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珍 唐彬宇 林 滨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东莞市黄江中学思政课教研室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1997年，我国顺利实现了香港主权的回归。但是，香港主权和国土的回归并不会直接带来香港居民的“人心回归”。部分香港居民对内地还存在着一些误解和偏见。依据社会学范畴的“群际接触”理论，两个群体之间的相互偏见、犹疑、分歧会通过彼此之间的接触而减少，矛盾也会得到缓和。那么，在我国港澳“自由行”政策推行之后，香港与内地两个青年群体间是否随着交往的日渐增多而彼此更加了解，相处更加融洽了呢？事实上，这种直接接触并没有很有效地改变部分香港青年对内地人的偏见，而且在直接接触过程中两个群体的某些差异被凸显出来，部分香港青年对内地青年产生了一些不良情绪和心理。那么，接触增多的两地青年群体为什么并没有改善交往心态？我国提出的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的规划，能否更好地促进香港与内地两个青年群体之间的交往，实现两个群体更好的融合？本文将运用群际接触理论对改革开放以来两地青年的接触心态进行分析，并为在共建粤港澳大湾区中促进两地青年更好的融合，增强香港青年对国家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理论基础：群际接触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针对普遍存在的民族、种族的矛盾与冲突问题，群际接触理论产生并逐渐发展起来。至今，群际接触理论已经被运用到更多群体交往的研究领域。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奥尔波特（AllportG.W.，1954 ）对群际接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指出：群体之间的偏见是可以被感觉到或表达出来的；这种偏见直接指向一个群体或群体内的个体，仅仅因为他或她是另一个群体的成员；偏见给了一个人一种错误的身份感和自我价值感，而且消极的偏见和歧视将表现为不断升级的暴力水平上；良性的群体间的交往可以改善群体间的关系并减少彼此间的偏见，即积极的群际接触对消除对立和歧视具有正向的作用。[1]

随后，有的学者专门对群际接触的作用机制进行了研究。布莱姆贝拉等（Brambilla，Ravenna， &Hewstone， 2012）认为，群际接触使彼此更能感知到对方的能力和热情，进而改变对外群体的固有偏见和刻板印象。[2]布朗特等（Plant & Devine， 2003）指出，群际接触加强了群体共同的焦虑体验，能够降低对其他群体的焦虑水平，减少了对群体间互动的消极期待。[3]佩蕾拉等（Pereira， Green， &Visintin， 2017）认为，群际之间的积极接触通过削弱对内部群体的强烈认同而起到减少群体间摩擦的镇静作用，减少了群际摩擦的程度和频率。[4]库蕾克等（Kulik， & Bordia， 2016）认为，通过群际接触使个体感知到内群体和外群体有更多的共同性和相似性，增加了与其他群体的共情，可以与外群体建立友谊，减少内隐的偏见，改善群体间的关系。[5]总体来看，这些研究者分别从增进了解、缓解焦虑、镇静摩擦、产生共情等四个角度研究了群际接触能改善群际关系的机制。

但也有学者不认同群际接触会带来积极效果。比如，政治学家福布斯（ Forbes H.D.，2004）认为：群际接触过于频繁则会激发对“被同化”的担忧，进而产生了对内群体的保护，使得各群体成员更强烈维护各自的群体认同，因此，群际接触会增强各群体之间的紧张关系，甚至会使之恶化并产生消极效果。[6]沃斯等（Voci& Hewstone，2003）也指出，直接的群际接触会提升接触中的成员个体产生不适感、焦虑感、恐慌感等的概率。而这些消极的情绪使得群际接触流于表面，不能加深群际间的了解，当然也起不到缓解冲突的作用。[7]

实际上，奥尔波特（Allport G.W.）已经指出积极性的群际接触效果的取得，需要满足一定的接触条件。他将促成积极的群际接触的最优条件归纳为：在接触的社会环境中，各接触群体平等地位；相互接触的群体有共同的目标；相互接触的群体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处于合作而非竞争的状态；群体间的接触要有合适的制度支持和鼓励，比如道德规范、法律、社会习俗等。群际直接面对面的接触能否减缓群际冲突，还取决于这四个条件是否具备。但在现实中，各群体间的接触往往会由于各种原因，不能完全具备这些条件，如群体间的社会制度不同、时间及空间的限制、彼此地位不平等、各群体间缺乏合作的共同目标，等等。这可能导致群体间的直接接触不仅不能缓和矛盾，还可能由于群体间的不平衡而激化群体成员的负面情绪，使得群体间的接触和互动不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为了进一步完善群际接触理论，弥补不足，有些学者提出了间接性群际接触理论并进行实证研究。莱特等 （Wright et al.， 1997）学者提出的扩展性群际接触假设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一种间接接触理论。该理论指出，群体“内成员”只要通过间接渠道获悉其“内群体成员”与“外群体成员”之间存在良好的互动，就可能减少他对外群体的歧视、成见，就会对外群体产生正向的认知，进而缓和两个群体间的紧张关系，减少冲突。[8]扩展群际接触理论指出，通过群体间个体友好关系的中介和调节机制，扩大了群际直接接触的积极效果，避免了群体性直接接触带来的负面问题。进一步地，陶斯（Tausch N.， 2011 ）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也验证了扩展性群际接触带来的积极效果。[9]科瑞斯坦等（Christ et al.， 2010）也指出，在群体间直接接触较少或不良时，间接性的扩展群际接触是改善群体间关系的最为有效的方式。[10]

