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纯荣

一

我承认，从小养育我的村庄，一直不间断地发生着这样那样的事情。在以前，我宁愿记得它是快乐的：在春天捧出艳丽的花朵，在秋天交付丰硕的果实，在冬天敞开温情的火塘;就算是火热的夏天，因为山风、溪水以及记忆的美好，给人的感觉也是凉爽怡人的。时不时还会有迎亲的唢呐、喜庆的鞭炮犹如云朵一样飘过，人们喜笑颜开，全都那么健康、亲和，为村庄里不断发生的事件保持着欢乐而温馨的成分。

我承认，朴实而幸福的村庄，一直也在发生着充满忧伤的事情。比如人们纷纷背着行囊东奔西走，无奈地背离生养自己的土地;比如谁也逃脱不了的生老病死，包括远离村庄的人最终义无反顾地原路返回，在这片土地上长眠、安息;比如摇摇欲坠的土墙或即将倾圮的木板屋，每到夜晚被惨白月光映照的佝偻身影;比如一幢幢光鲜楼房怎么也承载不下的巨大孤单……

我更得承认，从降生到这个世界开始，这些悲伤的事件便与我频频遭遇。就像下雨的过程一样，初始阴云密布，给人带来某种预示，然后是雨点打在身上，让人感觉到真实的凉意，之后大雨滂沱，很快便将人淋得透湿。最终，这场雨带给人的只有无可奈何，只有麻木认命。

二

在我一岁半的时候，奶奶去世。从某种角度来说，我是幸运的，因为，不谙世事的我躲过了一场悲情对我心灵的撞击。

十一岁那年春天，最疼我的爷爷去了，让我第一次体验到失去亲人那种钻心彻骨的悲痛。爷爷对自小聪明乖巧的我很是宠爱，乃至人愈老脾性愈烈的他从不对我大声呵斥一下，更容不得别人如此。我清晰记得，在乡里小学读书的日子，由于山路遥远，加之有时会留下来打扫教室或罚写作业，放学总是很晚，爷爷便坚持让母亲把好吃的留着，等我回家一起吃。

爷爷六十八岁那年完全放弃农业生产和改变独居生活的。他先是到我家住了好几年。后来，父亲兄弟四人依照乡下风俗，都要轮流尽一份自己的孝道，年迈的爷爷便被接了去，计划着每家住上三个月。可是，第一个轮次还未转完，在少不更事的幺爸家中，由于未能得到好的护理，爷爷经常挨饿受冻，很快因病卧床不起。那是一个寒冷的春夜，幺爸幺婶出门去了，将爷爷一个人丢在家里，连吃的也忘记准备，等到第二天早上回到家里时，他们才发现爷爷已经没有了呼吸。闻知噩耗，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因为亲人的离世而大哭了一场。那时候，我认定了如果父亲、母亲不同意让爷爷吃“转转户”，而是一直住在我们家中，爷爷就不会吃到这么多苦头而过早离去，因此在内心记恨父母以及叔伯婶娘很多年。

随后几年，是同住一个小村的几位舅爷、舅婆相继去世。因为在外面读书，回家的时间少了些，对于我来说，他们的离去似乎都显得无声无息，但留给我的记忆同样是无比温存。他们都有着慈祥的面孔、温和的语言，给了我属于长辈所特有的关爱。在我的成长经历中，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必不可少的角色，充满暖色调的生活细节，精彩而生动。每逢年关，我都會来到他们坟前，点上几炷青香，虔诚地磕上三个响头，用清脆的鞭炮声释放出存积于内心深处的那声问候、那份敬意。

三

思红。轩娃。浪娃。当我写下这三个名字，眼前立刻浮现出三张鲜活的笑脸。

大我两岁的思红，身体胖墩墩的，脸庞红肿，表情因满身脓疮而时常痛苦不堪。那时我们都住在沟那边大院子，每当我和他的两个弟弟在院里高兴地玩耍时，他并不会跑过来，而是一直坐在屋门前的木板凳上，望着我们憨憨地笑。整个夏天，他那贫穷而破落的家中都充弥着酒精、红药水、消毒水、硫磺等药物强烈刺鼻的味道。我最后见到思红的那天上午，村里的“赤脚医生”刚刚给他换了药，他侧身蜷缩着躺在木床上，臀部、腰部、肚皮、前胸、后背、额头等部位都长有脓疮，全都红肿着，汩汩血水将纱布浸得透湿。尽管如此，他并没有哭泣，实在忍不住了，才尽力压抑着发出一阵呻吟。那年我四岁，根本不懂得他正在经历的煎熬与痛苦，也不去理会大人们从密密匝匝的悲伤中腾出来的一声驱赶，只顾着与伙伴们在土墙屋里跑上跑下。经过思红身边时，我们也会好奇地停下来看一眼，这时候，他就会忍住呻吟，向我们艰难地挤出一丝微笑。第二天一早，母亲语调低沉地说，思红昨晚死了，是他的聋子妈用一床烂席子裹着背到塆前自留地里，他爸爸亲手埋下的，好造孽哟……母亲还未说完，泪水便不由自主地淌了下来。但她坚决不让我们去思红的坟地看。其实，我是并不害怕思红的，因为他从来对我很好，就连他最后留下来的那道微笑，虽然看起来有点破损，却也真的像一束满怀温度的光，驻留在我内心很多年，逐渐化作情感中最为柔软的部分。

