。特别是中小商业银行迫切需要进行服务优化和产品革新，坚持“以客户为中心”对客群进行精准细分，为不同客群提供全场景的金融服务，而数字化赋能可以解决客户细分与精准营销的难题。Scott等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银行采用基于网络的数字化创新设施对银行长期利润有正向影响，对小银行效应尤其显著[18]。此外，银行风险承担还发挥着金融稳定器的作用[19]。在整体经济环境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下，银行的风控合规工作也日益复杂，利用数字化创新工具可以为银行合规运营工作提供强大辅助。

在供給侧结构性改革目标中，金融体制改革要求金融机构完善公司治理、发展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银行应迅速把握数字化转型的发展机遇，以技术手段驱动金融创新，对其公司治理技术及制度进行改进。随着新模式、新技术和新产业的出现，新需求不断被激发，尤其是新兴产业的发展离不开综合性和专业性的金融服务。需求结构的升级迫使商业银行进行创新转型以吸收并服务新增的客户群体，从而满足不同客户的差异化需要。波士顿咨询集团（Boston Consulting Group）研究认为，下一波所谓的“超个性化”浪潮中，将使成功满足客户差异化需求的银行增加10%的收入[20]。银行应综合考虑特殊群体的个性化需求，与时俱进，有效利用大数据开展业务、满足客户期待。曹国华等研究指出，商业银行的大数据信贷模式可以有效覆盖传统模式不能覆盖的客群，能够通过创造新供给和提升供给质量，刺激消费需求[21]。

此外，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数据[22]，截至2020年3月，我国网民规模已达9.04亿，使用手机上网比例达99.3%，网络支付的用户规模占比为85.0%，且各项指标近年继续保持上升趋势。据银保监会统计数据1，截至2020年2月，我国商业银行平均线上业务服务替代率达96%。疫情期间，各银行手机银行交易规模、月活跃客户数量保持快速增长。据中国银行四川金牛支行的统计数据2，截至2020年6月末，该行手机银行月活跃客户与手机银行交易规模较去年同期增幅均超过30%。线上客户不断增多、线上服务需求不断增加，数字化时代的发展趋势也在不断倒逼银行业进行自我变革。

总体而言，从发展机遇来看，银行利用金融科技谋求创新驱动的发展方式，能够开拓新的市场领域，创造新的业务增长点；从市场需求来看，不同客户群体的差异化需求和需求结构升级的推动，迫切需要银行利用数字化工具改造业务，真正从内部变革驱动银行服务质量与效率的提升，以满足不断变化的外部需求；从现实环境来看，银行线上客户活跃度增加，后疫情时代的到来与数字经济的结合推动银行加快了数字化转型的步伐（见图1）。

三、 银行数字化转型的创新发展机遇

全球已步入数字时代，新技术、新模式和新金融等的不断涌现，促进了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日益成为全球经济新的增长点。随着5G高速移动互联网的加速普及，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金融科技的成熟运用，以及疫情防控常态化，银行业数字化转型必将提速。后疫情时代下，政策牵引与技术驱动组合发力，将成为我国银行转型发展的两大主要机遇。

1. 政策牵引

疫情期间，银行业响应国家号召，积极做好普惠型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工作，大型商业银行勇担社会责任，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规模普遍呈现较大增长（表1）。据202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23]，鉴于全球疫情和经贸形势的不确定性，全年没有提出具体的经济增长目标，但大型商业银行被要求将普惠性中小企业贷款增速提高到40%以上。中小企业贷款增长的高需求，对银行业来说既是压力，也是机遇。2020年上半年，大量银行机构积极与参与疫情防控的医院、防控物资与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和经销单位加强营销联系，根据其信贷需求执行优惠利率并享受抗疫客户专享额度，对部分小微企业采取展期（延期付息）、无还本续贷的支持政策，为市场注入流动性，帮助企业渡过难关。这些政策举措给银行带来收益回报的同时也服务了国计民生，实现了二者双赢的局面。据调研1，截至2020年6月末，四川省工农中建四大银行的小微法人贷款规模均实现了稳步增长。

