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娜

电影与精神分析理论自20世纪初就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以精神分析为理论核心是电影符号学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重要的发展阶段，这一转折成为第二符号学诞生的标志，对电影符号的研究也从精细分析向机制研究进行拓展。1977年克里斯蒂安·麦茨的《想象的能指：精神分析与电影》一书中就指出电影承载着人类全部复杂的精神和心理意涵，体现着人类深层的意识和无意识，“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精神替代物”[1]，体现着人类复杂的心理欲望。

对于好莱坞人物传记片的发展流变而言，始终处于一个比较稳定而缓慢的发展变化中。因此，直至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以来，人物传记片的创作才开始明确出现具有精神分析意义的叙事转向。古典叙事时期的“伟人叙事”不再成为人物传记片获取票房和观众瞩目的重点，取而代之的是对传记主体的个人化记述。这种变化与21世纪初以来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和社会语境遽变是紧密相连的，观影主体的生存环境发生改变，其观影的心理欲望必然会随之发生改变。因此，身份的认同、情感的焦虑与疏离以及个体的孤独等，成为现代语境下观影主体最关心的问题。

一、身份認同的困难

从心理学角度来说，身份认同是个体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和对所属群体的认知以及所伴随的情感体验和对行为模式进行整合的心理历程。[2]在人物传记片中，主要涉及的身份认同是指文化身份。当代英国文化研究理论家斯图亚特·霍尔认为：“文化身份既强调文化身份的单一性和共有性，同时身份绝非根植于对过去的纯粹‘回复，过去仍等待着发现……过去的叙事以不同方式规定了我们的位置，身份那就是我们给这些不同方式起的名字。”[3]在斯图亚特·霍尔关于“文化身份”的双重含义中，我们可以看到文化身份的共有建构性及其在发展过程中的断裂性，它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包括国家、社会、性别、种族等多层面的身份。当个体对自我的文化身份无法确认，或难以对所属群体完成判断和认知时，人物就会产生强烈的孤独感。在进入21世纪后的好莱坞人物传记片中，对于身份的确认发生了转移，国家身份不再是影片呈现的重点，性别身份、群族身份等文化身份的寻找和确认被一再突出。

性别身份的模糊和倒错是21世纪以来好莱坞人物传记片中的重要探讨主题。影片采用对传记人物隐私和精神世界的深入剖析方式，将名人或伟人背后所隐藏的真实内心呈现出来。性别身份包括自然属性的生物性别和社会性别，其中社会性别更为重要，它是社会文化所赋予不同性别的人的不同要求和限制等。但是当传记影片主人公并未满足社会文化对他所提出的要求期望时，主人公的性别身份在影片中就显得模糊起来，这种与社会文化格格不入的模糊感是人物传记片主人公孤独意识产生的来源。在贝尼特·米勒执导的影片《卡波特》中，主人公卡波特的悲剧命运也是由于行为方式与性别身份确认的内心诉求相悖而造成的。经历了痛苦童年经历的卡波特是一个性别身份模糊的人物，从生物性别上来说，作为男性的卡波特无法满足众人眼光下对性别身份的期待，但是虚荣的求同心理使卡波特始终处于压抑和分裂的状态中。在21世纪的今天，传记电影作者们可以在一种更为包容的文化氛围下，重新完成对历史中传记人物的审视。名人性别身份的确认就成为最主要的一点，名人私生活中的未解之谜被展示，同时也由于这种遮蔽使当代观众可以更多地思考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从而对国家社会历史发展的每一个时期有准确的把握。

除了性别身份外，黑人族群身份的确认也是出现在2000年以后好莱坞人物传记片中比较多的一种身份确认类型。尽管20世纪中叶，美国黑人独立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但时至今日，在美国境内对黑人群体的歧视行为仍然屡见不鲜。因此在当代更为复杂的语境下，好莱坞人物传记片仍然保持着对美国非裔黑人身份的密切关注。影片《为奴十二载》围绕着19世纪中叶自由人所罗门·诺瑟普被诱拐绑架后，失去了人身自由成为奴隶，在历经折磨后终于重获自由的故事。19世纪美国黑人的真实境遇在这部影片中再次被淋漓尽致地叙述出来，黑人族群身份确认的困难重重，使主人公在内的黑人群体在美国主流社会中承受被压迫奴役的痛苦和族群身份无法被认同的孤独。对该主题的强调与展示，对当代美国社会而言起到警示的作用。

