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斌

（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2020年五四青年节前夕，bilibili网站（以下简称B站）推出广告宣传片《后浪》。这一视频迅速“破圈”并在网络空间引发了海量争论，“后浪”随之跃升为现象级的文化事件与热议话题。《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纽约时报》等国内外主流媒体，都对其给予了关注与评论。在巨大的流量裹挟下，后浪一词也跻身多家机构评选的“2020年十大流行语”之列。当前，我国已迈进新发展阶段，新机遇和新挑战同时并存且持续增多，把握后浪新动向、凝聚后浪正能量，无疑构成了扎实做好青年工作的内在要求。

一、后浪：聚焦新一代青年的新视窗

2020年5月3日，B站广告创意片《后浪》横空出世。在这段时长3分52秒的“献给新一代的演讲”中，时年52岁的国家一级演员何冰，以“那些口口声声，一代不如一代的人，应该看看你们，像我一样”为开场，对新时代的年轻人表达了“羡慕”“敬意”与“感激”。作为“前浪”代表，何冰首先表明对后浪“有幸遇见这样的时代”，拥有“选择的权利”的羡慕；而后，他传递了对后浪“容得下更多元的文化、审美和价值观”的钦佩；最后，何冰感激后浪“心里有火，眼里有光，不用活在我们想象中的样子里”。同时，在这部影片的混剪部分，还出现了B站美食、美妆、电子竞技等不同领域的头部“UP主”，构成了前浪坦诚、后浪奔涌的多元影像。值得注意的是，《后浪》并不局限于B站的小众传播，其精简版也被高调地投放到了当日《新闻联播》前的广告时段。这一“破圈”之举获得了相应的流量回报。截至2021年3月15日，《后浪》在B站的播放量为3093万次、弹幕27.9万条，居全站排行榜第1位。《后浪》经由《人民日报》微博转发后，也收获了1.81亿阅读量。以#后浪#为话题的微博总阅读量更达到2.6亿次。显然，后浪这一概念及其引发的相关评论，为我们打开了理解新一代青年生活现状和集体心态的新视窗。

随着后浪话题在网络空间持续发酵，主流媒体和网民的评论开始呈现两极化。一方认为，《后浪》正视了新时代青年的新生活与新追求，尝试达成长者与青年之间的和解，甚至将《后浪》誉为新时期《少年中国说》。2020年5月4日的“澎湃评论”称，《后浪》是将“两代人的交心打上公屏”[1]。《光明日报》也刊文直指：《后浪》是弥合代沟的积极尝试[2]。《科技日报》则从文化融合的角度指出：《后浪》展现了青年网络文化的主流化进程，这有利于完成代际“文化反哺”。[3]但另一方认为，《后浪》并没有回应当代青年的真实人生。《后浪》文案和视频中充斥的“消费主义”和“精致主义”，极大地窄化了青年的时代内涵；而且，其中“美化西方”“一线缺失”的内在不足，也无视了疫情期间澎湃的中国青年力量。[4]特别是后续“非浪”“韭浪”等戏谑语词的流行，更折射出部分青年对后浪标签的拒绝与反抗。《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总结到：本质上说，《后浪》衍生的相关议题是一场中国“90后”“00后”与“60后”“70后”的代际冲突。[5]

沿着新时期代际关系这条主线，我国学界对后浪现象展开了深入讨论。有论者指出：从梁启超关于“少与老”的划分到毛泽东对“朝阳与夕阳”的论述，再到如今的“后浪与前浪”的比喻，“青年神话”一以贯之。[6]许纪霖则更为集中地论述到：如果说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期，“左右”是区分青年的标准，那么，在21世纪10年代，“上下”则构成了年轻人类型化的阶层视角。而《后浪》提出以“前后”来观察代际文化差异，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90后”“00后”的世俗主义文化。[7]王寅申、朱忆天进一步论证道：《后浪》虽然代表了网络文化向主流话语的转型探索，但两者的价值观在短片及其引发的讨论中却没有实现稳妥地对接与粘合。[8]项久雨认为，这种“断联”是由于存在阻碍后浪“奔涌”的现实性制约因素，并多方面地提出为后浪群体赋能的制度建议。[9]现有研究拓展了我们对后浪的“社会学想象”，但一些重要问题尚待廓清。其一，多数论者只将后浪作为隐喻来使用，并未清晰定义此概念。其二，相关研究也未回答后浪为何会在现阶段被重新聚焦，其出场的社会逻辑亟待进一步澄清。其三，学者们暂未从后浪自身的维度识别出这一群体的真实诉求，亦无法精准提供面向后浪的服务与管理。基于此，本文将对上述三个问题展开逐一分析，深化学界和大众对于后浪的认识与理解。

