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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子山顾”顾允若生平考与其对中医教育的贡献*

2021-03-27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北京100700宋红垚王凤兰

中医文献杂志 2021年4期
关键词:顾氏医案弟子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北京,100700) 宋红垚 王凤兰

顾允若为医学世家“七子山顾”之传人,民国时期江苏吴县(今苏州)之名医,曾担任吴县医学会副会长、苏警厅医务顾问等职务。顾允若继承家学,医术精湛、医德高尚,且为中医教育作出过重大贡献。我们将从生平,医术、医德,对中医教育的贡献三方面进行介绍。

生 平

1.“七子山顾”家族

顾允若,字恩湛,江苏吴县(今苏州)人。《(民国)吴县志》记载其生于医学世家,以“七子山顾”悬牌[1]。其生年有两说:一为《中医人物词典》记载的1886年[2],二为《吴中名医录》记载的1888年[3]。其著作《游艺室医案》自序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年甫弱冠”[4],《礼记·曲礼》说“二十曰弱冠”,而我国古代有以虚岁计龄的传统[5],所以此年顾允若应为19岁。据此推算,1886年为其生年似乎更加合理。

顾允若之曾祖顾德昌(字庭纲)精内外科,尤擅内科杂病,留有《顾庭纲医案》八卷[6]。太姑母顾德华(字鬘云),读书明理,尤好医学,本《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等书,精内妇科,病家争相延致,著有《花韵楼医案》一卷[6]。祖父顾树屏(字建章),兼精内外二科[7]。父顾祖同(字积庵),审脉处方直与叶天士先生相媲[4]。《清代吴中女医顾德华考略》[8]一文详细考证了“七子山顾”家族中,顾德华以上世代的家族谱系,故不再赘述。

2.生平经历

顾允若自幼习举子业,与此同时亦跟随其父顾祖同习医。顾允若《游艺室医案》自序中提到,“余垂髫之日,常令兼读医书”,好友朱学鋐序亦称,“允若自幼时侍从乃翁”。顾氏本人勤奋好学,“将家藏医书无一不读,寒暑无间者数年”,光绪甲辰年(1904年),“赴童子试”不中。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考试,于是顾氏继续跟随父亲习医。[9]1906年春,顾祖同(字积庵)患喘疾,顾允若代父出诊,患者颇多。因“自弃科举,常有入学堂之意”,遂于同年7月就读巡警学堂。在读期间,表现优异,人赞“将门子”。1907年3月期满毕业,谋得禁烟梭巡差一职。同年6月,吴县瘟疫蔓延,好友朱学鋐建议他悬壶济世:“君平时于《肘后》之方悉心研究,家学有素,尤得渊源,此时曷不出而济世乎?”遂辞职,于7月返乡,正式开始行医[4]。

在家乡七子山行医期间,顾允若开始参加政治活动。1912年12月,苏松省议会选举初选,他成为吴县当选人之一[10]。1917年12月,顾允若受友人邀请,在上海孟州旅社出诊3日[11],1918年12月因同样原因在此出诊5日[12]。两次在上海出诊的消息皆刊登在《申报(上海版)》上,直至其返回苏州。1921年,吴县医学会成立,顾允若担任副会长[13]16。同年,将诊所迁至苏州城胥门内富郎中巷西口四十三号[14]。1921年至1924年间,顾允若时常去上海出诊,地址不固定,如曾在江苏旅馆[15]、新闸辛家花园后面武定路洪庆里二弄[16]等处应诊。1925年,顾允若担任苏警厅医务顾问,同时兼任上海税所医官[16]。同年4月,将在沪诊所地址确定于白克路老修德里[17]。此后,顾允若主要在上海行医,但“旧历每月逢一、逢十至苏城富郎中巷设期应诊”[17]。顾允若将诊所迁至苏州城内、在沪开分所,这两次主要行医地址的改变,或与其政治地位的转变有关。1928年,顾允若任吴县中医公会执监委员[18]。同年,吴县医学研究会成立[13]117- 118。1930年,参与讨论将吴县中医公会与吴县医学研究会合并为吴县国医会事宜[13]117- 118。这些组织在存期间均在捍卫中医权利、促进中医教育等方面作出过重大贡献。1937年7月13日顾允若辞世,《申报(上海版)》有明确记载:“顾允若家主于七月十三日酉时寿终,择于十七日巳时大殓,特此报闻。”[19〗顾允若去世后,其子顾乃绩继承“七子山顾”之名,继续经营苏州富郎中巷之诊所[20]。

