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伯阳，吴红翠

（1．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天津300222；2．天津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经济与管理系，天津300350）

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一个城市乃至整个国家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工业化初步完成并迈入中高收入阶段且人口红利逐步消失，在要素资源变革与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必须进行经济转型和加快经济高质量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规划纲要》实施以来成果显著，在此趋势下天津作为传统重化工业城市具备自身比较优势，亟需通过振兴实体经济来实现高质量发展。基于此，贯彻落实天津市“ 一基地三区 ”的功能定位、加快打造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必须找准突破口，把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深度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之中，在落实重大国家战略进程中实现天津市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近几年来，天津市经济发展的下行压力较大，亟需在探索中发掘既适合天津市发展特点又符合国家整体发展趋势的新路径和新模式。其中，核心任务是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以及以人才、技术为代表的配套资源协调发展。从优势上看，重化工业发展的深厚基础、拥有多所双一流高校和全国高等职业教育示范性基地等方面的优势决定着天津市具备在中短期内改善现有经济状况、实现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潜力。进一步来讲，在“ 十四五 ”规划期间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进入更深层次阶段，探索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既是增强天津市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需要，也是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的现实需要。

1 相关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实体经济持续稳步发展，众多学者们也就这一领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国内外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增强的时期，资本“ 脱实向虚 ”的特点令实体经济发展面临诸多挑战。罗能生等（2012）[1]通过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体经济经历了从迅速壮大到结构改善和效益提升的完整历程，阐述了实体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虽然占有主导地位，但GDP 所占比重近年来趋于下降的事实，论证了经济制度变迁、技术进步、金融制度创新和人力资本积累对于推动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从实体经济的发展路径来看，怀仁等（2014）[2]从收入分配的视角探析了我国不同阶段经济制度变迁对实体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唐未兵等（2014）[3]则认为技术创新对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实现过程中还受到技术差距、消化吸收能力等因素的影响。王如玉等（2018）[4]从空间经济学视角，探究了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聚集效应对于制造业产业集群优化升级的影响作用。此外，实体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创新的支持，李苗苗等（2015）[5]通过对我国省市面板数据分析，指出当前我国以银行为主导的融资结构因其间接融资形式的天然局限性难以激发包含技术创新在内的多种因素充分助推实体经济发展的潜力。在我国大力推行金融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通过增加更多直接融资渠道来构建服务实体经济的多层次资本市场才是最适合的发展道路（辜胜阻等，2016）[6]。在进一步的分析中，罗来军等（2016）[7]与苏东蔚等（2019）[8]分别研究了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直接融资系统和以股票市场为代表的间接融资模式，通过不同的传导机制对我国不同省市实体经济的影响作用，深入分析了我国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整体效率提升缓慢的具体原因及应对策略。

从现实国情来看，作为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大的国家，我国必须发展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这样既能解决就业问题，又能保证经济发展的可持续增长。作为劳动力供给大国，充足低廉的劳动力供给一直是支撑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关键因素。然而，随着用工成本不断增加和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我国以劳动密集型产业推动经济发展的优势已不再突出，以高质量劳动力推动实体经济发展才是必由之路（童玉芬，2014）[9]。林玲等（2014）[10]通过一般均衡模型证实了在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情况下，更大比例地增加技能型人才将能弥补劳动力总量减少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下降的问题，从专用性人力资本的角度揭示了推动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最优路径。何玉长（2016）[11]认为实体经济决定一国的经济实力，特别是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大背景下，生产性劳动和实体经济的发展水平将决定一个国家长期的经济增长率和核心竞争力。因此，推进以技术创新和创新型人才为核心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背景下应对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发展不平衡、解决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不匹配、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实现实体经济由大转强的根本路径，也是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培育增长新动能、实现动能转换的必然要求（周维富，2018）[12]。

总体来看，经济体制、技术进步、金融创新、人才供给等多重因素共同推动着我国产业结构转型与区域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具体到天津市来看，则需要通过对现状的梳理，归纳天津市和京津冀区域实体经济发展的特点以及制约区域实体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本文在梳理京津冀城市群实体经济发展特点的基础上，结合天津市的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从体制机制改革、人才与产业互动发展等角度对区域实体经济发展进行深入研究，得出研究结论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2 京津冀实体经济发展现状