轩娃、浪娃和我同龄，是形影不离的玩伴。轩娃高我半头，性情最为温和，脸上一直挂着清澈的笑容，凡事总让着我们。浪娃则性情桀骜，喜欢惹是生非，而且鬼点子特别多。我们仨一起玩耍时，总的来说是和平而快乐的，生性顽劣的我偶尔会与浪娃发生矛盾，虽然一言不合就有可能拌嘴、干架，但最终谁也离不开谁，过不了多久便又和好如初。我读一年级那年初夏，突然就听村里人说轩娃死了，好像是因为病毒性感冒和急性肺炎。读三年级那年秋天，因病休学半年的浪娃也死了，是被一场脑膜炎给害的。

得知浪娃死讯，正是夕阳西下的时候。母亲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在地里躬身劳作，而是坐在屋门前的院坝里，久久地闷声不语。阳光斜斜地从西边穿过竹林照射过来，零零碎碎的光斑把母亲的身影映照得那么单薄。母亲应该已经坐了好一阵子，看见我放学归来，招了招手，把我喊了过去，然后定定地看着我，语气凝重地告诉了这个消息。

母亲知道我们仨感情好，他俩经常来我家玩，母亲也给予了相同的关爱。那些年我也是体弱多病，因为得了肾病综合症，母亲背着我到处求医问药，跑了不少路，费了不少钱，受了不少苦，好不容易才把我从鬼门关前拉了回来。因此，对于别人失去孩子那种剜心割肺的疼痛，母亲完全能够感同身受。

四

我三十岁那年，是一个尤其令人悲伤的年头。春天，正值壮年的兵表叔在深圳打工遭遇车祸去世，犹如冥冥中注定似的，保持着这些年来村庄里的生命在春天消亡的频率。刚刚进入夏天，身患绝症的母亲实在不堪病痛折磨，在一个微雨纷飞的傍晚走向死亡才能抵达的远方。

我真的无法回想，那些日子，我们是怎么熬过来的，一方面被巨大的悲伤砸得直不起身来，一方面还得强撑着去忙这忙那。随后到了初秋，田里的稻谷沉甸甸地，等待着收割。这是难得一遇的好年景，而贫穷一生、患病多年的大婶娘却最终没能捱过季节的考验，带着对家人和农事无尽的牵挂，极其不甘心地撒手人寰。

与我的母亲一样，大婶娘也是一位简朴而勤劳的农村女人，数十年如一日地奔走在一亩三分地上面，起早贪黑，任劳任怨。在极度艰苦的年月，看似弱不禁风的她先后生育了九个子女，不幸夭折两个，最后艰难地拉扯大七个，由于家境贫寒、命运不济，全都奔波在打工的异乡。为减轻子女负担，大婶娘老来也不閑着，常年累月地拖着一副病弱的身体照样忙着春种秋收，直到实在拖不动了，才不甘心地躺下来。可是，她这一躺下，就永远也起不来了。

参加大婶娘的葬礼时，我强迫自己不去想那些挥之不去的往事，并努力忍住眼泪，不让它们掉落下来。当我听见二婶娘在一旁哽咽地说：“走吧，走吧，一个二个都走了，后面就该轮到我了……”我的眼泪猛然汹涌而出。是啊，二婶娘悲伤的数落，包含着多少的世事沧桑和人间真情，妯娌之间情同姐妹，尽管时有磕磕绊绊，但这才是真实的人生，而血脉亲情是永恒不变的。

五

在罐子坪，尹、符两家属于世代姻亲。我的奶奶姓尹，到了我这一辈，我的大哥与尹家表姐打小青梅竹马，成年后又顺利续上姻缘。关于尹家亲人多舛的命运，短短几年画出的那条轨迹，曲折而又清晰，在令人唏嘘不已的同时，也让人对尹家院子的风水产生了怀疑。

其中，尤以尹家两位表叔的死亡来得最为突然，实在令人猝不及防。我中专刚刚毕业那年，尹家二表叔——也就是我大哥的岳父，去邻村亲戚家吃喜酒，由于山高路远，便留住了一宿。第二天一早，有人喊他起床吃饭，却迟迟不见回应，推门一看，他已没了气息。二表叔年轻时在大巴山中的万源县一个钢铁厂工作多年，也曾下过井挖过煤，后来费尽周折好不容易才调回家乡粮站工作。经过相关人员现场勘验，他的死排除了各种外部因素，最终认定还是自己身体出了问题，或许与他当过煤矿工人得过矽肺病有关吧。

