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龙，梅婷婷

（安徽大学a.经济学院；b.安徽生态与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合肥230000）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备受国内外瞩目，而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改革被认为是促进经济繁荣的重要制度因素。1994 年我国实行分税制改革，对中央和地方财权事权进行再分配，加强了中央政府对地方的宏观调控和资源配置能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由此可见，完善政府间财政关系，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发挥中央和地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职能，成为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首要任务（高培勇，2018）[1]，因而探究财政分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尤为重要。

在我国粗放式的发展模式下，环境问题日益引发关注，对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已经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将生态文明建设列入“ 十三五 ”规划，充分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十九大也指出要继续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加大节能环保支出力度是明确响应《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的要求，也是引导、促进全社会环境保护投入的重要保障。节能环保产业目前在中国拥有巨大的市场和发展空间，可以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刘智超、杨姝影，2019）[2]。一方面能直接作用于生态环境的改善，另一方面也能发挥财政资金的引领作用，引导社会资本向节能环保领域注入，促进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与财税制度及财政支出安排都有着密切联系，在当前新常态经济背景下，为推动我国经济转型，本文探究我国财政分权体制和节能环保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期改善环保支出领域的资金投入和利用状况，为推进财政体制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及推动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1 文献回顾

关于财政分权对节能环保支出的影响，燕洪国（2015）[3]指出环保支出对地方政府而言是一种长期巨额支出，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提高财政自给能力，使其环保支出所需资金能够及时有效供给。和立道等（2018）[4]研究发现，现有财政分权制度有利于地方政府加大节能环保支出，但也存在支出效率低的问题。吴俊培、万甘忆（2016）[5]则从渠道变量贡献率角度引入节能环保支出的传导机制，得出若在环境治理方面过多地向地方政府分权且缺乏支出硬约束，地方政府不会偏好对环保领域方面投资的结论。财政分权导致政府财权事权不匹配，地方政府要履行环保、医疗、教育等诸多公共服务支出职责，但由于见效慢且不作为政绩考核标准，使得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过度偏向经济领域，从而产生环保责任积极性下降、环保投入不足等问题（田时中，2017）[6]。不过，随着国家越来越重视环保及生态问题，行政问责、环保绩效考核等也使地方政府更多考虑环保因素（杨陈、陈庆海，2017）[7]。

关于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胡东滨、蔡洪鹏（2018）[8]认为财政分权使得地方政府有更大的自主权，对地方经济快速发展起到了有力的助推作用。地方财政分权程度的变化也会改变其征税努力程度和公共物品提供水平，通过企业生产活动作用于地方经济增长（吕冰洋等，2016）[9]。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正面作用随地区与时间而呈现明显差异性，主要是在分税制改革前后两个时期，甚至在个别时段是负面作用（张晏、龚六堂，2005；周业安、章泉，2008；范子英、张军，2009）[10-12]。也有学者认为我国财政分权体制在扩大地方自主性、建立地方激励机制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成为影响地方政府支出偏好的关键因素，但也会造成公共支出结构扭曲等现象（傅勇、张晏，2007）[13]，使其支出行为目标偏向于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生产建设性支出，削弱地方政府提供民生性公共品的激励，不利于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还有学者指出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存在最优分权程度（殷德生，2004）[14]。孙萌、台航（2019）[15]在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中利用内生增长理论分析地方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研究发现地方财政分权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 型关系。谢贞发、张玮（2015）[16]梳理了截至2015 年关于研究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文献，指出由于财政分权测度方法及数据样本异质性等原因，中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检验。