随着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一系列刺激经济复苏的措施必然带来重点领域的发展机遇。我国传统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存量基数较高，然而面向未来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简称“新基建”）方才起步，增长潜力巨大，是我国在后疫情时代稳投资、扩内需和保持经济增长的重要抓手。当前，我国对铁路资本金的拨付在增加，银行专项资本贷款随之增加，未来“新基建”必将提速扩面，催生新的投资热潮。银行应重点关注，加大对相关行业的营销力度，积极寻求合作，不断创新金融服务模式，为我国“新基建”更好服务的同时，把握新的市場机遇。

2. 技术赋能

数字化的本质是运用数字化技术和工具，打通整个业务流程，打破部门之间和数据之间的壁垒，推动跨部门数据互联和系统互通，打通全线数据集成，为业务赋能，为决策赋智。

首先，数字化转型下技术赋能银行经营，主要体现在降低经营成本、提升服务效率与服务精准度。相比于传统金融，数字金融具有信贷审批过程的即时性、自动性和远程性等特征。数字化赋能可以使银行简化大部分传统资料上报的程序，优化了传统授信流程，极大地提高了银行金融服务效率。在银行业线下服务向线上服务的转变过程中，数字化赋能成为有利工具，不仅减少了人工分析的成本，也使得客户群体画像分析更精准，有利于银行进行精准营销。

其次，数字化赋能可以使银行进行更有效的风险控制。一方面，当人工识别与技术分析双向发力，审批过程中的责权划分更明确，合规工作也更有效率。北大数字金融中心和国际清算银行的一项合作研究表明，在信用评估方面，数字金融风险控制模型具有更好的模型优势与信息优势，能够通过实时数据更准确地刻画客户的行为特征，并通过机器学习显著增强贷款违约率的预测能力1，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银行的操作风险，也提升了普惠金融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数字化的身份认证将会在普惠金融方面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由于利用大数据进行风险控制有较高的信用“分辨率”，能够提升对小微企业风险状况的判断能力。在贷款的中后期环节，数字技术也能帮助相关机构实现更有效的贷后监测和更强的债务执行，从而更好地控制风险。

四、 银行业在新情境新业务下的风险与挑战

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角度来看，银行业将面临产品、场景、管理和服务多方面的联动和创新，数字化技术无疑是银行业未来创新发展、运营管理的基础。银行业在疫情持续影响与数字化转型的双重背景下开展业务，必然面临经营环境、业务布局、风险管理的诸多考验。以下主要着眼于“环境变化”与“技术变化”探讨银行业面临的各类具体风险与经营挑战。

1. 疫情影响持续扩散，不良贷款风险上升

首先，全球疫情对银行业的影响无疑将是持续而久远的。第一，受疫情影响，银行利率水平进一步走低。除了新增贷款，存量贷款定价基准转换将给银行贷款定价带来较大压力。第二，疫情期间与消费性高度相关的银行卡业务收入、外汇收入也随之巨幅下降。后疫情时代，银行的息差收入将面临较大压力。第三，疫情影响下，旅游、餐饮、交通、进出口行业均受到强烈冲击，新客户来源不断减少，而面对存量优质客户，同业竞争将持续放大。如何建立更广泛的客户群、争取优质客户并适当调整客户结构，将是各银行机构无法回避的问题。

其次，后疫情时代银行或面临小微企业不良贷款上升的风险。数字化赋能使得银行普惠金融服务变得更简便快捷，然而普惠金融服务有着客户数量多、贷款金额小的固有特点，这对银行的风控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虽然当前各银行因对小微企业线上贷款业务的风控较严格而不良率较低，但后疫情时代的考验才刚刚拉开帷幕，不排除在疫情的长期影响下，部分客户，尤其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中小微企业会出现资金流短缺甚至破产的可能，这将导致银行还款逾期、延期以及坏账的情况大幅增加。

