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昂

第一部分：慕生忠将军创造的城

青藏公路之父

青藏公路路线的勘测，是用马车丈量出来的，尺子丈量出来的，脚步丈量出来的，也是用智慧的汗水浇注出来的，更是胆略、勇气和毅力创造出来的。

当时经过茫茫戈壁滩和可可西里生命禁区，没有建筑、大树和人烟，更没有先进的测量仪器，勘路小组只能靠双腿和木轮马车缓慢前行，他们拿着原始的标尺和简易的绳子，竭尽所能地摸索着记录里程，试图探测出一条没有路的“天路”。

格尔木，是蒙古语，意为河流密集的地方。格尔木是从荒漠中诞生的，这在今天已然像一个传说。格尔木城市的雏形，是“青藏公路之父”慕生忠将军率领的西藏运输总队来到这里以后逐步奠定的。那时的格尔木，苇草丛生，人烟稀少，仅有不足千人的游牧民分散居住，大多数人对它是极为陌生的。

如今的格尔木，路宽人多，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新城。但若当年这里不是修建青藏公路的大本营，那也就很可能没有今天的格尔木。

修建青藏公路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是由艰苦卓绝写就的。时间回溯到1951年8月，时任西北军区民运部部长兼政治部秘书长的慕生忠奉命进入西北进藏部队，以范明为司令员、慕生忠为政治委员的十八军独立支队组建。这是慕生忠第一次进藏。他们选择从西南方向，也就是从青海香日德向南，走到巴颜喀拉山下的黄河源。这条道路有丰富的水系，但到处都是烂泥滩，一脚下去就拔不出来。进藏第一天，队伍损失了20多人，骡马损失了几百匹，加上有些骡马啃食了有毒的草，中毒死亡近千匹。走了3個多月，部队终于到达拉萨时，慕生忠却没有多少喜悦，他们损失的不光是近4个月时间，还有许多人员和三分之二的牲口。慕生忠的女儿慕晓峰回忆说：“即便是今天，去到那里也能感受到荒凉和空气的稀薄，那是一个生存条件极其恶劣的路线。当时慕生忠采用的方法是就地滚过去，以免受沼泽对大部队的全部倾吞。”

进藏后，范明任中共西藏工委副书记，慕生忠任工委组织部部长。他们协助中央代表张经武及十八军军长、西藏工委书记张国华，十八军政委、西藏工委第二书记谭冠三将军等，一起领导着和平解放不久的西藏党政工作。那时，他们正面临着一个现实而艰巨的困难：粮食的供应。两路进藏部队共约3万人，每天仅粮食就要消耗四五万公斤。当时西藏上层反动势力拼命阻挠并扬言不卖任何粮食给解放军部队，另外中央对进藏部队也有明确规定，必须落实毛主席“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指示精神。但是用牲口驮运来的粮食极其有限，极度紧张的供应状况很快出现。最困难时，每人每天4两面都难以保证，而市场上1个银圆只能买作为燃料的8斤牛粪，1两银子只能买到1斤面。没有粮草，工作根本难以为继。

天路之魂 林云峰美术作品

将军楼公园“筑路忠魂”雕塑 图/张静

1953年，中央政府委托西北局组建了西藏运输总队，征购全国各地的骆驼，向西藏赶运粮食，慕生忠兼任运输总队政治委员。这是慕生忠第二次进藏，跟第一次不同，这次的目的是运粮。

1953年，为了保障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后勤供给，国家曾紧急调用4万峰骆驼，从青海往西藏运输粮食，以保证后勤。当时，每峰骆驼驮运的重量达200公斤，运输距离长达1200公里。

为了避免第一次的沼泽，慕生忠这次选择了另一条路线：从香日德向西约600多里，到一个叫“郭里峁”或“格里峁”的平川，那旁边有一条南北向小河，沿小河往南，就能顺着雪山边缘越过昆仑山和唐古拉山，再经黑河（那曲）到拉萨。但3个月后，等到驼队到达西藏时，一半以上的骆驼倒毙途中。而最令人心痛的是，4万峰骆驼已然占全国骆驼总量的四分之一，这个数据意味着，驮运物资进一趟西藏，牺牲掉的是全国骆驼的八分之一。毫不夸张地说，平均每运5袋面粉，就有1 峰骆驼死去。这就是放在世界运输史上，也是惨烈的一笔。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那么多峰骆驼倒毙在运粮进藏途中，即便集中全国所有的骆驼又能驮运几年呢？残酷的生存环境让人的生存也异常艰难，一路上运输队员也在倒下。慕生忠心如刀割，立誓再苦再难也不落下每一个队员，他们走得小心翼翼，还成立了收容队，将牺牲的队员带回格尔木安葬。活人走出这个地方都实属不易，何况还要带着队员的遗体。但慕生忠说，汉人的风俗是要留以全尸，他不能寒了队员们的心。慕生忠言出必行，牺牲的队员无一留在荒凉的雪原，而安葬这批队员的地方，就是今天的格尔木公墓。

1949 年9 月，部分官兵骑行骆驼运送物资。

再次进藏的艰难经历终于让慕生忠明白，靠人力和畜力保障西藏的供给，决非长久之计。靠骆驼运输，靠原始的运输方式是长久不了的。于是，慕生忠将军的脑海里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一个“天问”，强烈的使命感，驱使他为修建青藏公路而奔走呼号。

1954年1月底，慕生忠去北京找交通部部长，在没有得到切实的答复后，他转而去找了彭德怀元帅，当时彭德怀刚从朝鲜战场上回来。慕生忠向彭德怀报告，光靠骆驼根本解决不了西藏的运粮问题。他给彭老总算了一笔骆驼账：全国算上老弱病残也就几十万匹骆驼，运一次粮的损耗就得过万，有多少骆驼禁得起这般折腾？思来想去，唯有修路，且刻不容缓。

1958年10月，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元帅，视察青藏线，慰问驻格尔木官兵

筑路大军在羊八井石峡筑路

1954年，新中国成立才5 年，百废待兴。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提出的是要修康藏公路（从成都到拉萨的公路），说实话，以当时的财力而言，光修这条路就非常吃力了，哪里有钱再修第二条路，何况还是青藏公路。

