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明月,李颖明,2,王子彤,2

(1.中国科学院 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北京 100190;2.中国科学院大学 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北京 100049)

绿色发展不再是任由取舍的选择,而已成为未来文明的主要特征之一。绿色技术创新遵循生态原理和生态经济发展规律,是对传统技术创新的拓展和提升,是生态文明背景下技术创新的崭新形态,实现了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的良性循环[1-2]。企业层面的绿色技术创新被重视的一个关键原因在于,它不仅能够解决生产和消费过程的环境问题[3-5],同时,由于生产的可持续性,还提高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6-8]。这也正是为何企业层面,特别是重污染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受到各级政府、消费者和非政府组织广泛关注的原因[9-11]。正如Hojnik等[12]研究所发现的,中小企业积极实施绿色实践能够有效改善其环境绩效和经济绩效。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有望产生双重效应,在促进技术经济现代化的同时,也降低了生产的环境负担[13-14]。

通常,绿色技术创新被分为绿色工艺创新和绿色产品创新[9]。许多制造型企业已经开始实施面向过程和产品的环境有益战略[3-4]。实证研究表明,绿色工艺创新和绿色产品创新均可以有效提升企业的绩效[2]。企业趋利性特征表明,较高的经济绩效是驱动企业开展绿色技术创新的重要动力,也是对创新投入的有效弥补。然而,绿色技术创新面临较多的不确定性,一方面表现为“双重外部性”,即技术的外部性和创新的环境外部性[6-7];另一方面表现为绿色技术创新对经济绩效提升具有较大的滞后性[15]。同时,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经济绩效的实现还取决于一些基础机制和条件的作用,如专利保护、环境规制等。正是由于绿色技术创新在技术、市场及政策等方面的不确定性,导致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常常面临失败的风险[16]。

创新的本质在于优化生产函数,绿色技术创新也不例外[9]。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的一个很重要目标在于提升经济绩效,这同“绿色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论断也是如出一辙的。要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价值实现,必须清楚回答如下问题:①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向经济绩效传导的可能路径是什么?②企业绿色工艺创新、绿色产品创新与其经济绩效之间的内在关联是什么?③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是否会、以及如何影响绿色工艺创新与绿色产品创新、绿色产品创新与企业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只有研究清楚了上述3个问题,政府才能制定更为精准的政策措施,在促进企业层面的绿色技术创新过程中,实现生产和生活的绿色化和清洁化。

围绕上述所提出的问题,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做了一系列探索。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与经济绩效之间的传导路径方面,已有的研究主要将环境绩效和企业市场竞争力作为中介变量来测度对应传导路径的显著性和重要性程度。文献[17-19]中均认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首先会产生环境效益,进而改善企业的经济绩效。正如文献[12,17,20]中的研究结论所指出的,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益可以分为直接效益和间接效益,直接效益与运营优势有关,尤其是在节约成本方面,其根源在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间接效益与企业形象、利益相关者关系、健康和安全效益以及员工满意度有关,间接地提高了企业的盈利能力。除此之外,部分学者发现,企业市场竞争力对绿色技术创新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Xie等[9]的研究结论表明,企业的绿色形象能促进绿色产品创新向经济绩效转化。

围绕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分类及内在关联性,已有的文献大多将其独立界定,很少有研究对不同类型绿色技术创新联系起来,即对于绿色技术创新升级的路径和过程研究还不明确。许庆瑞等[21]根据绿色技术对环境的不同作用,将企业绿色技术分为3个层次,即末端治理型技术创新、清洁工艺创新和绿色产品创新。文献[22-23]中更多是将不同类型的绿色技术创新分别进行研究。文献[24-26]中的研究均表明,企业绿色工艺创新与绿色产品创新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性。文献[9]中的研究结论也表明,企业绿色产品创新是绿色工艺改进与经济绩效的重要中介变量。为此,有理由相信不同类型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并非完全独立,具有一定的内部关联性,这类关系的识别对于推进绿色技术创新的质量升级具有重要作用。

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是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投入与产出的重要因素,包括绿色技术的不确定性和绿色创新产品市场的不确定性,但是,对于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影响机理识别还不够明确。文献[7,15-16]中都指出,绿色技术创新的双重外部性、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和技术创新方向的不确定性均会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成本收益,进而降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动力。

