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春霞 石伟平

摘 要：“三农”问题是国家发展战略中的重难点，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然选择，而科学培育的首要前提是对新型职业农民胜任素质模型构建问题进行深入探究。依据整体研究范式，采取“目标式/判断式+滚雪球”抽样方法对长三角地区35位“生产经营型”新型职业农民进行“行为事件访谈”，并通过9位岗位专家进行“工作任务分析”收集要素，实现真实性与完整性的验证及融合。基于此，采用建构主义扎根理论编码方式概括提炼素质要素构成与概念框架，并对初始框架进行验证修订。研究结果表明，“生产经营型”新型职业农民胜任素质模型框架包括“元素质、过程性素质以及整体化设计素质”等3大模块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创业动机、职业承诺、农场生产与情境领导、市场商机识别、风险承受力等12个素质概念。该新型职业农民胜任素质模型可用作新型职业农民职业教育培训方案、资格评价标准等的制定依据。

关键词：新型职业农民;行为事件访谈;工作任务分析;胜任素质模型

一、问题提出

（一）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破解“三农”问题的必然选择

“三农”问题涉及到整个国家的稳定与发展，是国家发展战略中的重点与难点。要破解中国“三农“的深层次症结，理论界急需进行深入探究，为农村遭遇的时代困境提供诊释。自2012年以来，党中央连续颁发了8个有关“三农”、聚焦“新型职业农民”问题的一号文件，不难发现，解决“三农”问题是党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而解決“三农”问题的关键是提升农民素质，增强人力资本积累，培养新型职业农民，以适应新农村建设和新型城镇化推进的需要。

（二）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需要

“四化同步”作为有效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战略决策，是我国推进现代化的基本路径。就其运作机理来讲，工业化创造了供给，城镇化创造了需求，而信息化为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城镇化创造了条件，农业现代化则是基础，它为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提供了保障条件[1]。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农业转型取得了巨大进步。然而，相关研究表明，较之于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信息化的发展，农业现代化依旧是短板。农业现代化水平滞后不仅影响了农业、农村自身的发展，而且难以实现“四化”协同性。而农业转型是否成功、农业产业结构能否优化、“四化”能否同步发展，关键在于是否有一支新型职业农民队伍。

（三）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需要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农村职业教育必须基于消除相对贫困的需要，积极拓展农村职业教育功能定位与发展重心，以有效促进农村贫困问题的根本解决。毫无疑问，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培育大批新型职业农民是未来农村职业教育的重要职责，培育乡村精英值得职业教育高度关注。研究表明，建立农村精英带动、一般农户支持、贫困农户参与的农民合作组织，是反贫困治理力量的有效途径[2]。作为乡村精英核心组成部分的“生产经营型”新型职业农民是我国农村社会的先行者，他们率先开始并运用自身所积累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带领贫困群体创业发展，在农村社会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农村职业教育应通过乡村精英启发贫困群体的脱贫自觉，并积极组织贫困群体创业，发展农村新业态。

（四）系统研究新型职业农民胜任素质是破解农村职业教育培训处境尴尬的首要任务

调研发现，针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训存在“对其应该具备的能力素质的系统性认识不足”的问题，从而导致培训工作目标不清，难以实现培训科学化。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其目的主要在于使职业农民具备或提升其整体能力素质，这意味着职业教育培训工作科学化的首要前提是系统分析出新型职业农民“胜任素质”的系统框架及其要素构成。近年来，新型职业农民概念一经提出，在实践中便迅速掀起全国新型职业农民职业教育培训的热潮。然而，由于对“应该培养什么样的新型职业农民”这一逻辑起点问题的理论探究极度缺乏重视，使得各地职业教育培训工作出现盲人摸象般被动应付的困境。因此，对“新型职业农民胜任素质模型构建”这一起点性的问题展开研究并为未来更有效的培育实践提供科学路径与方向已刻不容缓。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范式选择

