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农

鸟瞰青藏公路唐古拉山段 图/ 张静

因路成城

真正到了格尔木，我才知道有这么一这座城。

青藏公路铸就了这座城。青藏公路起自青海西宁，止于西藏拉萨，总长2100公里。后经改建，线路全长1937公里，其中格尔木至拉萨1165公里，号称四千里青藏线。四千里青藏线的修建，是格尔木这座城的起点。

1954年3月，周总理批准修建青藏公路格尔木至可可西里段，所拨经费30万元，自那时起，在时任西北运输总队政委慕生忠将军和副政委任启明的带领下，工人们利用青藏公路动工前的空余时间改造戈壁滩，种下了格尔木第一批树木，开垦了格尔木第一块田地，收获了白菜萝卜等第一批蔬菜，修建了格尔木第一代营房（地窝子）。1954年12月22日，公路修至拉萨，内地进藏时间由历史上的3-5个月，缩短到半个月左右。这条路通了，格尔木这座城慢慢也就有了。

青藏公路横穿柴达木盆地的沙漠戈壁，跨越日月山、昆仑山、唐古拉山、冈底斯山等15座大山，穿越无数雪峡冰川，通过546公里的永久冻土地带，行经沱沱河、通天河、那曲河等河流，海拔高程大于4000米的地段长达958公里，年平均气温零下6度，最低气温达零下40度，8级以上大风日年均120天，空气稀薄，大气中含氧量仅为海平面的50%。夏季，紫外线强，筑路人员露天作业容易灼伤皮肤，且常遭蚊灾;冬季，寒风呼啸，吹得人站不住脚，一天几次冰雹或大雪，帐篷像冰窟，睡觉是大难题。加上高原反应，筑路工人简直每天都是在接受生与死的考验。

是那么一群人铸就了这条路。找到那群人，就是找到格尔木;倾听那群人，就是倾听格尔木;记录那群人，就是记录格尔木。

当年的筑路工多数已经故去了，我们没有机会听他们说说心里话，这是一大遗憾。但第一代养路工还有在的，虽然不多，却也值得庆幸了。那是一群曾经生活并奔波在路上，永远牵挂路的人。走在青藏公路上，就是走进他们的青春里，踏在他们的脊背上，奔跑在他们的皱纹里，穿行在他们的心尖上。

为青藏公路奉献了32年青春的李充善 图/张静

李充善与妻子在家属院的合影 图/张静

近路者爱路

纳赤台公路段，成立于1955年8月。海拔3575米，现管养公路184.7公里。纳赤台，蒙古语意为有松树的地方。藏语，意为放过佛的地方。相传文成公主进藏时，从西路运送金身佛像的人到此发现清泉，放下佛像，痛饮泉水，故而得名。

坐在我旁边的老头儿，很瘦，局促地坐着，像正在被提问的小学生。

低头看了一眼格尔木西藏自治区青藏公路分局提供的职工花名册，我脱口问了第一个问题：“爷爷，您1989年就退休了？”他似乎被这个问题击中，本就端平的肩膀微微抖动了一下，而后很快回归平静，轻轻点头。他没有话。“您退休时，我还没出生呢！”我笑着说。他没有话。“您在青藏公路上待了32年哪！”我感慨。他依然没有话。

又过了几十秒，也可能是几分钟。老人家的身体稍稍往沙发上靠了靠，脸上的褶皱随着久远的思绪，时而扩散，时而汇聚。他挪开搭在右腿膝盖处的手，摸下蓝色布帽，露出白色的头发，那头发擎在沙发上空，如同杂在田野间的秋草。看着那张因哀伤而稍有些变形的脸，我屏住呼吸，等待声音降落。

石培福与父亲石毓兆的合影老照片

声音久久不落。

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对坐中，我所知甚少。老爺爷名叫李充善，1938年生，甘肃民勤县人。家里兄弟5个，他排行老二。1957年，也就是青藏公路通车的第3年，迫于生计，离别新婚妻子，成为青藏公路第一代工人。

青藏公路分局的工种很多，种菜、做饭、养骆驼、抢修路等，而李爷爷的任务是去格尔木西藏基地西大滩露天矿挖煤。煤矿在昆仑山顶，海拔4772米，刚到那儿，就有几个工友病倒，连喝水都吐。其实那是高原反应，但没人知道。“生病”的几个人，改派到山下的纳赤台公路养护段上。

挖煤的酬劳，每月是40块8毛8。当时工友吃大锅饭，月底会结算伙食费，平摊下来，每月生活费是15块左右，剩下的钱都会存下，等纳赤台有人上来，就托人将攒下的钱寄回家去。这一干就是6年，6年里只在1960年回家探亲一次，假期是一个月，除去来回路上的日子，算下来在家只待了十几天。“大女儿就是那一年怀下的”，这是爷爷说的最急也最骄傲的一句话。问起工作时长，他挥着双手比画起来，“太阳一出来就上班，太阳一落下就休息”。高原上日照时间长，工作时间相应也长。爷爷只知道工时长，却不知道到底是多长，时间以日升日落的方式计算着，养路工都认这个。问起工作环境，他有些木然，不知道说什么。也就由着他沉默，由着他避而不谈。

雁石坪公路养护段家属院 图/张静

1964年的某一天，煤挖光了。工人们分散到各个道班，爷爷成了真正的养路工。养路工的好处是，一年能休假一次，先后出生的老二老三是休假的甜蜜奖励。又过了几年，人调到纳赤台公路养护段上。等户口批下来，妻子携3个孩子来到公路上，一家人终于团聚，那已是1974年。20岁离乡的小伙子，如今已年近40岁。

1989这年，爷爷退休了，公路上苦干的32年，以上文字是全部概括。采访最后，他倏地站起身，似乎很着急。我也起身，预备同他一起出门，随口问退休后出去玩了没。爷爷连连摆手，说车票钱都是浪费。我又问，现在的生活好不好，他说好。我追问哪好，他说工资月月发，就是好。

