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欣盈，张念樵** ，钟筱华，刘 瑜，2

(1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生殖医学伦理委员会，广东 广州 510405，gztcmlunli@163.com； 2 广州中医药大学教师发展中心，广东 广州 510405)

辅助生殖技术(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ART)诞生于1799年，历经夫精人工授精技术、供精人工授精技术、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及其衍生技术的不断发展迄今已走过200余年，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及其衍生技术更是应用于临床30余年，ART技术在迅猛发展的同时，也伴随着褒贬不一的舆论浪潮。

1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应用的伦理思考

ART诞生至今已200多年，到近30余年试管婴儿技术应用广泛，其引发的舆论压力并没有阻碍自身发展，但ART在现代社会中引发的社会问题逐渐浮现：一些不孕不育的夫妻有抚养后代的强烈愿望，他们对通过供精人工授精或卵母细胞捐赠等技术帮助下孕育出生的孩子的血缘问题可能是包容的；但对下一代的家庭伦理关系、人文心理等深远影响往往被忽视。以“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为例，有学者认为，生殖系基因编辑在个人层面主要涉及潜在父母和未来子女的利益，对未来子女利益的保护是限制实施生殖系基因编辑技术干预最重要的理由之一[1]。目前对涉及ART子代问题的相关研究报道较为缺乏，这种个人与社会的受益与风险交叠问题值得重视。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影响下的家庭中,卵母细胞捐赠技术下如何摆正可能存在的生物学、遗传学、社会学、线粒体DNA遗传的多个“母亲”身份对子代心理造成的影响值得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