综上所述,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是一类能够改善主体经济绩效的行为,不同类型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性,受到技术不确定性和产品市场不确定性的影响。然而,已有的研究中关于企业不同类型绿色技术创新实现经济绩效传导路径的比较分析还不全面;关于市场不确定性和技术不确定性影响的程度和机理还不明确。为此,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构建理论分析框架,以微观企业信息为数据样本,定量检验绿色工艺创新、绿色产品创新和经济绩效三者之间的关联性。同时,判断技术不确定性、市场不确定性对上述传导路径的调节作用是否存在,以及产生调节效果的作用节点。通过上述研究,能够进一步深化对绿色技术创新过程的认识,也为政策市场化规制的优化提供决策参考。

1 理论与假设

1.1 企业绿色工艺改进与经济绩效

绿色技术创新属于一般技术创新的范畴,对企业经济绩效的改善有着较为显著的影响。一般而言,绿色技术创新通常被划分为绿色工艺创新和绿色产品创新[9]。绿色工艺创新能够有效提高资源和能源的使用效率,减少生产和废弃物再利用过程中的能源和其他生产性资源的消耗[25]。企业的绿色工艺创新可以是改进现有的生产流程,也可以是增加新的流程,无论哪一种方式,都可以减少生产对环境带来的不利影响,提高企业的环境遵从性,最终带来一定的比较优势[27]。绿色工艺创新可以是一种附加的解决方案(例如烟囱式洗涤器),也可以通过投入替代、生产优化或回收再利用来实现[28]。然而,无论是采取何种方式,绿色工艺创新对企业的竞争优势和生产的可持续性都有着积极的影响,提高了企业的经济绩效[17-18]。基于此,提出假设:

H1企业的绿色工艺改进行为能够提升其经济绩效。

1.2 企业绿色产品创新与经济绩效

绿色产品创新表现为在产品生产过程中使用无毒或可生物降解材料来改变或优化产品设计,以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并提高资源和能源的利用效率。绿色产品创新可以是引入新的或改进的产品,例如,技术组件或材料的改进,旨在减少产品全生命周期中的环境影响,并通过创造新产品来满足多样化的市场需求[27]。主流观点认为,绿色产品创新是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可持续的关键举措之一[23]。企业积极实施绿色产品创新可以帮助其免遭环境抗议和处罚,同时也可以开发新的产品市场,增加企业的市场份额和产品销售收入[26,28-29]。除此之外,绿色产品创新对于提升企业绿色竞争力,改善企业绿色形象也有着重要作用,最终都能够提高其经济绩效[23,27,30]。基于此,提出假设:

H2企业的绿色产品创新行为能够提升其经济绩效。

1.3 企业绿色产品创新的中介作用

企业的绿色工艺创新与绿色产品创新之间不是完全独立的,两者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性[9,24]。绿色工艺创新需要系统地改进整个运营和管理流程,以此提高资源和能源的利用效率,也促进了绿色产品的设计和生产,为实施绿色产品创新奠定了基础[25]。企业的绿色工艺创新可以帮助其通过发挥绿色产品的竞争优势,成功地生产出新的绿色产品[26]。绿色工艺改进有助于企业提高产品质量,扩大产品种类,或生产全新的产品,从而提高其市场份额[31]。正如以往的研究结论所揭示的,企业绿色工艺创新与其产品创新密切相关,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企业不同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升级的过程或路径。基于此,提出假设:

H3企业绿色产品创新中介了绿色工艺创新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

1.4 技术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技术的不确定性体现为新技术到来时间和改进程度的不确定,反映了日益增长的科学技术和技术路线图的动态性,迫使企业不断更新现有的技术以保持市场的竞争地位[32]。其具有资源消耗、长期性和收益滞后性特点的技术创新,可能会导致研发成本的增加和非预期的损失。这实际上很难预测,或者预测成本特别高。技术的不确定性越大,企业为了开发新技术必须加大研发投入,以此获得市场竞争优势[33]。特别地,在某领域技术路线图的主导设计还不确定的情形下,更加强调企业的自主性投入[34]。绿色技术创新在不同行业、区域均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也进一步扩大了技术创新过程的不确定性。相对于一般行业技术而言,由于政府需求目录的发布、行业协会作用及技术路线图确定还存在很多不足,使得绿色技术升级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基于此,提出假设:

H4技术的不确定性负向调节了企业绿色工艺创新与绿色产品创新之间的关系,即技术不确定性程度越大,绿色工艺创新与绿色产品创新之间的正向关系越弱,反之越强。

1.5 市场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产品市场不确定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场的消费者结构、容量及偏好变化速度,给企业带来因消费者结构和偏好快速变化的压力,进而缩短产品的生命周期,同时也要求企业不断改进产品以适应市场变化的需求[35]。产品市场需求不确定性条件下,企业会更加注重客户关系的维护,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地位,改善企业的经济绩效[36]。市场不确定性下,消费群体快速变化给企业带来了很多市场机遇,企业的快速响应和自我调整,不仅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而且降低了生产和管理成本[35]。处于不确定性市场中的企业能够有效地实现与其所处环境的协调,进而提升企业经济绩效。绿色产品的特殊属性决定快速响应市场需求的必要性,不确定的条件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提升市场竞争优势拓展了空间,最终改善企业的经济绩效。基于此,提出假设:

H5市场不确定性正向调节了企业绿色产品创新与其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即市场不确定性程度越大,企业绿色产品创新与其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越强,反之则越弱。

在已有理论研究和管理实践的基础上,构建市场不确定性、技术不确定性、绿色工艺创新、绿色产品创新与经济绩效的关系模型,具体如图1所示。

图1 研究框架图

2 研究设计

2.1 模型设计

为了检验技术和市场双重不确定性条件下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绩效的传导路径,分别将企业绿色产品创新和经济绩效作为被解释变量,参考Baron等[43]的建议,采用层级回归方法对研究假设进行验证,构造如下所示计量模型:

式中:LCC表示一个中介变量即企业绿色产品创新;LCG表示一个解释变量即企业绿色工艺创新;X是一系列的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和企业年龄;TU是一个调节(干扰)变量即技术不确定性;MU是另一调节(干扰)变量即市场不确定性;FE表示另一被解释变量即企业经济绩效;β为模型的估计参数;ε为随机误差项。

通过估计模型(1)、(4)的参数,可以确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绩效传导路径是否存在,直接路径和技术创新升级路径是否存在,以及传导路径的重要程度如何;通过估计模型(2)、(3)的参数,可以确定技术不确定性对企业绿色工艺创新向绿色产品创新升级的影响;通过估计模型(5)、(6)的参数,可以确定市场不确定性对企业绿色产品创新向经济绩效传导的影响。

2.2 数据收集

为了获取与本文研究目标相匹配的数据样本,对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山东等28个省市的工业企业进行问卷调查,宁夏、新疆、西藏、香港、澳门及台湾除外。依据已有文献对样本企业选择的标准,本次调研的对象主要是员工数量超过20人、创立时间超过5年的工业企业。调查对象主要涉及食品制造、机械制造、饮料制造、纸和纸制品制造、化学品及化学制品制造及橡胶和塑料制品制造等行业的企业。

借助前期的项目合作与课题组社会网络关系,与各地的工业园区进行沟通,向相关负责人解释研究的背景和目标,依托第三方平台直接向企业的部门经理、运营总监、生产总监、技术总监、企业董事长或其他相关负责人发送能够获取网络问卷的电子邮件。此次问卷调查的时间为2019-01～2019-04,共发放543份调查问卷,回收353份,剔除51份无效问卷,有效的企业问卷合计302份。

在所有的有效调查问卷中,从被访问者的职位来看,董事长或总经理48份,占比16.0%;运营总监32 份,占比10.6%;生产总监75 份,占比24.8%;技术总监66份,占比21.9%;其他职位81份,占比26.8%。从被访问企业的所有制结构来看,国有企业45家,占比14.9%;集体企业13家,占比4.3%;国有控股企业11家,占比3.6%;股份制企业52 家,占比17.2%;外资合资企业34 家,占比13.0%;外商独资企业13家,占比4.3%;私营企业131家,占比43.4%;其他类型企业3家,占比1.0%。

2.3 变量测度

采用国内外较为成熟并且被广泛运用的测量量表,对技术不确定性、市场不确定性、绿色工艺创新、绿色产品创新与企业经济绩效进行测度。为了保证所设计的量表在中国情境下的可读性,首先,笔者及课题组其他成员对英文量表进行背靠背式的单独翻译,之后围绕翻译的不同之处进行交流讨论,最终达成一致;其次,在调查问卷发放之前,邀请了10家相关企业负责人以及来自高校的12位同行专家进行了咨询,修改和完善了问卷内容;最后,在江西选择某工业园区进行了小范围的预调查,并对问卷的可读性和准确性进行了再修改,确保问卷与中国企业生产情景的有效融合。