二、作为概念的后浪：历史与当下

有论者提出，后浪是一个有“生产力”和“生命力”的概念，但缺少社会学意义上的“解释力”；换言之，作为隐喻的后浪即便能激发诸多话题并成为现时代的流行语，但始终不能像“五四青年”和“千禧一代”那样具有明晰的内涵和外延。[10]因此，厘清概念是我们理解后浪的首要步骤。

（一）后浪概念的沿革

现有资料显示，后浪这一名词来自宋代刘斧编撰的《青琐高议》中的一段文字——“我闻古人之诗曰：‘长江后浪推前浪，浮事新人换旧人’。”后浪最初就作为一种隐喻，象征事物不断前进以及新人新事代替旧人旧事。之后，后浪对代际更替的隐喻成为共识。

浪潮的隐喻同样流行于西方社会，只不过西方惯于用“新”而非“后”的定语来修饰“浪”。比如，新浪潮电影和音乐等就可被视为文艺作品的“后浪”版本。有论者指出，“新浪潮”是一个公认的难以确定的词组，但它的最大特点在于拒绝那些经典的技巧和符号，探索表达影像与音乐的另类途径。[11]

以“后浪”为关键词在“人民网”搜索相关资讯，我们或能更加清晰地观察到该词的变迁。2005年6月的一则娱乐新闻里，后浪单独作为名词用来指代新生艺人。2012年以来，后浪开始不止于指涉演艺圈和体育界的年轻名人，其重心逐渐从“人”过渡到“物”，特别用来指与高新技术相关的事物。当然，后浪一词最重要的用法还是指代被寄予厚望的青年群体，后浪成为表达革新、迭代和创造的重要符号。

（二）后浪的新时代意义

有论者认为，区别于以往定义青年的方式，《后浪》短片选择以消费主义来定位新一代年轻人，这意味着消费能力成为界定后浪身份的关键标志。[12]虽然这一转折值得关注，但仅从市场的维度来框定后浪的概念，显然有失公允。2020年8月《汉语世界》的一篇文章，对后浪在新时期的意义给予了较为全面的阐释。文章指出：如果说，“80后”“90后”的世代标签多少带有青年因叛逆、骄纵而被批评的意味，那么，后浪则更多地被视为塑造中国未来的青年力量，他们既个性十足又充满活力。作为浪潮的青年永远是奔涌的，他们朝气蓬勃，生命力旺盛，随时准备在世界上留下自己的印记。[13]还有学者进一步明确道：后浪是社会科学概念而非物理概念，“前浪后浪和年龄无关，也和年代无关，而唯一和思想有关。[14]袁会、蔡骐两位学者基于对308篇新闻报道的话语分析，总结道：后浪虽无明确的指代对象，但“90后”“年轻人”“大学生”等群体仍是后浪的主要构成；后浪成为社会发展和国家建设的希望，个人成长被纳入更宏观的社会主题。[15]

我们认为，后浪是一个集描述性和规范性为一体的概念。后浪已成为一个青年属性极其显著的名词，特指那些心态健康向上、富有创造力和善于应用新技术，并以个性化方式追求美好生活的新时代青年。后浪具有两方面特征：一是，“后”所代表的传承性。后浪与前浪的关系并不是断裂或替代，而是相互配合与推动。后浪的精神坐标不完全抛弃前浪的价值体系，相反却对其进行必要的扬弃，这是两代人共同进步的基础。二是，“浪”所象征的活跃性。这里的“活跃”不仅是指青年群体高度频繁的社会流动性，更意味着他们不断利用新的数字技术和组织形态，去激活静态、陈旧的要素和结构，从而引发新一轮的创新创造浪潮。

三、后浪出场的结构性成因

诚如陈映芳所言：“从‘五四运动’起，‘五四青年’便开始被视为‘青年’的角色模型。而各种社会的、政治的势力也开始通过对‘五四青年’的意义结构的规定驱动‘青年’。”[16]从此视角看，后浪在五四青年节的出场，是新时代青年含义的再更新，也是技术、市场、治理方式的综合作用对新生世代的再塑造。