二、改革开放以来香港与内地青年群际接触的心态变化

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1]个体从属于社会群体并在群体中寻找自我。而个体究竟属于哪一个社会群体是出生带来的或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比如民族、种族、文化群体、社会阶层，等等。在社会生活中，某一群体成员的行为方式、思想观念往往带有这一群体的属性特征，对该群体有着较高的认同和信任。当内群体在与外群体互动时，内群体成员往往会从自我的角度来推断他人的行为方式和思想习惯，并据此得出能否相信外群体并与之友好相处的结论。香港与内地两地青年由于特殊的历史、社会、制度等原因具有不同的群体特征。改革开放及香港回归后，两个群体间的互动接触逐渐多了起来。在两地青年的群际接触中，他们的交往情绪、心态也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

（一）1978年——1997年：改革开放到香港回归

改革开放初期，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推进，香港与内地青年群体的接触逐渐多了起来。但他们当时的交往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很局限。地域相邻的广东成为香港青年回到内地的主要省份。那时，两地青年群体的接触更多的是拥有“回乡证”的香港青年单向度地返回广东探亲、旅游等，而大陆青年群体进入香港还受着一定的制度限制。此时，香港青年的优越感、对回乡探祖的期待感、大陆政府的优待带给他们的受重视感等心理使得香港青年能以积极和欣喜的心态与内地青年进行接触。这一初步接触时期，虽然两地青年群体成员的接触处于试探阶段，彼此充满着期待和不确定性，但总体来讲这一时期两个群体间的接触还是融洽的。

（二）1997年——2014年：香港回归到香港“占中”事件

1997年香港的正式回归及“一国两制”的实施引发了香港青年对未来的恐慌、担忧、不确定的情绪。回归初期，两地的政府职能部门和社会机构组织了一系列的青年交流互访项目，如举办“夏令营”“爱我中华之旅”等活动以增强两个群体成员间的互相了解和认知。在这一时期，两个青年群体内成员对外群体成员表现积极、热情、友爱。内地推行港澳自由行政策后，大量内地青年涌入香港旅游、购物等。客流量的增加给香港地区带来了如交通拥堵、商品抢购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这使香港青年对内地青年的态度逐渐变得敏感和情绪化。而且改革开放后内地经济的建设成就带给内地青年更多的发展机会和收入的提升，而香港青年的个人发展却面临一些困境和问题。此时期，内地青年在与香港青年的接触互动中信心倍增，香港青年开始出现由这种反差带来的不舒适感。两地青年群体间的交往心理开始出现一定程度的隔阂，香港青年对待内地青年产生抵触情绪。

（三）2014年至今：香港非法“占中”到“反修例”事件

在这一时期，两地青年群体接触虽然频密，但双方的交往心态发生了重大变化。香港青年在对内地的事件的认识出现“泛政治化”的倾向。香港青年对内地青年群体成员的抵触情绪越来越显性化。这使两地青年的接触心理开始变得焦虑，彼此产生了较强的防备心理，失去安全感。这种情绪到2019年6月份的“反修例”事件时已达到顶峰。部分香港青年与内地青年开始产生价值分歧。两地青年对外群体成员产生了相对剥夺感、厌倦感、隔阂感。受到外国势力的干扰，部分香港青年的国家认同感也有所下降。由于内地经济、社会、文化的迅速崛起及生活水平的提高，内地青年在两个群体交往中开始展现出心理优势，坚持自我认知，对部分香港青年的“占中”“反修例”行为产生不解、反感情绪。这一时期，两地青年群体间的接触进入紧张、敏感时期，彼此警惕。

我们发现：随着香港、内地两个青年群体直接接触的不断深入，他们的接触心态却走了一条由试探、期待、焦虑再到防备的变化轨迹。两个群体间的交往心理暂时处于消极状态，彼此的信任和接纳有待增强。