彭德怀踱步走到挂在墙上的中国地图前，抬起手从敦煌一下子划到西藏南部，说：“这里还是一片空白，从长远看，非有一条交通大动脉不可嘛！”临别前，彭德怀要慕生忠写个修路报告，再由他转交给周恩来总理。几天后，周总理批准了慕生忠的青藏公路修路报告，同意先修格尔木至可可西里段，拨30 万元作为修路经费。随后，彭德怀又安排兰州军区为慕生忠调拨10名工兵、10辆十轮卡车、1200把铁锹、1200把十字镐、150公斤炸药等物资。

对修路来说，这些钱和物资真的只够塞牙缝。但对于这条慕生忠提出要修的、并不是国家立项的公路来说，只能先试试水。

20世紀50年代修建青藏公路时用骆驼向西藏运送物资

青藏公路路线的勘测，是用马车丈量出来的，尺子丈量出来的，脚步丈量出来的，也是用智慧的汗水浇注出来的，更是胆略、勇气和毅力创造出来的。

当时经过茫茫戈壁滩和可可西里生命禁区，没有建筑、大树和人烟，更没有先进的测量仪器，勘路小组只能靠双腿和木轮马车缓慢前行，他们拿着原始的标尺和简易的绳子，竭尽所能地摸索着记录里程，试图探测出一条没有路的“天路”。

格尔木至可可西西里500多公里的广袤地段，对当时的勘路者来说，简直就是个谜。许多地名只是听说过，在地图上根本找不到。探路队只能沿着骆驼队所走路线前进，这还是他们半路上摸索出来的不是办法的办法。可是，在茫茫的荒原上，骆驼队从来没有固定的路线，因而勘路人员多半时间都是在找路。沿途发现有倒毙骆驼的尸骨，他们会格外开心，而骆驼倒毙的地方，又总是有成群的老鸭和秃鹫。“天上老鸦叫，死驼当路标”，这成为当时勘路队一个极为管用的方法。勘路队正是依靠这些，逐渐辨明了前进的方向。

随着勘路的延伸，勘路队还总结了一套选择路线的经验：遇河宽处（水浅）走，碰山绕脚行。沿着格尔木河向昆仑山进发，勘路队一边走一边确定路线，做好标记。离格尔木70公里处的昆仑山脚下，有一道号称“一步天险”的深长峡谷，宽12米，深30多米，长约1公里，是去西藏必经之路。峡谷峭壁上，仅有一条羊肠小道，勉强容2人同行，木轮大车、骆驼完全无法通过。经过2天研究琢磨，勘路队想出炸石开路的办法，最终闯过了南去西藏的第一道险关。在可可西里这片有大小几十条河流的无人区中，为探明木轮大车能否从河中通过，勘路队员用铁锤砸冰探路，顺利跨越了一直被认为难以逾越的楚玛尔河。

经历重重险关，勘路终于有了结论，青藏高原，远看是山，近看是川，山高坡度缓，河多水深，虽然艰险，但可以修筑公路。慕生忠将军将这个好消息报告中央，并自告奋勇，负责青藏公路的修建。这是“青藏公路之父”故事的开始。

20世纪50年代辛勤的筑路者利用绳索拴住自己在陡峭的石壁上劈山修路

噶尔穆就在我们脚下

慕生忠将军领着大队赶到后，沉默良久，然后将一把铁锹插在脚下，潇洒地说：“噶尔穆就我们脚下，我们的帐篷驻在哪儿，哪儿就是噶尔穆。”

1953年10月，西藏格尔木基地的前身—西藏运输总队格尔木站正式成立，但在成立之前，没有人知道格尔木到底在哪个位置。当时，慕生忠将军吩咐部下找来一张马步芳时期留下的地图，在地图上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写有“噶尔穆”三个字和一个小黑点，“噶尔穆？”慕生忠将军在心里嘀咕着。他派助手张震寰和赵建忠各带了一个小分队，拉着几峰骆驼，去找这个叫“噶尔穆”的地方，小分队一路走走停停，见人就问：“这是不是噶尔穆？”一天傍晚，他们走到一个地方，芦苇丛交错生长在河流旁，黄羊和野马就在不远处相互追逐。张震寰派人回去报告慕生忠，但他也不能肯定这是不是“噶尔穆”。

慕生忠将军领着大队赶到后，沉默良久，然后将一把铁锹插在脚下，潇洒地说：“噶尔穆就在我们脚下，我们的帐篷驻在哪儿，哪儿就是噶尔穆。”次日一早，起床的队员们走出帐篷外，看到插在帐篷旁边的牌子，上面写着三个大字——“噶尔穆”。这个由几顶帐篷划定的“噶尔穆”，就是进藏大本营——后来的格尔木市的雏形。驻站的10多名工作人员，主要是驮工和筑路工，成了名副其实的第一代格尔木人。

50年代进军西藏途中访牧民（左二慕生忠）

在作家李若冰写的《格尔木纪事》当中，对于那一天的情形是这样描述的：“1953年12月，当青藏高原最寒冷的时候，青藏公路总指挥之一慕生忠将军率领着40多个干部和工人，从西宁出发了。他们带着铺盖、干饼、青稞面，拉着冰块和羊皮风箱，经过4天4夜的跋涉，来到了格尔木河畔。”在昆仑山下，放眼是荒芜的大戈壁滩，只见沙丘和野生白刺。白天漫天狂风，夜里野狼嚎叫。从这一天开始，昆仑上下出现了几顶白色帐房，慕将军和他带来的队伍，就在格尔木河畔住下了，开始了漫长的造城和修建青藏公路的历程。

造城不是一蹴而就的，修路还未开始，很多人已心生恐惧。当时，参加筑路的1200余名员工，全部是西藏运输总队的民工。他们多数来自宁夏、甘肃等地，原以为完成运输粮食任务后就能回家，没有料到还要参加修筑青藏公路。大家担心高原自然环境恶劣，高寒缺氧，人能不能长期适应高原环境？再就是，人走在高原上就喘个不停，要是干修路这样的体力活，人恐怕吃不消。很多人笃定路是修不成的。

