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臻

2021年11月11日，取材于罗马尼亚消毒剂丑闻的现实主义影片《医者仁心》（加泰林·罗塔鲁、加比·弗吉尼亚·萨尔加，2018）在全国艺联专门院线上映，这是“2021年中东欧国家优秀影片播映活动”在《漫漫寻子路》（斯尔登·葛鲁伯维奇，2020）、《荣耀时刻》（克里斯蒂娜·戈洛佐娃、佩塔尔·瓦查诺夫，2016）、《牛奶配送员的奇幻人生》（埃米尔·库斯图里卡，2017）之后引进的第四部作品，是唯一一部诞生自久负盛名的“罗马尼亚新浪潮”中的电影，也是唯一一部聚焦医患关系的现实主义影片。在前者的意义上，《医者仁心》以虚构人物与真实事件相结合，在多种叙事方式中延续了《无医可靠》（克里斯提·普优，2005）、《布加勒斯特东12点08分》（柯内流·波蓝波宇，2006）、《四月三周两天》（克里丝蒂安·蒙吉，2007）等罗马尼亚电影新浪潮的表达主题、电影语言与隐喻传统，以极易引发观众对现实讨论的题材入手，将影片的深度从浅显的社会批判拉入“后冷战”的社会文化背景中，代表着罗马尼亚电影新浪潮的发展方向;而在后者的意义上，它又是在新冠疫情蔓延至全球之后再次通过医患关系、医疗问题向东欧国家乃至全球的卫生、医疗、公共安全与健康领域提出了深刻的质询。《医者仁心》与近年来国内大热的职业剧《医者仁心》（傅东育，2010）以及电影《滚蛋吧肿瘤君》（韩延，2015）、《我不是药神》（文牧野，2018）、《送你一朵小红花》（韩延，2020）等作品相比，把一个极富戏剧冲突的故事题材进行了反类型、反戏剧的处理，以更加低沉的情绪与影调带领观众一步步走进这场医院中本不应该发生的医疗事故，走进由消毒剂引发的风暴之中。

一、现实议题与记录手法推进悲剧性反思

《医者仁心》以2016年轰动国际社会的罗马尼亚消毒剂公共危机事件为出发点，导演加泰林·罗塔鲁和加比·弗吉尼亚·萨尔加将对医院医护人员的访谈与对医疗行政体系的理解结合起来，以虚构角色与故事的手法对这一现实议题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2016年，布加勒斯特一家夜总会突发大火，众多伤患在医院救治时都死于不明原因的感染。这一事件引发了整个社会的高度关注，布加勒斯特多家医院长期采购使用稀释酒精效度的医疗丑闻逐渐浮出水面。这起从医疗问题延伸到多个领域的事故震惊了东欧及国际社会，引起了普遍的社会反思和一系列的监管改革，也成为电影导演在对社会情理的透彻洞察下用虚构的故事“再现”现实议题的契机。在《医者仁心》的故事中，主人公克里斯蒂安是布加勒斯特一位优秀的儿科外科医生，他与其他医生一样知道手术中使用的医用酒精是被稀释的，当他救治的一名儿童在成功手术后意外死于细菌感染时，克里斯蒂安再也无法安于沉默，他决心揭露整个医疗系统欺瞒公众使用稀释消毒剂的问题，并将所有伪劣产品逐出医院，却在接二连三的打击中陷于困境。在虚构的故事中，克里斯蒂安被导演设置了理想化的行为动机，他决心以一人之力对抗整个医疗系统乃至政治体系，过程中不止要应对行政体系极其低效的工作和不负责任的态度，更需挑战民众对此事件的偏见，忍受同事及亲人的误解。他不仅为此与同事和科室主任发生了摩擦，还偷拿了与妻子共同储存的购房金以及母亲的养老金作为经费，甚至远离家庭独居独行，身上有着堂吉诃德般的古典悲剧主义色彩，他在与社会系统的对抗中屡屡碰壁。

