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千舒 杜青青

摘 要：通过音乐治疗的原理与技术并结合实际考察哈尔滨地区不同學龄段学生家长群体的生活状态所得出的结果设计一套问卷，通过分析结果以更多的了解重大公共时期下此部分人群的应激源、焦虑程度与对音乐治疗的接受度，为后续的音乐治疗方案的可行性分析提供理论指导。旨在有效地通过音乐治疗技术与方法对症下药，并对将来可能发生的重大公共事件下的群众应激情绪做好充足的应对手段与理论基础，提升其生活幸福感。

关键词：音乐治疗 疫情 焦虑 学生家长

全国疫情期间学生与家长均处于居家状态中，且居家时间较以往而言更加延长，学生与家长朝夕相处的时间也较以往增多。除去疫情为整个社会所带来的焦虑和恐慌以外，家长群体承受的压力逐渐增高。本研究针对哈尔滨地区小学、初高中、初高中毕业班家长设计一套调查问卷，通过回收后了解调查结果所呈现的问题并对此给出合理的解决方案，在此次疫情中亦或是在预防以后类似的特殊时期方面，作为一个调节身心健康的预防措施，都尤为重要。

一、对象与方法

1.对象

随机选取哈尔滨市小学、初中、高中各一所，对象又细划分为三类，分别是小学家长、初高中家长、初高中毕业班家长。从每个学校中随机挑选的班级家长群利用问卷星软件平台进行发送 。发放时间从2020年4月22日13：00开始到2020年4月25日13：00结束，剔除回答时间少于15s的无效问卷，有效问卷共回收289份。其中小学家长92份，初高中家长104份，初高中毕业班家长94份。年龄18-30岁有35人，占答卷总人数的12.35%;31-40岁有176人，占答卷总人数的61.18%;41-50岁有75人，占答卷总人数的26.47%。受教育程度高中及以下94人，本科及以上195人。

2.研究工具与方法

采用自编问卷，问卷从设计到定稿使用了深度访谈和可用性测试方法。起初问卷的题目参照流调中心抑郁量表、广泛性焦虑问卷、背景信息问卷设置了28题。

题目一共分为两类，由四大部分组成。（1）背景信息的题目5-8题，题目问题设定包括性别、年龄、学历、职业、目前婚姻状况、工作环境等。（2）疫情期间生活状态题目4-7道题，题目问题设定包括疫情期间在网络上日常的关注点、疫情期间整体的身体状况、与孩子相处的时间、孩子目前所处的学龄段、孩子在网课中的情况等。（3）疫情期间情绪自觉题目3-6道题，题目设定问题包括疫情期间自身焦虑程度、情绪低落程度、不良情绪的来源等。（4）音乐基础题目2-4道题，题目问题设定包括音乐技能和基础的掌握程度、喜爱音乐类型等。（5）对音乐治疗的认知和接受程度题目3-7道题，题目设定问题包括对音乐治疗的了解、对音乐治疗所产生的影响的认知、对音乐治疗的接受度等。

调查人员预估了问卷中可能会出现的问题，从小学家长、初高中家长、初高中毕业班家长三类群体中，分别选择了2-4人进行了深度访谈法①，将问卷初稿通过电子邮箱发送至个人邮箱，在其填写过后进行了电话访谈，研究人员对填写者提出了一系列有关问卷功能和形式方面的问题：（1）填写者对问卷整体的认知（包括对问卷用途的了解）。（2）填写者认为此份问卷应该具备哪些作用，对于四大类型所囊括的问题是否有所遗漏和需要补充等。（3）填写者视角下的问卷填写效率，即问题设置的意义，是否题目有所重复。形式方面的问题：在个人背景信息和疫情期生活状态的问题是否有不妥或者感觉尴尬而想回避的问题;问题类别的顺序是否便于理解和回答。另外在访谈的最后也向填写者提出了是否发现这次电话访谈中所遗漏的问题。

电话访谈进行时与结束时对于填写者每次提出来的问题都进行了详尽的解释并进行了追问。如填写者家长A针对：“孩子在网课中是否取得进步？”这一问题提出设置疑问，无法将此题与问卷设置的主题相关联。研究人员对其解释疫情期间宅在家中时孩子作为应激源之一，其未来发展时刻也牵动着家长的心情，那么对于孩子在网课中的学习效果关乎着其学习的状态和未来的发展水平，间接导致了家长应激源触发的问题。回答完家长A的问题后，研究人员追问有关此类问题是否有补充的建议，家长A表示由于人到中年，有着不同方面袭来的压力，建议多增加有关于应激源问题设置。填写者家长B对于问题：“疫情期间与孩子相处时间”的设置提出了意见，其表明由于自己是家庭主妇，与孩子相处的时间与以往相同，无法选择“更长”或是“更短”，建议增加其他选项，随后研究人员为此题添加第三个选项“与往常一样”。