慕生忠将軍为了留住人，对着民工们说谁要走都可以，但能不能帮忙开垦一块菜地再走。驮工们无法拒绝将军的这个要求。慕生忠就指挥大家丈量了27亩地，把它划为9 块，分给9个小组，让他们开垦，结果不到一天地就开垦好了，这时，慕生忠便用事实说服大家：“你们说不能劳动，这地不是你们都开出来的吗？”就这样，慕生忠用7 分思想工作，3分强迫命令，留下来了这1200余名驮工。

慕生忠将军20世纪50年代青藏公路照片

20世纪50年代中期格尔木人居住的地下土窑洞

第一代营房——帐篷

1954年4月，在慕生忠将军和任启明的组织指挥下，民工们利用青藏公路动工前的空余时间，建渠放水，开荒种地，在青海省的支援下，从青海湟源拉来14万株树苗，种下了格尔木第一批树木;后来又开垦了格尔木的第一块田地;27亩菜园收获了白菜、萝卜等第一批蔬菜;随后他们又修建了格尔木的第一代营房，地窝子;第一栋楼房，将军楼和拱顶窑洞式的砖房等。慕生忠将军铁铲插下的地点，也就是格尔木的母胎原址，栽有杨柳树的格尔木帐篷招待所这一带起了个名字叫“望柳庄”。

3年之后，第一代格尔木居民已经开垦了400多亩的荒滩，当时的菜园会计告诉众矢之的作家李若冰：“比方说，去年一斤蒜苗五毛，今年三毛，一斤白菜四毛，今年就成八分了……”

运输总队进驻到格尔木河西岸之前，居住在格尔木周围的人口只有825人，都是少数民族牧民。到1953年底，格尔木人口剧增到了5461人，增加的主要是西藏基地的运输总队和下属驼队的人员。

第三代营房——木棚子

那个年代，筑路人员的物质生活条件极差，他们住的是搭建在雪山上的简易帐篷，吃的是面疙瘩和黄豆，长期见不到蔬菜和食用油。当时公路修到沱沱河时，曾发生了断炊的严重情况，以至于不得不到戈壁滩去挖地老鼠充饥。许多筑路人员由于长期缺维生素，腿部出现一块块的紫黑色斑，直到吃了格尔木27亩菜园产出的胡萝卜后，这些病状才稍有好转。为适应高原的恶劣坏境，他们食用野牛、羊肉以加强营养，战胜疾病。并把野牛羊肉戏称为“高原适应素”。

李富满现任西藏驻格尔木办事处（简称西格办）藏青工业园（管委会）副主任，他的父亲李德寿当年是慕生忠将军的警卫兼藏语翻译。年少时，李富满听父亲说过，慕生忠将军是个毅力坚强、作风倔强的人。做什么，几时做好，必须说到做到。比方今天要修完一个什么桥，修多长一段路，都必须按时完成。当年修路修桥的战士，成天泡在水里，手上裂开了伤口，只能用缝麻袋的线分成的细细的一根，再用缝麻袋的针缝上。那时的铁锹与十字镐，常常用到磨损磨秃，直到用烂才舍得丢弃。

当年由“花果老人”魏承淑带人指导播种的“27亩菜园”，遗址就在现在的将军楼公园内，离将军楼旧址不过二三百米。这位老人是陕西富平人，说着一口地道的关中话，早年在陕西是个教师，曾经在榆林中学、绥德师范、西安一中和西安女中等学校任过教。1954年3月，他在兰州偶遇慕生忠将军，慕将军和他聊起了格尔木不爱长树木庄稼的事情，老人坚决要求去试一试，于是他带上了在兰州买下的花种和树苗，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去往格尔木的旅途。他在这里一次次试验，种活了苹果树、杏树、沙枣树，甚至葡萄。还养出了金盏花、鸡冠花、虞美人、蓝简絮花、五色八月菊、六月雪等三十几种花卉。

将军楼公园二十七亩菜园旧址 图/ 颜道靖

让青藏公路伴我长眠

青藏公路，一直是慕生忠将军朝思暮想的地方。1982年5月，他终于如愿，再次来到格尔木。站在昆仑山口，这位白发苍苍的老将军说：“我死后，就把我的骨灰撒在昆仑山上吧，让青藏公路上隆隆的车声伴随着我长眠。”1994年10月19日，慕生忠将军逝世，享年84 岁，他的骨灰就撒在昆仑山上。

青藏公路修路初期，没有任何施工机械设备，条件十分艰苦，1954年5月11日，慕生忠带领19名干部，1200多名民工和战士出发了。筑路队伍在格尔木河畔、昆仑山口、楚玛尔河拉开战场，他们边修路边通车，只用了79天就打通了300公里公路，于1954年7月30日把公路修到了可可西里。在那里，慕生忠立即召集了干部会议，做出了继续向前修路的部署。随即，他又一次赶往北京，再次向彭德怀元帅请示下一步工作。这一次，慕生忠满载而归，国家拨给了200万元经费，100辆大卡车，1000名工兵。8月中旬，筑路大军翻越了风火山，向沱沱河延伸。10月20日战胜“雄鹰都飞不过去的地方”唐古拉山之后，随着公路不断向南延伸，安多、黑河相继被筑路大军甩在身后。11月16日黑河军民举行通车庆祝大会之后，开始向西藏首府拉萨推进。这段路较为平坦，筑路大军10天就将公路推进200公里。当时，筑路指战员和民工们说：“搬家的赶不上修路的，修路的赶不上运输的。”公路沿线到处可见筑路指战员、民工和藏族牧民们喜悦欢歌的情景。

1956年3月，国务院总理陈毅元帅视察青藏线，慰问驻格官兵

12月2日，筑路大军来到千年石峡羊八井，这条石峡全长约15公里，是藏北通往拉萨的门户，也是筑路的最后一道关口。在陡峭的崖壁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石块。马匹、骆驼从这里路过，稍不留意就会摔到涧下去。千百年来，石峡一直阻碍着南来北往的交通。10天后，筑路大军终于劈开了千年石峡。为了庆祝胜利，筑路大军在石峡峭壁上写下了14个大字：“跨越昆仑唐古拉，劈开石峡通拉萨。”