（一）数字化技术：催生后浪被关注的前提条件

从社会理论上讲，世代的概念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如何基于年龄变量而被结构化，以及世代群体如何与更宏观的社会变革联系在一起。[17]无论东西方社会，世代划分都是一个重要的社会议题和分析视角。只不过，在以往的世代划分中，技术并不起关键作用。比如，北美社会主要基于年代进行世代分类，即：“婴儿潮一代”（ 1946—1964）、“X世代”（ 1965—1979）、“千禧一代”或“Y世代”（ 1980—1994）、“Z世代”（1995—）。而我国除了以年代为标准外（如“60后”“70后”），还以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发展阶段为世代命名，如五四新青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八十年代的新一辈以及新时代追梦人。

随着新技术的广泛应用，特别是移动智能终端的普及，数字网络带动了世代加速革新，信息技术愈益成为识别新世代的主导标准。互联网世代、数字世代、应用程序世代等概念，都试图捕捉数字媒介对新生世代的重塑。有学者提出，智能手机（以iPhone为代表）的出现将整个北美社会的Z世代转化为i世代，这意味着移动数字网络完全掌控了青少年从社交活动到心理健康等各方面的发展。尤其是伴随i世代成为第一代能全天候移动在线的群体，世代文化和代际关系的变革比以往任一时期都更为剧烈。[18]具体到我国现实来看，大众在传统上偏爱用“拇指族”“低头族”等概念，去评价电子和数字媒介给青少年造成的“沉迷”“上瘾”“耗损”等负面作用。但伴随我国进入深度媒介化阶段，数字化和数据化浪潮几乎将所有世代裹挟其中。现阶段，长者们已不能再简单否定数字技术与新生世代的共生关系，相反还依靠年轻人完成新技术环境中的反向社会化。数据显示，中国未成年网民人数已达1.75亿，城乡未成年人网络普及率分别为93.9%和90.3%。[19]在此背景下，大众需要新的概念去正面认识和积极评价新一代年轻人，后浪由此被赋予了个人与新媒介同步成长，并引领新经济、新消费乃至新学习方式的符号意义。进而，后浪在信息技术发展的风口下，以一种被前浪肯定和褒扬的姿态出场。

（二）互联网商业：促使后浪被发明的市场力量

作为社会角色的青年，是一种历史的建构。事实上，我国青年就是在五四运动中被锻造出来的。而西方社会最初的青年界定，则与年轻人从义务教育结束到有酬劳动开始这段过渡期的延长有关。不过，随着消费社会在全球范围的降临，对于青年的重新定义似乎越来越多地依靠商业和市场来完成。例如，“青少年”的概念就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一项市场调查。另外，在当代营销话语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系列新近被创生的青年类型，如吞世代（Tweens）、中青年、大小孩、大孩子等，儿童、青年和成人之间的区别在市场中逐渐模糊。[20]特别是在进入到网络和数字消费新阶段后，对于大多数互联网平台企业而言，基于消费者的生理年龄识别其需求固然重要，但强化消费者对平台的粘性，不断诱导他们在平台中投入时间、精力和金钱，才是企业最核心的营利点和竞争力。B站同样遵循这一商业逻辑，以此“询唤”和“制造”后浪群体。一方面，最大限度提高用户数量并成为更加中心化的聚合型平台，是当前几乎所有大型互联网公司的目标。近年来，B站也持续淡化自身起家的“二次元”小众标签，不断增补电竞、音乐、科技、时尚等内容品类，将用户口中的“小破站”成功转化为我国年轻世代高度聚集的文化社区和视频平台。数据显示，B站2020年一季度的月度活跃用户已达1.72亿，是2016年的10倍。另一方面，虽然B站的用户、UP主和内容快速扩充，但站内主流用户依然是青少年（2018—2020年，B站新增用户的平均年龄为21岁）。为同时“锁定”核心用户和其他年龄层的使用者，B站亟需向所有客群提供一个共有的新身份，后浪这一群体标签应运而生。我们看到，虽然《后浪》短片混剪中出现的面孔大多是Z世代，但《后浪》演讲的文字信息却试图抹平“童年”与“不惑之年”的绝对差异，倡导更加多元的年轻。可以说，“后浪”是B站对平台使用者的重新画像和赋值；或言，后浪群体的被发明是互联网商业重新界定消费者并调整服务供给的必然结果。但必须认清的是，商业因素并不独立起作用，而是嵌入到宏观的社会系统之中，因此我们还要从市场与国家的关系中去更深入地理解后浪的出场逻辑。