关于实体经济的定义有多种界定方式，参考美联储与我国学界对于实体经济的普遍定义范围，将本文研究的实体经济定义为除金融业、房地产业之外的国民生产总值，在后续的统计分析中则采用省级层面数据进行分析。作为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根本目标是通过区域间的优势互补发挥出“ 1+1+1＞3 ”的城市群整体竞争力，形成更高水平的世界级区域增长极。因此，构建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是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的实质性内容。从产业发展的视角来看，2015 年国家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对接企业税收收入共享办法》以来，三地通过优先发展第三产业、推动工业和服务业产业结构升级、积极培育高新技术产业等手段推动了区域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在产业协同方面，北京、天津、河北三地的产业功能定位各有不同，北京市致力于产业结构向高精尖迈进，天津市着重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河北省产业结构逐步优化。从总体上看，近十年以来京津冀三地的实体经济发展稳中向好，见表1。从整体上看，京津冀协同发展虽然在一些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京津冀三地产业结构与发展阶段差异性仍然较大，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仍然存在。从结构上看，天津市的实体经济发展在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作为物流产业的核心枢纽基地，推动着京津冀城市群产业一体化发展。当前，北京市已经进入第三产业比重超过70%的后工业化时期，天津市正处于第三产业比重刚刚超过50%的工业化后期向后工业化时期转型的过渡期，而河北省的大多数城市仍处于以第二产业为支柱的工业化中后期。

通过进一步分析可发现，2009—2018 年京津冀三地实体经济环比增速变化的两极化趋势十分显著，见图1，即天津市与河北省两地的实体经济增速发展持续降低，北京市的实体经济发展增速稳中有升，这种现状印证了部分学者研究中关于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北京市对于各类要素资源存在一定的“ 虹吸效应 ”的估计结果（张贵等，2018）[13]。在对比研究中可发现，天津市实体经济增速的降幅要高于河北省，这表明了天津市实现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特别是以先进制造业发展引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计划的实施和调整已经迫在眉睫。从战略上看，要实现京津冀城市群协调发展，需要继续加快体制机制改革的内在提升，还需要提高区域间要素资源配置效率、提高核心城市向周边区域要素资源转移的频率和比例的外部赋能，从而实现京津冀城市群功能的协调发展（刘学敏等，2020）[14]。

表1 2008—2018 年京津冀实体经济发展水平 万亿元

图1 2009—2018 年京津冀三地实体经济发展水平涨幅环比图

从本质上看，人才是实体经济发展的关键。根据2019 年《天津统计年鉴》中的统计数据整理可得2018 年天津市除金融业、房地产业的实体经济从业人员达到844 万人，占全市总劳动力水平的94.14%，其中制造业从业人员比重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188 万人，批发零售业达到145 万人；这说明天津市仍以制造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和以流通业为代表的生产性服务业等实体经济产业作为主要的就业吸纳产业。在进一步分析中可以测算出当前天津市三大产业的人才结构偏离度（人才结构偏离度D=GDP 的产业构成比/人才的产业构成比-1），其中2018 年天津市第二产业的人才结构偏离度为0.27，第三产业的人才结构偏离度为-0.05。这表明天津市第二产业技能型人才的缺口仍然十分突出，而人才的缺乏必定影响实体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在“ 十四五 ”规划时期，京津冀的高技能人才、特别是能服务于高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技能人才需要更高质量的教育资源来支撑。基于此，积极发挥京津冀不同区域的比较优势，特别是重点发挥天津市全国高等职业院校示范区的优势，从劳动力要素方面解决当前区域间实体经济企业招工困难的问题，并推进京津冀人才一体化向更深层次发展。

在新形势下，京津冀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不仅要依靠资本、土地、劳动等传统要素的投入，更要推动区域内技术要素全面升级来完成。这些要素升级包括对于传统技术的改造、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的高新技术的研发以及能够运用这些技术的高技能人才。因此，天津市应充分挖掘当前数字经济的新机遇以促进区域内产业融合、产教融合，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与人力资本高级化的协同发展，从而提高京津冀实体经济业态的劳动生产率。

3 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天津实体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3.1 天津市新旧动能转换尚未成熟，工业高质量发展仍有较大潜力