企业绿色工艺创新的测量采用Chen等[37]发展的测量量表,且该量表先前已经在工艺创新(改进)情境中被广泛采用,主要从减少资源和能源消耗、采用循环技术和材料、升级现有的生产设备和工艺、采用绿色工艺规划支持系统、加大环保工艺的研发投资5个方面进行测度;企业绿色产品创新的测量采用Li等[38]发展的测量量表,从开发环境友好型产品替代传统产品、倡导使用绿色产品标签、回收企业生产的废旧产品、提高和改善环境友好型包装4个维度进行测度;企业经济绩效采用Dong等[17]发展的测量量表,从产品质量提高比竞争者快、股本回报率提高比竞争者快、新产品盈利能力居同行领先水平、新产品销售收入所占比重有效提高、营运成本得到进一步降低5个方面进行测度;技术的不确定性采用Kim 等[39]发展的测量量表,通过如下4 个题目进行测度:技术发展和变革较快、关键技术标准持续变化、技术淘汰率较高、未来的技术路线图很难确定;产品市场的不确定性通过如下4个题目来确定:客户绿色产品需求和偏好的变化难以预测、顾客绿色产品需求的规模和结构难以确定、新老顾客对绿色产品需求有较大差异、绿色产品竞争对手的行动难以确定。

测量模型适配度检验主要是用来判断所构建的概念模型是否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现实情况,可以从信度和效度进行检验。上述5个构面的荷载系数均大于0.6,Cronbach'sα均大于0.8,Bartlett值均为0,方差平均萃取量(AVE)的值均大于0.5。上述结果均表明,所采用和设计的量表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预测性和信效度,可以用于后续的路径分析。

表1 变量的信度和效度(n=302)

3 实证分析

3.1 样本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为了降低调查样本数据收集的共同方法偏差对研究产生的影响,参考Mackenzie等[40]的做法,检验潜在的共同方法偏差(Common Method Bias,CMB)。①问卷设计要尽可能地使用清晰简洁的陈述,最大可能降低理解偏差,同时向被调查者承诺研究结果的匿名性、保密性,并告知所有问项无道德要求和对错之分。②采用Harman 单因子法进行t检验,对问卷所涉及的全部题目进行因子分析。将调查问卷所有题目放在一起进行因子分析,采用SPSS软体来实现。结果表明,在未旋转情况下,5个因子累积解释了总方差的76.66%,析出的第一个因子方差解释率为41.73%,小于50%的判定门槛值,且因变量与自变量负载不同的因子,由此可以确定,不存在单一因子解释大部分变异的可能性。除此之外,还通过检验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来判定是否存在共同方法偏差,结果表明,变量的相关系数最大为0.541,明显小于0.9。上述检验结果说明,样本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可以进一步做路径分析和假设检验。

3.2 测量模型

为了进一步检验测量变量之间的区别效度,对绿色工艺创新、绿色产品创新、企业经济绩效、技术不确定性及市场不确定性5个变量进行验证性因素因子分析。为此,分别构建了单因子、双因子、三因子、四因子和五因子模型,具体如表2 所示。结果表明,五因子模型要优于其他4 个模型的拟合度(χ2/df=3.269,GFI=0.923,NFI=0.936,RFI=0.918,IFI=0.924,RMSEA=0.081)。这表明,5 个变量之间具有很好的区分度。另外,由表3的结果可以看出,每个变量的平均方差萃取量的平方根都大于该变量与其他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也进一步说明各变量之间具有良好的区别效度。

表2 验证性因素分析(n=302)

3.3 假设检验

表3给出了主要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矩阵和变量的平均方差萃取量的平方根。结果表明,所有变量均在0.1%的水平上显著相关。这些结果也将为后续的假设检验提供初步的支持。

表3 变量的区别效度(n=302)

对所有变量进行中心化后,按照调节效应检验过程[41],采用层次回归方法对上述5个研究假设进行检验。首先,以企业绿色产品创新为因变量,自变量的第1层引入企业绿色工艺创新、企业规模(员工数量)和企业年龄,第2层引入技术不确定性,第3层引入技术不确定性与绿色工艺创新的交互项,由此得到3个回归模型(模型(1)～(3)),具体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层次回归结果(n=302)