12月15日，筑路大军穿过羊八井石峡，直抵青藏公路的终点——拉萨市。慕生忠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坐着汽车进拉萨的人。7个月零4天的时间，25座被切断的雪山，青藏公路从西宁到拉萨全长2100公里（改建后为1948公里），其中格尔木至拉萨1166公里（改建后为1148公里），创造了新中国公路建设史上的奇迹。12月25日，康藏、青藏两大公路的通车典礼在拉萨举行，毛泽东主席特为两路通车题词：“庆祝康藏、青藏两公路的通车，巩固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建设祖国！”由于两条公路通车，我进藏部队和驻藏工作人员的补给供应基本解决，在西藏站稳了脚跟。

慕生忠將军与哈萨克族养子一家

通车典礼结束后，慕生忠带着队伍，浩浩荡荡回师格尔木。慕生忠在格尔木宣布，青藏公路已经修好，休假3个月。民工回家后不想来的，可以不来了。几个月过去了，回老家探亲的人们又回到了格尔木，这回已有人携妻带子。问他们为什么又回来，他们说：“自己养的娃儿还是自己亲，舍不得离开青藏公路和格尔木……”于是，西藏基地的望柳庄、十八间窑洞、格尔木农场在荒凉的戈壁滩上平地而起。

此后，慕生忠一直带领大家继续做着青藏公路的维护和后续工作。并在格尔木继续开垦荒地，种粮种菜。慕晓峰说，修青藏公路时，大家整天对着雪地，眼睛都受到了影响，患上不同程度的雪盲症。听说胡萝卜素对眼睛有好处，慕生忠又鼓励大家多种萝卜。格尔木有土有水，土壤挺肥沃，种出来的萝卜形体硕大，慕晓峰说她还有一张抱着萝卜的照片，那萝卜跟还是孩童的她一般高。她的记忆中还有白菜，粮食以青稞为主，因为那边始终寒冷，只能种一些易储存的粮蔬。

慕生忠将军像

后在唐古拉山上又发现了铁矿石，格尔木西藏基地便又办起了一个铁厂，起初有30多人上山炼铁，之后，汽车大修厂、煤场、砖瓦厂、皮革厂，还有木工场和农场也都陆续建立起来了。在市区的十字路口，插着两个大木牌子，一个上面写着“格尔木，海拔2780米”，另外一个写着“西宁860公里—茫崖358公里—安西690公里—拉萨1217公里”。在十字路口中心的格尔木，逐渐有了一个城市的雏形。

对于年幼的慕晓峰来说，当时印象最深的就是格尔木的风，特别大，呼呼地吹过像在吹哨子。他们一家人住在离将军楼不远的一处平房里，将军楼用作办公和接待场地。将军楼其实是后人对它的称呼，起先它就叫“青藏公路建设指挥部”，是一座青砖白灰的二层小楼，相比起大家印象中的“将军府”，那它真是挺简陋的。不过，别看它简陋，可接待过不少大人物，彭德怀、陈毅、习仲勋……都曾经是那里的座上宾。那时慕晓峰年龄小，有时母亲会让她给父亲送些东西，就在将军楼，她第一次遇见了十世班禅大师。其实刚开始造将军楼时，多少也带点鼓舞性质，像是一个示范而非为了彰显特权，那时大家住的都是地窝子，条件比较艰苦，慕生忠生性乐观，他想告诉大家一切都会更好的，格尔木既然能建地窝子，也就能建楼房。于是，这么一座“简约”风的二层小楼也就拔地而起了。

慕生忠将军也并不时常在办公室待着，那时的格尔木一切都需要建设，他基本是一个行走于一线的人。公路修通后，他还兴致勃勃地准备修建青藏铁路，而且计划不用国家的钱。当时国家建国初始，每一分钱都很紧张，慕将军知道无米之炊的困难。他说柴达木是个宝藏，完全可以自己解决钱的问题，他在那里兴建了石灰厂、铁厂等一系列的建设项目，边生产边筹钱。事实上，青藏铁路也确实在1958年的时候开始筹备修建工作了。

慕晓峰说，她一直在想，为什么父亲带着1200个人就能把一件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完成？她说：“除了性格上的坚韧，也有父亲的人格魅力，是点滴言行在影响着身边的人。他非常有凝聚力，而且言传身教，修路时要打铆钉，他第一个跳到河里，泡了十几个小时，上岸时整条腿都是肿的。凡事身先士卒，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的这些作风，无一不在感染着所有人。”

当年参加筑路的队员，后来基本都留在了格尔木西藏基地生活。慕生忠也是一位非常有责任感和远见的人，他刚开始接受的任务是运粮，不是修路。但他意识超前，明白路的重要性。事实上，青藏铁路通车前， 95%的进藏和85%的出藏物资都经由青藏公路这条大动脉。

青藏公路，一直是慕生忠将军朝思暮想的地方。1982年5月，他终于如愿，再次来到格尔木。站在昆仑山口，这位白发苍苍的老将军说：“我死后，就把我的骨灰撒在昆仑山上吧，让青藏公路上隆隆的车声伴随着我长眠。”1994年10月19日，慕生忠将军逝世，享年84岁，他的骨灰就撒在昆仑山上。

如今开车，无论是从格尔木到拉萨， 还是从拉萨到格尔木，一路上的许多地名在青藏公路修建之前，多数都不存在。这许多地名都是慕生忠将军命名的，如五道梁、风火山、二道沟、乌丽、不冻泉、开心岭...... 它们是青藏公路的地标。

那些因路留下来的人，逐渐聚集，先是妻子，然后是孩子，他们从四面八方赶来，让格尔木成为一个逐渐热闹非凡起来的“移民城市”和今天的戈壁新城。

第二部分：格尔木人的集体记忆

从第一座建筑说起

最初筚路蓝缕的格尔木人，从荒漠戈壁当中凭空走出来的革命之路，走向了美好生活这条更为长久的路。从拓荒者到建设者，这是67年来格尔木西藏基地人，也是格尔木人在生活的摸爬滚打当中的角色转换，他们没有辜负时光，正向新时代阔步前行。