对传记人物主体身份确认困难的展现，呈现出双重功用，一方面是当代美国人在迅猛变化的社会环境下，对个体身份和社会身份不断交织混淆、无从确认的真实写照;另一方面也表达出了创作者对生活于其中的当下美国社会文化的一种认可态度。在这样的主题表达层面上，人物传记片在好莱坞主流价值引导中的地位是显而易见的，21世纪以来的这些影片试图建立心理模式与情感逻辑，使观众在其中得以确认自我的存在意义与价值。

二、情感诉求的障碍

人物传记片作为以“人”为核心表现对象的影片类型，这一基本特性决定了影片在创作和解读中，围绕人物、人物情感与命运建立起来的叙事，构成了人物传记片的基本逻辑。在欧美人物传记片中，延续了20世纪西方传记文学中以人物心理和精神的呈现，对人性的复杂性进行深入探究的传统，虽然立足于历史真实，但是对人物的挖掘早已远远超越了真实性的要求，而进入人物精神世界和心理表征的分析中，使历史中的人物也具有了现代人的心理和情感特征，与当代电影观众的心理与情感相呼应。好莱坞人物传记片在主人公精神层面探索上，拓展了对个人情感的多层面和多元化诉求的呈现，在其中看到受原生家庭、外部社会和人物自身性格的多重影响，传记人物往往呈现出个人情感诉求难以满足的孤独表征。童年阴影成为这一时期人物传记片中主人公被赋予的重要精神分析的背景，原生家庭成为众多人物传记片中主人公情感孤独与障碍产生的源头。时代特征与社会背景同样为人物情感诉求的缺失提供了合理的解释，爱情与友情的构建危机是人物传记片叙事主题中经常出现的探讨主题。

由弗洛伊德所开创的西方现代传记中对传记主人公童年经验的表现，是对人物成长发展过程中性格、情感、心理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生活部分，不愉快的童年经历是人物成年后情感封闭与表达障碍的重要动因之一。如同影片《史蒂夫·乔布斯》中不断被乔布斯提起的，自己是被“抛弃”还是被“选择”的话题，其根源在于乔布斯童年时被亲生父母遗弃的悲痛经历，它使乔布斯在日后的生活中无论接受到养父母多么丰厚的情感，也难以摆脱内心曾被遗弃的恐惧与自卑。“被遗弃者”的童年阴影为乔布斯狂妄的天才人物形象增加了脆弱的内心成分，对其果断、固执、专制的行为方式也可参照弗洛伊德对童年阶段的分析找到一定合理性的对应，影片采用自由联想的方式使乔布斯的性格特点与童年经验之间产生了必要联系。乔布斯作为“被遗弃者”，在无意识中通过遗弃他人（女儿、前女友、前同事）的方式，作为对自己的情感补偿，但是却在这种无意识行为中对他人产生了严重的伤害，从而造成自我情感诉求实现的更大障碍。讲述20世纪70年代美国著名国际象棋世界冠军鲍比·费舍尔的影片《出棋制胜》，在影片的叙事文本中为鲍比古怪的性格与其童年的特殊经历之间建立了联系。影片中，童年卧室门口来来回回的脚步声与被监视的经历，使成年后鲍比的精神时刻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当他与苏联棋手的决赛再次受到全世界的关注时，压力使鲍比回到了童年时期的恐惧阴影中。与母亲关系的破裂，也成为鲍比缺乏安全感，产生情感交流障碍的源头。gzslib202204032247