本研究采取整体研究范式，原因如下。首先，通用范式与职能分析范式这两种主流构建范式都存在各自的先天缺陷，且当前素质模型的构建日益趋向于将多种范式结合运用，呈现出多维度、整体研究趋势。奇塔姆（Cheetham）与奇弗斯（Chivers）开发的综合素质模型，不仅开发了职责能力/职能，还开发了从业者应该具备的个性特征、价值和伦理能力以及元能力等相对通用的素质清单，进一步验证了个体想要胜任工作，其在具体实践中的基本认知、职责能力与社会素质具有不可分割性。其次，本研究将“生产经营型”新型职业农民胜任素质的内涵界定为“胜任农场工作所需的知识、技能、态度与价值观、行为等且可以区分绩优与绩平的特质集合”，而这一界定与整体研究范式的本质内涵最为契合。第三，通过对以麦克利兰（McClelland）为代表的通用能力范式与以曼斯菲尔德（Mansfield）为代表的职能分析范式相应的研究成果分析发现，范式选择的不同与构建对象的差异性紧密相关。针对工作性质具有较高不确定性与不可控性特点的管理者等，通常会选择采用通用范式构建;而针对从事的工作任务确定性程度较高的职业教育培训对象，往往采取职能分析范式对其进行详细的工作任务分析与职业能力归纳。因此，基于对本研究对象即“生产经营型”新型职业农民自身工作性质特点的充分考虑，因其工作任务兼具生产者与管理者的多重活动属性，本研究认为更适合采取整体研究范式来构建其胜任素质模型。

（二）具体方法选取

由于学者们的研究是试图通过“素质要素构成归纳—具体素质模型构建”来帮助培训组织者选拔培训人才、进行绩效考核、开发课程教材等，因此，以不同构建范式为依据，呈现出多元化的具体开发方法，主要包括行为事件访谈法、直接观察法、专家协助法、专家系统法、工作任务分析法等。本研究基于对具体开发方法的操作过程与优缺点的对比分析，并综合考虑研究主题的要求、研究对象的特征，具体采用“行为事件访谈法”与“工作任务分析法”相互融合、三角互证的路径，以掌握关于新型职业农民工作过程的第一手资料，从而探寻、开发“生产经营型”新型职业农民胜任素质的要素构成。

三、研究步骤与实施

（一）基于行为事件访谈的素质要素开发

1.对象选择。为保证资料搜集的完整性与访谈对象的代表性，本研究在样本抽样过程中将采访人群质量与数量纳入考量因素。首先，为了尽可能确保样本能够代表真实的群体，样本需要包括不同性别、年龄、学历、从农时间、占地规模、地理位置、种养殖类型、组织绩效的新型职业农民，具体岗位涵盖种养殖大户、家庭农场主、合作社理事长、农业企业负责人等;其次，关于访谈数量达到多少才可以停止搜集数据，本研究的依据是“在一般研究中，被试数往往是15±10个”[3]，且综合考虑研究理论类属饱和，选取“目标式/判断式和滚雪球”的抽样办法在长三角地区对35位“生产经营型”新型职业农民进行深入访谈。

2.数据分析。质性研究对文本资料的处理与分析非常讲究，但不外乎是分类、分层处理，将零散的文字叙述汇集为结构完整的系统概念[4]，即采用归纳法从原始材料逐步抽象至概念。对于访谈文本，本研究以“只有研究方法符合所研究问题的特点和性质，才是正确、恰当和有价值的”[5]作为依据，采用建构主义扎根理论编码方式对其进行系统化、规范化分析。卡麦兹强调灵活使用编码准则，但在编码过程中至少应包括“初始编码”与“聚焦编码”。初始编码这一步骤会推动研究者逐行进行，仔细地研究数据，并开始对想法进行概念化;聚焦编码即使用最重要的或是出现最为频繁的初始代码来对大部分的数据进行区别、分类与综合[6]。

3.分析结果。首先，在编码信度得到检验之后，对全部访谈文本进行阅读，并在“拆开、检视、比较、概念化”过程中进行初始编码，在尽可能保持开放态度的同时不断提出疑问：这些数据是关于什么的研究？表明了什么？在这一阶段，本研究采用反映行动的词语来编码，从而避免在分析过程中产生过度概念化。其次，进行比第一阶段更具指向性、更追求概念性的聚焦编码分析，从而判断哪些初始代码能够充分地分析数据，并基于编码间不断比较，形成17个要素概念的聚焦代码（见表1）。

