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曦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 北京 100700)

任何一门学科的进步，都离不开对其传统的守望。“要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传承精华，守正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指明了保持和发扬学术传统，是中医药传承与创新的重要前提。遵循中医药学术传统，有助于保持学术的连续性，确保中医学临床实践的秩序性和有效性。作为一门具有科学与人文一体化特征的实践性科学，中医药学术传统，包括中医经典所蕴含的文化理念、思维方式、基本理论和临床实践层面的各种规律、法则，以及历代医家对经典的遵从与阐扬。正是因为中医学是在统一的文化理念和思维方式，即“道”的统摄之下，探讨生命健康与疾病的相关理论与实践，故其学术传统亦可以称之为“道统”。

1 “道统”概念的本义与延伸

据《中国哲学大辞典》，“道统”是指“儒家传道的系统。春秋时孔子所叙尧舜传授之言，为此说之本……唐·韩愈作《原道》以排斥佛、老(道教)，仿照佛教诸宗的祖统，正式提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关于道的传授系统说，以继承孟子自居，开宋代道学先声。南宋·朱熹则以周(敦颐)程(颢、颐)上承孟子，自己又上接周、程”[1]。可见，“道统”概念，肇始于唐代韩愈，而光大于南宋朱熹。

公元8世纪末到9世纪初，唐王朝正经历着一个异常艰难的时期。由于8世纪中叶安史之乱连锁反应而形成的藩镇权力日益扩张和僭越，突厥、吐蕃等异族在边境的轮番挑衅，国内官僚阶层各自为政、道德沦坠，佛教在思想文化层面的渗透，以及士人对传统思想的漠视等，既往十分强大的国家权力、秩序和信心摇摇欲坠，引发当时社会主流思想几近崩溃。韩愈的“道统”概念，就是在这样复杂的局面中微妙地产生。其主要观点认为，儒家之道创自尧、舜、禹，内涵广泛，是国家秩序、社会进步、文明传播和道德伦理的共同基础；儒家之道的发展历程，由孔孟而传行后世，但受秦代暴政及佛、老异教的持久影响，儒家之道一蹶不振，此为当时社会思想文化秩序混乱的根本原因。韩愈的“道统”概念，一方面提出儒家之道的传承谱系，另一方面勾勒出儒家之道的本原、式微和渴望回归的历史发展趋向。

迨至南宋，朱熹最早提出了哲学化的“道统”概念，以“危微精一”阐释其理想内涵，将两宋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理学人物纳入“道统”谱系，形成了传承脉络清晰、思想主题明确，具有强烈正统意识与自觉弘道精神，同时也能够融入民众世俗化的“道统”观念。

葛兆光指出：“重新确立一种知识与思想的权威，在古代中国又常常需要有来自历史深处的支援系统，没有历史渊源的支持，没有经典文本的证明，特别是如果没有来自儒家经典的证明，诠释的合理性将会受到无边的怀疑……仅仅拥有古老经典的依据是不够的，还需要有一个思想历史的谱系。[2]”谱系的建立，标示着一个“纯粹的真理传续系统的存在”，并且“把这种思想谱系与其他异端知识、思想和信仰的谱系区分开来”。提出“道统”这一名称的实质意图，是对“道”的重新把握，反映了重振学术传统的自觉意识；“道统”产生于统一的文化背景和思想观念，确立了本领域的若干经典文本，描绘出清晰的学术传承脉络，以及共同的思维方式和研究范式，并具有普遍认同的价值标准和行为依据；用于联络传承者的相互关系，提供具有通识性术语的话语表述方式。

2 中医学视域下的“道统”

受到儒家学术的广泛影响，“道统”概念也被援引入中医学以阐述学术流变，较早可见于明·李汤卿的《心印绀珠经》“原道统第一”[3]。该篇文字，主旨是阐述中医学术谱系大体分为三个方面：其一，描述宇宙万物的生成、人与天地相参的基本原理；其二，梳理中医学术渊源，自伏羲、神农、黄帝而《素问》、张仲景，作为医学源头；其三，介绍历代医家注释经典、结合临床发挥经义的学术传承脉络。明·张景岳曾对中医“道统”的内涵进行阐发：“盖道统之传，载由经籍，圆通运用，妙出吾心”[4]，可见其把经典文本之“体”与临床实践之“用”紧密衔接，对“道统”的理解与儒家学术渊源颇深。近代医家谢观曾依汉学与宋学立场之不同，对这种现象表达如下看法：“惟重理，乃以儒家所谓‘道统’者，移而用于医家，于是神农、黄帝犹儒家之二帝三王，仲景、元化犹儒家之有周公、孔子矣。于是言医者，必高语黄农，侈谈灵素，舍是几不足与知医之列矣。率是道而行之，其第一步必以己意注释古书，而蔑弃前此专家相传之说；其第二步，必且以己意窜改古书，或删其衍，或补其亡，或移其篇第矣。此风也，其在儒家开于宋，而横决于金元，医家亦然。[5]”就此段文字表面而论，谢观提出了对“道统……移而用于医家”产生形式化而不求精进的不良学术风气的批评；究其根柢，还是表露出要维护中医药学术的实质性“道统”，促进其延续发展的内在意愿。与中国隔海相望的日本，120年前曾经有一位家世九代的汉医名家浅井国干，“怀着汉医必然复兴的坚定信念，以祭祖文告的形式写下了汉医救亡的战斗檄文——《告墓文》。在全文之末，以‘千载道统，天下谁御’的豪言壮语，表达了他坚信汉医事业必将获得光明前途的崇高信念”[6]。晋·皇甫谧曾说：“夫医道所兴，其来久矣。[7]”宋·严器之序《注解伤寒论》说：“夫前圣有作，后必有继而述之者，则其教乃得着于世矣。[8]”抛开“道统”二字，中医学千百年来的传承与发展，中医学理论体系丰富而深刻的学术内涵，及其对历代临床实践的规范和指导作用，已经用无数事实证明了中医“道统”的始终存在及持久影响。