《出棋制胜》中人物情感诉求无法满足的孤独涉及到主人公原生家庭里“父亲身份”的缺失，在美国电影编剧、心理学博士威廉·尹迪克的分析中，男性在童年时期对父亲的认同感在人物形象的设计上，体现为具有良心和道德感的智者形象的建构，而这一形象的缺失或错位会使人物在成年后无法顺利完成超我人格的成长。[4]这一点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中，可以结合俄狄浦斯情结与性心理发展阶段来理解，鲍比与母亲因其苏联男友发生了争执，从恋母情结的角度来说，这是鲍比在童年时期对母亲情感投射的焦虑所导致。而父亲在家庭中的缺失，使鲍比在与母亲的情感关系中自觉扮演了“丈夫”的角色，企图约束母亲的心理和行为。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执导的传记影片《胡佛传》中对家庭的表现更具精神分析色彩，胡佛在母亲去世前一直与其共同居住，生病的父亲在胡佛的家庭中以隐形人物形象存在，主人公的工作、生活甚至衣着都受到了来自母亲的监督、管理和控制。“我宁愿我的儿子死掉，也不愿他成为一个娘娘腔。”母亲的这句话仿佛是加在胡佛身上的紧箍咒，在母亲的引导控制下，胡佛同性的情感取向和柔软脆弱的心理被强有力的压制。在这样的铺垫和预设下，母亲去世后，悲痛的胡佛在母亲房间里“异装”的场景显得易于理解。他对母亲的深刻依恋，通过穿戴母亲的裙子和项链的行为过程被展现，以“母亲”身份对自己的鼓励对胡佛来说才具有原动力，胡佛的孤独感来源于其人格的未完全独立与外在表现的冲突，而他专制的母亲和缺失的父亲成为人物心理与性格缺陷的塑成者。

影片《希区柯克》的原著作者史蒂芬·雷贝洛在创作中，受到传记作家唐纳德·斯博托的作品《天才的阴暗面——希区柯克的一生》的影响，将希区柯克的口欲障碍贯穿到影片的叙事文本中。在唐纳德的传记作品中曾写道：“童年时一次希区柯克醒来后发现父母不在家，自己被独自留在家中，吓坏了的他闯进厨房，边吃边哭。”唐纳德就此评述道：“这一事件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希区柯克呢？无疑这使他终生背负了一种对于孤独或黑暗的恐惧……”[5]《希区柯克》这部人物传记片中，当主人公遭遇来自外界和家庭的压力时，选择以“吃”的动作缓释内心，毫无节制的吞咽行为是人物情感焦虑与恐惧的外化表征，人物童年时未得到满足的情感与安全需求，在成年后的人物行为中得到对应。虽然唐纳德的这本传记作品受到了“精神分析的模式化”的质疑，但是不能不说，它为影片对主人公情感障碍表征提供了一定的阐释。

三、孤独性的表达

“孤独性”的探讨是西方20世纪现代主义哲学思潮中的重要议题，克尔凯郭尔认为“孤独”的显著特征应该呈现出个体的精神性和个体性，它也是现代人心理最普遍的突出表征之一。作为一种深度的心理体验，孤独体现为主体和对象相疏离而导致的一种刻骨铭心的精神的疏落感，[6]它是人类面对现代社会的进程与变化，而无所适从的一种表现。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信仰的摇摇欲坠都给现代人带来了与外部社会在精神上的疏离感，孤独性障碍成为人类普遍存在的精神问题。进入21世纪以来，对于观众接受心理转向的把握，使人物传记片创作者更偏重对传记人物的心理展现，关于“孤独性”的叙事表达，成为好莱坞人物传记片又一个重要的叙事转向。这种“孤独性”全方位地体现在人物传记片的人物塑造和情节构建中，传记人物作为人类社会中杰出的、有重要影响力的个体，他可以在与其他人的差异中被突出而产生影响，但这种差异也会给传记人物造成比一般人更为深刻的孤独感。在我国新世纪以来的人物传记片《梅兰芳》《孔子》《黄金时代》等影片中，我们亦能看到这种个体化和孤独性转向。传记片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描摹上，想象性虚构与真实历史事件相结合，提供给观众更多层面、多角度的观看视点。特别是对“名人”个体生活层面的微观切入，使影片的情节设置上突破了传统传记书写的宏观性和历史性，为观众带来奇观化的观影体验。

