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泽枫，李春祥

高丽史家金富轼所著《三国史记》成书于1145年，据宋代王应麟的《玉海》记载，《三国史记》在问世后二十五年就传入中国，并被藏于秘阁。1394年（朝鲜李朝太祖三年），庆州府使金居斗等刊行了《三国史记》木刻版本。本文依据孙文范等校勘的《三国史记》［1］以及《中国历史年代简表》［2］《二十史朔闰表》［3］《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4］《〈三国史记〉日食记录考证》［5］《中国古代天象记录总集》［6］等相关资料，对《三国史记》中干支纪日及所记史实进行比对考证，对《三国史记》中有误的干支纪日及所记史实进行分析辨误，试图找出致误原因。

《三国史记》中以干支纪日方式记载的史料共计76条，这些史料有四种情况：日食61条，占总数的80.3%；其他天文现象13条，占总数的17.1%；国王即位1条，占总数的1.3%；国王薨1条，占总数的1.3%。干支纪日与所记史实都正确的50条，占总数的65.8%；中国史籍记载正确，《三国史记》抄录致误的7条（见“《三国史记》干支纪日简表”，以下均简称“简表”，第5、7、9、11、13、14、16条），占总数的9.2%；中国史籍记载有误，《三国史记》照录致误的10条（见“简表”第1、3、4、8、10、17、22、23、25、26条），占总数的13.2%；中国史籍记载有正有误，《三国史记》抄录有误、记载致误的2条（见“简表”第6、21条），占总数的2.6%；中国史籍无记载，《三国史记》自己致误的7条（见“简表”第2、12、15、18、19、20、24条），占总数的9.2%，本文将对《三国史记》中以上这四种有误的干支纪日史料进行分析考证。

一、中国史籍记载正确，《三国史记》抄录致误

《三国史记》干支纪日的史料中，有7条属于中国史籍记载无误，《三国史记》抄录致误的情况，如“简表”第5条，“逸圣尼师今八年（141）秋九月辛亥晦，日有食之。”［1］16这条史料在《后汉书》中有记载：“永和六年（公元141年）九月……辛亥晦，日有食之。”［7］271据考证：“此次日食确有发生，我国大部地区可见带食而入，但位于朝鲜半岛东部的新罗并不在观测范围之内。”［5］，可见中国史书记录无误，《三国史记》抄录时无考证致误。再如“简表”第9条，“哀庄王二年（801），夏五月壬戌朔，日当食不食。”［1］137这条相关史料《旧唐书》记载：“贞元十七年（801）五月壬戌朔，日有食之。”［8］394《新唐书》也有相近记载：“贞元十七年（801）五月壬戌朔，日有食之，在东井十度。”［9］831中国史书的这条日食记录，据“模拟结果显示，这次日食的确发生了，长安食分为0.300，庆州食分为0.444。应该说，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还是可以观测到这次日食的。”［5］《三国史记》将一次在新罗可以观测到的日食，且中国典籍准确记载的日食记录在抄录时写为“日当食不食”，可见新罗没有专门的天象记录人员，并且在抄录中国典籍时主观随意性很大。又如“简表”第11条，“真圣王二年（889）三月戊戌朔，日有食之。”［1］159这条史料《新唐书》记载为：“文德元年（888）三月戊戌朔，日有食之。”［9］280《资治通鉴》的记载为：“文德元年（888），三月，戊戌朔，日有食之。”［10］8375依据《二十史朔闰表》推算，公元889年三月朔日为壬辰日，889年农历12个月中没有戊戌朔，而888年三月朔日则为戊戌日。可见《新唐书》《资治通鉴》的原始材料无误，《三国史记》抄录时致误。由此可以推断正确的日期应为888年三月戊戌朔，这一天为888年农历三月一日，公历888年4月15日。

二、中国史籍记载有误，《三国史记》照录致误

中国史籍记载有误，《三国史记》照录致误的史料有10条，如“简表”第3条，“南解次次雄三年（6），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1］5《汉书·王莽传上》居摄元年（6）条有同样记录：“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11］4086但是经过“软件计算结果显示，当日并无日食。”［5］可知本条日食记录《汉书》有误，《三国史记》照录致误。再如“简表”第22条，“比流王三十二年（335）冬十月乙未朔，日有食之。”［1］293据《晋书》记载：“成帝咸康元年（335），冬十月乙未朔，日有食之。”［12］179但“经计算，该年东亚无日食。”［5］可见这条史料《晋书》的记载有误，金富轼照录进《三国史记》而致误。又如“简表”第10条，“兴德王十一年（836）春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1］146据《新唐书》记载：“开成元年（836）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9］237但是“经计算，该日亚洲大陆无日食出现。”［5］可见这条日食记录《新唐书》记载有误，《三国史记》照录致误。又如“简表”第17条，“西川王四年（273）秋七月丁酉朔，日有食之。”［1］212《晋书》记载：“泰始九年（273）秋七月丁酉朔，日有食之。”［12］63这条日食记录，“经计算，该日全球无日食。”［5］此条史料亦是由于《三国史记》照录中国史籍有误史料而致误。

