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新民

邓小平在1988年10月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回顾这段历史，最深刻的一点是，如果没有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和坚强领导，特别是毛泽东本人的高度重视，中国就不可能在那么严峻的形势下取得“两弹一星”的成功。“两弹一星”不但终结了中国近代史上“有国无防”的挨打历史，而且成为中美关系解冻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现在，每当我们提到那个艰难困苦的年代还勒紧裤带搞原子弹时，钱三强的那句话总会使人想起那个年代的共产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豪情壮志：“曾经以为是艰难困苦的关头，却成了中国人干得最欢、最带劲、最舒坦的‘黄金时代！”

这支以共产党员为主的科学家的队伍，最不忘初心，最有使命感，最能够理解党中央、特别是毛泽东本人的战略思想。因而他们是一支特别会打硬仗，特别能打硬仗的队伍。当王大珩一行受命前往大西北核试验基地时，国防科委负责人在他们出发前的最后的话是：“你们几个共产党员得给我用党票担保，无论如何也要保证完成任务！”

每当想起那个艰苦創业的年代，“两弹一星”的功臣们感慨最深的是“大协作精神”。在表彰会举行前夕，钱学森就表示：“老一代科学家非常感慨，当年那种大协作精神该回来了。”陈能宽在复信他的美国学友祝贺信中写道：“‘两弹一星的功绩主要归功于党的领导和全国的大力协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