由模型(1)可知,绿色工艺创新对绿色产品创新行为具有正向的预测作用。假设H1通过检验。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引入了技术不确定性与绿色工艺创新的乘积项,结果表明,模型(3)的解释力得到显著提高(ΔR2=0.020,P＜0.001),技术不确定性与绿色工艺创新的乘积项的回归系数为-0.118(P＜0.001)。这表明,技术不确定性对绿色工艺创新与绿色产品创新的关系起调节作用,即技术不确定性程度越大,绿色工艺创新与绿色产品创新之间的正向关系越弱,反之则越强。

为了更清晰地展示技术不确定的调节效应,参考马君等[42]的做法,选取技术不确定性的均值加减一个标准差,将样本分为高技术不确定性组和低技术不确定性组,比较两组绿色工艺创新与绿色产品创新之间的关系,结果如图2所示。在低技术不确定性组,绿色工艺创新与绿色产品创新的关系为较高的正相关(y=0.970x+3.370,P＜0.001);在高技术不确定性组,绿色工艺创新与绿色产品创新的关系相对较低(y=0.498x+4.696,P＜0.001)。因此,假设H4通过检验。为了进一步确定技术不确定性影响的边界,使用Johnson-Neyman方法进行简单斜率检验。结果表明,当技术不确定性小于1.793时,简单斜率的95%的Bootstrap 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不包含0,简单斜率显著,即技术不确定性对绿色工艺创新与绿色产品创新的关系的调节作用显著,且调节效应随着技术不确定性的增加而递减,如图3所示。

图2 技术不确定性对绿色工艺创新与绿色产品创新关系的调节作用

图3 技术不确定性调节作用的简单斜率

其次,以企业经济绩效为因变量,第1层引入绿色工艺创新、绿色产品创新、企业规模(员工数量)和企业年龄,第2层引入市场的不确定性,第3层引入市场不确定性与绿色产品创新的交互项,由此得到3个回归模型(模型(4)～(6)),具体回归分析结果见表4。

由模型(4)可知,绿色产品创新、绿色工艺创新对企业经济绩效具有正向的预测作用。直接效应为0.312,间接效应为0.107,前者大于后者,假设H2、H3通过检验。模型(6)在模型(5)的基础上,引入了市场不确定性与绿色产品创新的乘积项,结果表明,模型(6)的解释力得到显著提高(ΔR2=0.021,P＜0.001),市场不确定性与绿色产品创新的乘积项的回归系数为0.079(P＜0.05)。这表明,市场不确定性对绿色产品创新与企业经济绩效的关系起调节作用,即产品不确定性程度越大,企业绿色产品创新与企业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越强,反之则越弱。

为了更清晰地展示市场不确定的调节效应,采用与上面同样的做法,比较两组绿色产品创新与企业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如图4所示。在高市场不确定性组,绿色产品创新与企业经济绩效的关系为较高的正相关(y=0.646x+4.575,P＜0.001);在低技术不确定性组,绿色产品创新与企业经济绩效的关系相对较低(y=0.254x+4.217,P＜0.001)。因此,假设H5通过检验。Johnson-Neyman方法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当市场不确定性大于-1.012 时,简单斜率的95%的Bootstrap 置信区间(CI)不包含0,简单斜率显著,即市场不确定性对绿色产品创新与企业经济绩效的关系的调节作用显著,且效应随着市场不确定性的增加而递增,如图5所示。

图4 市场不确定性对绿色产品创新与企业经济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

图5 市场不确定性调节作用的简单斜率

4 结论

本文的研究结论如下:

(1)由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与经济绩效的关系还未达成一致,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传导路径进行了研究。然而,很少有学者关注不同类型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关联性,即对于绿色工艺创新、绿色产品创新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的探讨还有待完善。为此,本文将重点聚焦于考虑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升级的经济绩效实现过程。系统研究不同类型绿色技术创新与绩效及升级路径是本研究的一个理论创新。企业通过绿色工艺创新实现经济绩效是主要的路径,而通过技术升级的重要程度次之,即直接效应为0.312,占总效应的比例为0.312/0.419=74.45%;间接效应为0.107,占总效应的比例为0.107/0.419=25.55%。