三、中国史籍记载有正有误，《三国史记》抄录有误、记载致误

对于中国不同典籍所记同一件史事，当出现不同记载时，《三国史记》缺少对于史料正误的分辨，抄录了有误的记载。如“简表”第6条，“阿达罗尼师今十三年（166）春正月辛亥朔，日有食之。”［1］19这条日食记录《后汉书·桓帝纪》记载为：“延熹九年（166）春正月辛亥朔，日有食之。”［7］316《资治通鉴》的记载为：“延熹九年（166）春正月辛卯朔，日有食之。”［10］1785依据《二十史朔闰表》推算，公元166年正月朔日为辛卯日，可知《后汉书·桓帝纪》的相关记载有误，《资治通鉴》不误，据此可推测《三国史记》乃抄录《后汉书·桓帝纪》致误。由此可以推断《三国史记》此条史料的正确表述应为：“阿达罗尼师今十三年（166）春正月辛卯朔，日有食之。”这一天为公元166年农历一月一日，公历2月18日。再如“简表”第21条，“比流王五年（308）春正月丙子朔，日有食之。”［1］292《晋书》的记载为：“怀帝永嘉二年（308）春正月丙子朔，日有蚀之。”［4］日期与《三国史记》相同，而《资治通鉴》则不同：“春正月丙午朔，日有食之。《考异》曰：帝纪、天文志云‘丙子朔’。误。今从《长历》。”［10］2735再查《二十史朔闰表》，公元308年正月朔日为丙午，可知《资治通鉴》的记载正确，而《三国史记》却抄录了《晋书》的有误记载，错将该年正月朔日记为丙子。

四、中国史籍无记载，《三国史记》自己致误

《三国史记》中有7条有误的以干支纪日方式记录的史料，在中国史籍中没有记载。如“简表”中第2条，“始祖赫居世居西干五十四年（前4）春二月己酉，星孛于河鼓。”［1］4依据《二十史朔闰表》，公元前4年农历二月朔日为壬子日，当月无己酉日，而同年三月有己酉日，可见《三国史记》此条史料有误。再如“简表”第12条，“真圣王十一年（898）冬十二月乙巳，王薨于北宫。”［1］161依据《二十史朔闰表》，公元898年农历12月朔日为丙寅日，本月没有乙巳日，而本年农历11月朔日为丙申日，本月有乙巳日，据此可以推知准确日期应为“真圣王十一年（898）冬十一月乙巳”，如以此为准，则这一天为公元898年农历十一月十日，公历898年12月26日。再如“简表”第15条，“故国川王四年（182）春三月甲寅夜，赤气贯于大微如蛇。”［1］201依据《二十史朔闰表》，公元182年农历三月无甲寅日，而二月和四月都有甲寅日，若以二月甲寅日为准，则这一天为182年农历二月二十七日，公历4月18日；若以四月甲寅日为准，则这一天为182年农历四月二十八日，公历6月17日。又如“简表”第18条，“己娄王九年（85）夏四月乙巳，客星入紫微。”［1］282依据《二十史朔闰表》，公元85年农历四月没有乙巳日，而距离85年四月最近的三月和五月都有乙巳日，若以公元85年三月乙巳日为准，则这一天为公元85年农历三月二十六日，公历5月8日；若以公元85年五月乙巳日为准，则这一天为公元85年农历五月二十七日，公历7月7日。