朴素的回答，竟让我陷入沉思。纳赤台职工小区主干道上的窜天杨疯长，风一股一股地来，掀起树叶，发出沙沙声响。道路尽头处，立着一位白发老奶奶。爷爷驻足回头看向我，露出只有孩子才会有的那种笑，他用地道的甘肃话（后鼻音很重）说“那是我老婆”。我也笑了。担心等的人着急，老爷爷走得很快，看到妻子，也确定妻子看见了他，他才稍稍放缓脚步。

现已退休的石培福曾在青藏公路工作了32 年 图/ 张静

“同一批招来的，有32个老乡，基本都不在了。”在距离老伴不足两米远的地方，爷爷小声说了这么一句。我知道这句话背后的含义。老奶奶是他的伴，最珍贵的伴。

李爷爷口中那32位同乡人，已经不在的，有一位叫石毓兆。在采访雁石坪公路段养路工石培福时，偶然得知其父亲是老一代养路工。突然问起老父亲的事，石师傅有些茫然，好像那是一个遥远的世界。每问一句，他都要想很久，很多关于时间、事件的细节，都模糊一片。“他从来没跟我讲过。”石师傅话不多，却时不时重复着这句。接下来与其说是采访，倒不如说是推理。根据石师傅记忆的碎片以及之前采访对象提供的线索，我们终于拼凑出了一些信息。

石毓兆，1936年生，甘肃民勤县人，1957年被招过来，因为高原反应，被送到低海拔处的大甘沟道班做养路工人。大甘沟道班排序是第8道班。现在公路改线，那儿成了遗址。

“那时候是土路，父母大概是凌晨4点起床，套骆驼拉刮路机出发。”石师傅的记忆逐渐被打开，说话也多了一些。他说父母刮完路回到道班吃早饭时，天都亮了，那个时候他和妹妹才起床。早饭后，父亲骑自行车去养路，他和妹妹有时候就会坐上父亲的车后座和前杠。大人们修路，小孩子就在一旁玩石头。有时还会拿报废的架子车内胎，做弹弓打鸟，其实一只鸟也没打到过，那只是小孩子打发时间的一种方式。

“小孩子也会无聊吧？”我问。“简单，没什么可以玩的。”石师傅说着，突然眼睛一亮，“那时候蚊子又大又多，我玩蚊子。”我不禁哑然。当时的蚊子又大又肥，三只能炒一盘菜。我不止一次听格尔木人说起蚊灾，顺着胳膊用手轻轻一掸，胳膊就湿漉漉的。而石师傅“年少无知”，等蚊子落在身上，观察蚊子吸血，等吸饱了，就将其拍死。大蚊子成为玩具，大概是出生在青藏公路上孩子的独家记忆吧。看着我不可思议的表情，石师傅露出羞涩而又朴实的笑，又主动谈起童年的快乐往事。“小孩最要紧的事，是坐等骆驼下班。骆驼工作完回道班，需要饮水。而最近处的水，也在3公里之外，小孩子会争抢着牵骆驼饮水，因为可以骑骆驼。”坐在两个“山峰”之间，那是童年里最开心的事情。

石师傅的童年是7岁之前，之后开始念书，要离开道班，到纳赤台。上学的记忆，也少得可怜，似乎没有任何值得说的事。我每次追問，他就习惯性用右手食指点着脑袋，眉头紧锁，努力回想。每每有一星半点，就短短地说一句，然后望着我。“冬天的时候，煤气中毒是常事”“我也不知道好好学习”“10岁的时候，带7岁的妹妹上学”“父亲有时候来看我，一房间有十几个小孩，看到煤炉的火墙坏了，会修补一下”，像挤牙膏样挤出这么几句，石师傅便沉默了。

石师傅东说一句，西道一点，它像珍珠，多天后，我回来整理录音，才慢慢将它串起来，成为相对连贯的故事。

曾在五道梁做养路工的薛登科 图/ 张静

去纳赤台上学，需要在公路边上拦车搭载，冬天很冷，等一辆愿意停下来的车不是一件易事。为了让孩子暖和一点，父亲就在丘上凿洞，够孩子容身，让孩子待在里面，自己则冒风雪拦车。夏天时候，有哈萨克族游牧到道班附近，养路工会跟他们买羊，别人都会把羊皮丢掉，而父亲会熟羊皮，给儿女做羊皮袄，等到有露天电影放映时穿上，很暖和。道班上没电，晚上点煤油灯，为了让灯更亮一些，父亲想到了解决办法。将水果罐头瓶子淘洗干净，用烧红的铁丝圈烫瓶底，然后放入冷水，瓶底自动脱落。如此，水果罐头瓶子罩在灯芯上，灯就亮了许多。裹挟在那个伟大时代中，父亲是以自己的智慧和勤劳进行着朴素的生活。

石师傅现已在格尔木西藏基地退休，在青藏公路上工作了32年。父母亲在青藏公路上献过青春献子孙，母亲名字叫曾金花，46岁肝癌晚期去世。“当时母亲总是疼得在床上打滚，一直嚷嚷胃疼，吃的药是胃舒平。现在想来，应该是肝疼。”聊到母亲，石师傅难掩自责与愧疚，但转念他又面露喜色，说：“从没有人问起过我母亲的名字，还有我父亲的。”说完低下头，似乎在酝酿更重要的话。我等着他。良久，他终于开口，“我父亲爱喝酒，我也喝，可我们从没在一起喝过。”终归是没有机会，父子再面对面小酌一杯了。

“我父亲是渴望交流的，但我们都不爱说话。”石师傅的愧疚更添了几分。不可避免地，今日的追问，提醒了他情感表达缺失受阻后的悲哀与遗憾。

薛登科年轻时在毛主席纪念堂前留影 图/张静

谁跑我也不跑

五道梁公路养护段，成立于1956年8月。海拔4636米，现管养公路186公里。五道梁位于可可西里无人区地带，地高天寒，有说“到了五道梁，哭爹又叫娘”，还有说“纳赤台得了病，五道梁要了命”。