在我国财政分权体制下，还有诸多文献从财政支出角度，尤其是节能环保支出来探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波特假定 ”认为市场主体往往并非高效运作，某些环境管制和环保公共开支可以使企业通过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来实现更高产出（Porter，1990）[17]。蒋洪强等（2005）[18]构建了贡献度模型，证明政府环保支出对拉动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且拉动作用由强到弱依次为：中部、东部、西部（沈炳盛、于阳，2018）[19]。李志青（2014）[20]将环保公共开支分为“ 资本品 ”与“ 消费品 ”两部分，认为环保公共开支中的消费支出不利于经济增长，而环保公共开支中的资本性支出则需加以鼓励。姜楠（2018）[21]认为环保财政支出具有一般财政支出的引致效应，能够引致更多的社会资本，增加社会资本总量进而促进经济增长。也有学者指出我国环保支出没有产生预期的外部效应，“ 转移支付效应 ”则是愈加突出，尽管实现了能耗减少和污染减排，但也抑制了经济增长（万建香，2015）[22]。还有观点认为节能环保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尚不能确定，与国家类型有关（Schaltegger 等，2000）[23]。（Pearce 等,1990）[24]利用OECD 成员国的宏观数据，探究节能环保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第一年环保计划都是有利于经济增长，在最后一年中则对于不同国家的经济增长影响有正有负；Schou（2000）[25]研究环保投入、资金消耗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利用内生增长模型得出研究结论，认为环保投入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根据其参数大小而变化，不能一概而论。

可以看出，关于财政分权和节能环保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学者们主要对其中两者关系进行了探究，较少从分权视角探究节能环保支出对经济增长有何影响，将三者纳入同一框架进行分析。一个地区财政支出结构及规模受制于当前财税制度安排的约束，我国财政分权背景下财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显著影响着地方政府支出行为的偏好和选择，因而对节能环保支出及经济增长的探究离不开我国的财税体制。基于此，本文在充分考虑我国财政分权体制背景下，探讨财政支出安排中节能环保支出对经济增长起促进还是抑制作用，以及财政分权与节能环保支出的交互作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2 财政分权、节能环保支出与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分析

2.1 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

学术界经历了第一代和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的发展。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指出地方政府自身信息优势能更好地配置资源，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质量，有效满足各地区对公共服务的异质性需求。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则对“ 财政分权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 ”的命题进行系统论证，我国财政分权具有特殊国情，政治上高度集权、经济上分权。在中央财政集权模式下，地方政府通过债务融资和土地财政获得资金的模式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亦不利于经济增长（余世勇、朱咸永，2019）[26]；而财政分权则能影响地方政府行为，使其获得对地方经济较强的支配权，因而起到正向激励作用并调动其积极性，促进经济增长（吕勇斌等，2020）[27]。

2.2 节能环保支出与经济增长

节能环保支出是一项民生性公共物品供给，具有显著外部性。节能环保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多重效应，一方面，节能环保支出会对私人投资及产出造成“ 挤出效应 ”，占用部分可用于经济建设的资金，同时也会直接或间接地提高生产和消费准入标准，对原先经济增长产生一定程度上的限制，即“ 漏出效应 ”（李志青，2014）[20]。但另一方面，环保投入也会带动环保及其他相关产业发展，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促进市场主体通过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来提高产出（徐辉等，2016）[28]。此外，环保投入可以使得私人部门成本下降，提高生产效率（Pizer、Shih，1997）[29]，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2.3 财政分权、节能环保支出与经济增长

财政分权最明显的特征是财权上移、事权下放，直接影响地方政府行为，由于地方政府具有政策导向和地缘信息优势，会在财政支出安排和环境公共物品供给上有所选择。节能环保支出是财政支出不可或缺的部分，也是环境公共物品供给的保障。财政分权制度下地方政府财权较大，有充裕的环保支出资金储备，节能环保支出能够推动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提高资源利用率，但另一方面也挤占了用于显著刺激经济增长的部分领域支出，对经济增长起到了抑制或延缓作用。

综上所述，即财政分权、节能环保支出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存在内在联系。具体的作用机理如图1 所示。