（三）发展共同体：推动后浪被聚焦的治理方式

社交媒体时代，各国政府已很难从年龄的角度为年轻人创造一个共有身份，但数字平台却能很好地向年轻用户提供了新的年龄定义及群体认同。[21]这让国家对青年成长的干预面临悖论：一方面，在深度媒介化背景下，如果脱离数字平台的支持，政府机构将很难掌握青年发展的最新动态；另一方面，若完全依靠市场化运作的数字平台，则可能造成互联网企业的非法崛起和野蛮生长，不利于青年的长期发展。为破解此困境，我国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线，推动国家与市场等多方力量在青年工作领域结成发展共同体。由于这一共同体的首要任务就是对焦不断变化中的青年群体，后浪因之成为现阶段瞄定新时代青年的“靶向概念”。具体而言，作为数字平台的B站以后浪命名新一代年轻人，除了有前文提及的商业目的之外，还是主动参与共同体建设的关键步骤。2018年7月，B站曾因“二次元”文化中的“低俗内容”被央视新闻点名批评。随后，为履行好平台在网络治理中的责任，B站选择主动打破亚文化和主旋律的“次元壁”，以主流化路径服务青年发展和社会治理。《后浪》短片提出：年轻人所消费的文化产品不再“忧伤、迷茫”，他们“将自己的热爱变成事业”，是“一个国家最好看的风景”。这一表述显然不再把年轻网民视为单一的消费者，而是将其重新诠释为：消费与生产合流、工作与爱好和谐、小我与大我统一的积极产消者。通过将核心用户“后浪化”，B站在话语上接续了国家意志并消弭了青年亚文化叛逆、颓靡等负面特征，转型成为集聚和培养新时代年轻人的新主体、新平台。

借助B站这一新平台，负责青年工作的共青团也延长了数字化的“工作手臂”。同时，以后浪这类具有网络传播力的概念为纽带，官方更能以活泼的语言、丰富的议题和共同的关切，完成对新世代的价值引导。于是，当后浪话题甫一获得流量后，官方就迅速通过各类媒体展开议程设置和情感动员，倡导后浪群体汇入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洪流之中。[22]这一倡导的成效十分明显。以《人民日报》微博主持的#后浪说#为例，截至2021年3月底，该话题获得6827万阅读和1.5万次讨论。可见，在B站尝试平台主流化和用户“后浪化”的同时，官方也乘势将后浪这一概念塑造为打开主旋律的又一方式，以此在各类青年趣群和圈层传播“奔涌吧，后浪”的价值观，改变“内卷”“佛系”“丧文化”等青年消极心态。在此过程中，由国家、市场、技术结成的青年发展共同体发挥出明显的治理效应，后浪也进一步“实体化”为新的青年身份与群体标签。

四、后浪的群体诉求及时代境遇

要全面认识后浪群体，仅从结构性层面看后浪的产生远不足矣。我们还需要理解后浪群体自身的诉求，并在与全球其他新世代的对比中发现后浪所处境遇，从而准确提出有益于我国世代治理的政策建议。

（一）后浪诉求：物质、心理与预期

经《人民日报》微博转发的《后浪》视频得到了广泛传播和讨论，我们按热度抓取了该条微博从发布至2020年8月4日间的前2000条评论，并借助“微词云”“图悦”等在线工具进行词频分析，出现频次位于前十的热词分别是：后浪（515次）、年轻人（257次）、时代（131次）、国家（125次）、青年（104次）、前浪（99次）、奔涌（91次）、社会（78次）、房价（77次）、中国（77次）。我们认为，后浪群体的热议焦点有三：关注代际关系及不同世代的生活境况、对我国发展过程中的现实问题高度敏感、对后浪身份呈现出悦纳和抗拒的极化态度。从这些热议中，我们初步识别出了后浪群体的主要诉求。