当代中医学者似乎更加习惯用“传统”来表述中医学一直以来所遵循的核心观念与学术谱系等，“传统”与“道统”当作如何分别？陈来认为，“什么是传统？在《后汉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句话：‘国皆称王，世世传统。’在这句话中，‘传’是动词，‘统’是统系。‘统’表示一种连续关系之链，古代多用‘皇统’‘君统’‘宗统’‘道统’等来表示，与今天的‘传统’一词有近似之处。我们今天所用的‘传统’一词来自于现代汉语，已经吸收了西方语言中的‘tradition’一词的意义，指世代相传的精神、风俗、艺术、制度等。在20世纪的社会文化话语中，与‘传统’相对的是‘现代’”[9]。

尽管“传统”与“道统”的意义相近，但我们还是主张在中医学领域运用“道统”一词，原因有四：一是“传统”过于宽泛，几乎可适用于各个学科领域；“道统”是明确对“道”的延续，而“道”是《黄帝内经》的最高范畴，领悟“道”即把握了学术精髓；二是中国人治学讲究“学以明道”，如《论语·子张》云：“君子学以致其道”[10]，进而能够以一道贯之、圆融各家；明道的过程就是达到“圣人”境界的过程，在医学上亦即臻于“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之化境；三是“传统”是“现代”相对的概念，字面上容易给人以“陈旧”之感，而历史上儒学“道统”概念的提出，原本就是为了在儒学自身张力范围之内的不断创新；四是儒学讲究“修齐治平”的人生和政治追求，而中医学也表达了“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11]的宏大愿景，二者主张“道统”的意图是十分贴近的。

鉴于儒学“道统”所发挥的作用，即“重新确立一种知识和思想的权威”，其形成过程可以归结为经典的确立、历代的解释和基于实践的创新发展。因此，笔者认为所谓中医“道统”的概念，应是一个系统性的学术传承谱系，即以中医经典为根本，基于历代医家对经典诠释的积累，以及运用中医术语、体现原创思维的理论，发挥与临床创新的知识传承体系。

强化中医“道统”观念，旨在认清历代中医药学术传承脉络的真实性、有效性与合理性；主要采用理论研究方法，基于对中医经典和历代医家学术思想发掘、提炼和辨析而形成的、重在呈现中医药学术传承的共识性谱系；主要作用是维系中医药学术共同体的健康存续和主体发展，推动中医药学术不断地“传承精华，守正创新”。

强化中医“道统”观念，要认真把握好三个关系。一是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即坚持中医原创性思维和理念，遵循自身发展规律，准确而深刻地认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规律；坚持在充分继承前提下的主体发展和积极创新，保持中医药学术的原创优势与诊疗特色；二是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坚持以中医理论为主线指导临床实践，基于临床新的实践深化和发展中医理论；坚持中医理论对中医药学术与事业发展各项工作的引领和支撑作用；面对新问题，探索新规律，通过理论和实践相互结合，解决中医药学术与事业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三是主体性与开放性的关系。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在充分继承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基础上，汲取当代中医理论创新成果，从整体上丰富和完善中医学理论体系，进一步提升中医临床实践能力和水平。

强化中医“道统”观念，必须要吸取历史上“道统”之争的负面教训，避免过于强调主观构筑系谱而忽略学术溯源与发展；应充分倡导中医药学术张力范围内的学术自由与百家争鸣，形成具有中医药特色的、崇古出新的独特话语体系。

3 重振中医“道统”的现实需求

近100多年来，中医学的传统性、合理性和科学性，面临着现代实证科学方法的严峻质疑和前所未有的挑战。上述困境的形成，源于人们“将科学与研究科学的具体方法混淆起来，将科学与迄今形成的某种强势的具体科学形态混淆起来。无形之中，他们在强力灌输一种观念，就是认识世界只能走西方传统认识论的道路，科学研究只能按照源于西方科学传统的现代科学的模式进行。换句话说，就是断定由西方传统的认识论所形成的科学方法是认识世界的唯一之路”[12]。在借鉴现代科学实证方法“解释”和“验证”中医药的同时，现代中医药学术正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背离中医“道统”，原创的解释系统逐渐受到摒弃，原有的“以中解中”能力逐渐弱化，渐渐难以讲清楚自身由来已久的思维方式、理论特色和临床优势。长此以往，原本根深叶茂、源远流长、充满丰富思想内涵且有效指导临床实践的中医药理论，不仅将神气皆去，形骸也难以留存。