在第二部分进行电话形式的深度访谈之后，问卷初稿已经修订完毕，在研究人员对初稿的条目进行了修整后发送至几名心理学和音乐治疗专业的教授的邮箱，邀请其为此问卷进行试做，在接受了他们提出的若干建议，研究人员对问卷初稿中的题目顺序和设置进行了新一轮的整改，就此形成定稿。正式文卷一共23道题目，包含5部分：（1）家长在疫情期的心理状态，对应题目“疫情期间的心理状态”，选项设置“非常差”、“比较差”、“一般”、“比较好”、“非常好”5个选项。（2）家长在疫情期的焦虑情况，对应题目“疫情期间的焦虑情况”，选项设置“非常焦虑”“比较焦虑”“一般”“比较放松”“非常放松”5个选项。（3）孩子在家网课的学习效果对应选项“非常差”、“比较差”、“一般”、“比较好”、“非常好”5个选项。（4）家长对音乐治疗的了解程度对应选项：“完全没听说过”、“听说过但不了解”、“有一定的了解”、“懂得理论知识以及概念”、“熟知并经历过实操”，本文将这5个选项分别对应选项“完全不了解”、“比较不了解” 、“一般”、“非常了解”5个统计学选项。（5）家长对音乐治疗的接受程度对应选项：“绝不会尝试”、“不愿尝试”、“比较犹豫”、“可以尝试”、“非常愿意”5个选项，本文将这5个选项分别对应选项“完全不接受”、“比较不接受”、“一般”、“比较接受”、“非常接受”5个选项。

3.统计方法

使用SPSS25.0进行统计处理分析。将家长群体疫情期间的身心状态和对音乐治疗的了解进行统计描述，并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模型对不同群体的家长在疫情期间的焦虑状况、心理状态、对音乐治疗的了解和接受程度进行分析。

二、结果

1.不同群体的家长在疫情期间心理状态上的差異性分析

将不同群体的家长与疫情期间心理状态构建单因素方差分析模型，在95%的置信区间上，不同群体的家长在疫情期间心理状态存在显著性差异（P=0.002<0.05），结合均值可以看出，小学家长疫情期间心理状态得分为3.380±1.389;初高中家长疫情期间心理状态得分为3.183±1.356;初高中毕业班家长疫情期间心理状态得分为2.677±1.408;由于问卷的设定为得分越高，疫情期间心理状态越好。故小学家长疫情期间心理状态好于初高中与初高中毕业班。

2.不同群体的家长认为孩子在家上网课的学习效果的差异性分析

将不同群体的家长认为孩子在家上网课的学习效果构建单因素方差分析模型，在95%的置信区间上，不同群体的家长认为孩子在家上网课的学习效果存在显著性差异（P=0.001<0.05），结合均值可以看出，小学家长得分为3.272±1.438;初高中家长得分为3.375±1.263;初高中毕业班家长得分为2.677±1.261;由于问卷的设定为得分越高，学习效果越好。初高中家长较小学家长、初高中毕业班家长更认为孩子在家上网课的学习效果好。

3.不同群体的家长疫情期间焦虑程度的差异性分析

将不同群体的家长与疫情期间焦虑程度构建单因素方差分析模型，在95%的置信区间上，不同群体的家长在疫情期间焦虑程度存在显著性差异（P=0.004<0.05），结合均值可以看出，小学家长得分为2.815±1.350;初高中家长得分为3.163±1.489;初高中毕业班家长得分为3.505±1.307;由于问卷的设定为得分越高，疫情期间焦虑程度越严重。故初高中毕业班家长疫情期间焦虑程度高于小学家长、初高中家长。

4.不同群体的家长对音乐治疗了解度的差异性分析

将不同群体的家长与音乐治疗了解度构建单因素方差分析模型，在95%的置信区间上，不同群体的家长在音乐治疗了解度存在显著性差异（P=0.018<0.05），结合均值可以看出，小学家长得分为3.217±1.325;初高中家长得分为2.808±1.442;初高中毕业班家长得分为3.344±1.379;由于问卷的设定为得分越高，音乐治疗了解度越高。故初高中毕业班家长音乐治疗了解度高于小学家长、初高中家长。