图1 财政分权、节能环保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

针对以上理论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并通过实证予以检验：

假设1：财政分权和节能环保支出都会促进经济增长；

假设2：财政分权与节能环保支出二者交互作用会放缓经济增长。

3 模型设定、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3.1 模型设定

根据前文分析，对财政分权、节能环保支出对经济增长开展实证研究，构造的面板数据模型如（1）式：

其中，i表示第i个省份，t表示第t个年度；模型中被解释变量为各省份人均GDP；fisd为财政分权度，其中收入分权度用fisdin表示，支出分权度用fisdex表示，exp表示节能环保支出，control为选取的控制变量，αi为不可观测的地区效应，λt表示时间固定效应，βi为各变量的系数，εit为随机扰动项。

3.2 变量选取

3.2.1 被解释变量

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有GDP 总量、GDP 增长率、人均GDP 等，考虑到中国各区域人口差异，本文借鉴胡东滨、蔡洪鹏（2018）[8]的做法，采用各省份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来表示经济发展水平（pgdp）。

3.2.2 核心解释变量

财政分权度（fisd）：财政分权反映了地方财政自主性，财政分权度越高，地方政府的自由度就越大，就越有可能按照自己的偏好或利益行事。目前国内学者对财政分权的衡量方法不一，本文参考已有研究成果，采用各省人均预算内财政支出占全国人均预算内财政支出的比值作为财政支出分权度（fisdex）的衡量指标，并采用各省人均预算内财政收入占全国人均预算内财政收入的比值衡量财政收入分权度（fisdin），进行稳健性检验。

节能环保支出（exp）：节能环保支出是我国开展生态治理工作和改善环境质量的财政保障，文中采用各省份的节能环保支出统计数据作为衡量指标。

3.2.3 控制变量

本文考虑了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包括：

人力资本（hc）：人力资源开发和人力资本投资与积累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综合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实现一国经济持续增长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都具有重要意义。把人力资本作为控制变量之一，用大专以上学历从业人数占全社会从业人员比重来表示。

技术创新（innov）：技术创新会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生产要素重新组合，增强企业效益，降低成本，从而推动经济增长，技术创新用各省专利授权数除以年末总人口，即万人专利授权数来衡量。

城镇化率（urban）：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催化剂，可以释放人口进入城镇之后消费以及基础设施投入的潜力，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带来巨大驱动力，用城镇人口占该省份的常住总人口之比来衡量。

工业化水平（sect）：目前我国仍处于工业化进程当中，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仍具有重要影响，产业结构采用第二产业产值占各省GDP 比重来衡量。

3.3 数据来源

鉴于数据可获得性，本文选取2007—2018 年中国30 个省份和直辖市（西藏和我国港澳台地区不包括在内）的面板数据作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及各省份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网站。其中，2007 年财政收支分类改革后，“ 节能环保支出 ”作为单独科目分出来，为各省财政预算支出专项指标所独立统计，科目名称在2007—2010 年为“ 环境保护 ”，2011 年更为“ 节能保护 ”，2012 年至今则为“ 节能环保 ”。尽管科目内容有所完善和扩充，但为简洁起见，文章中参考刘海英（2018）[30]的做法，因支出项目均涉及节能和环保领域，将其统称为“ 节能环保支出 ”。为了保持回归稳定性，避免模型可能产生的多重共线性或者异方差问题，本文对因变量、核心变量及控制变量都进行了对数化处理。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4 实证结果分析

4.1 基本回归结果

本文以经济增长为被解释变量，以财政分权和节能环保支出为解释变量，研究二者及其交互作用能否促进经济增长。在面板数据估计过程中，首先通过Hausman 检验来判断模型适用固定效应或随机效应，结果显示拒绝原假设，因此，本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基本回归估计如表2 所示。

表2 基本回归结果

根据表2，模型1、2 对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估计结果显示，在1%的置信水平下财政分权和节能环保支出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即财政分权和节能环保支出对经济增长都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从系数来看，财政分权影响系数更大。其背后的原因可能是财政分权为地方政府提供了更多的财政可支配资源，分权度的提高也会促使地方政府提升税收激励，提高政府经济建设积极性，从而促进当地经济发展；而节能环保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可能是由于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能够得到政府政策扶持，同时节能环保支出也有助于节能环保产业的发展，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节能环保的重视和环境的改善有助于吸引资本。总体来看，节能环保支出的促进作用大于其对经济的“ 挤出效应 ”和“ 漏出效应 ”，最终对经济增长起正向促进作用，故而假设1 得到验证。