在《医者仁心》中，现实议题不仅仅是对社会环境的精准还原，更是塑造人物形象、决定人物命运的关键元素。导演以纪录片式的拍摄手法事无巨细地记叙了一位良心医生为检举劣质消毒剂在两三天里的所有行动，他面对不同的人一遍遍地陈述着相同的问题，观众能感受到紧迫的时间带来的压迫感，某一刻甚至会关注人物行动以至于忘记摄影机的存在。克里斯蒂安在决心揭露这一巨大丑闻后，每天都面对代表着不同社会位置的人物，从担心遭到报复的妻子、母亲，到每日共事的医院同事、手术成功却因消毒剂不合格失去孩子的家长，再到有职权划界的医院经营管理者、新闻媒体、政府部门的检察官和卫生部官员，乃至制造伪劣消毒剂的供应商本人……克里斯蒂安的逆行被多种价值和立场质疑，但简单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重视，影片中揭示出了这一现实事件的偶然性与必然性之间的关系，既重复又差异化的矛盾伴随着克里斯蒂安进入更广阔的社会空间，层层递进地展现了克里斯蒂安心境的变化。长镜头下的旁观者视角没有提供给观众同情或批判的位置，但源于现实议题的故事又能给具有相似经历的观众以感同身受的痛苦。

本片的角色设置与故事编写都具有明显的符号意味，导演以克里斯蒂安这一虚构角色对公共危机前医疗系统的集体沉默，对消毒剂公共危机的前因后果，都作出了精彩的解释。首先，医生群体在社会上较少发声。克里斯蒂安首次表明怀疑消毒酒精味道不對时，科室主任与护士长立刻反过来质疑他手术流程不规范导致患者感染身亡;克里斯蒂安将计就计地表示要让医疗委员会就这一案例展开调查，科室主任意味深长地告诉他不要这样做，这句话既是他尝试控制克里斯蒂安，又产生于医生在低待遇、强工作量和高风险工作下的自我保护逻辑。在影片尾声，这位看似不通人情的科室主任在巡房时特地提到要看好15号床的孩子，知道他活泼好动，叮嘱护士长拦着别让他伤口开线。这说明他并非完全的反面角色，更多情况下只是利害关系下的不得已而为之。其次，医院与卫生部门之间微妙的袒护关系也阻碍了其他位置上的声音：根据卫生部的公开数据，布加勒斯特院内感染概率的数据是0.2%，这个数字甚至远远低于医疗服务更健全的欧洲发达国家水平。克里斯蒂安向卫生部的一位秘书坦言，他认为这个数据完全是造假，秘书支支吾吾地表示会进行后续调查。结果克里斯蒂安当天就接到了来自医院管理层的一纸调令，派遣他去法国医院工作——在接到卫生部门的电话之后。最后，克里斯蒂安当着医院经营者的面拒绝了法国的工作，并直言医院为了掩盖消毒剂问题伪造感染数据。医院经理情急之下说出克里斯蒂安所不知道的“难处”：按照相关部门制定的标准，院内感染超过1%经理就要被辞退，但这一标准的制定完全不符合科学规律，1%的感染率就是一个典型的无法执行的明规则。即使使用了符合规定的消毒液，所有参与治疗的医生严守操作标准，医院的术后常规感染概率都会在5%以上。此时，使用的消毒剂是否符合规定，似乎也不再重要了。《医者仁心》不仅以克里斯蒂安这一理想性人物的行动层层深入，用看似冗长乏味的方式完成了极具戏剧张力的剧作结构，逐渐揭开震惊全欧的医用消毒剂丑闻背后的真相;还以纪实性的视听语言体系与这一揭秘性的故事主题相匹配。gzslib202204031919