五、《三国史记》干支纪日史料致误原因简析

《三国史记》以干支纪日方式所记录的史料中34.2%有误，其致误表现有以上四种形式，其致误因素除上文涉及到的之外，以下因素也需要考虑：

第一，《三国史记》以干支纪日方式所记录的史料主要抄录自《汉书》《后汉书》《旧唐书》《新唐书》《新五代史》《晋书》《宋书》《魏书》《陈书》《南齐书》《南史》《北史》《周书》《隋书》《资治通鉴》等中国史籍，这些中国史籍中相关记录的正误对《三国史记》中相关记录的正误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第二，新罗曾于“景德王八年（749）三月，置天文博士一员，漏刻博士六员。”［1］123但从《三国史记》有误干支纪日条可以看出，其天文博士所起作用甚微。如果新罗的天文官有自己准确的天文观测记录，对于中国史籍记载有误的相关条目，就能将其更正过来，因为在《三国史记》76条以干支纪日方式所记录的史料中没有发现《三国史记》对中国史籍相关有误记录进行更正的情况，尤其是对于中国史籍无记载的相关记录，《三国史记》致误率极高。

第三，对于中国史籍记载无误的条目，《三国史记》抄录时人为致误，说明《三国史记》编者处理史料的态度不严谨，缺乏求实的科学态度，可以推断编撰者金富轼有时出于某种目的对相关史料进行改动。除了本文所提到的，这一点在《三国史记》中许多地方可以看到。比如“为文献和考古资料证明的高句丽早期和西汉王朝的隶属关系，在《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中却没有只言片语提及，金富轼何以对史书的记载视而不见？解释也只能有两种可能：一是所谓的‘古记’没有记载，二是金富轼有意掩盖这些史实。”［13］68这一问题在研究《三国史记》的时候尤其要引起注意。

第四，天命观是导致《三国史记》干支纪日有误的另一原因。古代中国人对天命的基本看法产生了天命观，“天命”最早出自《尚书》：“有夏多罪，天命殛之。”［14］92天命观对中国古代的思想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古代史书中天命观多有体现，金富轼所采录的干支纪日史料表现了《三国史记》的天命观，以天人感应表现出对天的尊敬和回应。在特殊的天象发生前后，国家往往有重要的事情发生，或者统治者要实行相应的政令以应天意。如新罗赫居世居西干“四年（前54）夏四月辛丑朔，日有食之……五年（前53）春正月，龙见于阏英井，右肋诞生女儿。”［1］2因此，中国典籍中和新罗、高句丽、百济相关的干支纪日，《三国史记》基本照录，同时对于中国典籍没有的干支纪日，《三国史记》会根据史事的需要进行记录，由此产生了错误。如“简表”第24条，百济东城王“十七年（495）夏五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秋八月，高句丽来围雉壤城，王遣使新罗请救。”［1］311《魏书》《南齐书》《南史》《北史》《资治通鉴》中均无此条日食记录，“该年中国东北与朝鲜半岛也没有发生日食”［5］，为了与高句丽围雉壤城这件大事相对应，《三国史记》杜撰了一次没有发生的日食，这一点在研究《三国史记》的时候也要引起注意。

总之，对于《三国史记》干支纪日的研究关系到《三国史记》日食等天象记录的正确性，也关系到相关史实的正确性。在《三国史记》的相关研究中，对于其史料要追根溯源，最大可能地确保采用史料的可靠性，由此才能得出相对正确的史学结论。

《三国史记》干支纪日简表

①此条日食记录《汉书·元帝纪》有类似内容：“建昭五年（前34）夏六月……壬申晦，日有食之，不尽如勾，因入。”依据韩钢的《〈三国史记〉日食记录考证》（以下简称：据韩钢《考证》）：“经笔者软件模拟，该日全球无日食。”可见此条干支纪日为《汉书》记录有误，《三国史记》照录致误。

②依据《二十史朔闰表》，公元16年农历七月朔日为己丑日，当月无戊子日，而己丑日前一日为戊子日，正好为公元16年农历六月晦日。经查《汉书·王莽传》（卷九十九中）的相关记载为：“天凤三年七月……戊子晦，日有食之，大赦天下。”《资治通鉴》（卷三十八，汉纪三十）相关记载为：“（王莽）天凤三年（16）秋七月戊子晦，日食。”据此可知《汉书·王莽传》与《资治通鉴》的相关记载可能有误，《三国史记》照录致误。由此推断，正确的日期可能为“十三年（16）秋六月戊子晦。”若以“十三年（16）秋六月戊子晦”为准，则这一天为公元16年农历六月二十九日，公历8月21日。

③《后汉书·灵帝纪》（卷八）记载为：“中平三年（186）五月壬辰晦，日有食之。”《资治通鉴》（卷五十八，汉纪五十）的记载为：“中平三年（186）五月壬辰晦，日有食之。”依据《二十史朔闰表》，公元186年农历五月晦日为壬辰日，为公元186年农历五月三十日，公历7月4日，可知《三国史记》自己致误，正确的日期表述应为：“三年（186）夏五月壬辰晦，日有食之。”