（二）基于工作任务分析的素质要素开发

在具体开发上，前文已经通过行为事件访谈及扎根理论编码初步开发出了新型职业农民素质要素概念与关键行为表现，但由于不可避免地存在“由于相对侧重重要的工作事件，可能疏忽较不重要却与工作相关的面向”的局限性，而工作任务分析又存在着“可以产生非常完整的工作分析，可以检查行为事件访谈所得证据是否正确与完善”等优点，因此，本研究进一步通过工作任务分析方法细致梳理出新型职业农民完整的工作领域、工作任务及职业能力，平行开发其素质要素构成。

1.对象选择。工作任务分析作为一种实用而有效的收集关于工作任务、职业能力信息的方法，于20世纪50年代在人力资源领域被正式提出。工作任务是岗位职业活动的内容，是联系个体与岗位的纽带。所谓工作任务分析方法是指在特定时间内，针对某一岗位或岗位群将工作任务进行分解，并将岗位职业能力或行动分析出来。工作任务所描述的是岗位群要完成的事情，而能力描述的是为完成这些事情所应具备的个性心理特征[7]。本研究所开发的对象是“生产经营型”新型职业农民的岗位群，采取网络会议研讨式任务分析法，参与分析的岗位专家是在行为事件访谈基础上慎重挑选的善于思考、表达能力较强、具有丰富工作经验且涵盖研究类别所面向的所有岗位的代表。

2.资料搜集及分析。经过岗位专家书写、分析专家判断整合以及结果确认，最终呈现出工作领域、工作任务和职业能力分析表（见表2）。研究确定了23项工作任务，分布在农场生产管理、农资采购与农产品库存管理、农业互联网创业营销、农场员工管理、涉农财务管理、农场目标管理、关系组织与协调、社会责任承担等8大领域。如表2所示，为获得岗位对新型职业农民的能力要求，在工作领域及工作任务分析的基础上，研究提炼出“新型职业农民应该能够通过了解关于农村土地流转的相关政策、基本操作程序进行土地流转”等56条具体素质要素条目。

（三）基于平行分析结果的素质要素条目耦合

素质要素研究是一个不断积累与变化的过程，在实际操作时并非各自孤立、按固定序列依次展开，而是一个在“收集材料—分析材料—收集材料—分析材料”中不断渐进的过程。通过行为事件访谈与工作任务分析平行搜集的材料，分别勾勒出的素质要素轮廓之间是相互重叠、彼此补充的，前者为后者补充关于新型职业农民工作的鲜活内容，后者为前者理清逻辑、分清层次。质性研究分析过程作为一个开放式研究结构，应对收集到的更多的原始材料进行修改[8]，以充实与检验原有素质要素条目与要素概念，从而为核心编码、建立素质概念框架提供可信的材料依据（见表3）。

如表3所示，整合之后的“生产经营型”新型职业农民素质要素涉及“能根据土壤、气候、水质、交通运输等因素进行农场选址的选择”“能对农业工人（农户）进行种养殖观念与方法上的培训”“能根据农产品特点与市场需求制订营销计划、方案”“能对潜在利润、投资回报率或成本收益作出明确的评估”等91条具体素质。在此基础上，本研究通过凝练生成“创业学习、创业动机、职业承诺、人格特征、农场生产管理、农场情境领导、互联网创业营销、风险承受力、开放式创新力、商机识别力”等素质概念。

四、研究结果

（一）新型职业农民素质模型理论框架的初步建立

先前的扎根理论编码产生分析的“骨头”，理论整合则将这些“骨头”组合成一套可用的分析框架[6]。基于理论整合的理论编码则是在选择代码之后所进行的整合性质的编码，为所收集的材料赋予类属关系，即在初始与聚焦编码的工作完成之后进行进一步的筛选、排序并重组这些材料，从而在寻求素质概念之间关联性的基础上，将概念范畴转化为更为理论性的概念。这意味着，进一步进行理论编码的过程实质上就是新型职业农民胜任素质模型框架的构建过程。