二、新浪潮语言与新浪潮风格下的电影叙述

自经历1989年的东欧剧变以来，罗马尼亚原有的国有电影工业体系瓦解，电影产量也逐渐下降，甚至在2000年出现了全年没有一部影片的窘境。2001年，从瑞士学成归国的克里斯提·普优以长片处女作《无命钱》（克里斯提·普优，2001）重新打出了罗马尼亚电影的旗号，并以35毫米焦段镜头、长镜头、手持摄影、自然光照明、低照度照明、生活化的台词和表演等曾出现在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法国新浪潮电影等美学运动中的拍摄方式，为全线落后于世界的罗马尼亚电影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电影语言。此后2006年，应用这一套电影语法、对社会现实进行关注与揭露的《布加勒斯特东12点8分》（柯内流·波蓝波宇，2006）和《爱在世界崩溃时》（卡塔林·米图雷斯库，2006）先后在2006年的戛纳电影节上获得不同奖项;《四月三周两天》在2007年获得金棕榈大奖，《加州梦想》（克里斯蒂安·内梅斯库，2007）也在2007年的戛纳电影节上获得“一种关注”单元的最佳影片奖。短期内的巨大成功使得这批运用新语言、新风格的罗马尼亚青年电影人作为“罗马尼亚电影新浪潮”在世界影坛崭露头角，并一直随着罗马尼亚电影在国际电影节上的不断获奖而延续长达10年之久。這批最早获得世界关注的罗马尼亚电影，大都采用记录式的摄影方式与极简主义的表达方法，并在影片中或多或少地与东欧剧变后的现实关联，其中有着直接或隐喻的丰富社会话语和阐释可能;同时，新现实主义的拍摄手法与罗马尼亚的现实背景相联系，亟待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成为小人物生活中遭到的最大阻力，从而产生了具有特定时代语境的罗马尼亚新浪潮表达。

在拍摄手法上，《医者仁心》具有与罗马尼亚电影新浪潮十分相似的风格。导演通过固定机位、自然光和长镜头的拍摄手法，将观众拉入克里斯蒂安与家人、同事和社会一轮轮的博弈之中。导演多次运用冗长的手持镜头表现克里斯蒂安屡屡碰壁的场面，在纪实性和戏剧性之间达成了高超的平衡，在蕴意丰富的构图与一成不变的角色境遇中消磨着观众的“期望”与“耐心”。灵活的景别选取、丰富的场景、多变的照明光线与画面质感，都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观者这是一部具有新浪潮风格意味的影片。在使用长镜头、固定镜头和手持镜头等方面，《医者仁心》都可谓遵循着罗马尼亚新浪潮视听语言的表达范式。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克里斯蒂安想通过公诉机关检举此事，却不得不对着三个不同的检察官反复陈述同一件事：见到第一个检察官时，他流畅而快速地讲述反复练习的举报事件缘由以及过程，但还未待他讲完，这位感到事态之严重的检察官便叫停了他的陈述。这位检察官叫了另一间办公室的同事提供参考意见。但在第一位检察官的建议下，他勉强坐在克里斯蒂安面前又听他从头进行陈述。在第二遍陈述进行到一半时，这位人员建议叫来他们的领导一起听，于是克里斯蒂安不得已又开始从头陈述，但过度紧张的精神状态与反复的冷遇、官僚们互相推诿的态度令他发挥失常，他忘记了自己的陈述内容，他的肩膀剧烈耸动，分不清是在笑还是在哭，他终于被请出了办公室。《医者仁心》的导演用准确的移动长镜头和准确的对焦剥开社会积重难返的积弊，十几分钟的长镜头将克里斯蒂安从一开始的踌躇满志到最后忘词哭泣的崩溃感极其真实地反映了出来，巧妙地放大了弱小个体在庞大体制前无能为力的悲惨境遇和绝望。