在格尔木市郊西北角，矗立着这座城的第一栋楼房。初次见它时，很像在旅行的火车上，偶然瞥见的一座突兀的建筑。房屋与周边的建设似乎有些格格不入，它由青砖白灰砌成，分上下两层，每层的窗户和门洞一一对应着。它站立在阳光下，带着一段不为我们所熟知的历史。

这座房屋是青藏公路建设指挥部的旧址，始建于1956年，是慕生忠将军生活、工作的场所，老百姓尊称为“将军楼”。走上将军楼，公园里繁茂的绿树遮挡住视线，这不禁令人唏嘘，作为格尔木的第一座楼房，从前站在同一地方，能将格尔木尽收眼底。格尔木大了，这幢房子就变小了。

慕生忠将军办公旧址 圖/ 张静

1956年，格尔木西藏基地的居民们开始打坯、烧砖造房子，有了这座窑洞式将军楼，蛮荒的戈壁滩才有了改天换地的新起点。或许在此，有人会问，何谓新起点？单从建筑来说，将军楼已经是格尔木市的第三代建筑了。格尔木真正的建筑起点，都无法确定它是不是建筑。1952年2月，慕生忠将军率领筑路大军来到格尔木河畔，昆仑山下出现了两顶白色的帐篷，那是格尔木最早的“住房”。很快，筑路大军的上万顶帐篷在苍茫的戈壁滩上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所以格尔木一开始是座“帐篷城”。从历史照片上看，帐篷是从尖顶的小帐篷，慢慢演化成平顶的大帆布帐篷，密密匝匝扎成一大片，挨得近，那是为了防风抗沙。

戈壁滩日照强、风沙猛，帐篷虽美，但实在不适合长久居住。所以，格尔木的第二代居所“地窝子”应运而生。1955年4月，青藏公路管理局格尔木房建队成立，从青藏公路上筑路归来的工人们开始在格尔木修建“地窝子”，其修建方式是先在地上挖一道方坑，坑深1m左右，沿坑四周打上木桩子，再用土坯砌成泥墙，开出大小合适的门窗。屋顶一般是用木条搭建固定并铺上杂草，最后抹上泥巴防风挡雨。屋顶的式样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尖顶式，一种是单斜式。地窝子是一种半截在地面，半截在地下的原始居所，在当时物资匮乏的地方，这无疑是因地制宜最省建材的“房屋”了。

1956年12月2日，西藏驻格尔木汽车修配厂藏族工人李德寿于1955年在格尔木与女工文袖珍结为伴侣。1956年12月2日文秀珍在青藏公路管理局卫生所的“地窝子”产房里分娩降生了西藏驻格尔木基地的第一个孩子李富民。

将军楼旧址 图/ 张静

“地窝子”的规模大小，还有不少记录。说是一般挖进地下1m，宽2.5～3m，长度是4m左右。当年筑路大军筑路途中住的大都也是“地窝子”，从格尔木至香日德这条线路上还有遗存。但实际上，“地窝子”也只存在了两年，之后它就成了历史。将军楼的出现，意味着格尔木的建筑更新到第三代。从1956年开始，格尔木进入了土窑洞、砖窑洞、土坯房、砖坯房等多种建筑共生共荣的状态。土坯房和土木结构平房陆陆续续修建了约6.6万平方米，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众多的拱顶窑洞式的砖房，这两类房子造就了格尔木最初的城市景观。在漫漫黄沙与戈壁之中，凭空出现了许多地面之上的建筑物，排列得齐齐整整，远远望去，颇具规模。

建筑发展的速度，也是格尔木成长的速度。由于当地土质不好，建筑所需砖块几乎都是从西宁拉运，1986年，西宁每块2分钱的砖，加上运费拉到格尔木就成了2角钱。如此昂贵的建筑成本，势必影响格尔木的城市进程。1955年6月，西藏驻格尔木基地（青藏公路管理局）在河西草坝东沿建成35座砖瓦窑，几经试验他们终于生产出了物美价廉的灰沙砖，7月打坯烧砖成功。从此，承担起格尔木地区和青藏公路沿线建筑用砖的任务。这曾一度让格尔木人引以为豪。有了自己的砖，便可以就地取材，建筑成本大大降低，格尔木终于开启了戈壁滩上改天换地的伟业。

1956年3月，成立了格尔木工作委员会;1960年11月，国务院批准成立了格尔木市，自此，格尔木名正言顺成了一座城市。这座城起于青藏公路，起于格尔木西藏基地，自然和西藏的关系非同一般，直至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驻格尔木办事处（简称西格办）的成立，更是助力格尔木这座城逐渐走向成熟。格尔木西藏基地曾经着手90%以上的进藏和援藏物资。西格办作为格尔木西藏基地核心机构，俨然也是这座城市最早的中心，从它走到将军楼，不过10分钟。如今在西格办工作的人，一谈起过往的辉煌，都难掩激动之情。我也喜欢西格办，尤其是见了西格办院中很有些年头且长势喜人的钻天杨之后。

如今的格尔木早已是“半城绿树半城楼”，穿梭在车水马龙的宽阔马路上，会很容易给人一种错觉：脚下的这片土地，从前真的是一片寸草不生的戈壁滩吗？年富力强的邱老师，是新调任到西格办的人民公仆。他总喜欢把手背在身后，像老村长那样一边漫步，一边感慨。他总能说清楚，格尔木主干道的哪个地方，曾经开着什么店，做着什么营生，格尔木哪个地方的建筑早一些，而哪个又晚一些。邱老师最乐于谈的还是“物资集散地”时期的格尔木西藏基地，他谈起柳园，谈起西格办中学初建，谈起西格办医院第一个出生的婴儿，等等，说着说着，历史就更近了，就像在我们眼前一样。最初筚路蓝缕的格尔木人，从荒漠戈壁当中凭空走出来的革命之路，走向了美好生活这条更为长久的路。从拓荒者到建设者，这是67年来格尔木西藏基地人，也是格尔木人在生活的摸爬滚打当中的角色转换，他们没有辜负时光，正向新时代阔步前行。