五道梁非但没有要了他的命，还给了他一条活路。

我见他是在他家里。见面就问的是，他是否记得自己的老家在哪。老爷爷眼睛滴溜溜一转，似乎在说，小样，我是老了，不是傻了，怎么会不记得自己的老家？看着老爷爷的表情，我笑着用眼睛告诉他，既然记得，那你倒是说啊。老爷爷会意，说出“武威”俩字。因甘肃口音很重，在他儿媳妇的翻译下，我才明了。儿媳妇趁机解释，爷爷最近两年听力下降，更不敢说话了。我以为爷爷听力没下降之前爱说话，儿媳妇笑着摇头。

爷爷名叫薛登科，1933年生，甘肃武威人，今年88岁，1957年，来到格尔木西藏基地做养路工，地点是五道梁，工资是90块零几毛。1959年和1960年，工资降低，每月只拿51块。之后，工资慢慢涨，1962年，涨到120块。

薛登科的工人退休证 图/张静

靠着这工资，爷爷养活5个孩子。大儿子、二儿子和三儿子，也是养路工。老大现已退休，在兰州，老二在8年前去世了，老三现在守着父亲过，老四（女）在西宁，老五上了大学。这些都是老三薛生树讲的，老爷爷听力不好，说话十分精简，一般只说两个字。比如问他在道班上住什么，他说“帐篷”;问他一个帐篷住多少人，他说“十四”;问他晚上睡觉冷了怎么办，他说“烧粪”。这些他能脱口答出的，就毫不犹豫大声喊出来，因担心我们听不见，他喊的很用力，像一个调皮的孩子故意大声说话引大人注意那般。但有些问题，他意识到两个字无法概括时，就用微笑着的眼睛望着我，像是在说，我不说，你猜。我拿他没办法，慢慢也习惯了他的二字真言。

谈到娶老婆，我问：“结婚之前见过吗？”爷爷憋着笑，答：“木有。” “看过照片吗？”还是憋着笑，答：“木有。” “结婚那天，总见到了吧？”依旧憋着笑：“见了。” “好看吗？”我一本正经地问道。他终于笑开了，笑了很久，停了笑答：“一般。” “一般是什么意思？不喜欢吗？”大家都望着他，等着答案。爷爷强行憋住笑，答：“凑合。”所有人都笑炸了，不管问啥，爷爷保持两字答案，方寸不乱。见大家笑开了，他也笑，眼睛眯成一条线，脸上线条柔和，大概回忆起的是青涩时光，他看上去像一个老奶奶，柔情万千。三儿子解释说，其实那个年代，不会直接说自己喜欢不喜欢，凑合就是能过日子，就是满意。

笑着笑着，爷爷彻底放松了，身子逐渐歪斜在沙发上。要给他拍照，他就又端坐起来，紧紧抿嘴，很在意自己的形象（没有牙齿）。我拍了拍爷爷的肩膀，露出严肃认真的表情，指导爷爷摆姿势。我说拍照要如何如何才好看。老爷爷信以为真，跟着我的动作，我坐直，他也学着坐直，我咧嘴，他学样，我露出牙齿笑，他跟着笑，可笑着笑着，突然意识到自己没有牙齿，就慌忙用手捂住嘴巴，只露出会笑的眼睛。看到爷爷慌张的小手，所有人又狂笑不止。三儿子薛生树大笑时，稀疏的牙齿露了出来，我只看了一眼，他就捉住我的目光，说“高原上作业，牙齿脱落早，人也显老，还容易有关节炎”。

笑声就这样止住了。1957年，爷爷出远门谋生时，父母健在，还有个弟弟。同行的老乡有1000多人，分成5个小队，散到不同养护段上。也有人受不了高寒气候，病的病，跑的跑。我问爷爷有没有想过跑，爷爺说：“留下来有吃的，谁跑我也不跑。”

薛登科及后人的全家福 图/张静

1960年，也就是工资降到51块那年，与家里的通信断了。直到同村的工友休假回到公路上，爷爷才知道父母都过世了。至亲过世，奔丧的机会都没有。爷爷谈起这段回忆，脸上异常平静，就像是在谈着书中的故事。“老爹老实！”薛生树补充道。

刚退休那会儿，爷爷爱跑步，总往将军楼公园跑，他见过慕生忠将军。修建将军楼公园时，青藏公路分局的职工都做了贡献，爷爷的工资卡上也划走了5块，说起那5块，爷爷脸上写满骄傲，好似那一整个公园都是他一人修下的。现在年纪大了，跑不了步，连下楼都困难，爷爷静静地坐在阳台上，晒着太阳，不说话的时候，像一个被大人关起来的、向往自由却又委屈的孩子。

爷爷静默的时候，薛生树主动聊起父亲。当时姊妹5个，家里人多，粮食不足，每隔几天蒸一次馒头，父亲会拿出秤称面，按人头算，每人几两。当时称面的场景，是他印象最深刻的。小的时候，跟着别的小伙伴，偷拿了公家的竹席、砖块，父亲会板着脸呵斥他送回原处，说丢人。小时候的薛生树觉得父亲太傻，别人都拿，没人觉得丢人，可偏就是父亲不开悟，孩子稍做了坏事，就要挨打。我问他，你觉得老实好不好呢？薛生树苦笑一下，说有好有不好。他拿自己举例，因父亲老实，自己是合同工。剩下的话，他吞了回去。

话题又转到爷爷的退休生活。薛哥说，大哥在兰州，老爹每两年去一次兰州，去年刚去过。我转而问爷爷话。“爷爷，去年去兰州了吗？” “去了！”爷爷笑着，像孩子一样喊。“今年还去不去？”我也喊开了。“不去！”又是喊。“明年去不去？”“进去了！”爷爷竟然说了三个字！

我愣了。其他人也愣了。都不知道爷爷说的什么。爷爷却咯咯笑着，双手也舞动着，像是音乐家偶得了一段精妙的旋律，有着拍手称快的冲动。

“他的意思是，明年他就不在了，进去了。”薛生树笑罢，解释道。大家又是笑成一团。爷爷的回答，两字变三字，既押韵，也颇有哲学意味。正所谓，五十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生死以玩笑的方式说出，这是通透！