尽管扎根理论强调在原始材料基础上发展理论，但若前人建立的有关理论可用来深化对研究结果的理解，那么可借助于既存理論[8]。基于此，本研究通过对原始资料的研究结果与现有文献反复循环的比较与分析，最终选择以实际编码分析结果为基础，以费利克斯·劳耐尔的KOMET理论为深化结果的参考，共同建构出概念类属间的复杂关系。KOMET素质模型将素质划分为三个类型，这些类型都可以同时作为相对独立的素质特征，包括功能性素质、过程性素质和整体化设计素质[9]。在进一步进行理论编码时，研究发现，素质要素概念存在三大模块（A、B、C），KOMET理论中的过程性与整体化设计素质可以对其中的10个要素概念进行归类整合，并与B、C模块的具体内容具有较高契合度（fit），而功能性素质与A模块契合度并不高。如果已有理论与本研究结果存在不符，研究者应真实地再现被研究者看问题的方式和观点，因此，本研究尊重编码实际结果，对A素质模块进行了重新编码，并形成理论框架（见表4）。

（二）新型职业农民素质模型理论框架的验证修订

本研究通过反复对比行为事件访谈编码结果与工作任务分析资料，发现新型职业农民的重要素质，建构出“生产经营型”新型职业农民素质的理论框架。若胜任素质模型仅用于职业教育与培训，因该框架已涵盖了完成该工作所要求的技能、性格特征等素质，那么其具有的表面效度已足够。然而，为了该模型能够进一步可以用来作为识别、筛选以及评估的理论依据，则该框架维度仍需要数据支持与验证。

本研究通过对新型职业农民中“绩优者”与“绩平者”在胜任素质水平上的差异比较发现，绩优组的每一个素质维度及素质因子的平均水平皆高于绩平组平均水平一个半刻度等级，这意味着元素质、过程性素质、整体化设计素质都能区分工作绩效中的“绩优”与“绩平”组，使这些素质都符合“胜任”的内涵要求。研究者在探索性因素分析过程中经历“项目取舍、旋转方法、因素数量提取”等判断，对素质模型的初步框架进行修订与完善，形成了新型职业农民素质模型的构想框架。

综上，本研究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元素质、过程性素质以及整体化设计素质结构展开探索性因素分析以及相关分析，验证得出一个更具科学性的新型职业农民胜任素质模型框架，即新型职业农民的胜任素质模型框架主要包括元素质、过程性素质以及整体性设计素质三大模块。其中，元素质主要由创业动机、人格特质、创业学习和职业承诺等四因子组成;过程性素质由农场生产与情境领导、互联网创业营销、农场财务管理等三因子组成;整体化设计素质由决策创新力、市场商机识别、风险承受力、关系资本积累力、社会责任承担等五因子组成。

参考文献：

[1]陈春霞，石伟平.“四化同步”战略下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适应性反思：症结与转型[J].现代教育管理，2018（7）：79-83.

[2]孙迎联，吕永刚.精准扶贫：共享发展理念下的研究与展望[J].现代经济探讨，2017（1）：60-63.

[3]斯丹纳·苛费尔，斯文·布林克曼.质性研究访谈[M].范丽恒，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122.

[4]孙仲山.社会行为科学研究[M].高雄：台湾人力资源与职业发展学会，2018：163.

[5]吴刚.工作场所中基于项目行动学习的理论模型研究——扎根理论方法的应用[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3：65.

[6]凯西·卡麦兹.建构扎根理论：质性研究实践指南[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59.

[7]徐国庆.职业教育项目课程原理与开发[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89.

[8]陳向明.旅居者与外国人——留美中国学生跨文化人际交往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38，39.

[9]费利克斯·劳耐尔，赵志群，吉利.职业能力与职业能力测评——KOMET理论基础与方案[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56.

[责任编辑   贺文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