当前，天津市正处于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增长动能转换期等多重困难叠加的调整阶段。因此，首要任务是以创新发展为核心，寻找经济发展的新动能。通过梳理天津统计年鉴数据可发现，2018 年天津市除金融业、房地产业之外的实体经济占全市生产总值的比例为85.26%，表明天津市的实体经济对于社会经济的带动作用仍然十分显著，具备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的建设基础。进一步的分析表明，虽然近两年天津市经济发展增速有所提升，但表现出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部门产值创造能力持续弱化的现象，具体表现为2013—2018 年天津市工业部分增加值增速总体上呈现持续下降趋势，表明天津市规模以上工业部门的发展动力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天津市应进一步加快动能转换，加强招商引资力度，通过内外部结合发展的方式挖掘以先进制造业为代表的工业高质量发展潜力。

3.2 京津冀城市群发展合力尚未形成，深水区体制机制改革迫在眉睫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首要任务是北京市非首都功能的疏解和产业转移工作。天津市过去两年在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产业转移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效，但是在承接过程中也面临着诸多问题。随着天津市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产业转移工作的不断推进，如何处理好两市的利益共享与市场分配机制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京津两市间产业转移的利益分享和市场分配机制将为京津两市协同发展提供动力，产业转移又是区域协同发展最重要的一个方面，这个过程中伴随的税收分配将成为利益分享机制的关注焦点。例如，当前天津市各科技园区承接的迁移工厂的部分企业总部保留在北京，企业分公司车间等迁移至科技园内。根据企业所得税法，企业分公司的税收需汇总到总部进行缴纳，总部地区政府再依据分公司缴税比例给予当地适当返还，导致总部所在地在税收征收方面处于优势地位。科技园内企业的大部分税收主要上缴至北京市，导致天津市税收方面的诉求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在涉及利益共享与分配的核心问题上，如何把握好未来利益共享机制中税收返还的分配比例是京津两市利益分配的关键问题。此外，要实现京津冀城市群实体经济协调发展，除了财税利益共享机制的建立，还需要推动区域交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领域一体化的体制机制创新，从而促进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资源在京津冀地区充分流动起来。

3.3 京津冀区域高技能人才缺口较大，亟需完善技能型人才培养机制

除了产业结构差异之外，京津冀区域内实体经济发展不均衡的现象也体现在人才领域。一方面，京津地区产业发展速度较快，产业结构趋于合理，人才吸纳能力较强；另一方面，河北省产业结构仍偏重第二产业，且专用型人力资本发展水平较低、人才吸引能力较弱。因此，要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就必须实现京津冀三地的产业结构协调发展；要实现产业结构协调发展则需要充足的高技能人才作为支撑。天津市作为全国职业教育示范区，产教融合的发展走在全国前列，承载着供给大量高技能劳动力、以技能人才输出为手段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使命。以北京市为例，其高等院校和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模式已经根据城市发展规划开始向服务业倾斜，未来这一现象将会进一步加强。此外，天津市乃至京津冀区域内劳动者个体所学专业与就业岗位之间普遍存在错配现象，即“ 所学非所干 ”，京津冀地区重点工业、制造业、商贸流通业等实体经济行业所需人才缺口进一步扩大。当前，数字经济下技术变革的快速发展决定实体经济企业的岗位需求与所适合劳动力之间的匹配存在时滞，如果再按照传统工业经济下的统计调研周期和专业设置模式将导致各类高等院校、高职院校新生从选择报考专业到毕业成为准技能型劳动力的周期内将与企业实际岗位技能的需求产生错位，从而形成劳动力市场上供需不平衡的发散式“ 蛛网模型 ”。未来天津市乃至京津冀的传统产业数字化变革是必然的发展趋势，潜在的数字化岗位需求缺口必将引发数字化人才培养供给与产业人才需求之间的不平衡。因此，推动人才供给侧与需求侧、教育链与产业链之间的有机衔接显得更加紧迫，应加快探索建立一套能够推动区域内劳动力供求平衡发展的动态机制。