从二字到三字突破起，爷爷的句子逐渐长了起来。看见同行伙伴手腕上的表，爷爷伸手去摸，说“5个馒头换一个表。”同伴反问，5个馒头能不能换一个老婆。爷爷笑得乱颤，双手急急地拍着同伴的肩膀。他笑的很开心。看着他舞动的手，我发现了爷爷手腕上的几个蓝色点点。我以为那是纹身，好奇地指着他的胳膊。爷爷撸起袖子，露出排成三排的9个

蓝色点点。他解释说道，是15岁的时候，跟小伙伴比赛玩，拿钢笔扎的。

采访最后，我问他想不想念老家。“不想！”爷爷斩钉截铁地答道。可只过了几秒，他就改口了，说想。老家既没有亲人，也没有屋舎，甚至连回忆都没剩下多少了，但他就是想，也只能想，越回不去越想。

一个放碗碗的地方

雁石坪公路养护段，成立于1956年8月。海拔4712米，现管养公路205公里。因该地岩石上有许多小眼形似一群小雁子而得名。

才仁加毛是家里的长子，1964年出生在公路上的帐篷里，底下还有一个弟弟和两个妹妹。1985年，母亲退休，他顶缺成为正式养路工，每月的工资300多块钱。1988年，才仁加毛去西安出差，却突然收到格尔木发来的电报，内容是有急事速回单位。等他坐火车回到格尔木时，还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次日坐大车回到87道班上，才知道父亲走了，父子俩没见上最后一面。

才仁加毛父亲的老家是安多，1943年生，从小长在牧区，给人放羊，食不果腹是常态。1962年，看到通知，说是公路上招人，于是报名，最终分到雁石坪养路。父亲名叫卓布，卓布是朋友的意思，登记时，汉族工友将卓布翻译成赵保，父亲便以赵保之名在公路上奉献了26年。第一个月的工资是35块钱，有了工作之后，他人很开心。这份工作对于赵保来说，最大的意义是“有一个放碗碗的地方了”。才仁加毛说，父亲把养路当成靠山，这条路是一家人的活路。

才仁加毛14岁退学便在道班做临时工 图/扎巴

有了靠山，赵保也有了爱的激情，很快与雁石坪的女工相恋，结婚一年，便有了儿子才仁加毛。据才仁加毛回忆，老一代养路工的生活条件是很艰苦的。那个时候没车，全靠腿走路，一个养路段有几个工区，一个工区有3个道班，每个道班管养10公里，一天下来，走个来回都要20公里路，更别提全靠人力拉土修路了。他们吃的是糌粑，只有到了冬天稍稍闲下来，才会去打几只黄羊，吃几顿肉。睡觉的床是用汽油铁桶支起来的木板，或者是石头垫起来的。

道班上出生的孩子，实在难有什么童年趣事。对于几岁的才仁加毛来说，最大的事，也不过就是有强盗土匪来，道班上的工人会把孩子藏进地道里，那是他们偷偷挖出来的。才仁加毛5岁的时候进去过一次，但里边什么也没有，他甚至有些大失所望。9岁的时候，才仁加毛动了抽烟的念头，鬼使神差偷了父亲一包光荣烟，烟盒上印着五角星，实在令人兴奋不已。“我自己抽了两支，一开始感觉辣辣的，但慢慢的就很舒服”，才仁加毛回忆起往事时，还带有几分激动。后来东窗事发，才仁加毛被父亲揍了屁股，果断告饶，说以后再也不敢了。但他心里却很不服气，暗恨自己藏烟的技术太差，若是父亲找不到证物，自己又死不承认，这顿毒打自然就免了。

那顿打之后，才仁加毛再也没有动过偷烟的念头，但烟瘾却一日大过一日。“我烟瘾上来的时候，实在憋的难受，就沿着公路捡烟头抽，有时候一个人，有时候是跟别的伙伴一起，运气好的话一天差不多能捡上五六根，每捡到一根，就围成小圈，大家你一口我一口。”

当然也有运气不好的时候，在公路上连烟屁股都是稀缺物。这个时候，才仁加毛就会撕下来书本，卷上干牛粪抽几口。“牛粪很呛，抽一口就要咳嗽半天，一般两口，烟瘾就下来了。”

才仁加毛是捡烟屁股的老手，9岁开始，21岁才结束，长达12年的捡烟头经历，毫不夸张地说，他是青藏公路线上烟头灭霸。他讲完烟头的事，我心里的疑问便有了。我问，你不上学吗？他说，10岁时开始读书，但是上到小学4年级就辍学了。“那个时候不知道脑子在想什么，反正没好好读书”。我开玩笑说，别人10年寒窗读书苦，你12年路上捡烟头更苦，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你怎么会不知道呢？才仁加毛恍然大悟，而后爽朗大笑。

他是14岁退学，当时道班上招临时工，他就去做了临时工，工资是100多块钱，父母领，一直领到他21岁成为正式员工。也就是在那一年，父母才准许他抽烟，每个月工资留下20块作为烟钱。

烟自由之后，婚姻大事提上台面。但才仁加毛从小就怕女人，按照他自己的讲法，一看见女人就害羞，一害羞就低頭跑掉。每次家里来了女客，自己一定会跑到外面去坐着，等女客走了再回去。有些时候实在躲不掉，被女客拉着问话，别人问一句，他就答一句。“按照我的经验，别人问话，一定要老老实实答，否则她们就看你”。我说看了你会怎样，他说“怕得很”。

怕女人的人，最后还是和女人结了婚，那是1987年。“有一天，姐夫叫我到他家里。我去了之后发现他家里坐了一个女人，也是雁石坪的女工。我刚进去，就被姐夫锁在里面。我和工友都扒在门上，嚷着要出去。可门外却说，你们两个合适，就聊一聊。”两个人一共被关了4、5个小时，最后没办法，终于憋出来一句话，“你喜不喜欢我？”女方一开始低头不语，后来说喜欢，然后两个人就这样结为夫妻。