“科学不等于真理，但是科学应当是求索真理的正确途径……世界各大民族都有着自己的成功的获得科学知识的认识活动和认识的历史，否则就不能生存，不能延续。[12]”我们必须正视中医学是我国“独特的卫生资源”“具有原创优势的科技资源”和“优秀的文化资源”[13]。“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14]。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坚持中西医并重，大力发展中医药事业”。中医药“传承精华、守正创新”，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内容，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同时也是国家和民族对中医药学术和事业全面健康可持续发展提出的时代要求。

“循其故则其道立，浚其源则其流长”[15]。黄璐琦院士强调指出：“中医理论研究的道统思维非常重要，要梳理脉络系统，形成可溯源、可传承、可发展的脉络；中医要有自己的理论体系，与西医不一样，然后再谈嫁接和沟通。”“要不忘本来，坚守中医药理论的‘道统’”“坚守‘道统’就是守住中医经典之‘正’，遵循中医药理论创新发展的历史规律”“坚守‘道统’，应当以守正清源为正道，以‘继承不泥古，发扬不离宗’为准则；讲清楚中医药理论形成与发展的科学文化背景和临床实践基础，讲清楚不同历史时期中医药理论演化脉络的发展与创变”[16]。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我们既要客观回顾与深入分析既往中医药学术发展走过的弯路，又要准确把握现在、积极面向未来，开辟中医药学术发展的新时代、新境界。在此过程中，重振中医“道统”，必将成为接续中医药悠久历史与厘正中医药发展思路的重要前提。

4 重振中医“道统”的基本路径

中医“道统”是古今医家智慧在历史长河中的积淀，是中医学世代相传的学术认同和行为方式，对临床实践具有重要的规范作用和文化感召。重振中医“道统”，首先需要采用理论研究方法，依循“传承精华”与“守正创新”两条基本路径而展开。

4.1 传承精华

“凡所读书，必择其精要者而读之”[17]。中医“道统”，由古今中医药学术精华沉积而成，具体形式表现为中医经典理论与医家特色学术思想及其传承谱系。因此，重振中医“道统”，首先需要加强对中医经典理论的传承与阐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应揭示和巩固中医经典是中医药学术的根本与核心，系统研究中医经典的概念、原理和规律，深入探讨其研究思路、方法与未来趋向。其次，应深入发掘与研究中医历代医家的创新性理论与实践，基于对历代医家学术创新方式与特征的分析，阐明医家创新性理论与实践研究，以及梳理中医历代主要学术流派的重要理论意义和临床价值，深化其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与重点任务。明·杨继洲曾谈及梳理学术源流的作用，认为“不溯其源，则无以得古人立法之意；不穷其流，则何以知后世变法之弊”[18]。因此，只有开展中医历代医家创新性理论与实践的溯源研究，才能较为全面、系统地厘清中医药学术传承的历史谱系。最后，应不断加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整体性研究与建设。在梳理历史发展脉络的基础上，阐明中医学理论体系整体性研究与规范建设的现实意义、基本思路、研究方法和重点任务。坚持以中医药基本理论的优势与特色表述为纲，结合临床实践过程中面临的新问题，发展新思维、新方法与新技术，凝练新学说，丰富并不断完善内涵丰富、层次清晰、概念明确、结构合理，便于理解、把握、交流、运用的中医学理论体系。

4.2 守正创新

守正创新的“正”，实质上是指中医的“道统”。为医“必须先读《黄帝内经》《本草》《难经》。非《黄帝内经》无以识病，非《本草》无以识药，非《脉经》何以诊候？然后却参诸家之说”(朱丹溪语)[19]。只有坚守中医“道统”，遵循中医药理论、临床思维方式和处方用药法则等，才能解决临床实践中遇到的诸多问题。而这一实践本身，就是医者运用原有理论的创新过程。因此重振中医“道统”，应通过对历代医家的临床实践案例的梳理，总结和阐明中医药理论用之于临床的实现方式，并发掘新的理论增长点。此外，还应本于中医“道统”解决当代临床问题，努力创建临床诊疗新学说，积极开展基于临床实践规律总结的中医药理论创新，继而为中医“道统”的延续不断增添新的活力。

5 结语

“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20]。当前，中医药的发展环境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学术与事业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要追根溯源、厘清脉络、坚守本色、卓然自立，才能为发掘中华传统文明和丰富当代生命科学内涵，贡献中医智慧”[16]。在国家积极鼓励和倡导中医药学术传承创新发展的新时期，阐明和弘扬中医“道统”，有利于充分彰显中医药学术主体性特征，维护和巩固中医经典的核心学术地位，系统梳理中医药学术传承与发展的历史谱系，“活态”传承古今中医名家的创新理论和临床特色，培养具有深厚中医药理论和临床素养的优秀理论研究人才和临床人才；对于具体落实“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并“切实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21]的指示精神，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和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