三、两地部分青年接触交往心态分析

在“一国两制”的制度背景下，香港、内地两地青年的接触并不满足奥尔波特直接群际接触的最优条件。首先，两地青年在接触的环境中真实地位并不平等。两个群体虽然同族同国，但由于两地经济发展、制度、思想意识的差异，在接触过程中表现出的双方心理地位是不平等的。接触初期，香港青年拥有相对优越感，而内地青年表现得相对不自信、有些拘谨。而随着内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内地青年在与香港青年交往中反而逐渐成为心理优越者，在接触交往中成为主导者。这种情形不满足奥尔波特提出的群体间交往个体的“地位平等”的要求。其次，香港与内地青年在接触中缺少共同的目标导向。两地青年的交往除了少数的青年组织有着共同的合作目标（如志愿者团队）外，大多数两地青年的接触并没有相一致的目标。多数香港青年赴内地的主要目的是探亲和旅游，大量内地青年赴港的主要目的是购物和旅游。即使两个群体成员间的教育互访，也由于双方政治敏感而彼此隔阂。两地青年群体的接触缺乏具有凝聚作用的共同目标。这与直接群际接触理论中的“共同目标”要求也不一致。最后，两地青年的积极接触缺少法律、规范等制度支持。内地与香港两地青年是在“一国两制”的制度框架中进行接触的。这也使两个群体的接触行为和规范难以达到真正的协同。两地青年交往心理的变化轨迹是在社会制度框架下的社会变迁和历史事件变动的结果，是制度磨合过程在两地青年接触中的反映。“两种制度”的存在不能为两地青年群体的接触提供积极且有效的制度支持和道德鼓励。

最优条件缺失的直接接触极可能导致两个群体间的消极接触。这种消极接触并不能使内群体成员深化对外群体的了解，从而引发个体对内群体的规则、思想、行为进行反思和再评价。而且，消极的群际接触过程中产生的一种普遍的负性情感体验、不确定感和威胁感，不能通过群际移情机制增强互相认同，从而引发群际焦虑，降低彼此期待。自“特区”开放再到赴港澳“自由行”，香港与内地青年都不是在最优条件下进行的群际接触。这使得两地群体在持续的接触中并没有表现出我们期待的减缓矛盾和冲突，增强群体融合的积极效果，反而在直接接触中两个群体的差异凸显，双方产生了焦虑感，戒备心理产生。一些香港青年把内地青年看成是“资源掠夺者”“低素质者”，对外群体成员表现出“傲慢”“排斥”的态度。一些内地青年对香港青年的态度也由最初的“热情”“包容”到现在的“审慎”。即使在大学校园内，两地大学生也更多地与内群体成员交往，形成各自的朋友圈，内、外群体成员之间缺乏紧密的联系。部分香港青年对内地人的歧视、偏见较难在短时期内消除，两个青年群体的心理距离还需要一段时期去拉近和融合。

两地青年群体接触心态的消极表现会对主流意识形态、国家认同等产生不良影响。而此时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弥补了直接接触条件的不足，同时为两个群体间扩展性的间接群际接触提供了更好的平台。粤港澳大湾区具有两地青年群际接触的最优条件：湾区内同属粤语系，这使粤、港青年彼此之间有种亲和力；两地青年在共建粤港澳大湾区中地位是平等的，对大湾区的繁荣发展都负有相应的责任；他们在共同推进湾区建设中的接触是一种合作的关系，而非竞争关系；他们要遵守大湾区共同的法律法规。这使粤港澳大湾区的与港澳青年的接触能产生积极的群际关系缓和效应。在共建粤港澳大湾区过程中，两个群体成员为着共建目标，平等合作、共同奋斗、和谐相处。双方在深层次交往中增进了解、缓解焦虑、产生共情等。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将成为一个内地与香港青年扩展性间接群际接触的平台，向社会展示外群体良好形象，增强对外群体的认知，减少偏见。两地青年在共建大湾区中建立起“朋友”关系。根据“朋友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的心理，外群体成员就逐渐进入“我们”的朋友圈，削弱了个体成员对内、外群体界限的感知， 消除彼此隔阂。同时，大湾区内两地青年相处和谐友好的形象通过各种媒体手段向社会传播，扩大间接群际接触的范围，通过中介机制的过渡和缓冲，提升两个群体接触的积极效果，减少直接接触的负面影响。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平台上，与广东青年建立朋友关系的香港青年个体成为了香港青年群体的榜样，产生了积极正面的引导和示范作用，使香港青年内群体成员感知到与广东青年互动交流的可能性与行为规则，进而降低对内地青年的偏见。同时，与香港青年合作良好的广东青年不仅成为广大内地青年全面认知香港青年群体的“中介”，而且也成为香港青年的“外群体榜样”。通过两地青年在湾区建设中的个体友好关系的建立并发挥其“中介”效应，会调适广大香港青年与内地青年的交往情绪和态度，改变他们对两群体间的互动可能遇到的拒绝、排斥等的消极预期，进而建立良性互动的关系。随着湾区内两地青年群体良性互动次数越多、新闻报道越正面，越能使双方感受较小的社会距离感和群体威胁感。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调适内地与香港青年的群际关系中将发挥重要作用。