青藏公路上常见的养护作业车辆 图/张静

1988年，父亲白天上了一天班，刚进家门，就晕倒在地。父亲所在是78道班，而最近的医务所是沱沱河，在88道班。其实距离很近，当时有手扶拖拉机，还有牧区私人买的解放车，工友把父亲拉过去，但人已经不行了。“父亲血压高，医生建议休息，他不听，个子小脾气大，总说路上忙，他不回去，活干不完。死在青藏线上，他如愿了。没想到我竟然也得了这样一个烂病，连到拉萨都有反应。”

才仁加毛已经被领导赶下公路了，因为他有高血脂、心脏病，多次在道班上病倒。现在，他在格尔木西藏基地雁石坪家属院管后勤，心里却还惦记公路。“离开那儿我不习惯，我在那儿出生，在那儿长大，在那儿工作，青藏公路是我的心脏。”才仁加毛拍拍心脏的位置，我的目光落到他桌上一堆药瓶子上。

对于这家来说，青藏公路岂止是一个放碗碗的地方？

茶馆变身情报站

安多公路养护段，成立于1955年5月。海拔4703米，现管养公路186公里。当时称为安多麦玛养护段，管养路段中海拔最高处为5231米，被誉为“天下第一道班”的109工区就坐落于此。

路也是会救人的。

洛桑更嘎，1945年生，1961年成为安多养护段124道班养路工。工作那一年，他才16岁，家里有父母和两个弟弟，穷到讨饭的地步。16岁之前，一直帮别人放羊，勉强混口吃的，日子多少年没有任何起色，也不知道会有什么起色。

没想到，最后改变这一切的竟然是一条路。没想到，青藏公路不仅解决了他的温饱，还给了他一个家，给了他一个勤劳的妻子和5个健康的孩子。后来，这5个孩子都与路结伴同行，老四读过书在那曲交通运输公司上班，其他人都是青藏公路的养路工。洛桑更嘎的大女儿扎培说，父亲一直教育他们，公路养育自己一家，家里这么多孩子，“没有公路，吃都是问题”。还有谁比他们更爱这条路呢？

洛桑更嘎第一个月的工资是28块，干了3年之后工资涨到了51块5毛。“那年冬天发了一双鞋，是大头皮鞋，里边有羊毛，暖和。”洛桑更嘎比画着那双大皮鞋，眼里闪着光，好像那大皮鞋就在眼前一样。他还说，除了大头皮鞋，还发了一顶护耳的绿色军帽，一件皮大衣。看着洛桑更嘎兴奋的表情，我想，多年前发的那套冬日装备，一定暖到他心里去了，一定暖了他一生。

问起养路生活，洛桑更嘎几句话就概括了。“早上8点开始工作，1979年之前是土路，就是推架子车修路。1979年开始修公路，是工程五队和三队来修，水冲下来石头，我们要去捡石头，结冰时，我们就清理路面。”他说，就是那些活，每天都差不多，没有什么变化。坐在父亲身边的扎培，时不时点头，对父亲所说表示赞同。按照扎培的补充，天不亮父母就起床，天黑了才回来。虽然一家人住一起，但是每天很少有相处时间。忙碌是道班工人家庭的共性。

即使住一起，父母却常是缺席的状态。在道班上出生的孩子，尤其是大一些的，多少承担了父母的角色。老大带老二，老二带老三，老三带老四，如此，他们之间的兄妹感情更深。作为家里的老二，扎培自然忆起哥哥。哥哥1963年生，比扎培大3岁。1978年，母亲病休，15岁的大哥顶替职位，开始了养路工生涯。大哥工作的地方是唐古拉山养护段，109道班，即传说中的“天下第一道班”，海拔5000多米，是全线海拔最高养护段，距离父亲所在的106道班，有160公里。

海拔5231米的唐古拉山养护段，被称为“天下第一道班” 图/张静

“领了第一个月工资，哥哥问我们想要什么，我们说衣服，哥哥就带我和妹妹去买衣服。到了地方，问了价钱，一套衣服就要15块。我们担心钱不够，就问哥哥有多少钱，哥哥说自己有98块，我们才放心，一人买了一套。”扎培笑着，有哥哥疼爱，她还是那个有人宠溺的妹妹。我问，哥哥给自己买了什么。扎培惊了一下。那个时候她沉浸在小女孩得新衣服的喜悦之中，如今才想起，哥哥并未给自己买什么，剩下的钱也都是交给了父母。“爸爸，哥哥是不是给了你钱？”扎培向身边的父亲求证确认。洛桑更嘎轻轻地点头，扎培却突然泪如泉涌。

我没敢问什么，只静静等扎培平复情绪。“老大2010年去世了。当时是工作，在唐古拉山口装路标，被一辆大货车撞上。人本来往拉萨送，可路太远，不到医院就死了。”扎培哽咽着，手不自觉

地挽着老父亲，老父亲的眼角也湿润了。在女儿面前，父亲表现得很坚强，他嘴角强挤一丝微笑，掩盖着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疼。在父親的身边，扎培还是个孩子，她可以永远是孩子。

“我大哥很聪明的，他没有读过书，自学考了大专，最后当了安多养护段段长。”扎培抹干眼泪，夸奖大哥时，脸上挂着无与伦比的骄傲。大哥15岁到了道班，主动跟着过往解放军战士，开始学习认字，直至拿到大专文凭，这其中的辛酸与苦楚，也只有大哥自己知道了。

扎培是1978年开始工作的，那年要成立一个突击养护队，她就加入进去，工资是18块钱一个月，过了2年，因为自己表现优秀，就拿到每月30块。现在扎培已经退休，到拉萨跟父亲住在一起。老三老四已因病去世，扎培正等着老五退休，这样一家人就能团聚。

