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耀文 田永衍

1.甘肃中医药大学，甘肃 兰州 730000；2.河西学院丝绸之路中医药研究中心，甘肃 张掖 734000

我国早期医史学家谢观[1]曾作过一个判断：“中国历代政府，重视医学者，无过于宋。”其说不免有过誉之嫌，但在推动中国古代医疗发展史上，宋代的确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已然成为不争的事实。《圣济经》一书正诞生于那个时代，该书共十卷，四十二章，成书于政和年间(公元1111～1118年)，为北宋皇帝徽宗赵佶所亲撰。如徽宗在序言[2]7-10中有云：“一阴一阳之谓道，偏阴偏阳之谓疾”，若能明晓医道，则“可以养生，可以立命，可以跻一世之民于仁寿之域”，便可知此书旨在阐述医道，为民求长寿之所在。其中亦有依据《素问》理论论述人体生理、病理，探讨疾病诊断治疗，形成了一套较为精炼的医学理论体系，且发挥运气学说，起源法象药理之说，可视为北宋时期《黄帝内经》教本，《中医基础理论》学本，对中医经典及理论的学习具有很好的桥梁作用，为宋以后的医学发展奠定了基础。

1 成书概况

1.1 文化背景 历史上，旧朝一旦被崛起的政治力量取代后，新的王朝为宣誓其继承的合法性，将会颁布新律法、编写新经典，然而在通过文化建设方面，宋代创造性地加入了医学元素。北宋建立之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遏制武人跋扈的局面，提倡重文抑武，使文人地位得到很大提高；另一方面，印刷术的发明使得印刷业空前发展，文人学者们有更多的时间和机遇钻研学问，促进文化创新繁荣，基于此形成了一个文化繁荣、科技昌盛的时代，当然医学也随之得到发展。

1.2 医政背景 作为继承者的徽宗皇帝，将宋朝历代先帝对于医疗事业的热枕提升到了新的高度，采取一系列利于医药发展的举措，医疗政策的推广几乎达到了两宋的最高峰。其中，尤其以扩大医学教育制度与诏令编撰、校订医书两部分贡献较为突出。

教育制度方面：崇宁年间(公元1102～1106年)，医学改隶属国子监，学校实行“三舍法”，其中上舍生四十人，内舍生六十人，外舍生二百人。大观四年(公元1110年)，医学归入太医局[3]；并开展地方医学，由州、县向“医学”升贡学生。此项医学教育制度，是徽宗在位期间对医学教育的重大贡献，其影响力直接关系到北宋后期乃至南宋时期国家医学教育的发展[4]。

诏令编撰、校订医书方面：两部宋代最著名的医书汇编《圣济总录》和《圣济经》于1118年在徽宗的重视下发行，相比于100卷的《太平圣惠方》，徽宗的《圣济总录》不仅在卷数上翻了一倍，收录的药方达到20000种[5]；《和剂局方》始创于宋神宗时期，后于大观年间(公元1107～1110年)，徽宗命医官陈承、裴宗元等人加以校订，在“熟药所”的配方底册的基础上，编成《和剂局方》[6]。

1.3 宋徽宗与《圣济经》 《圣济经》又名《宋徽宗圣济经》，成书于政和年间(公元1111～1118年)。徽宗在位期间将《圣济经》颁于天下学子以供太学和医学学子学习、考试之需的教本之一。政和八年五月十一日“诏颁之天下学校”，政和戊戌五月十八日“班(颁)《圣济经》于两学”[2]16，在京城开封南门外建立辟雍，辟雍为太学外舍生，又称为“外学”，据其注者谓“辟雍太学生”，故私揣测其中“两学”应为太学与医学。后又令全国内外学校根据《圣济经》内容“课试”命题，与《内经》《道德经》同为内外学校的教学考试用书，并请专职人员进行讲读，《宋徽宗圣济经》后跋言：“大司成李邦彦等言：乃者从侍臣之请，令内外学校课试于《圣济经》出题。臣等切谓今《内经》《道德经》既已选遵博士训说，乞更以《圣济经》兼讲。从之。”[2]177因以“外学”称辟雍，故而此处所令“内外学校”应是太学之内外，可见徽宗在位期间，《圣济经》之于教育方面受重视程度极高，学习者众多。

其后，辟雍生吴褆为之作注，吴褆本为辟雍太学生，方志未记载其详细生平。现有《直斋书录解题》[7]“《圣济经》十卷，政和御制。辟雍学生昭武吴禔注”言吴禔为昭武人氏，《中医医学大辞典》《中国医学人名志》均有记载。除辟雍生吴褆为《圣济经》作注之外，另宋史[8]有载黄维《圣济经解义》一书“黄维《圣济经解义》十卷”，现已亡佚，因而可知为《圣济经》作注者有吴褆、黄维二人。