此外，疫情影响下的线上个人贷款的不良率也具有攀升风险。据调研资料显示2，截至2020年6月，中国农业银行西南地区某省分行个人线上产品新增不良约占个贷不良总增量的20％，个人线上产品不良余额占个人消费贷款不良逾50％。然而，对于该问题的处置，银行线上产品诉讼维权长期面临着一定困难，主要表现为法院在司法处置中，往往以证据不全为由，不予以立案和起诉受理，或判决银行败诉或部分败诉。理由在于法院认为银行线上产品诉讼缺失以下重要要素：一是线上信用产品出现逾期后，借款合同缺乏客户签章（书面及电子均无），无法证明贷款是其真实的意愿表达；二是无放款凭证或资金流水，无法证明银行已履行发放贷款的义务。随着零售业务线上化，线上渠道交易占比逐渐增多，预期后续不良贷款的风险将会进一步加剧，不良贷款的处置难题无疑也是银行要面对的重要挑战。

2. 数据获取渠道狭窄，信息判别风险突显

建立数字身份识别体系已成为各国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的焦点议题。然而，随着我国数字化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不断革新，数据风控能力却未能跟上业务增长速度。

首先，当前银行线上产品的开户及交易的验证手段较为同质化、单一化，主要体现在客户识别（Know Your Customer，KYC）的交叉识别、验证手段不足、验证要素趋同。银行当前大部分身份识别及验证方式均为“人脸识别+手机验证码”的方式，长此以往很容易被不法分子破解和利用。据CipherTrace报道，在网上开设账户的一年内，多达50%的账户曾遭遇过欺诈[24]。为提升线上服务质量及保障账户安全，银行亟需开发出更强大、更快、更安全的手段来验证客户的身份。并且，在线上对公的开户业务中，银行通过“面部识别+简单询问验证问题”的方式，很难了解到公司法人的真实意图，面部表情识别受技术清晰度等影响，也很难通过微表情判断开户人的意愿真伪。

其次，由于信息不对称，银行在线上业务中更难对交易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进行甄别。FATF（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认为，在疫情影响下，存在通过网络为假慈善机构筹款和医疗诈骗等前所未有的潜在犯罪风险。与传统金融相比，数字金融所蕴含的系统性风险更具隐蔽性、传染性和破坏性，将给银行业不断带来新的合规风险挑战。但是，银行现有的KYC信息平台除了本行的信息系统、央行的征信系统及公共免费的身份信息核查渠道外，银行可获取数据权限低、渠道窄，尤其难以获取外部数据，缺少银行间可以共享的可用数据信息。同时，即使在人工智能、生物识别等金融科技日益成熟的当下，高风险、强监管的特性使得对公业务等的服务和产品创新举步维艰，对公开户的身份核验仍然需要柜台办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金融机构的技术手段与方式虽然可以及时更新，但合规人员面对基础信息采集不全、关键数据缺失的现状，在操作层面容易陷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境况。

最后，数字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实现信息的集中与共享，大数据分析技术也能为金融服务提供便利，但信息真实性核实被看作一种公共物品可能存在“搭便车”的现象。数字化的分析与应用均应该以数据是真实可靠的为重要前提，而数据中一旦混入了虚假错误的信息，就可能直接导致错误的分析、预测与决策，甚至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最终给银行及相关方带来极大损失。并且，尽管数字化技术使人工成本、信息成本大幅降低，但数字化平台与产品的开发、运行及维护成本并不低。数字化的金融服务跨越了多个部门，其合规工作更需要多部门间的协调配合。当前银行机构普遍缺乏既懂合规又懂IT技术的复合型人才，部分银行甚至存在技术部门与洗钱风险管理割裂的现象，进而导致数据治理和系统支援难尽如人意。此外，随着数字化时代数据量的累计与规模化增长，数据本身可能引发的风险也需要银行极度重视。

3. 远程业务风险加剧，新业态规则更新滞后

疫情防控环境下，银行的远程业务系统提升了金融服务效率，但据调研发现，各大型商业银行内部既有的反洗钱和反恐融资合规政策和程序，以及现有的交易监测情景和阈值等技术手段，尚不具备解决远程客户尽职调查相关风险问题的能力。当前远程业务扩大了洗钱与恐怖融资风险，给银行合规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FATF在2020年3月发布了关于数字支付的关键指引，表达了数字身份识别极有可能对反洗钱及反恐怖融资措施产生负面影响的担忧。FATF认为，义务机构必须通过建立完整的数字身份识别框架、合适的数字身份认证系统来解决此问题[25]。