影片以诸如此类的纪实性镜头反映社会一角不为人知的辛酸，很容易让人想起欧洲新浪潮电影在这方面的大师：弗朗索瓦·特吕弗、埃里克·侯麦、阿涅斯·瓦尔达、达内兄弟、克洛德·夏布洛尔……劳拉·穆尔维认为，克里斯提·普优、柯内流·波蓝波宇、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等知名导演在欧洲艺术电影节形成了一种电影语言，这种电影语言以欧洲的电影文化为基础，处处可见法国新浪潮等美学运动的痕迹;同时它所培养的批评传统以及在其环境中所生成的观影期待又反过来影响、塑造了重生中的罗马尼亚新电影，为之后的导演创作提供了一种普遍性的“电影节趣味”。[1]“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有着明确的形式风格和特定的意识形态基调的罗马尼亚‘新浪潮电影，都是某种国际艺术体制的产物，也就是说，欧洲国际电影节深度参与了‘东愁电影的制造。”[2]近10余年来，这些普遍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后的年轻导演通过对现实的关注，让罗马尼亚这个电影小产国通过电影节上的“罗马尼亚新浪潮”进入了全球电影的视野。尽管讲述的故事精准地描摹了当代罗马尼亚人身处的独特的家庭、工作、社会、体制等多方面的环境，能以体察现实的关怀精神、对人类状况的基本关注取得跨文化的广泛共鸣。

三、罗马尼亚新浪潮影片中的现实与历史隐喻

东欧剧变之后的历史，一直或隐或显地存在于各个国家“新浪潮”的影片叙事之中。近年来的罗马尼亚作品亦然，既有对现实直接的揭露，也有以现实为故事背景进行的批判性反思。无论是直接以不合理的社会现状表达对现实的不满，还是通过现实的隐喻进入历史议题，罗马尼亚新浪潮电影无一不以发人深省的态度对现实进行深度揭露与反思：《无医可靠》（克利斯提·普优，2005）讲述一个独居老人在遇到车祸后突发脑血栓，走遍5家医院却未能得到应有的救治，终于在当天深夜的手术前死亡;《四月三周两天》（克里斯蒂安·蒙吉，2007）中意外怀孕的女大学生加贝塔在她的室友兼好友奥提莉亚的帮助下秘密堕胎，奥提莉亚为了帮助好友穿梭在恶劣的服务员、可怕的住宿制度、冷漠的人情之间身心俱疲;《阿依达，你往何处去？》（亚斯米拉·日巴尼奇，2020）中的联合国翻译阿依达在塞尔维亚军队入侵波什尼亚克飞地后一边寻求保护，一边为双方人员进行翻译，但语言终究难以跨越人性的隔阂，她最终只能以沉默面对无数骸骨，剩下了一片绝不轻松的留白。尽管罗马尼亚院线每年只有5%的本土电影上映，其余几乎都是好莱坞式的进口娱乐片，但这些导演全力以赴地介入对现实的批判与对历史的反思，成为东欧国家在国际社会发声的重要渠道。

在这一背景下，《医者仁心》可谓是沿袭了罗马尼亚电影新浪潮的典型之作。克里斯蒂安为职业道德与公共卫生奔走于社会的不同层级间，在丰富的现实呈现中建构出了一种关于自身历史与现实的新表述。它与许多东欧国家现实主义电影一样，并没有以圆满结局宣告正义的胜利，而是将克里斯蒂安的整个检举过程作为一个有明确历史和地缘政治指向的文化政治行为展现出来。陡然的政体转型与经济上的长久积弊，为罗马尼亚电影新浪潮带来了丰富的素材。

结语

《医者仁心》以纪录片手法引导观众亲历克里斯蒂安上下求索的现场，其中对现实议题的深度揭露是对东欧剧变后国家急速资本主义化过程中产生的控诉。这部影片延续了罗马尼亚电影试图在去政治化过程中产生的一种时代性的社会文化症候与批判性的反思。

参考文献：

[1][美]劳拉·穆尔维.基亚罗斯塔米的不确定原理[ J ].梅峰，译.世界电影，1999（6）：17.

[2]王垚.阿迪娜·平蒂列与罗马尼亚新浪潮的终结[ J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9（02）：91.

【作者简介】 高 臻，女，山东潍坊人，山东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