采访到最后，洛桑更嘎似乎在做总结发言，“本身家庭条件就差，我很能吃苦，进养路段之后，什么活都干。现在退休金1万多块，一般出去遇见讨饭的，就去帮助别人，有余力帮助别人，自己很满足。”听他的语气，我意识到老人家是有事要忙。问了扎培，她说爸爸退休之后，喜欢泡茶馆，这是到了泡茶馆的时间了。

扎培说着，帮父亲打点着出门的物件。“他是去打听路况，因为在路上待的久，知道哪里路况不好，哪里容易结冰，哪里经常被雨水冲垮，还有哪里容易堵车。他在茶馆里，容易碰见刚经过这条路的人。”扎培还没说完，老人家已经站起身，瞅了瞅时间，脸上是焦急的神情，就像要错过什么重大事件一样。

我看到了那焦虑，也识趣地停止采访。扎培笑了笑，说父亲现在眼睛不好，她怕危险，就每天陪着父亲一起泡泡茶馆。每次听父亲反复向司机们问路况，人家都说现在路修得好，让他放心，但父亲总也不放心。我告诉爷爷，说我们也刚跑过青藏线，路况确实好着呢。

爷爷笑了，露出两排牙齿，但两个门牙都不在了。

昂清和他的孙女 图/张静

放牛娃的春天

那曲公路养护段，成立于1956年8月。海拔4512米，现管养公路168公里。当时名为黑河养护段，那曲是藏北重镇。

昂清是个藏族，个子很小，尤其是站起来的时候，会显得他身边的人过于高大。等我们都坐下来时，他用那双大而漂亮的眼睛看着我，我也毫不客气地看着他。他穿着很讲究，蓝西服虽已褪色不少却十分笔挺，新帽戴得不深不浅，恰到好处，脚上的鞋也一尘不染，不难看出，他是精心收拾过的。

我们之间，先说话的是他，这真是意外之喜，终于遇上一个爱说话的养路工。

昂清是那曲人，1946年生，1963年参加工作，1997年退休。他说他的人生，分为7岁前和7岁后。7岁前，有父亲在，家里面还过得去，7岁后，爸爸去世，他成了半个孤儿，妈妈出门讨饭，留下年纪还小的他给别人放羊，从此饿肚子成了大问题，成了他无法解决，却每天都要面对的难题。又过了几年，境况有所改变，家里分了5头牛，3只羊，他说那是西藏和平解放以后。有了自己的牛羊，妈妈不再出去要饭，他就在那曲公路段附近放牛羊，生活依然很窘迫。

昂清每天都会义务在街上擦垃圾桶，随身都装着一本《毛主席语录》 图/张静

“我在公路边上放自己的牛羊，但天天跑到养路工那里凑热闹。我就是蹲在一边看看，聊聊天。”昂清说话的时候，喜欢打手势，肢体语言很丰富。我好奇他们用什么语言沟通，他笑了，说那时候的养路工大多数都是汉族，也有回族，但没有藏族，语言根本不通。他所谓的沟通，无非就是养路工在吃午饭时，分他半个馒头，或者有时候递给他一支烟，他回应的方式就是笑，或者随手递个工具。我怀疑他丰富的肢体语言和表情，都是语言不通环境下的产物。

那个时候，昂清也不过17岁，个子又小，在养路工眼里，就是一个孩子。但昂清不把自己当孩子，他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靠仔细观察，慢慢认识了养路工具，并学会了养路的工作方法。久而久之，他也跟着汉族工人一起修路养路，学会简单的汉语，逐渐融入集体，俨然一个小小养路工。有一天，别人跟他隨口说，他也可以来当养路工，他竟然当真，跑去问区长。皆大欢喜，昂清成了一名正式养路工。

放牛娃的春天来了。

养路工的日子好，在他看来，比放牛更好，尽管他对做养路工的薪酬一无所知，也没跟任何人聊过，但他凭着某种直觉埋头干活。别人做什么，他就跟着做什么。

不知不觉一个月过去了，那天，来了一辆大卡车，车上装满了东西。看着别人去卸货，他也忙不迭跑过去卸货，等货卸完，每个人都领了一部分东西，昂清面前也摆了一堆。区长给了他5块钱，并指着面前的东西，说都是给他的，昂清差点惊掉了下巴。“我就问区长，这是我的吗？区长说，是给我的。我说，我可以带回去跟妈妈一起吗？区长说可以可以。我后来背回去那些东西，妈妈都哭了。昂清比画着妈妈用袖子抹眼泪的样子，但脸上却开出灿烂的笑容。那一堆东西，昂清记得清清楚楚，青稞45斤，酥油2斤半，茶叶1斤，烟1条，烟盒子上还画了一匹马。“哎呀，干一个月就发这么多东西，天下有这样的好事。”昂清的手心来回地摩擦在膝盖上，一边重复着少年时期美好的困惑，一面歪着脑袋深思，好像这个问题，他至今也未曾想通。

“我有了吃的穿的，一心就想把路修好。晚上一下雨，我就睡不着，担心路跑了。”早上去看，路没跑，心里就开心。”1965年，也就是昂清做养路工的第2年，道班上的养路工基本上都换成藏族了。吃饭就变得更简单，一天三顿都是糌粑，只有到了冬天，每人才会分有3 斤肉。当时在的地方缺水，吃的水，都是专人从两公里外的地方挑过来。不管多热的天，流多少汗，也没有洗澡的条件。

每天往返于拉萨与格尔木之间的货运车 图/ 张静

他们一般是6点钟起床，7点钟上班，一天工作至少11个小时。“我干活很勤快，早上都是第一个起来。”我难以掩饰我的疑惑，难道道班上就没有贪睡赖床的人吗？我话一出口，昂清就突然从沙发上弹了起来，开始他的表演。他踢腿的样子、手势以及表情，都让我想起喜剧大师卓别林。他说有个别工友贪睡，段长就派早起的人，将那贪睡的人连床抬到外面。他一会儿模仿早起的人如何小心翼翼抬床，一会儿又模仿在室外被冻醒的工友的恐惧和无奈。我被他的表演折服了，也知道了高原上的寒风，如何在一瞬间吸走棉被里所有的热气。