《圣济经》该书上遵《内经》之义而阐释其要、发明《内经》之妙，并对前贤诸多名家理论进行整合，其间又引入了赵佶本人的理论总结与发挥，论述了阴阳五行、天人关系、孕育胎教、脏腑经络、食疗养生等理论内容，故而该书可视为北宋时期《黄帝内经》教本、《中医基础理论》学本有据可言。宋徽宗《圣济经》五运六气理论内容多集中在“正纪篇”，大多内容为对自然运气的解释说明，“药理篇”则多论述中药方义内容，提出药物法象思想，并且分析了药物治病的原因与过程，《圣济经》五运六气、中药方义理论被诸多后世医家引用和发挥，对后世医学存有一定影响。徽宗个人结合儒道两家哲学思想，建构出《圣济经》哲学理论，其中内容多见于卷一“体真篇”，尤其对生命繁衍生育机理进行阐发，以“道”论生命生成的终始，涉及坎离、水火既济理论思想等，其中不乏闪光之处。

2 《圣济经》流传情况

2.1 南宋与金元时期 南宋与金元时期流传多见于史书目录、文人私家藏书目录，未详论该书内容及流传，但于《圣济经》对该时期医学的影响来看，该段时期流传仍然较广，主要见诸于医家载录及医理发挥，如《幼幼新书》多处引用《圣济经》原文以进行文献支持而证其理论，其后以刘完素发挥其法象药理影响较为深远。

《宋史·艺文志》《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以上南宋与金元时期书目只载《圣济经》十卷之说，皆提及宋徽宗所著，间以有载注者，未详论该书内容及流传。譬如《宋史·艺文志·医书》[8]载“《本草括要诗》三卷，雷斅《炮灸方》三卷，宋徽宗《圣济经》十卷”，《文献通考》[9]载“《圣济经》十卷，晁氏曰：徽宗皇帝御制”，只言著者及卷数，而《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三》载“《圣济经》十卷，政和御制。辟雍学生昭武吴禔注”载目之外，也谈及注者吴禔身份及祖籍。

至于医家载录，则见于南宋刘昉等编撰《幼幼新书》[10]，全文收录了《圣济经》之“原化篇”中对孕养胎气、禀赋差异、小儿胎教、胎中受病等理论方面的篇章，分别对其理论作文献支持；收录《圣济经》之“慈幼篇”中关于婴儿得病之源、乳母忌慎等理论的篇章，以论述儿科理论；并且引用《圣济经》之“慈幼篇”中“形气变成章”，详细阐述“变蒸”规律、机理、分类以及症状表现内容，以解释婴幼儿生长发育规律。

徽宗《圣济经》[2]158提出了“法象”一词，并首阐其要，认为天地万物皆禀阴阳之气，又因阴阳造化而生成，造化之机不同即有不同的性质。其后刘完素所著《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药略》[11]中提出了药物的“形色性味，皆随脏腑所宜，此处方用药之大概耳”，为《圣济经》[2]164所言“形色自然，皆有法象……空青法木，色青而主肝。丹砂法火，色赤而主心。云母法金，色白而主肺。磁石法水，色黑而主肾。黄石脂法土，色黄而主脾”之发挥，认为应明辨自然之理及物之形色，使五脏形色性味与药物相应，与后世乃至于今天的中药药性理论关系密切，可见刘氏论言有吸收《圣济经》卷九“药理篇”的法象药理学说的可能。

2.2 明清及民国时期 明朝史书、文人载录均不常见，但依然可以在医家载录评述中找到只字流传线索，后至清一直保存完好，但未入《四库》，清人陆心源刊行《十万卷楼丛书》时收录《宋徽宗圣济经》，始得以流传至今。