模型3 是核心解释变量财政分权与节能环保支出交互项的回归结果，仍十分显著。在不考虑节能环保支出时，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程度更大，引入节能环保支出后，显著性没有降低，但系数有所减小，即财政分权和节能环保支出在作用于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存在交互作用，且节能环保支出会削弱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可能是因为在我国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对经济建设支出的偏好会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加，而节能环保支出的增加一定程度上挤出了用于生产和经济增长的资金，这与万建香（2015）[22]的实证分析结论相似。尽管如此，从实证结果看仍是正向作用，表明财政分权和节能环保支出的交互作用会放缓经济增长，假设2 得到验证。节能环保支出所具有的显著外部性对于经济可持续发展仍具有重要意义，这也对提高节能环保支出的资金使用效率从而促进节能环保产业与经济增长相协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引入的控制变量中，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和城镇化十分显著。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不竭动力和源泉，我国经济发展方式逐步实现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跨越，这与劳动力素质的提升密切相关，也与技术进步密不可分；城镇化的发展有助于扩大内需、增加就业、推动产业升级，提升居民生活质量，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增长。

4.2 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估计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参考周靖等（2018）[31]、黄寿峰（2017）[32]、张欣怡（2016）[33]等的做法，利用支出分权进行实证检验，收入分权进行稳健性检验，如表3 所示。

通过替换财政分权度指标，我们发现收入分权度、节能环保支出以及交互项在回归结果中与经济增长依然显著正相关，且收入分权度的系数比节能环保支出系数更大，即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影响程度更大；交互项系数小于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系数，表明节能环保支出弱化了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假设1 和假设2 的结论得到进一步实证检验。控制变量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和城镇化水平在各模型中都基本保持稳定且十分显著。

表3 基于解释变量替换下的稳健性检验

5 基本结论与政策建议

文章从理论层面分析财政分权和节能环保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以2007—2018 年中国30个省级样本数据构建面板模型，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就财政分权和节能环保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和作用方向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1）财政分权和节能环保支出对经济增长显著正相关，其中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影响程度更大；（2）节能环保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大于“ 挤出效应 ”和“ 漏出效应 ”带来的抑制作用，总体上仍会正向促进经济增长；（3）二者交互作用使得经济增长幅度有所放缓，表明节能环保支出弱化了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仍是正向促进作用；（4）就控制变量而言，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和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增长显著正相关，对经济增长起到显著促进作用。本文主要贡献在于将节能环保支出纳入财政分权体制下，探讨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足之处在于以省份数据开展实证研究，限于数据可得性未从地级市层面做出进一步探讨。

为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完善财政分权制度，深化财政体制改革。财政分权具有我国特殊国情，也为我国经济增长注入体制动力。要促进地方政府财权事权相匹配，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明确划分支出责任，缓解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失衡的状况，同时也要建立健全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的绿色GDP 考核机制，改变以往地方政府单一经济目标导向，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第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保障充分稳定的节能环保资金投入。要加大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财政支持力度，在地方政府预算划拨中保障地方环保部门的人力物力财力，注重支出项目的内部优化与调整，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杠杆作用，提高节能环保资金利用效率，同时也要加快节能环保产业发展，推动节能环保技术创新，鼓励和支持企业进行生产设施设备环保改造升级，鼓励社会资金投入到生产研发中，不断改进生产技术，推动经济绿色转型。第三，重视人力资本投入和人才培养，完善职业技能培训制度，不断提高劳动者素质技能和劳动生产率，着力培养高技能人才；在政府的指导下鼓励技术创新，促进产学研融合，加大对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激励，维护知识产权，将创新成果更好地服务社会，为经济增长注入不竭动力；此外，要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优化城镇化发展空间格局，促进城乡区域融合发展，提高城市治理水平，推动经济增长朝着更高质量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