隗延章

傻子被仇人杀死，灵魂与肉身分离，飞上天空。那飞升的灵魂看着脚下的土地说，“如果灵魂真有一个轮回，我还是愿意回到这片土地。”随后，尘埃缓缓落下，太阳升起。

这是话剧《尘埃落定》结尾的一幕。这部话剧改编自著名作家阿来的同名小说，由胡宗琪导演，曹路生编剧。3月26日起，陆续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7个城市巡演。制作这部话剧的团队此前也一直运营着陕西人艺版话剧《白鹿原》和《平凡的世界》。迄今为止，《白鹿原》已累计演出400余场，《平凡的世界》已累计演出百余场。

“文学性在回归话剧舞台。”曹路生说，“过去十几年，国外种种戏剧流派涌入中国，现在所谓的后现代戏剧也好，后戏剧剧场也好，文学性是大大削减的。《白鹿原》《平凡的世界》《尘埃落定》的出现是一种转向。”

保留阿来的语言

早在17年前，曹路生便接到成都话剧院导演查丽芳的邀请，希望他能将阿来的小说《尘埃落定》改编成话剧。彼时，曹路生正在上海戏剧学院的《戏剧艺术》担任外国戏剧专职编辑，他曾研究过原始戏剧，一直对西藏题材的戏剧颇有兴趣。

曹路生一口气读完了《尘埃落定》，作家阿来的叙述语言让他着迷，尤其是小说主人公傻子的内心独白。“阿来写了十多年的诗歌，才写这本小说。语言中有诗意。其中有的词语，是藏族语言和汉语融合出的词语，这是其他小说中所没有的。”曹路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也正因为看重阿来原著中的语言，曹路生在改编时有意保留了主人公傻子的大量内心独白，并以此贯穿剧本，“读原著的感觉，就像傻子从头到尾在跟你交心，讲述他对整个土司制度灭亡的情感，他的爱情，他对父母的感情，你会完全沉浸在里面。”曹路生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剧本的体量要远小于小说，他删减的过程中，保留了复仇线和爱情线，并将小说中的多位女性凝练为三位，名字都叫卓玛。

作家阿来。图/视觉中国

话剧《尘埃落定》中的主要人物：傻子二少爷。

遗憾的是，曹路生改编的剧本，在创作完毕之后17年里，除了2008年左右在中央戏剧学院制作过一场毕业大戏之外，一直未被编排成商演话剧进入大众视野。而在这期间，《尘埃落定》已经陆续被改编为电视剧、川剧、歌剧等形式上演。在曹路生看来，其实话剧是最适合改编的一种形式，“作品精髓是傻子的内心独白。舞剧要跳，歌剧要唱，电视剧要呈现复杂的情节，只有话剧是最适合呈现内心独白的。”曹路生说。

就像话剧一样，阿来的小说《尘埃落定》当初出版时，也面临波折的命运。1994年，正在一所学校担任历史老师的阿来，耗时4年，走遍四川阿坝地区几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研究这里曾有的十八家藏族土司的来龙去脉之后，完成了这部长篇处女作。小说描写了一个声势显赫的康巴藏族土司，在酒后和汉族太太生了一个傻瓜儿子。这个人人都认定的傻子，却有超时代的预感和举止，最終成为土司制度兴衰的见证人。

作品完成后的几年中，《尘埃落定》被十几家出版社退稿。彼时，正值出版社市场化改革，流行的是通俗小说，大部分编辑都认为这样书写少数民族故事的纯文学没有市场。1998年，在阿来已经不抱希望的时候，人民文学出版社将该书出版，如今已累计销售超过200万册。2000年，年仅41岁的阿来凭借《尘埃落定》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成为茅盾文学奖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

老麦其土司（左）、书记官翁波意西。

异域文化可能是加分项

《尘埃落定》出版22年之后的一天，成都索菲特酒店的咖啡厅里，作家阿来、编剧曹路生、导演胡宗琪、演出商张力刚聊了两个小时。最终，阿来决定了《尘埃落定》话剧改编权的授权，并答应担任这部话剧的文学顾问。

将《尘埃落定》改编成话剧，是由张力刚最早推动的。张力刚是九维文化的董事长。早些年，他的公司业务以引进《巴黎圣母院》《摇滚莫扎特》等国外剧目为主。这几年，他增加了国内经典文学改编话剧的业务线，陆续运营了陕西人艺版的《白鹿原》和《平凡的世界》等话剧。

原著的读者数量，是张力刚决定是否将其改编为一部话剧重要的考量标准。“单靠演出的观众，是不足以支撑（一部话剧）的。但文学的覆盖面要比演出大很多，两者又有天然的契合度。“张力刚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去年找合适的改编作品时，他还考虑过《围城》和《城南旧事》，但因难以拿到版权而作罢。

最终，他将目光放在阿来的《尘埃落定》身上。这部作品有广泛读者，并且有曹路生已经写好的剧本，会省去重新研发剧本的时间成本。但张力刚起初的一个顾虑是：一个讲述偏远藏区土司制度消亡的故事，能否打动生活在大都市中的观众？

原著的读者数量，是张力刚决定是否将其改编为一部话剧重要的考量标准。

张力刚在阅读原著之后，打消了顾虑。《尘埃落定》的外壳虽然是远离于现实都市生活的故事，但内核是普世的，“一个家族从兴盛到衰亡，最后白茫茫一片什么都不见，和《红楼梦》是一样的。”张力刚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内核足够普世的情况下，藏区的文化，恰恰可能是在视觉观赏上的加分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