明代医家徐春甫《古今医统大全》[12]评述道：“《圣济经》十卷，宋徽宗所作，大要祖述《内素》而引援六经，旁及老氏之言，以阐轩岐遗旨。政和间颁是经于两学，辟雍生吴褆为之解义，若达道、正纪等篇，皆足以裨益治道，启迪众工者也”。对《圣济经》作者、内容、注者都有评述，认为以达道、正纪等篇对医生有较大启迪。又如《明史·列传第一百八十七·方伎》[13]载有吕复之于《圣济经》有所辨论：“吕复，字元膺，鄞人……其于《内经》《素问》《灵枢》……《圣济经》等书，皆有辨论。”吕复关于《圣济经》辨论书目今虽已不可考，但可见明时期，《圣济经》一书在医家之间仍有流传，不至散佚。且《本草纲目》[14]释黄橘皮时，其中集解言“入下气消痰药则去白，其说出于圣济经”，与《圣济经》权通意使章“陈橘消痰，穰不除乃以致痰”有所关联，除穰中“穰”通“瓤”，多指果肉之类，与陈皮之“去白”虽有区别，但都是在说明药物炮制变通方法，其引多有发挥《圣济经》原旨之疑；又《本草蒙筌》[15]解代赭石可镇怯浮之气，引“《圣济经》曰：怯者惊也”以为据，后有《景岳全书》《证治准绳》《广嗣纪要》《济阴纲目》《医学纲目》，以诸书所引据亦可见《圣济经》一书在明时期仍有流传。

而至清及民国时，清人陈梦雷等编纂《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16]，《小儿未生胎养门》对《圣济经》“孕元立本章、凝形殊稟章、气质生成章”等理论进行了引用、注解和发挥，无疑推动了该时期中医儿科学的发展。又《四库全书总目提要》[17]载“《圣济总录纂要》二十六卷……初，徽宗御制《圣济经》十卷四十二章”，从载录情况来看，内容有著、卷、章，说明该书在此段时期保存完好，然而《四库》未收，且未有人将该书整理成册以刊行。而至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清人陆心源刊行《十万卷楼丛书》，《宋徽宗圣济经》整理在其中，始有刊行本；后又有清代手抄本《圣济经解义》及另无年代标记清抄本，以及1936年商务印书馆据陆氏本排印丛书集成本《宋徽宗圣济经》[18]4，进一步继承了《圣济经》文献方面的流传，为现在及以后研究《圣济经》提供了宝贵文献资料。

2.3 当代流传与研究 1990年刘淑清对《圣济经》进行点校，校注内容全面，学术思想发挥较好；后又有李顺保、程玫校本《宋徽宗圣济经》，从产生背景、版本流传、真伪勘误等问题上研究颇为丰富。当代对于《圣济经》的流传多以研究的方式见于著作、论文以及点校方面，近年尤其在论文方面研究较为活跃。

论文方面，对法象药理阐述的文献较丰富，但仍有对《圣济经》先天禀赋学说进行阐述者。如刘珊等[19]在《法象药理与中药自然属性的相关性研究》一文中指出，北宋末年的《圣济经》可为法象药理理论之代表，即目前为止所能见到的文献中最先明确提出药物法象思想的医学文献为《圣济经》。焦健洋等[20]认为，程颐理气视域下体用一源的思想所派生的药物法象思想被《圣济经》所吸收，从而使《圣济经》能够在医学之中率先提出药物法象的理论。郑洪等[21]对《圣济经》关于禀赋学说的“凝形殊禀章”、“形气变成章”、“气质生成章”、“扶真翼正章”进行了引用，并且详细探讨了体质禀赋等理论。近两年，《圣济经》研究较为活跃，谷建军[22]关注《圣济经》与《圣济总录》之间的关系，认为《圣济经》言道，关注《黄帝内经》之意、旨、理，而《圣济总录》载具；又言《圣济经》以函述医道为出发点，儒道兼融，将《素问》论病、证、治的基本法则贯穿其中，形成了一套以气本体论为核心的较为精炼的医学理论体系[23]，并且从天地阴阳、坎离水火的哲学角度阐释、建构了精神-坎离-水火-心肾的关系模型，认为《圣济经》形成心肾相交与肾本元思想为金元以后肾命学说的形成奠定了基础[24]。

3 小结

《黄帝内经》作为中医理论形成和成熟的标志，而《圣济经》被清代藏书家陆心源誉为“为读《素问》之阶梯”[18]6，可见此书遵循《素问》之义而阐释其要、发明《内经》之妙，论述了阴阳五行、天人相应、孕育胎教、察色诊脉、脏腑经络、病机治法、五运六气、食疗养生、中药方义等诸多理论，对中医经典及理论的学习具有很好的桥梁作用。通过对《圣济经》成书与流传的考略，发现本书流传较广，历代皆有传本，未有亡佚，并且对该书的文献整理、载目引据研究较为充分，但有关《圣济经》的研究者只散于少数医家著作及期刊文章中，医理学术思想方面的研究亦不充足，故而探讨《圣济经》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厘清《圣济经》的流传渊源，彰明《圣济经》运气学说、法象药理以及儿科文献理论，考察《圣济经》对后世医学理论的影响，有利于从整体上把握两宋之际医学理论的特点，对促进中医学术体系的传承、中华医学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