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道玉

纵览世界科学发展的历史，科学院大致诞生于17世纪的欧洲，由1666年创建的法国皇家科学院开先河。随后，俄罗斯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和普鲁士皇家科学院相继成立。美国的科学院比欧洲晚了一个多世纪，但后来居上。美国现在的三大科学院（科学院、工程院和医学院）则是世界学术水平最高和影响最大的私人学术团体。各国科学院的规模和职能不尽相同，但它们都由院士组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1月就成立了中国科学院，1955年科学院颁布了学部委员评选条例，首批评选了233位学部委员。这是学习前苏联的做法，为回避似有资产阶级名利思想嫌疑的院士一詞。直到1993年10月，才由院士代替了学部委员。

中国工程院成立比中国科学院晚了30多年，但院士数量飞速增长，从一开始就饱受质疑。部长、市长和公司的老总都能评上院士，官与学不分、商与学不分、学与术不分。2021年又是增补院士的年份，贵州省科协推荐的“茅台院士”引起了全国热议。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局面呢？从根本上说，这是我国院士制度弊端造成的，我以为需要从以下三方面进行改革：

首先是改革中国科学院一院独大的体制，克服中国科学院的院本位主义。现在实体的中国科学院与院士的中国科学院是合二为一的，这是上世纪50年代初在“一边倒向苏联”政策导向下，学习苏联造成的。这种体制最大的弊端是，造成科学院在遴选院士中的“马太效应”，即科学院享有推荐和评审权的人越多，本院被评选上的人就越多。现在中国科学院114个研究所拥有院士234人，无论是总数或是占比数都是高居全国榜首，这就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应把实体的中国科学院改名为中国科学研究院，作为下属各研究所的管理机构，而中国科学院则是面向全国独立的，负责受理院士申请、评审和管理的机构。

其次，一定要把官、学、商各领域的关系界定清楚，不能再混杂在一起，从体制上杜绝腐败。有权有势的人，既要当官，又要高薪，还想往院士里挤，这是极其不公平的。自古就有“道不同不相为谋”的箴言，因此官员应该安心当一名廉正清明的好官，即便他以前做过学术研究，且有所成就，但他当官以后不再做学术，那就不能申请院士;同理企业公司的老总，他们已经在自己的岗位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应该知足了。

反观美国那些大型公司，如贝尔实验室拥有万余名研究人员，大致每天做出一项发明成果;美国国家航空航天署、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微软公司、 苹果公司、谷歌公司公司都是人才济济、成果累累的技术研发单位，但他们都没有削尖了脑袋抢着当院士。两相对比，更显示出我国一些人的虚荣心是多么的严重，这与十多年以前官员和老板涌向校园争戴博士帽如出一辙，只不过院士头衔更显赫罢了。

我们必须强调，无论是科学院院士或是工程院院士，核心是做学问，不是专心致志做学问的人，就不能当院士，这是世界各国院士资质的通则。

最后，一定要维护院士荣誉的纯洁性。一些没有院士的地方政府和单位，以公关的手法，搞“院士零的突破”，在街心花园给院士矗立铜像，设立资深院士等等，这些都是在炒作院士，绝不能允许一切不良的风气侵袭这个中国学术界最高的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