西格办中学王鸿老师 图/ 颜道靖

格尔木西藏基地人的生活变迁

因为物资匮乏，运输成本极高，格尔木西藏基地人慢慢开启自己的智慧，改善起生活。开垦菜地，是一件天大地大的事。西格办中学的菜地，几乎是一代人的记忆。那时候，格尔木西藏基地中学每家每户，都有从单位上认领的一块10平方米左右的菜地。

在每一个城市里都有百姓日常生活离不开的菜市场。在今天的格尔木，隐于城市一角的菜市场更像一个热闹的农村集市，连市中心的万达广场都要逊色几分。这个位于格尔木市柴达木西路的菜市场，是由两排大篷伞构成，伞是彩色的，款式不一，有大有小，有方有圆，高低深浅各异。两排篷伞下面，摆着蔬菜、水果、牛羊肉、花卉、日常生活用品等，往来的人群就在花伞勾勒出的小道上涌动，一时间叫买声、喇叭声、讨价还价声、问候声此起彼伏，一片繁荣的景象。

菜市场直面每个人的生活，浓缩的是社会百态。走进这家菜市场，才算真正参与了格尔木人的生活。通过看商品的种类，你会知道格尔人的食与用;通过打听价格，你会发现，即使是同一个摊主，同一个件商品，面对不同的购买者，也会有价格差异，而这一点差别往往包含“人情味”。所以，在菜市场里，凡是常来的人，都有自己的购买节奏，买什么不买什么，绕过哪个摊位直奔哪个摊位，在哪里买姜和蒜，又在哪里买油和盐，他们都有自己的自然而然。

1998年6月，市民在河东蔬菜市场选购新鲜蔬菜。

格尔木的这家菜市场，延续着农耕社会中人们之间的交换方式，生活的日常在此地张显，富足、快乐、从容，写在格尔木人脸上。短短几十年，这种巨变，连土生土长的格尔木人也惊讶不已。西格办中学的老师王鸿，出生于1971年，据她的回忆，小时候吃还是第一位的。当时吃的并不像现在这样多且有选择，当时格尔木人唯一“占便宜”的，大概就是吃盐不要钱。因为格尔木紧挨着察尔汗盐湖，遇到熟悉的司机去盐湖拉货，回来就顺带手带一麻袋粗盐巴。盐巴扔到院子里，这家人就全家总动员，开始磨盐巴，将粗盐巴用手摇铁磨磨成细盐，王鸿家有兄妹3个，他们就轮流磨。王鸿是女孩，劲儿小，磨不多会儿就累了。

生于1965年，现任西藏天海集团格尔木分公司书记的彭海荣说：“我们那时候会去单位食堂，捡回来食堂师傅不要了的装豆瓣酱的大竹篓子。因为竹篓子的口子不大，食堂工人往往掏不干净，我们拿勺子伸进去刮一刮，刮出来的豆瓣酱夹馍吃，很好吃。通常来说，差的情况下能刮个半斤，好的情况下能刮1斤，够吃上一段时间。当时的豆瓣酱，在服务社要卖7毛钱1斤，我还记得，黑糖1毛钱能买11块，那是因为1分钱1块，你买了10块，他们会多给你1块。”关于物资匮乏时代的记忆，天海集团驻格尔木分公司副总经理何拥军也有补充，“我们最早吃到泡泡糖，是1975年，我媽妈带着我姐坐飞机去西安看病，那一年格尔木通航了，她们坐着军航去的西安，回来在飞机上分到了泡泡糖。后来没有泡泡糖吃，我们就用麦子做成面筋，就那么在嘴里嚼着，模仿泡泡糖吹泡泡”。

老格尔木市

格尔木西藏基地的人喜欢将去往西藏方向叫作“上面”，20世纪80年代，格尔木西藏基地张福德的哥哥在“上面”修路，虽然月工资高达900元，但是“上面”的物价更高，辣椒9块钱一斤，1995年要两个西红柿两个鸡蛋炒的西红柿鸡蛋，卖20元。张福德说回忆：“吃肉一年也就吃个两回，平时吃得太寡淡，吃点儿肉还要拉肚子，会吐。我12岁之前吃不了肉，挂不住油。”他当时吃饭，主要在食堂，吃菜要花钱，荤菜卖四五毛，一个月工资才17块，所以他的选择主要是馒头。一个馒头要花1毛5，一次买5个馒头，从食堂一路走回学校后面的家，人还没未到家，馒头已经吃完了。那个时候馒头夹着油泼辣子，已经是美味到不行了。

在西格办车队当小车司机的石永喜，生于1964年，他是20世纪70年代初上小学。问起当时的吃穿用度，他仔细地回忆着，父亲在西格办政府机关做招待工作，母亲是服务员，住着一间半的平房，家里有兄妹4个。父母住在卧室内，是个木板床，大姐和妹妹住在客厅内，他和弟弟住在加盖的小房间内，孩子们睡的都是火炕，外边垒的小院顺道盖个小厨房。石永喜是1985年顶替父亲，到西格办招待所上班，专门负责开生活车。所谓的生活车，就是到处去拉生活所需物资，供给单位职工家庭日常生活所需。当时招待所有60多个职工，后来扩展到90多人，冬天到来前，他得去拉几次蔬菜，储备一冬天之用，蔬菜有萝卜、土豆、白菜、莲花白和海带等，其中大白菜通常是从甘肃张掖拉来的，土豆和萝卜是从青海、兰州拉，其他的基本上来自敦煌。当时，有采购员定点去老百姓家收菜、收鸡蛋，鸡蛋是从敦煌附近的农家收来的，大概3分一个，他就负责开车去装，然后运到格尔木。牛羊肉是从都兰一带的牧民家庭收来的，羊肉2毛多1斤;牛肉贵一些，4毛多1斤。“后来青海单位的商业局有了冷库，在现在格尔木二中对面的金峰路上，牛羊肉就集中在那里出售。”他说。