首先，面對不断变化的环境，银行应对新业态及新风险的规则措施更新滞后。一方面是对新风险的识别及控制措施较为滞后。以往开户业务与账户管理涉及风险评估的要素在面签环境下较易被识别且流程足够成熟。在远程开户中各个节点需严格履行客户身份识别的义务，且在业务周期管理下的客户身份识别应当是全流程、可持续的。然而，当前部分银行对于远程开户中的风险点及控制措施并未明确，尤其对远程业务的部分后续控制措施并不完善。另一方面是银行对于突发特殊情况的处理措施滞后。疫情期间大量滞留海外无法归国的客户，需要使用远程服务时，由于身份识别或异地办理等原因而受到各种限制。这类情况银行处理大多需要人工申请特事特办、逐级报批，降低了服务效率。银行需要注意的是，疫情防控常态化后，如何将特殊情况下出现的金融创新形式、做法以机制化、流程化的方式确定下来并推而广之，如何对新业态规则进行及时更新，如何在风险可控范围内将新业务流程从“偶然应对”转为“常态管理”，是需要迫切考虑的问题。此外，疫情期间，为缓解部分个人和企业客户的应急需求，金融机构结合实际，适当地放宽了反洗钱与反恐怖融资某些方面的监管要求，但随着疫情防控常态化，部分银行仍未将新业态、新风险的临时应对措施转为“常态推进”。

其次，银行远程业务的服务能级不足。一是远程业务还无法识别客户真实身份及其交易真实目的，通过买卖和利用对公账户采取电信诈骗的案例报道不绝于耳。在远程开户中甚至可能出现系统漏报、错报的账户被启用，可能引起不以结算为真实目的的一般账户开立数量增加，进而增加银行的账户管理风险。二是远程开户服务体验有待提升，远程开户的验证手段仍有待多元化。例如生物识别技术中的人脸识别技术，单纯使用该技术作为验证手段除了容易被犯罪分子利用外，面对个别特殊整容后的客户，客户人脸特征发生变化，需要客户提供相应额外证明时，数字化身份识别随即失效。三是疫情下部分积极拥抱远程业务的老年客户群体，也面临一些移动智能设备操作困难及使用风险问题。远程服务相较于线下业务操作较为复杂，且大多数数字化产品和服务的流程需要客户自主完成，该类服务亟待银行进行有针对性的操作优化。老年客户群体也更容易被犯罪分子所利用成为人头账户，银行对此类客户群体的尽职调查以及交易监测，更需要做得全面和细致。

综上所述，环境与技术的变化给银行带来了发展机遇，也使得银行面临经营环境变化与风险防控等多个方面的挑战（图2），应对疫情持续影响与风控挑战中必须做到以下四点，一是制度规程要随着变化及时更新，二是经营业务要随着环境变化不断创新，三是风控技术平台与人工辅助防控手段要不断修正优化，四是信用体系要基于多层次的大数据平台建立完善。

五、 平衡创新与风控：应对策略

银行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要充分认识到数字化技术赋能金融创新的力量，充分利用和把握各项政策支持和技术发展机遇，但同时更应该明确意识到“数字化”只是手段，而不是目标。信息数据与技术都是工具，利用工具做什么并不是“数字化”本身可以解决的问题。数字化转型和组织转型的本质，是解决“分工与协作”，其核心是把人从机械的脑力活动中解放出来，将人类的智慧和机器的人工智能融合在一起1。银行的数字化转型中平衡好创新发展与风险防控，需要信息技术、制度规范、流程管理及风险管理等的深度融合，才能打造出适合机构实际的数字化系统（图3）。