④《后汉书·献帝纪》（卷九）记载为：“建安六年（201）春三月丁卯朔，日有食之。”《资治通鉴》（卷六十四，汉纪五十六）的记载为：“建安六年（201）春，三月，丁卯朔，日有食之。”依据《二十史朔闰表》，公元201年二月朔日为丁卯日，三月朔日为丁酉日，据韩钢《考证》：“经计算，该年二月丁卯（3月22日）确有一次日食，东亚均在观测范围之内。可见，中国史官误将二月记为三月，而金氏不审，延续了这个错误。”据此推断《后汉书》与《资治通鉴》相关记载有误，而《三国史记》照录致误。因此应该以二月朔日为准，则“二月丁卯朔”为公元201年农历二月一日，公历3月22日。

⑤《新五代史》的相关记载为：“乾化元年（911）春正月丙戌朔，日有食之。”依据《二十史朔闰表》，公元912年农历一月朔日为庚辰日，而公元911年农历一月则为丙戌朔，由此可以推断《三国史记》记载有误。若以912年一月庚辰朔为准，则这一天为公元912年农历一月初一，公历1月22日；若以公元911年一月丙戌朔为准，则这一天为公元911年农历一月初一，公历2月2日。

⑥据韩钢《考证》：“《后汉书·孝灵帝纪》光和元年（178）：‘冬十月……丙子晦，日有食之’，同书《五行六》有相关记载。计算结果也显示该日东亚确有日食。但朝鲜半岛食分均较小，国内城食分更低至0.077，不在可以观测的范围之内，不能不让人生疑。”

⑦据韩钢《考证》：此条日食记录与新罗伐休尼师今三年（186年）的日食记录为同一次日食，“此次日食虽已由模拟运算所确认，但朝鲜半岛各地可见程度较小，庆州食分相对较大，也仅为0.104，国内城食分更低至0.039。这种程度的日偏食，即便事先做出了比较准确的预报，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也是不可能观测到的。”

⑧据韩钢《考证》：“考该年正月晦当癸亥，我国史籍无相关内容，且该年全年无东亚可见日食，明显其记载有误……查我国史籍，发现东汉桓帝延熹八年(165)曾于‘春正月丙申晦’发生日食：《后汉书·孝桓帝纪》‘春正月……丙申晦，日有食之。’经计算，这次日食的确发生。”若以此为准，则这一天为公元165年农历一月三十日，公历2月28日。

⑨此条中国史书并无记录，《三国史记》自己致误。据韩钢《考证》：“经模拟计算，该日确有日食发生，但观测范围仅限于今俄罗斯库页岛以北、日本北海道及北美洲北部，中国与朝鲜半岛均不可见。”

⑩《宋书》《魏书》《资治通鉴》中均无相关记录。《南史》有基本相同的记载：“顺帝二年（478）三月己酉朔，日有蚀之”。《陈书》《资治通鉴》无相关记载。据韩钢《考证》：“软件模拟的结果也显示，该日前后整个东亚并无日食发生。”可见此条为《三国史记》照抄《南史》致误。依据《二十史朔闰表》，公元478年三月朔日为戊申日，一月为己酉朔，据此推测《南史》的记载有误。若以前者为准，则这一天为公元478年农历三月一日，公历4月18日；若以后者为准，则这一天为公元478年农历一月一日，公历2月18日。

⑪《陈书》《周书》《北史》中无相关记录。《南史·陈本纪》中记载为：“永定三年（559）五月丙辰朔，日有蚀之。”《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七，陈纪一）中记载为：“（陈武帝）永定三年（559），五月，丙辰朔，日有食之。”依据《二十史朔闰表》，公元559年五月朔日为丁巳日，七月朔日为丙辰日，据此可以推断《南史》《资治通鉴》中相关记载应该有误，《三国史记》照录致误。若以前者为准，则这一天为公元559年五月一日，公历6月21日；若以后者为准，则这一天为公元559年七月一日，公历8月19日。

⑫据韩钢《考证》：“经计算，该年（592）东亚无日食发生。”《隋书·高祖下》的记载为：“开皇十二年（592）秋七月……壬申晦，日有蚀之。”《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八，隋纪二）的记载为：“开皇十二年（592）秋七月……壬申晦，日有食之。”依据《二十史朔闰表》，公元592年七月晦日为癸酉日，距离七月最近的晦日为九月壬申日，据此可知《隋书》《资治通鉴》的相关记载有误，《三国史记》照录致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