四、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调适两地青年互动心态

粤港澳大湾区是国家在坚持“一国两制”的基础上，力求以新发展理念，整合大湾区资源，加快培育湾区发展新动能，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规划。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不仅有利于该地区经济实力的增强，而且也有利于在推进湾区建设的共同目标中加强粤港青年的友好合作，发挥群际接触的“中介”和调节机制，使双方接触时“心态和谐”，进而增强各群体对大湾区的心理归属与实践自觉，进而提升对国家的认同感。

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对促进粤港青年的良性互动和增强香港青年的归属感有着非常大的优势。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内具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青年社团就已签署了《粤港澳大湾区青年行动框架协议》，力求为三地青年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提供政策便利，提供突破发展瓶颈的“内地方案”。方案指出，香港青年需发挥自身的优势、拓宽发展路径，而广东青年应积极主动地融入，在与港澳青年的共同奋斗中建立友好关系，强化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

第一，振兴岭南文化，打造“大湾区文化圈”。与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不同，粤港澳大湾区存在着“同质”但有差异的文化。这就是广东、香港、澳门共同的但彼此又具有差别且相对于内地具有异质性特征的岭南文化。粤剧、龙舟、武术、醒狮等为代表的优秀岭南文化是增强大湾区文化软实力、塑造和丰富大湾区人文精神的依托。岭南的武术文化、“侠文化”“流行俗曲”“粤剧和粤曲”在中国文化图谱上曾经占有一个高地。通过岭南文化的振兴来增强粤港澳的凝聚力有着坚实的基础和非常大的空间。为此，政府需要通过各种渠道以各种形式传播岭南文化。比如，在湾区内建立融合三地青年的岭南文化组织（粤剧团、舞狮队等）；利用端午、重阳等中国传统节日，在大湾区举办青年积极参与的纪念活动；发挥港澳国际传媒优势建立岭南文化网络平台；在湾区建立大型的粤港澳青年文化交流中心等。粤港澳青年群体要共同合作讲好大湾区的故事，传播大湾区文化，实现以文化为媒介的群际融合。

第二，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的合作发展。教育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战略中尤其具有使命感。接受高等教育的阶段是青少年建立长久友谊的最佳阶段。高校是青年群体互动接触最紧密的场域。《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支持大湾区建设国际教育示范区，引进世界知名大学和特色学院，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战略目标。[13]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粤港澳早已出现合作办学的项目。但是由于三地的教育理念、制度、管理等方面的差异，使彼此的教育合作相对比较零散，合作层次与水平普遍不高，缺乏全局性和长远性规划，更多的是局限于某个项目的合作交流。当前各地政府需要尽快统筹构建适应高等教育合作发展的制度、条例，推动不同类别的高等教育合作，建设国际教育示范区。合作的高校对三地学生也要进行无差别的培育和管理，包括统一的国情教育课程设置等。通过高等教育的合作，既促进大湾区青年群体建立稳定长久的友谊，也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培养了人才。

第三，打破制度障碍，为两地青年良性互动保驾护航。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四个中心城市”。这便决定了大湾区的建设和治理机制也必有其特殊性，亟需创新，建立起符合湾区特质的现代治理机制（卢晓中，2019）。[14]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已经进入实践操作阶段。三地青年“共建”大湾区急需各个领域的政策配套。为了促使港澳青年更好地融入大湾区建设，政府要尽快加大制度创新的力度，消除制度性壁垒。比如，协调区域内三地之间个人所得税的差异，消除港澳青年来粤工作的顾虑；放开港澳青年大湾区购房限制，为他们提供贷款、办理产权证的便利；对接大湾区内港澳与内地城市的医疗保险，为这一群体在广东的就业、创业、居住等生活提供社会保障。这些制度的协调和提供的便利条件将推动香港青年把握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机遇，在湾区的发展中找到归属感，进而增强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不断强化作为“中国人”的国民意识。这本身也应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