2007年初秋，一场暴雨过后，尹家大表叔用去大半天时间，顶着烈日，悉心整理田间倒伏的稻子。下午四点左右，当他吃过午饭靠在躺椅上休息，却毫无征兆地就此一睡不醒。与二表叔一样，大表叔的死亡同样来得太过突然，同样令人难以接受。

曾经给了我的童年无尽欢乐、无数美好回忆的尹家大表叔，是村里的杀猪匠，也担任过多年的生产队长，为人爽快、耿直，热心于为村里人忙这忙那，只要有他在，人们遇见啥事心里都倍感踏实。在我的懵懂幼年，他还是一名赶牛车跑运输的“司机”，常年累月为本地供销社和粮站运送货物到山乡各个站点。记得有那么一两次，在镇上供销社工作的父亲把我托付给他，同时也给了一袋热腾腾的肉包子让我们在路上吃。一路上，牛车行进十分缓慢，从镇上到家里的六公里路程，要走好几个小时。大表叔特意用棉絮和大衣做了一个十分舒适的“窝”，让我可以舒舒服服地躺在牛车上。于是，在泥结碎石公路上行进的轻微摇晃中，一股肉包子的香味混杂着浓浓的汗味与烟草味，让我很快进入温暖的梦乡。睡上几觉醒来，母亲打着接我的火把跨过平滩河，在公路边已等候多时。

随着时代变迁，大表叔赶牛车的经历一去不返，但只要他还健在，那些画面就是鲜活的。可他就这样无声无息地去了，带走了属于他自己的“传奇”，也无情带走了我的童年记忆最为美好的那一个部分。

六

四年前的初夏，安表哥——也就是尹家大表叔的长子——因尿毒症去世，我回村去送他。

安表哥大我八岁。在村里，他是年轻一代之中唯一的木匠。他的手艺其实称不上好。如此界定，主要源于我的大嫂、他的亲堂妹对他念叨多年的不满。那年，安表哥刚刚出师不久，正好碰上我大哥与翠表姐订下亲事，他便自告奋勇承揽下打制嫁妆的“光荣任务”。翠表姐如期出嫁时，丰盛的嫁妆装满二十多架“抬货”。弯弯田畴间，两人一架“抬货”组成的迎亲队伍，浩浩荡荡，绵延不绝，让村里人津津乐道、羡慕不已。可是，没过多久，安表哥打制的嫁妆就出现了许多问题，比如衣柜走形豁口、木桌木凳接口错位、油漆终年黏滑，等等。安表哥虽多次上门维修，终因技术不过关而未能根本解决。这让已经成为我大嫂的翠表姐倍感颜面无光，由此对他耿耿于怀许多年。

虽然“出师不顺”，但由于掌握一门手艺，安表哥还是多了一条门路。最初几年，他走村串户做木工活，技艺提升很快，后来前往广东打工，凭借一技之长，顺利扎稳脚跟。没想到，当日子本该越过越好的时候，他却遭受“尿毒症”长达数年的折磨，终因并发症爆发而倒下。这突如其来的病症，是否与他多年从事木工或油漆工作有所关联呢？

得知安表哥去世的消息，我专程回村为他送行。在老屋里，我又住了两晚。

一切都是那么熟悉和亲切：斑驳的土墙房，轻微受潮的木床，染上锈迹的镰刀，散发霉味的草帽，乃至尘埃遮蔽的锅碗瓢盆等等物件，都还真实地存在着。可是，因为母亲的离去，残留在它们身上的体温已逐一散去，这些物是人非的画面，给我们留下的只有无尽的感伤。院坝边上，母亲当年栽种的几棵枣树、柑橘树倒是长高了一些，却因为无人看守，本就细小脆弱的枝丫变得毫无生气。看上去，它们就像一个个罹患重病的人，那情绪低落、形销骨立的样子，实在令人痛心。墙的拐角处，一条走了多年的泥土路还在努力发挥作用，记忆中不曾褪色的脚步声，仍然往来不绝。多少熟悉的背影，多少亲切的话语，仿佛被这样的一条路持续运送着，时而隐伏，时而闪现，最终消失在我们目不能及的遥远的地方。

曾经温馨而生动的村庄，因为人们各种方式的逝去、远离和背弃，显得日渐零落、孤寂，就像时光书页中日渐泛黄的某些段落，似乎终究会被完全尘封。但时光之水从未停止流动，总会有一些鲜活而生动的记忆片段存留在那里，总会有更多新生事物一茬接一茬地冒出头来。没有谁能够阻止村庄里的故事还在依次发生，无论喜悦还是辛酸、忧伤还是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