无论是历史中的伟人，还是现实生活中平凡的人，在个体情感体验和孤独感受上都是相通的，好莱坞人物传记片与国产传记片在这方面的创作倾向趋向一致。21世纪后的人物传记片中，传记人物的原生家庭、情感成长经历及社交生活等方面，成为影片中展现的重要场景。《飞行家》中对传奇企业家、电影导演霍华德·休斯曲折传奇人生的悲剧性记述，与罹患精神疾病的母亲对霍华德产生的巨大影响，通过童年时代母亲为其沐浴的场景的重复出现，不断提示观众两者之间某种必然性的关联，使影片被笼罩上了一层宿命论的色彩。影片中霍华德的人物形象，也获得了全然不同于现实世界中的评判，商业巨子在观众眼中成为一名因童年阴影和遗传因素而终身无法获得幸福的孤独的“小人物”。自此之后，《社交网络》《乔布斯》《出棋制胜》《丹麦女孩》《波西米亚狂想曲》等一系列影片中，对传记人物的精神困境与孤独感的呈现趋势益发强烈。这些影片中，传统评判下的理想爱情诉求与家庭模式的难以实现，多是由于主人公天然所具有的与大众迥异的心理特征或童年经历所致，这种与他者的不同，成为传记人物性格中“孤独性”的源头。影片《社交网络》中的传记主人公扎克伯格是21世纪互联网背景下催生的商业奇才的典型代表，在影片中扎克伯格是极为典型的“网中人”，他能够适应网络社会迅猛变化的外在世界，但却无法真正了解和洞察人心。具有高智商的头脑与超乎寻常的眼光，并未给扎克伯格的个体生活带来更多的幸福感，相反，因为他与常人在人际交往、认知水平方面的差异，使他不断被女友、好朋友和合伙人贴上“自私者”的标签，扎克伯格因此感到不被理解的孤独和迷惘。虚拟世界给现代人造成了极大的社交障碍与情感疏离，孤独性是个体强大后难以避免的最终结局。虚拟世界给人类提供了封闭的不被打扰的隐私空间，但是给人类带来幸福感和存在意义的情感交融、群体生活，该如何在被割裂的个体之间完成，这也是新世纪好莱坞人物传记片给观影主体留下的思考空间。

关于“孤独”的叙事主题在传记片中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与呈现，它是现代人共有的基本心理表征，孤独的叙事主题也表现出人物传记片在新世纪的创作中对真實“人物”更全面深刻的把握。人物传记片的真实本质在精神世界的展现中，在对现代人心理表征的描摹中，具有了现代意义的飞跃，影片中的主人公给观众带来了更多的共鸣与真实感，还原了人物传记片核心——“人”的本来面目。gzslib202204032247

结语

精神叙事为21世纪好莱坞人物传记片提供了对人物心灵的审视与洞察，梦的外在表现在人物传记片现实时空中的穿插，丰富了影片的叙事内容和形式，更是给观众提供了一个直接窥视人物心理的镜像空间。坎道尔认为，一个时代的传记的质量取决于这个时代能够达到的“心理意识水平”与这个时代所接受的关于生活的“陈旧观念”或“官方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7]21世纪好莱坞人物传记片呈现出与20世纪西方现代传记中的精神分析传记承继的倾向，对于能够展现出人物内心真实和独特个性的传记史实孜孜以求，并且为世界传记影片的创作发展带来了一种更为传奇和类型化的模式。传记片的创作者们通过选择具有暗示性和诱发性的历史事件和现实生活场景，在叙事编排上倾向于对传记人物心理的模拟还原和想象重建，不仅使零散的人物经历在传记片中得到了戏剧性的组织，而且可以使观众与传记人物的精神上完成高度的融合交流。普通观众与“名人”“伟人”在传记影片的观演中，跨越了现实时空、阶级和地位的距离，在精神世界获得慰藉。

参考文献：

[1][法]克里斯蒂安·麦茨.想象的能指——精神分析与电影[M].王志敏，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10.

[2]张淑华，李海莹，刘芳.身份认同研究综述[ J ].心理研究，2015（05）：21-27.

[3][英]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M]//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209.

[4][美]威廉·尹迪克.编剧心理学——在剧本中建构冲突[M].井迎兆，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19.

[5]Donald Spoto.The Dark Side of Genius：The Life of Alfred Hitchcock[M].New York：Ballantine Books，1983：17-18.赵山奎.论精神分析对传记真实性的影响[ J ].国外文学，2006（03）：113-123.

[6]田曉明.孤独：人类自我意识的暗点——孤独意识的哲学理解及其成因、功能分析[ J ].江海学刊，2005（04）：223-229.

[7]Paul Murray Kendall.The Art of Biography[M].New York：Norton，1965：144.赵山奎，论精神分析理论与西方传记文学[ J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7（09）：11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