3.社会关系

“七子山顾”家族在当时的苏州是名门望族,顾允若的交际圈都为上流社会,与之关系密切的人都非富即贵。

顾允若的妻子为张一麐的侄女[21]115。张一麐(1867—1943年),字仲仁,十二岁即入县学为诸生,清光绪六年(1808年)进士,官直隶正定县知县。后为袁世凯幕僚,曾当众申斥袁世凯复辟帝制。创立“老子军”,投入抗日救国运动中。其与蔡锷为知己,与郭沫若亦相谈甚欢[22]。顾家与张家甚为亲密,20世纪60年代初,张一麐之次女张为璇将户口迁入顾允若子女家[21]115。

顾允若之弟为顾仲华,仲华之妻为孔昭晋之长女[21]363- 364。孔昭晋(1864年—?),字康侯,为孔子第71代孙[22],晚清进士[23]91- 92。1897年在上海参与创办中国第一份文摘报《集成报》,同年与张一麐等在苏州发起苏学会[22]。曾参与编纂民国《吴县志》[23]91- 92。在为《顾氏医径读本》作的序中,孔昭晋亲切地称顾允若为“余甥婿”[24]。

殷履科(1875—1927年),字骏生,生于医学世家,精研医术,声望颇高。与顾允若交厚至深,据其弟子口述,两人经常书信来往,探讨医理。后因得精神分裂症归于道门,不久后去世[3]。

顾允若的门人、弟子也都医术精湛、声名显赫。

如程思白,原为“名噪三吴”的名医侯子然门下,他因 “久震顾允若夫子名”,遂跟随顾师学习[25]。1934年成为“医钟社”主席团成员之一,后创办《医钟》杂志,针对1933年国民党通过的《中医条例》,程思白载文揭露,鼓励同仁进行抗争[26]。

宋爱人,五世业医,继承家学,23岁复从顾允若学习,在苏州执医40余年。1955年在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执教,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担任南京中医学院伤寒、温病教研组组长。曾帮助顾允若同辑《顾氏医径读本》[23]305- 306。

医术、医德

顾允若被当时的医林推崇,有“顾仙人”之称号[27]。《江苏历代医人志》评价他“医道益精,名重一时,求诊者遍及邻近各县,有些还远及浙江、嘉兴一带”[6]。

《申报(上海版)》刊登了四则病人家属对顾允若的感谢信,文中记载顾允若治愈妇人血崩[28]、妇人伤寒[29]、小儿肺闭[27]、小儿肝风[30]等证。其中“百治不效”[28]“中西医治罔效”[27]等字句,皆表明这些患者曾经经过其他医家治疗,但疗效不显,而经顾氏治后则“转危为安”[27]“痼疾若失”[30]。除了妇科、儿科外,顾允若还擅长治疗内科杂病。钱梦方[31]整理了顾氏的11个医案,其中包括中风、怔忡、肿胀、黄疸、淋浊、癫狂、虚损等疾病。对于危重证,顾允若治疗起来也得心应手,如治疗“毛歧村张介之孙患温病死而将殓适”[27]“陈锡龙君病危,西医云非剖腹洗肠万无生理”[27]“木渎朱氏子火毒冲心”[24]“上海前律师公会会长蔡倪培先生癃闭危症”[24]等,皆一药而愈。

1927年 《吴县医学杂志》第一期刊登了《陈君锡龙痉病重险治验录》一文,大致内容为:陈锡龙旅居苏州,无眷属相伴,只一“随身之妇”陪同。其身患急性结肠炎,“舌黑齿干,牙龈发紫如酱瓣”,西医言非手术不能治,并且成功率仅“百中望一”,其他中医治之不效。后陈锡龙突发晕厥,西医“见此危状,亦颇愿令其回家”,无奈之下经人介绍,请顾允若诊治。顾允若毫不推脱,接诊陈氏。他认为,此为阳明腑实证,应泻下存阴,用大承气汤下之,次日病人即解大便,能安卧[32]。此则医案不仅能体现顾氏辨证之精准,更能体现其医德之高尚。有人曾赞誉王孟英“学识过人、热肠独具,凡遇危险之疾从不轻弃,最肯出心任怨以图之”[33],顾允若此举类王孟英,颇有大医之风。