他应该是一个被养路耽误的喜剧大师。表演完贪睡之后，昂清几乎都没有再好好坐下来过，一直沉浸在场景再现的喜悦之中。1972年左右，有个大会，杨段长说到50岁退休时，会有工资，还可以轮休。“退休是什么，就是不干活，照样领工资。”昂清一面解释着，一面模仿着几十人的大会现场。大家当时都高兴的不得了，彼此问身边人是否听清楚了。昂清是最后一个相信退休有工资的。当时，他一会儿拉着左边的工友问一问，一会儿又拉着右边的工友问一问，前后左右都被他问了个遍，他才放心地笑起来。

轮休真的可以兑现了，这让昂清相信退休真的可以领工资。

1986年，昂清40岁，正是不惑的年纪，可上天给他开了一个天大玩笑。那年，轮休的福利是去辽宁疗养，去内地必须体检，所有人在那曲做了体检，大家都没事。可等到了辽宁，再一体检，昂清被查出有乙肝。医生给他开了一个单子，并安慰他说，回去不用工作了，工资还会发的。昂清知道自己得了大病，当时就哭了。“我到辽宁的当天，就坐火车返回北京，又从北京飞到成都，再从成都飞到拉萨，从拉萨坐汽车到了那曲，从那曲搭车又回到道班。”昂清站着比画自己带着噩耗归来的情景，一路辗转奔波，生无可恋。他在道班上无所事事，去找了一个民间藏医。他跟藏医如实汇报了情况，请藏医帮忙诊断一下。结果藏医却说：“内地那么大，条件那么好，人家都说你要死了，你肯定就是要死了。”藏医的话让昂清心如刀绞，最后一丝希望被彻底剪灭。

昂清模仿着藏医的口气和神情，也模仿着自己的无助与痛苦。最后，他说他接受了死亡。“我还是让藏医开了药，然后就回道班继续工作。按时吃饭，也按时干活。干活的时候，心里会好过一点。一般早上是最疼的，下午就会好很多。”就这样，他继续工作，工作了好几年，某一天才突然发现，肝不疼了。到底是哪一天不疼的，他自己也说不上来。昂清轻轻拍了拍自己的胸脯，静静地坐了下来。“我的区长是藏族人，他无儿无女，生的也是我这个病，我去照顾他，所以也得了这么一个病。”

道班工人杨万忠 图/张静

“劳动是父母，收入是生活，只有干了活，休息才是真的休息。”在昂清看来，是干活给了他生命。退休后，他自愿负责纳赤台家属小区到将军楼公园路上的垃圾桶，桶共有48个，每天早上8点钟开始，用抹布擦拭，一直会擦到中午1点多钟。下午的时候，他就擦拭小区里的健身器材。我说擦垃圾桶的路程差不多有5公里，他连连摆手摇头。“不要说那么多，少说一点，少说没事，多说不好，一定不要多写，就写3公里多一点。”他叮嘱我，就像一个慈父叮嘱女儿，说话尽量不要夸张。这是一种朴素的生活哲学，一种劳作者才有的谨小慎微。

采访结束，他邀请我们去他常去的甜茶馆子喝茶。我们去了，并悄悄买了单。爷爷脸上写满了没有做东机会的幽怨，并坚持要我们每一个人的电话号码。他说，家里来客人时，会打电话叫我们去吃羊肉。后来，他真的叫我们去吃了羊肉，家里却没有来别的客人。他搬了大木椅，坐在我们三人对面，看着我们吃羊肉，他满足地笑着、说着、听着、看着。

那个赶骆驼来的人

当雄公路养护段，也是现在西藏当雄县政府所在地。成立于1955年8月。海拔4293米，现管养公路199.06公里。此地前身是羊八井养护段，是进出拉萨的门户。

杨万忠不知道他父亲是哪一年生人。

“父亲已经走10年了，他是1952年的。”杨万忠介绍父亲时，那语气坚定不容置疑。但我又问了一些细节，知道他哥哥是1966年出生的，悄悄一算，暗自一惊，“你父亲14岁就有儿子呀，好早。” 我感慨的话音未落，杨万忠脸色骤变，是一种震惊、困惑和羞愧的复杂表情。

“没有，我父亲18岁左右参加工作的，结婚是工作好几年以后的事。”“那你父亲是哪一年的呢？”杨万忠低头思考，脸红通通的，就像一片绿叶骤然被丢在了冬日凛冽的旷野之中。过了一会，他抬起头，露出可怜的神情，“虎，我父亲属虎！”按照这个线索，我们搬出了十二生肖，最后才知道老人家是1938年的，杨万忠轻轻叹息一阵，是喜悦和激动，就像考古学家终于确定了某件宝物的年份那般。

可1938年和1952年，差了14年，一个普通的养路工，儿子语焉不详父亲的生平，其他人又能知道几分呢？那个走了10年的工人，名叫杨露元，甘肅武威人，是赶骆驼来到格尔木的，后来骆驼没回去，他也没回去。好在，那个赶骆驼的是一个爱在酒后叨叨往事的人，好在，他儿子杨万忠在父亲叨叨的时候，耐心听了一些。

杨万忠熟悉的，是驼队出发之后的事，那之前，父亲说的少，他也不知道。当时，60个老乡，带着被子和棉衣，赶着差不多100峰骆驼，从甘肃武威县城出发，目的地是当雄。当雄到底在哪，很多人不知道，唯一确定的是远。到柳园时，所有的骆驼装上了物资。“当时物资的袋子很牢固，是用牛毛、羊毛织成的，缝合的很紧。父亲说，摸起来像盐巴或者粮食，但他们没打开看过，也不知道当时运的到底是啥。”从柳园到格尔木后，每个驮工都发有一件皮大衣，大衣面子是蓝色棉布，里面是带毛的羊皮，很长，大人穿起来到脚踝。“那个大衣，我父亲一直留着，他很爱惜。夏天的时候会拿出来晒晒，我15岁的时候偷偷穿过一次，当时个子不高，穿上后拖地，很重，走路有点困难。”