1987年，外国游客在一个小饭馆里观看拉面表演

整个春季，石永喜会往返于大柴旦的煤矿和格尔木之间，为机关食堂和格尔木西藏基地单位的各家各户拉煤，要整整拉三四个月，每天早上8点钟出发，如果当天回得来，也是夜里10点到11点了。路都是石子路，车速很慢，折腾十几个小时，拉回来一车煤，约有四五吨，仅仅够四五口的一家人过冬用。若是刚结婚的那种两口之家，就需要跟其他家凑，凑够了一车，他再去拉。家庭采暖、做饭再加上机关单位大食堂，一年下来要拉上百吨煤。那时候什么都需要从外地运过来，因为格尔木是建在“鸟不拉屎”的戈壁滩上的城市。每年的7月，石永喜就要去兰州拉新鲜的“细菜”了，茄子、辣椒、黄瓜、豆角、西红柿等。辣椒一两毛钱1斤，茄子也差不多是那个价，一车每样菜来个1000斤，拼凑成一车，到了以后一家分3斤辣椒、3斤茄子那样，剩下的就是食堂用了。夏天的时候，他还会去敦煌拉趟西瓜，西瓜的采购价是1毛8分钱，回到格尔木每斤加一两分运费。我追问，有没有其他的水果吃，比如葡萄，石永喜笑了：“我们当时只见过葡萄干，新鲜葡萄只在电视上见过。其他水果就是苹果、梨子和桃子了，那都是从兰州拉来的。到了春节前，得提前去甘肃天水拉冻大肉和鸡，拉一趟足够了，作为员工福利分发。”

在老司机的回忆里，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金峰路上的格尔木饭店是当时比较早的饭店，原址现在已经拆掉了。那个饭店是个礼堂样的空间，4米多高，放了二三十张餐桌，能够同时容纳上百人。即使有了饭店，下馆子也是件极为奢侈的事情。石永喜说：“我们那时候不敢经常下馆子，下不起，父辈们一起喝酒，就是到对方家里，炒个鸡蛋，炒碟花生米，再来两个凉菜。如果去格尔木饭店，三四个人无非就是来个青椒炒肉丝，两个素菜，花个三四块钱。”

西格办医院后的湿地是很多老格尔木人的集体回忆 图/ 张静

因为物资匮乏，运输成本极高，格尔木西藏基地人慢慢开启自己的智慧，改善生活。开垦菜地，是一件天大地大的事。西格办中学的菜地，几乎是一代人的记忆。那时候，西格办中学每家每户，都有一块10平方米左右的菜地，是从单位上认领的。菜地埂边上有用来给菜浇水的引水坑（这种引水坑至今在干旱的格尔木道路旁还都存在着，只不过是方便给道路两边的树浇水），大人负责浇水，小孩儿会在菜地里躲猫猫，看到哪家的菜地结了个西红柿，就会用最快的速度跑过去，扯下来张嘴就吞掉了。不要说西红柿了，道旁的沙枣，往往也等不急它们成熟，青涩的时候，已经被路过的小孩撸秃，迫不及待地吃掉。而现在，格尔木的沙枣树已经成群成片，那沙枣红彤彤地挂在树枝上，却没有嘴馋的孩子去吃了。许多沙枣每年都挂在枝头过冬，在格尔木职工医院的旧址附近，我就摘过去年的沙枣，枣子一入口就化了，味道很一般，甚至有些酸涩，但随行的格尔木西藏基地人会吃得津津有味。

到了20世纪80年代，格尔木人慢慢有了买东西的地方。青海单位开的河西商场和西藏单位开的西藏服务社，是格尔木西藏基地人集体记忆中不可或缺的地方。西藏服务社在盐桥路的东边，后来并入西格办医院的招待所，它斜对面就是河西商场。西藏服务社里也卖茅台酒那样的高级货，一瓶8块5，当时也算是很贵的酒，鲜有人问津。西藏服务社卖布，也卖棉花，格尔木西藏基地的主妇们会买来棉花自己做棉被、棉衣、棉裤和棉鞋，棉鞋要自己纳鞋底，特别辛苦。王鸿回忆说，她小时候跟男孩儿一样调皮，刚穿上的棉鞋、棉衣，跑到西格办菜地里钻一通，被各家各户用来做隔断的铁丝网给挂破，棉花就漏出来了，回家少不了挨大人说。王鸿是1996年底结婚，当时还从西藏服务社买了景德镇出产的瓷盘子。

曾经，格尔木西藏基地对面还有新华书店、银行和邮局，这些建筑物都还在。西藏服务社后来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了，开头的时候是因为地质五隊将这块地买下，打算盖电商大厦，本来要把西藏服务社搬到其他地方，后来也就没有后来了。但其实，更多的原因是市场经济发展起来了，商店越来越多了。如今的格尔木，光美食街都有好几条，商场、超市和饭馆比比皆是。格尔木虽年轻，却步履不停，任谁来到这里，都难以相信，几十年前它还是一片苍茫戈壁滩。

西格办中学袁洪刚老师 图/ 颜道靖

格尔木西藏基地人的苦与乐

他们已经生生息息在这座城，将青春与盛年留在这里，将儿女留在这里，最终，将一段时间封存在这里，像是沧海遗珠。

最初来到格尔木西藏基地的那批人，多数是建设者和劳动者。在异常艰苦的岁月，格尔木西藏基地的孩子们有着自己童年和少年时代抹不去的记忆。不管是格一代，还是格二代，甚至是格三代，关于“玩”的记忆，他们都记得清清楚楚。

关于格尔木西藏基地人的独家游戏，我采访了一些人。袁洪刚是1972年生，算是格二代，他小时候常和小伙伴们一起在河坝边滑冰。有时候天气结不成冰，孩子们着急玩，就会在头天晚上，联合小伙伴一起在空地上泼好多水，第二天自制溜冰场就可以满足孩子们的愿望。那时格尔木的冬天比现在冷，零下二十几摄氏度是常事。孩子们还会用搪瓷缸子做冰棍儿，他们用开水泡上奶粉或橙子汁，将搪瓷缸子放在外边窗台上，结成冰坨子，就那么舔着吃。