(2)绿色技术创新尽管有不同的类型,但是与一般的技术创新相比有其自身固有的属性[6],突出体现为更大的环境不确定性。然而,已有的研究更多是定性层面的,关于环境的不确定是否会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以及影响机理的分析还不明确。基于此,本研究尝试分析技术不确定性和市场不确定性对绿色技术创新升级和经济绩效提升的影响机理,为后续制定精准规制政策提供基础。技术的不确定性对绿色工艺创新与绿色产品创新的关系有负向的调节作用,而市场的不确定性对绿色产品创新与经济绩效的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

(3)除了回答技术不确定性、市场不确定性对绿色技术创新升级和经济绩效改善的调节作用外,本文进一步给出了调节作用所在的边界。使用Johnson-Neyman方法进行简单斜率检验,给出简单斜率的95%的Bootstrap置信区间,以此判断简单斜率显著程度。研究结论也确实支持技术不确定性和市场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存在是有条件的,而不是绝对的,即技术不确定性不能大于1.793,市场不确定性不能小于-1.012。

本文的研究启示如下:

(1)政府和企业要共同发力,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升级。研究表明,企业的绿色工艺创新和绿色产品创新均能够提升企业的经济绩效,且直接效应更为显著。尽管如此,企业绿色产品是更为清洁、有效的方式,降低了生产的环境污染,也提升了企业的经济绩效。为此,企业要有长远的战略眼光,积极推进绿色技术创新的升级;各级政府要为企业工艺、设备升级提供资金、政策及其他方面的支持,实现生产、生活和生态的和谐共生。

(2)政府要通过引导绿色技术供需,降低技术的不确定性。研究结论表明,技术的不确定性会大大降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升级,需要通过一定的机制降低技术的不确定性。为此,需要中央政府瞄准世界绿色技术发展趋势,聚焦节能环保、清洁生产、清洁能源、生态修复、绿色城乡基础设施以及生态农业等重点领域迫切的技术创新需求,制定发布绿色技术发展路线图、绿色技术创新需求目录并定期更新,引导全社会把握绿色技术创新方向[7]。政府绿色技术需求信息通过相应的平台传输到绿色技术创新的各类主体,在接收到需求信息后,各主体将围绕自身属性和功能进行相应的决策。

(3)保证绿色产品市场的竞争空间,提升绿色产品创新的经济绩效。研究结论表明,绿色产品市场的不确定性将改善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实现经济绩效的路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就放任市场不管,因为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性等问题会导致市场失灵。正如陈彪等[36]的研究结论所指出的,不良竞争会制约新创企业的行为,尤其是市场不确定性塑造的战略行为。为此,政府要用好市场化干预政策,引导企业进行绿色产品创新,也要做好绿色产品市场的消费引导和兜底。需要通过缩短绿色专利申请时间,延长保护时间及加强侵权惩罚力度等延长技术的垄断收益时间,优化绿色技术垄断的长度和宽度;通过向民众宣传绿色技术,加强科学传播知识普及,助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加快淘汰落后技术装备,释放绿色技术市场需求空间,不仅实现了产能的增长,更实现了能耗的下降。总而言之,就是要在保证市场有序竞争的基础上,促进绿色产品消费。

本文研究对于深化绿色技术创新过程认识及优化政策设计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然而,这一领域的研究还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①从研究方法上,本文采用的是横断面数据,未能就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经济绩效、技术不确定性和市场不确定性的时间动态化进行探讨,后续可以采用纵向的时间序列研究设计,深入探讨变量之间的关系及内在作用机理。现有的样本尽管通过了同源方差检验,然而,同源自填式样本收集方法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同源偏差,未来可以采用追踪研究、实验研究等方法,尽可能地降低同源方差,提高研究信度和效度,改善因果推断的质量。②关于技术不确定性和市场不确定性的测度,本文主要在企业层面进行问卷获得,没有从更高层次对这两个变量进行测度。为此,后续研究可以进一步考察行业、区域层面的特质因素、市场不确定性和技术不确定性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经济绩效的调节作用。③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实现经济绩效有其自身的路径,包括通过改进环境绩效和市场竞争力等。本文只是从技术升级的角度研究绿色技术创新实现经济绩效的方式,对路径分析还不够透彻。为此,后续研究可以在不同类型绿色技术创新传导路径的基础上,分析市场、技术及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节点、方向和幅度。④本文的研究是一个理论层面的研究,与实际政策效果检验还存在“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就是要用好市场化政策,降低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为此,后续研究中可以通过构建三重交互作用,进一步探索不同市场化规制对环境不确定的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