大衣拿到手后，驮工的任务就是将驮运物资的骆驼队，赶运到当雄。驮工是走到哪住到哪，夜宿是最难解决的问题。如果遇上河滩和山谷还好，会找一些相对背风的地方，人依偎骆驼身边取暖，和衣而睡。但是茫茫戈壁滩上，风呼呼地刮，加上高原气候，即使是夏天，人也冻得难以忍受，晚上休息时哆嗦声一片，根本无法入睡。“我父亲说，那个时候人就不睡了，拉着骆驼继续赶路。趁白天太阳出来时，再想办法眯一会。”为了保证物资的安全，领队的人带有步枪。有了这枪，一路上的肉是有保障的，因为可以打猎，用肉熬汤，泡馒头，但蔬菜和粮食是缺的。“他们还打到过熊，说熊掌没啥稀罕的，就是油多。”

路途很远，他们埋头赶了很久，但到底走了多少天，连当事人也回忆不起来。“半途中，有人生病，有人逃跑，我父亲说，他一直埋头赶路，到了目的地才知道，人只剩40多个了。”到了当雄之后，人被分成两拨，有一部分人留下修路，另一部分赶骆驼拉着物资继续走。杨露元是留下来，推架子車修路。他们是每3年休一次假，第二次回去休假时结婚，婚后带妻子到了当雄。妻子一开始没有工作，后来慢慢做了临时工，跟丈夫一起修路养路。

按照杨万忠的回忆，父亲下班回来很累，但他不是去睡觉，而是坐在院子里边看书边抽烟。书都是翻烂的，但其实父亲一天学没上过。父亲的书可能不止一本，他记得有一本是《水浒传》，还是繁体字。“他还有一本新华字典，哪一页有不认识的字，就用笔圈起来，有了别的闲暇时间，就会去查一下。”杨万忠不知道父亲是怎么开始认字的，他很好奇，但总也没去问过。这个秘密被带走了，成了永远的秘密。

杨万忠是1969年出生在当雄，父亲是1970年被派去支援修建318国道，在墨竹工卡做架子车。木匠房里，杨万忠整天缠着父亲做木头手枪，最后磨的父亲没办法，才有了一把木制手枪。“那个时候不懂大人的忙和累，现在知道了。”对于养路工来说，大人无法满足孩子的需求，父亲无法满足儿子的需要，是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杨万忠带着不解，赌气自己做玩具，他还发明了“火药枪”，火药是将火柴头上的磷刮下来，放在自行车链子中，利用撞击摩擦生热，让磷燃烧发出“砰”的声响。“一声响，差不多费三根火柴，火柴都是从大人那偷来，物资紧张，那时候没少因为火柴挨打。”

养护工人正在昆仑山垭口附近维护公路 图/张静

杨万忠最乐于谈的，还是他的青少年。他的左胳膊上有一个蓝色字母“Z”，那是文身，我一眼就看出来了。见我盯着文身，他撸起袖子，露出另外一个字母“Y”。“什么意思呢？”“央宗，一个藏族女孩。”这是他17岁那年爱上的女孩，但后来调到纳赤台养路，很艰苦，因为通信不方便，慢慢就没了联系。“那你这文身？”“我老婆知道。我们聊过的。”杨万忠抢着解释。

我问起他养路工的生活细节，他一直强调，自己这一代苦是苦，但因为见过父亲那一辈更苦，所以就没什么了。“我不怕苦，就是想家，到现在都是。90年代，父母退休回去，而我还没有成家，到了中秋节这天，就很难熬。工友都是藏族，没有中秋团聚的习俗，我就一个人起火造饭。”说是做饭，其实他并不会，明明要做馒头，最后就只能做成面片。伙食上会比平时更差，因为没心思吃饭，只想越简单越好，然后好有一大把时间思念亲人。

养路是生活，除了生活，人还有理想。杨万忠从小读书不用功，但他却想做一名老师。按照他的说法，有一次他到过墨竹工卡的一个乡里玩，偶然发现一个学校，课桌是从学生家里搬来的，千奇百怪的，黑板是一片墙上涂一点点黑的，大小只有1平米方左右。他在简单的交流中知道，那里13岁的孩子，大多数不知道一加一等于几。家庭好的孩子只学藏文，家庭不好的学都不上，数学和汉语都是空白。“当时我就想留下来教书，虽然我的成绩不好，但至少能教他们一加一，能教他们认字。但我不知道怎么才能去教书，后来内部招工就开始上班了。”

我想起一句话，生活就是伸曲不可，又车轮流水的这样啊！那个赶骆驼的人，肯定没想过，自己的儿子是养路工，自己的孙子现在就职西藏天路集团公司，还是跟路打交道。不一样的是，孙子是工程师。

写在最后

路会在，人也会在。不同的是，路还是那条路，人是新的一批人。

他们曾在光秃秃的戈壁、山坡上挤窝棚、住帐篷，将裸露的木板搭建的临时床作为唯一的休憩点。他们要完成的养路工作太多了，以至于没有一个人想着去考虑自己最终的落脚处。直到很久以后，他们才意识到他们其实缺乏现代化生活所必备的舒适用品和设备，而后条件逐渐改善。但在所有的采访中，他们可能没意识到，那些苦日子在他们心里依然是最美妙的时光，他们一不小心就度过了30多个春天。他们记得冰雪和冻结的泥团，记得帐篷的窄缝里呼啸而过的寒风，记得在冬夜或者清晨在火炉上面烤冻僵的手指。

毫无保留的劳作，是对生活的一种回答，任何东西都无法遏制他们对本职工作的成就感。这种成就感，让他们得到了一种年轻、活力、意志和踏实的感觉。他们还要把这种平凡工作中的勤奋，传给儿子、孙子，那是一个真正的劳作者基因里带有的坚守和固执。

路会在，人也会在。不同的是，路还是那条路，人是新的一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