西格办中学张福德老师 图/ 颜道靖

格尔木的水质比较硬，热水瓶用一个星期，水垢差不多得有2mm厚。这个时候，孩子们便有了新的“游戏”，他们会使劲拍热水壶外面，再用铲子伸进去，把里面的水垢铲掉。水壶烧久后，外面就黑黢黢的，孩子们会在大人的嘱咐下，用炉灰擦亮水壶。这本是生活的艰辛带来的必要劳动，而孩子们却在这里找到了平衡生活的某种本能，他们在“劳作”里消耗过剩的精力，沉浸在独有的乐趣之中。王鸿老师讲过冬天单位发大白菜的事情，那个时候为了避免白菜冻坏，白天得搬出来，晚上再收回去。几乎每家每户都有菜窖，里面储存土豆、白菜、大葱等生活必需品，菜窖空间是很狭小的，大人进出不便，往往需要小孩儿下去取。大人用绳子把一只筐子吊下去，等小孩装好菜，再把菜提上去。这个时候，菜窖往往是孩子们的游乐园。

洗澡也成了独家游戏，尤其是在冬天的时候。一到了该洗澡的日子，父亲们会把炉火加旺，烧了热水倒进脸盆里，孩子们就坐在盆里沐浴，家里孩子多的，还需要排队。格尔木西藏基地人的澡堂子记忆多数停留在20世纪80年代，那时候的澡堂子是兵站部开设的，普通人去了要买票，当兵的不用。每周六、日开门，门票5分钱。一进去就是更衣室，放着一只很大的木板床，所有人脱了衣服都扔在床上。洗澡的池子大概也就20平方米，边上有一两个淋浴头，仅此而已。小孩子们会被大人带着去，大一些的青少年就约上同龄的朋友们一起去，大家会带着双喜牌的洗衣粉洗澡用。后来条件好些后，他们就用上海虹灯牌的香皂，女同志还会用扁盒装的友谊牌雪花膏，有黄壳子的，也有白壳子的。

打煤砖，是“60后”“70后”常提到的“事儿”。当时的中学生，需要给自己学校打煤砖。放暑假时，中学生还要帮助小学打煤砖。如果是给家里打，无论是哪家打，家家户户都会主动拿出工具帮忙。每家一个冬天要用掉四五吨煤，采暖和做饭都要有保障。当时的力气大的孩子，通常是打煤砖的主力。大家你帮我，我帮你，在你来我往中，收获着幸福和情谊。

当然，格尔木西藏基地人的快乐，不是都在劳作中挖掘出来的。据老格尔木西藏基地人的讲述，他们也有与劳作无关的游戏。比如男孩子们爱玩的打弹壳。他们会在地上画一个不大的正方形，用自己的弹壳抛出去，去击打对方竖在正方形内弹壳，出了正方形就叫“出锅”，就算赢了。他们还玩玻璃球，这与内地其他地方小孩们的玩法差不多。他们也常常会挖个窑烧土豆吃。夏天他们到河坝那边游泳、摸鱼，很多人都提起一个叫作“3个池子”的地方，那地方在现在的砖厂后边，3个连着的水坑。那时，每个水坑深可达3m，长宽各10～15m，其实是挖了里面的沙土去盖房子，格爾木地下水丰富，很快就被水填满了。“3个池子”因此成了男孩们游泳和戏耍的天堂。

西格办中学运动会旧照

身处戈壁之中，生活难免枯燥无味，那个时代的格尔木西藏基地人，娱乐主要靠台球厅、跳舞、看电影和看录像。张福德对台球厅有印象最初是在1983年到1984年，那时候球台都是露天的，给5毛钱，随便你玩几把，冬天也可以玩，在八一市场那边也有。八一市场是部队上开设的，部队隔了一块地，那里什么都有卖，牛羊肉也有，蔬菜水果也有，各种日用百货也都有。舞厅的出现大概要晚一些了，差不多是1988年，1990年前后舞厅多了起来，开始的时候也都是露天的。还有的就是在单位大门口直接扎上，等到夜里就那么跳起来。跳的是迪斯科、交际舞。张福德说：“后来有些工厂生意不好，厂房一收拾就成了大舞厅。八一市场后来开了室内的舞厅，不需要门票，可能有喝个汽水之类的消费吧。那时候格尔木人特别多，全是单位上的年轻人，他们晚上都需要娱乐活动，慢慢地录像厅也出现了，主要看的是香港的武打片和言情片，门票也就5毛、1块、1块5的，没准儿，人多就便宜了，也可以混在里面混着看，也没人管。”电影也是后来慢慢有的，西藏单位和青海单位都有露天电影放，这家每周二、周四，那家每周三、周五，轮着放。格尔木人自己拿小板凳去，7、8点左右开始，无外乎《地道战》《地雷战》这样的黑白革命电影。

采访格尔木西藏基地二代时，他们共同记忆是那个时候上学，作业很少。漫长的夜晚，他们不必像现在的孩子需要在灯下埋头补作业。他们也需要灯，但实在是跟作业没多大关系。他们会打着手电筒出去玩，因为外面漆黑一片，没有路灯，他们就带着光四处游荡，漫无目的地游荡，那也是一种无与伦比的快乐。直到人累了、倦了，才收拾心情回家睡觉。

第一代的格尔木西藏基地人，有像李富满的父亲那样参军，一路追随慕生忠将军来的;有像袁洪刚的父亲那样从河南逃荒来的;有像石永喜的父亲那样修路修到沱沱河，在运输站上上班，然后又调回格尔木的。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末，因为行政关系隶属西藏，格尔木西藏基地人的休假制度跟当时西藏一样，3年转正，1年定级之后，就可以开始休假，每工作一年半，就可以休假半年，加上路途上7个月。

如今他们已经生生息息在这座城，将青春与盛年留在这里，将儿女留在这里，最终，将一段时间封存在这里，像是沧海遗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