1. 银行策略选择

（1）扎实推进“制度建设”与“过程管理”。数字化转型下银行以数字化技术为工具，但不能忽视顶层的体系建设与管理优化，不论创新发展还是风险管理，都必须有清晰的战略引领。Hamel和Prahalad认为产生“新观念”是创新的核心，它应优先于开发新产品和采用新技术[26]。银行应在各项数字化业务中，首先对新风险的识别和新业务的开展进行制度安排，其次才是利用技术模型揭示风险规律、利用数字化工具实现信息筛选和分析。尤其当前各项业务面临直接的转型，以往的工作规程和方法会随着线上产品、线上业务的调整发生相应变化，银行需要在顶层设计、工作流程、相关人员的操作规则与责任划分上进行更新，解决“数字化”本身无法解决的问题。

（2）积极拥抱“特色场景”及“特定人群”。数字经济时代，银行发展將逐步从吸收存款转向吸收流量，银行机构要突破现有市场份额和拓展业务领域，应注意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注重优化数字化流程与平台，利用数字化手段进行精准营销，同时促进“非接触式”金融服务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积极采用数字化技术减少相同场景下的同质化重复劳动，提升相关业务流程的操作效率。二是注意优化特色营销渠道，构建特色场景尤其是民生类的消费场景。三是注意满足特殊群体的个性化需求。客户不希望自己被当作数字来对待，而是期望个性化服务来提升他们的体验。例如，对于疫情催生的一批积极拥抱线上产品与线上业务的老年客户群体，银行除了释放柜台人力资源补充到厅堂中赋能综合服务，积极帮助、指导老年客户进行业务操作外，还应专门开发便捷的移动业务端口，简化职能柜台填单信息及操作流程，配备专属化的老年客群优惠活动、采取超市满减活动等更多措施吸引和服务老年客群。

（3）全面把控“风险管理”与“信息安全”。风险管理对于银行业加速和深化数字化变革起着关键作用，可以大大降低变革中的试错成本，加快创新型业务的发展，缩短实现成功转型的时间。一是在进行风险决策时，商业银行既要考虑自身组织特征，也需要重视宏观经济环境的动态变化，加强对经济未来走势的预判，对特殊时期的特殊风险进行特殊管理。二是在采用新技术、新手段提高业务系统、风控系统的科技含量的同时，要充分控制技术风险。风控模型精准性不够往往会导致结果偏差，尤其在新产品、新业务的开发中需要采用全流程评估机制，多方考量各种风险，加强数字化金融产品风控模型设计中的问题导向。三是银行内部应充分认识到数字化风控不是重技术而忽视人工，应该是分工明确的融合流程。人工分析通过技术手段减少并不等于不做，例如触发模型风险预警后，仍需要人工甄别，应是技术先行、人工补充，银行应加强数字化转型后的人才培训，充分做到“人技融合”的全面风控。

2. 当前工作重点及具体建议

（1）健全制度引领，充分发挥数字化“核心优势”。一是要加快制定银行数字化转型工作的制度设计。可借鉴欧洲部分银行的有益做法，专门组建数字化战略推进委员会，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和操作规范，持续跟进。二是要系统梳理新的风险点及时完善风控管理机制。按照监管要求，并结合业务发展实际，尽快厘清数字化业务的风险防控关键点，更新与完善风险管理机制，制定相应的内控制度，优化风控流程。银行应及时将新的风控规程嵌入各个业务条线，特别是细化数字化客户身份识别的流程。对于远程开户等业务风险，银行需要从制度与流程上强化客户开户审查，做好存量信息核查，对涉案账户进行排查。对于出租或转卖企业账户，也需要积极寻求工商、公安等相关机构进行协助以进行严格管控。三是要制定“人技分工、人技融合”的管理制度。在技术赋能的基础上，银行需要制定合理和规范的人工核查与操作流程，避免不必要的繁琐操作步骤，减少由金融科技员工的操作错误或客户自身的疏忽造成的失误，合理规避操作风险，避免引起数字化账户或业务的混乱与错误。