除了勇于担当外,他在日常诊疗中还极为体贴病人。每至沪必登报,只“恐病家未知,徒劳往返”[30]。有时因病家挽留,还会在沪多停留几日,以便为慕名而来的患者诊治[34]。面对病家的感谢,他表示“治愈疾病乃医家天职,何当加惠”[35]。

对中医教育的贡献

顾允若门人、弟子众多,“七子山人晨起讲学,门弟子侍立而听者约十数人”[36]。顾允若十分重视弟子们的教育。1928—1937年为中医药期刊的“繁盛期”[37]。在此期间,顾允若在不同的期刊上发表文章,阐发有关中医教育的观点。

1.注重中医名词术语概念

1928年,《习医法规》发表在《吴县医学杂志》上。此文为顾允若临床多年之体悟,也是对各门人、弟子之要求。文中提到,“医之探测病情,不外望闻问切四诊而已”,然患者多样,病情复杂,必要“数者合参,不失分毫,然后议方治疗,始能中的”。他强调,治病“须识得脉病证治之名、体、性、用”[38]。“名、体、性、用”其实就是中医名词的概念、定义等,如果不清楚这些,那就无法诊断,更别提治疗了。要知道,中医很多名词“外延宽泛、内涵不清”。1933年,中央国医馆才开始进行统一中医病名的工作[39]。而中医药名词术语标准化真正作为一项专门的工作,是从21世纪开始的[40]。能在混乱的民国时期预见这一问题,可见顾允若的先觉意识。

2.注重医案讲解

《医宜临机应变》同样发表在《吴县医学杂志》上。此文为顾允若口述,其弟子张志云笔录。强调医者治病“犹敌之决胜,岂可泥于一理”。后“爰录前贤治病活法数端,以启后学之事”。文中引数则医案,如《名医类案》中的“提壶揭盖法”、《丹溪翁传》中的“真热假寒证”、《古今医案按》中的情志病等来举例,以启发弟子[41]。此文应是顾允若平日讲学时其学生之笔记。这些医案之经典,至今仍作为教学案例讲授,可见顾允若对学生教导之用心;而古今医案信手拈来,可见其读书涉猎之广博。

3.注重跟诊学习

传统中医的学习以师承模式为主,包括业师亲炙、家传相学、私淑遥承三种方式[42]。顾允若自身学习中医的方式是家传相学式,而他教授门人、弟子的方式为业师亲炙式。无论是业师亲炙,还是家传相学,二者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这两种方式都是以跟师临证、口传心授、注重临床实践为特点[42]。这种模式的优点在于,学生遇到问题可以随时向老师提问,从而快速解决。《明辨伤寒百证》记载顾允若清晨讲学的场景,“门弟子侍立而听者约十数人,有执经而问焉,有握管而记焉,又有屏息凝神切记于心而若有所领会焉”[36]。这类似现在的医学生临床实习时聆听带教老师讲解知识的情形。顾允若很满意这种教学方式,他表示“虽劳而滋乐也”[36]。即使是宋爱人这种有家学渊源的学生,也在顾允若的诊所跟诊学习了五年方才出师[43]。此外,顾氏从不藏私,他除了悉心教导自己门下弟子外,还担负着苏州国医学社的带教职责[13]124- 126。

4.编纂中医教材

顾允若深感“自逊清失政,医学久无甄拔之举”“医学无读本、无读法”,特著《顾氏医径读本》为教材[44]。此读本包含《内经辑要》《伤寒辑要》《金匮辑要》《妇科辑要》《儿科辑要》《疡科辑要》六卷内容,其特点为:学有系统,教有法制;尊经学而崇实学;贯彻古今;鉴别精研,不尚空谈;文辞简洁,易于诵读;启发思路,养成创造真才[45]。程思白为顾允若之门人,他称读完此读本后“上自岐黄,下及近代,一经指示,无不脉络贯通”。[25]另外,顾允若还参与了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课程纲要》[46]365《外科学讲义》[46]551等教材的编写。

结 语

“七子山顾”家族几代专精医术,延续至民国。民国时期,我国外有列强虎视眈眈,内有军阀割据,民不聊生。此时的中医受到西医的冲击和政府的排斥,在内忧外患之下,中医与中医人士艰难求存。顾允若在坚守中医的同时,也反思了中医自身的教育问题,力求编制一套“学有系统,教有法制”的中医教材。惜因时代原因,“七子山顾”之医名、医术再无传人。然而,顾允若遗落在世的著作仍等待着我们进一步的挖掘、整理、学习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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