5.不同群体的家长对音乐治疗接受度的差异性分析

将不同群体的家长与音乐治疗接受度构建单因素方差分析模型，在95%的置信区间上，不同群体的家长在音乐治疗了解度不存在显著性差异（P=0.559>0.05）。

三、音乐治疗的可行性分析

根据统计分析过后的总体结果显示不同群体家长在疫情期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心情低落，焦虑。但在小学家长群体是三类家长群体中心理状态、焦虑程度最好的而初高中毕业班的家长是三类群体中心理状态最差的。不同群体的家长在音乐治疗了解度不存在显著性差异，故可以对三类家长群体设计不同层次的音乐治疗方案。

1.对于小学家长群体可以安排较为简单的接受式音乐治疗方案。

介于疫情期间响应国家不聚餐不串门口号可以采用线上互动方式，由来访者确定其喜爱的曲子，作为整个治疗的基础，治疗师可根据歌词和旋律重新把积极的暗示带入进曲子与来访者进行互动，按照放松-想象-肢体律动-歌词讨论为一次循环的音乐治疗模式进行一周两次线上互动，两周过后视其情况进行调整。

2.针对初高中家长群体，建议采用再创造式音乐治疗法。

由治疗师创造一套简单的上半身肢体舞蹈，配合音乐进行游戏或者律动，以此聚集家长们的注意力，将暂时焦虑不安的情绪抛开，当家长完全投入音乐和律动中，增强肢体的协调能力，随之促进大脑分泌多巴胺，随之加入积极的音乐指令扭转其当下认知，如采访一些家长时得到的当下感受：“看现在这样子，未来不会好了”等错误的认知。通过积极配合治疗师的工作也可改善采访中来访者提到的睡眠问题，可建立同质小组，将线上视频互动的治疗起到强化作用。一周三次线上互动，两周过后使其情况进行调整。

3.针对初高中毕业班家长群体，可以采用三种音乐治疗模式相结合的方式。

多种变化组合，由浅入深，从各方面更细致的探寻适合这一群体的治疗模式。笔者认为对初高中毕业班家长采用即兴式音乐治疗在不能面对面的方式沟通的情况下是较好的选择，即兴式音乐治疗是一个富有创造性的治疗过程，来访者采用随机的乐器或者自身作为发声乐器利用当下产生的情绪配合治疗师以转化为旋律和音符，这个过程是自发性的、创造性的、来访者创造出一个完全属于自己当下情绪的个性化音乐作品，这帮助他们起到了一个情绪自我认知的作用，对于一些在表达自我情感方面有障碍的家长提供了一个更好的自我了解和表达的机会。通过配合治疗师不断的改进旋律，能够帮助来访者在无意识中锻炼解决问题的能力。一周两到三次线上互动，两周过后使其情况进行调整。

结语

由于疫情期间的实际情况限制，本研究深度访谈采样数量较小、问卷发放数量有限，未能代表普遍家长阶层。在问题的设置上为了方便填卷人群，问题设置属性普遍为“自觉式”，相比一些心理量表缺少精准度，无法将家长们在疫情期的心理健康情况做到一个更全面的评估。考虑到家长作为社会中的一员，焦虑源来自方方面面，问卷无法将焦虑源之间进行细致的比较，故问题设置的广度和深度访谈的时间也需扩充。

注释：

①非结构访谈的一种，主要用来有计划有程序地搜集非知觉或心理经验等有关人格动态和动机的资料。一般来说，深度访谈是一种长时间的访谈，鼓励被访者自由表示其感情，提供资料。有时这种访谈借助特殊的投射技术（参见“投 射法”条）以搜集资料。这种访谈需要调查人员态度谨慎并掌握特殊的访谈技巧，这样才能搜集到丰富而有用的资料。深度访谈一方面揭示重要的心理与社会的情境，另一方面注意发现个人自述的深度和意见与其外表行为的因果关系。深度访谈的特征表现在访谈程序上，但其整理资料的技术则与一般访谈法相同，注重定量方法。摘自【知网随问】

参考文献：

[1]周雪，侯文军，孙炜，李铁萌.以用户为中心的问卷设计——深度访谈和可用性测试方法在问卷质量控制中的应用[J].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6（2）.

[2]高天.音乐治疗学基础理论[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