4 天津市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性与政策建议

4.1 天津市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性

首先，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关键手段。近几年来，天津市在经历过GDP 挤水分之后，逐步从“ 阵痛期 ”中恢复，但仍然面临较大的经济下行压力，通过实体经济产业链的发展及其就业创造效应将加快经济复苏的速度。其次，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举措。天津市近几年来在去产能、去库存方面成效卓著，但从长远来看其效用只是解决了企业的存量问题，要真正推动天津市经济稳中向好的发展必须着力解决实体经济的增量问题，特别是需要推进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来加快破解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税费负担过重、行政成本过高等严重制约企业发展的核心问题。再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能缓解环境污染治理的压力。作为传统重工业基地，天津市亟需对现有传统产业进行持续性的“ 绿色化 ”改造，加快实体经济向“ 绿色经济 ”发展的转变，实现各类企业的“ 节能、降耗、减污、增效 ”。最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在“ 十四五 ”规划期间，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发展是各大城市群的重点工作任务。从产业分类来看，未来的高质量实体经济主要依托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在国内外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背景下，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都是高质量就业吸纳的关键领域，而两者的产业融合发展将为天津市催生出更多的新业态与新机遇。

4.2 实现天津市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

（1）以融合创新实现产业升级，加快新增长极的培育优化。当前，在各类产业数字化升级的趋势下，京津冀区域应以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变革为契机，通过融合创新实现产业升级，加快新增长极的培育强化。一方面，以河北雄安新区为技术增长极，通过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变革实现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等新兴产业的深度融合，从而加快京津冀区域产业互联网的有序发展，实现京津冀城市群二三产业数字化升级与融合发展，进而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品牌和产品。另一方面，以天津港为产业物流增长极，进一步发挥天津港和自贸区的区位优势及其在京津冀区域的枢纽作用，以数字化现代物流体系和现代服务业的溢出效应盘活天津市乃至京津冀城市群的各类要素资源。以资源的最优化配置着力实现现代石化、现代冶金、新一代信息技术、航空航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与健康、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等多个产业链的高水平和高质量发展，贯彻落实天津市“ 一基地三区 ”的发展目标以及京津冀城市群未来“ 十四五 ”规划时期的发展目标。

（2）破除城市间制度性障碍，提高城市群要素资源配置效率。首先，针对城市群实体经济发展的总体目标，京津冀三地应当持续深入推动“ 放管服 ”改革来精准定位、精准分析企业所面临的问题，推动跨区域、持续性的企业税费减免政策实施、不断优化营商环境，给予各类实体经济更加宽松的发展环境。与此同时，加大京津冀城市群市场化改革力度，持续深化和推广天津市的“ 一制三化 ”改革政策，加大力度解决区域间要素市场的结构性问题，破除阻碍更大规模要素流动的制度性障碍；继续加强产权制度改革，加快国企混改步伐，进一步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其次，加快京津冀区域间产业体系升级换代步伐，通过产业链协作来生产更多适销对路的高端产品。发挥天津市的传统产业优势，大力发展智能科技产业，加快推动制造业、服务业“ 两业 ”优化，加强京津冀城市间高端产业研发与落地的对接协作。最后，通过交通基础设施联通、区域税负调节机制来提高区域间要素资源配置效率（方红生等，2020）[15]，实现天津市乃至京津冀城市群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周伟等，2020）[16]。

（3）构建区域产学研联盟，以高技能人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从区域产学研系统的演化进程来看，天津市乃至京津冀的各类实体经济企业应主动对接各类高等院校和高职院校，有针对性地按年度动态调整需求变化，不断根据企业技术发展对岗位技能的需求调整方案，让高校的人才培养计划具备前瞻性和全面性。首先，通过更高质量的职业技能教育和在岗继续培训等手段在最大范围内缓解第四次技术革命对实体经济传统产业发展的冲击和影响，培养更多数字化高技能人才来弥补区域间实体经济企业的数字化岗位需求缺口，同时不断提升区域间实体经济新业态的就业吸纳能力。其次，制定京津冀地区大学生的高技能人才振兴计划，通过校企合作、定制培养等形式重点提高应届大学毕业生的技能质量、尤其是数字化跨界技能。再次，制定各类企业在岗职工技能再提升计划，充分提高企业现有人力资本水平。最后，针对下岗职工、新型农民工、退役军人等人员进行技能再培训，为现有的技能型劳动力市场提供有益的补充；运用多种互补性的人才培养模式弥补应届技能型劳动力供给“ 时滞 ”存在的现实问题，从而缓解劳动力市场供需不平衡的矛盾，实现天津市乃至京津冀城市群更加有序高效的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的衔接融合发展，以促进区域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