1.从物质层面看，后浪群体有明确的指向性

虽然大量微博用户在评论中批评了《后浪》的消费主义导向，但后浪自身对于物质条件却有相当明确的需求。统计发现，除了精神（42次）、自由（39次）、权利（23次）等非物质层面的高频词外，“房子”（73次）、“买不起”（38次）、“工资”（33次）等反映物质维度的主题词也频繁出现。其中，“买不起房”几乎成为后浪群体在物质需求中的最大痛点。如果我们将与住房有关的房价（77次）、房子（73次）、买房（31次）、房贷（30次）、房租（16次）等高频词进行合并计算，它们出现的总频次达227次，已成为指向清晰且最受关注的后浪诉求。热度第一、获赞量8.5万的留言就直指我国年轻人被房子绑住了手脚。“降房价”“涨工资”一跃成为后浪的共同心声。

2.从心理角度看，后浪群体迫切需要降低自身焦虑

《后浪》的微博评论中有较多表达负面情绪的高频词，主要包括抱怨（58次）、韭菜（54次）、压力（41次）、996（19次）、苟且（14次）、消极（10次）等。这些高频词表明，当代后浪面临着具体的生活压力和工作难题，他们处于疲于应付的焦虑之中，随之也产生了诸多烦闷和怨气。一条热度居第7、获赞2.4万的留言称：“年轻人大学一毕业就成为中年人，像中年人那样为了柴米油盐精打细算。他们的生活，从一开始就是物质的、世故的，而不能体验一段浪漫的人生，一种面向心灵的生活方式。”可见，如何缓解压力、降低焦虑，构成了后浪在评论中不断提及并试图共寻出路的议题。

3.从未来预期看，后浪群体期待且能够保持奔涌

统计显示，后浪在评论中大量使用梦想（63次）、理想（61次）、希望（59次）、激励（50次）、奋斗（48次）、加油（36次）、热血（21次）等高频词。“奔涌”“奔涌吧”合并之后的总词频达到146次。这表明后浪群体仍是一群有朝气、有冲劲、有追求的年轻人。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群体表达出自己“受困”的处境。比如，在高频词统计中，除了与“房”有关的热词之外，二代（28次）、资本家（17次）、阶级（16次）、贫富差距（9次）等词语，传递出年轻人自我识别出的阻碍奋斗的因素。所以，要推动后浪的健康向上，就必须以全面深化改革作为制度保障，持续破解年轻人遭遇到的不同层次和不同程度的难题。

（二）后浪与全球其他新世代的境遇异同

现阶段，全球新世代迭代频繁、世代文化更新速度空前，催生出诸多区域性乃至国际性的新兴文化现象。因此，作为全球新世代浪潮的“中国表达”，后浪的时代境遇也只有从类型对比中才能得以清晰呈现。

1.全球新世代的境遇共性

一是，对于现实生活应付乏力，是新世代在现阶段面临的首要问题。如果说北美社会“婴儿潮一代”在其青年时期遭遇的是因文化变革加速而不知所措的“未来震惊”，那么，21世纪的新世代遇到的则是一种“成年震惊”，因童年受到过度保护，在经济紧缩环境下逐渐成年的年轻人并没有做好“更努力工作却更少收入”的准备。[23]后浪也面临相似情况。比如，作为高频词的“毕业”（33次），在评论中大都与表达负面情感的词语连起来使用，这也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后浪从学习到工作转化过程中所面临的压力陡增。随着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新旧动能的转化带来新的不确定性，再加上一部分保障性制度尚待完善，后浪遭遇的工作疲惫与生活压力仍会持续一段时间。这类压力从全球范围来看，都正在成为困扰新世代的负面体验。

二是，代际矛盾是新世代崛起后难以避免的一场群体对峙。在美国，Z世代通过“好了，婴儿潮一代”的社会运动，在全球气候危机、国内金融不平等、生活成本飞涨、租房费用高等问题上，责难作为商业领袖和政府决策者的长者群体。反过来，“婴儿潮一代”也使用“雪花一代”的命名，去讽刺Z世代的自恋、脆弱与敏感。我国台湾地区亦是如此，尽管年轻的“厌世代”持续表达不满，但长者们仍惯用“草莓族”“公主病”去贬低青年诉求，由此造成两代人的矛盾激化。[24]就后浪而言，他们对前浪也颇有微词。在《后浪》视频的留言中，指责前浪不懂后浪、“压榨”后浪的热评广受认同。避免代际关系恶化也因此越来越受到全球社会的普遍关注。