（2）推进业务创新，优化数字化“流程平台”。一是应持续优化和丰富“非接触式服务”渠道与场景，加大对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微信银行等自助服务途径的资源投入与整合力度，让服务渠道更加多元和便捷。二是将金融服务更多地嵌入客户工作、学习、消费等场景中去，提高“非接触式服务”的渗透率。通过与产业园区等大场景的合作，着力发展场景金融、供应链金融。通过场景化金融帮助银行突破地域限制，配套场景控制风险，实现精准营销与批量营销。三是积极发展特色业务模式，建立具有自身核心竞争力的数字化产品与服务体系。各银行可根据自身基础和业务特点，深耕市场需求，倒逼产品设计，探索特色场景的数字金融服务，开发新的数据资源与平台，满足不同客户群体特定的金融服务需求。

（3）完善技术保障，切实贯彻数字化“风险为本”。银行需要更精准的数据模型与更大的数据分析量来把控线上服务中的各类风险。一是在风控模型上，事前要充分制定应急方案，事中根据业务运行不断优化、修正，建立对产品应用情况的持续监控机制，确保新技术本身及其开发的业务产品能够风险可控，满足监管机构在反洗钱等方面的要求，避免给银行带来潜在合规风险及系统性风险。二是在数字化身份识别技术层面，要着力解决验证手段单一的问题，借助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并辅以人工找出“数据分析+多元手段”的全场景风控解决方案，完善大数据风控体系。三是鼓励有风险防控技术专长的大型银行、政府机构、金融科技公司等，共同加入银行数字化开放平台建设，实现数字化管理、风控技术模型等的共享。

（4）提升人才素质，发挥复合型人才优势。银行要加强数字化金融人才的培训与教育，优化激励约束机制。数字化业务的创新不是创造，更不是取代，对于重点环节、重点业务、重点客户，在新技术无法覆盖的情况下，银行应仍然采取人工线下面签来控制风险，筑牢风控底线。银行在数字化应用过程中也应考虑人工与技术跨部门合作问题，审慎对待技术投入的不确定性。通过各项规范与流程，要求相关人员不断学习新环境、新产品下的风险防控知识，把握各类风险的新特征。例如，面对“疫情+场景+数字化”的新型网络犯罪，银行业需要及时总结典型案例，甄别不同场景下的主要作案手法特征，加快识别和提取关键风险点，充分利用“技术+人工”进行有针对性的防控。

六、 结论

长期来看，通过数字化技术能进一步实现银行机构全流程的系统化监控，减少各类人工操作风险及合规人员的压力，从而提高各项业务发展与风险管理的效率。银行机构也要充分认识到防范各类数字化金融领域风险对银行稳健经营以及防范金融犯罪的积极作用。银行机构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要主动拥抱利用数字化技术，但也要充分认识到“数字化”本身无法解决的问题，主动适应日趋严格的监管环境与不断变化的经营环境，做到“风险为本”。银行业要加强转型下一系列“制度规范”的顶层设计，依托“数字技术”创新工具，强化“人技融合”全面保障，以更完善的风控体系、更优化的平台流程、更细致的过程管理、更专业的复合人才，做好创新发展与风险管理的平衡，保障数字化金融服务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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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portunities, Challenges and Strategies of Bank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Post COVID-19 Era

Abstract：Digital transformation has become an inevitable choice for banks to respond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and coping with competitive pressure. In the post COVID-19 era, banks face unprecedented policy and technology opportunities fo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but there are still many challenges such as changes in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rising risks of non-performing loans,prominent risks of information identification and increased risks of new business compliance.Based on the theory of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long-term economic development trend, the article combines the results of field research on the banking industry in Southwest China after the epidemic and provides an in-depth explanation and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 abov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inal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alanc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novation and risk control, the article proposes a strategic system and initiatives to facilitat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banks in the post COVID-19 era.

Key words：digitalization；post COVID-19 era；commercial bank；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risk management

基金項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风险为本视域下中国自贸区反洗钱与反恐融资研究” （项目编号：16XGJ001）。

作者简介：高增安（1965-），男，西南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反洗钱与金融监管、国际贸易、服务经济等；廖民超（1989-），女，西南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金融监管与战略管理；张贵科（1989-），男，西南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金融监管与服务经济。

（收稿日期：2020-12-11 责任编辑：顾碧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