三是，新世代面临数字化带来的新机会和新挑战。正如笔者在前文所言，当前的新世代是首代能全天候移动在线的年轻群体，数字技术为他们创造了更多的新机遇。现今，年轻人既能远距离地接受教育，也能经由社交媒体影响和解决社区甚至社会的公共议题，更能通过创新业态提供更多的新增就业岗位。但其间的挑战也十分明显，工作弹性化带来的不稳定就业、新经济中的“过劳”现象等不一而足。后浪群体亦是如此，他们既感叹新时代蕴藏的新发展空间，又透露出前所未有的紧张与无力。

2.后浪与其他新世代的境遇差异

一方面，如果说多数的新世代是在“训斥模式”下诞生[25]，那么后浪则是通过“优势视角”被重新发现。例如，对“雪花一代”和“厌世代”的命名，都是长者以“不是不景气，只是不争气”的态度去标记所谓的“问题青年”。与之相反，后浪是带着一种被前浪欣赏、羡慕的姿态出场。当然，后浪对这种欣赏并不“照单全收”，鸡汤（70次）这一高频词就被用来形容《后浪》视频对青年真实问题的遮蔽。一部分热度靠前的评论甚至直接写道：“这些鸡汤喝腻了”“拒绝喝下这碗毒鸡汤”。可见，除了以优势视角看待后浪之外，我们更需要的是以务实的行动服务后浪。

另一方面，不同于其他新世代是在“实际是什么”的标准下被识别出来，后浪则更多地在“应该是什么”的要求中被发明。换言之，后浪的定义及其发展不完全是一种现时状态的反映，而是面向未来的期待和展望。这也决定了后浪并非完全成型的群体，它的最终形态必然牵扯多方力量参与。另外，一部分青年对后浪身份的抗拒，已经让我们注意到后浪并未成为我国青年共同的“角色期待”。这要求我们尊重后浪自身能动性，将后浪的定义和培育带进青年发展共同体之中而寻求最大公约数，防止青年在后浪动态定义过程中因“被代表”而产生他者化的边缘心态。

五、结语：面向后浪的世代治理

如果说救亡图存是五四青年的主题词，自力更生是知识青年的时代缩影，锐意进取是20世纪80年代新一辈的真实写照，那么，后浪更多地应被视为领跑新经济、提振新消费和优化新业态的“弄潮儿”。这也就决定了后浪是一个面向未来且由多方主体参与塑造的新世代。而这一未来性的身份如何能被受困于现实问题的年轻人广泛接受，无疑构成了我们引导和培育后浪的关键所在。值得强调的是，引导和培育后浪，需要掌握该群体的三个特点。第一，后浪绝不是“后物质主义”的代名词，他们不仅关注自由、权利和人生价值，也看重收入和住房等现实的物质问题。再加上后浪越来越排斥“廉价”的鸡汤，提供精准回应并解决现实痛点的实际支持，也就成为了服务引导后浪的“基本盘”。第二，后浪的成长处于一个不确定不稳定因素逐渐增多的内外部环境中，除了物质生活的负担之外，他们遭遇的精神压力来源更多、强度更大且更难预期。第三，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一个长寿的多世代社会正逐步形成，后浪将在未来工作和生活中面临全方位、多场景的新型代际关系和代际冲突。

事实上，上述问题已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2021年3月，“深入实施青年发展规划”已明确写入“十四五”规划纲要。《2021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也首次关注新市民、青年人的住房困难，并强调为青年创造更多公平就业机会和维护新业态青年的劳动权益。对此，青年工作必须以落实全面深化改革作为服务后浪的总牵引，以建设美好生活作为引领后浪的可操作性目标，在“稳”“帮”“活”三方面做细做优。第一，尽最大努力为后浪提供健康稳定的生活环境。避免空谈口号，集中力量在后浪急难愁盼的住房、就业和教育等方面，进行重点改革和综合突破。第二，同步关注后浪的经济状况和精神状态。不仅要向新经济和新业态下生计脆弱的年轻人提供有针对性保障，还需向学校和企业中精神压力过重的青年提供可及、易达、有效的心理支援，防止青年贫穷化和弱势化。第三，引导后浪主动参与各类治理共同体，尊重后浪意愿、意见，促成前浪与后浪的相互理解，携手营造可感知的发展、可获得的红利和可预期的未来。

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也进入到新发展阶段。在此背景下，新世代既是我国经济社会演进的“因变量”，也是孕育变革和进步的“自变量”。关注、服务、引导新世代乃至未来世代，已成为青年工作理论与实务的重要前沿，需要我们高度重视并扎实做好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