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中医药大学(广州，510006) 刘 莹 刘 芳

岭南中医药历史悠久，中草药资源丰富，种类繁多，民众对于利用中草药防病治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历史更迭，人才辈出，其中不乏杰出的医家。他们总结经验，发展理论，著书立说，留下了不少本草古籍，这是岭南先民与疾病长期斗争积累下来的经验总结，亦是岭南医家智慧的结晶。现存最早的岭南本草文献可追溯至西晋武帝时期，即嵇含所著的《南方草木状》，书中收载80种草木，其中50多种记载了药用价值，至今仍多被沿用。除此之外，影响较为深远的还有清代何克谏的《生草药性备要》，收录岭南特有的常用中草药300余种；清代赵其光的《本草求原》，则在《生草药性备要》的基础上增加了几十种草药，并作修订与补充。这些本草古籍文献较全面地反映了岭南中草药的应用与发展，同时对研究岭南医学史及民俗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然而，或意外亡佚，或毁于战火，或因年代久远不知所终，现存岭南本草古籍并不多。尤其是民国时期的本草医籍，因政权更迭，加之西医东渐，中医曾多次面临被取缔的困境，中医药发展一度陷入低迷。因此，整理民国时期岭南本草古籍，呼吁保护岭南本草古籍的原貌，使历史保留的治病经验古为今用，有利于促进岭南中草药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同时对阐明岭南本草学的发展脉络与历史成就具有重要意义。

调查范围

本文以成书或初刊于1919—1949年、出版地或著者籍贯(含寓贤)属岭南地区(广东、海南及广西)的本草类医籍为调查对象。由于广东是岭南地区的核心区域，是岭南医学的主要发源地，因此以广东省医药卫生系统图书馆、公共系统图书馆、大专院校图书馆及文化博物系统等单位为主要调查对象，进行实地调查；在国家图书馆、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上海中医药大学图书馆、海南省图书馆、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广西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等主要图书馆网站查询相关馆藏图书；同时查找《中国中医古籍总目》《中医图书联合目录》《民国时期总书目》《岭南医籍考》《岭南医学史》《广州文献书目提要》《中医人物辞典》《中医近代史》等工具书作为辅助手段查漏补缺。

调查情况

调查过程中发现，有些本草医籍虽史料有载但实已佚，如胡真《壶珍本草》，见于《山草药指南》一书序中，其言：“至其(山草药)形态性质，详载壶珍本草，兹不悉录。”[1]可知，胡真著有《壶珍本草》，详载药物的形态特征，然今此书未见存。又，张二仲《药学新发明》与周子容《中药方剂学》在《岭南医学史》一书中有载，但未见各公私家藏书目有藏。另外，存在同书重订或异名的情况。如《药物学讲义》，现存李嘉鎏原编本与卢朋著重订本，虽体例相同，分类一致，然重订本在具体内容上有所修订，故我们记为两种书；而卢朋著所编《本草学讲义》，书中内容与其所编著之《药物学讲义》大致相同，实为开设不同课程随编教材，由于具体内容有详略之分，故仍记为两种。剔除重复文献后，整理出现存民国时期岭南地区本草文献共22种，大致有本草讲义、地方本草、道地药材研究、单味药物考证、中药现代化研究等类。

主要岭南本草医籍

1.本草讲义

民国时期中医药院校陆续开办，为办学所需，许多医家在从事教学中结合自身的用药心得和从医经验编写教学讲义，对当时中医药教育发展起到不可磨灭的作用，也对本草学发展起到承前启后的积极影响。此类讲义包括罗绍祥的《中国药物学教科书》、卢朋著的《本草学讲义》、《药物学讲义》(李嘉鎏原编本和卢朋著重订本)、王炳秋的《药物学研究笔记》、邓炳煌的《药物学讲义》、龙恒彰的《本草讲义》、黄悌君的《药物学》、广东中药研究所的《药物炮制学笔记》，共9种。

罗绍祥，字熙如，广东南海县(今属佛山市南海区)人。时为广东医学求益社发起人，于民国初年在广州十八甫冼基西创办广州医药实习馆。罗绍祥精通各科，其在办学之际兼任教学工作，编著有《儿科释要》《伤寒科辑注》《中国药物学教科书》。《中国药物学教科书》又称《药物学韵语》，内分草部、木部、谷部、菜部、果部、虫部、介部、鳞部、鸟部、兽部、水火土部、金部、石部、卤石部、人物部、器物部。该书是广州医药实习馆讲义，采众家所长，解读前人经典并结合个人临证经验，注重教材的实用性和实践性。书前记药物学课程内容，包括药物源流、药物古义、药物气味、药物名色、药味禁忌、药性功用、药性分治、药分修治处方、药分制服时候、药避妊娠等11课，可见当时本草教学已具章程，内容较为全面。

卢朋著，字雄飞，广东新会人。其编有《本草学讲义》与《药物学讲义》，内容大致相同，其中《药物学讲义》原编者为李嘉鎏，后由卢朋著续编成书。书中按药性功用分28类，包括平补、温散、驱风、下气、毒物等。《本草学讲义》为广东光汉中医专门学校教材，《药物学讲义》为广州中医药专门学校讲义，二书大类相同，然各类目下本草有所出入。如《药物学讲义》毒物类下多载“硵砂”；《本草学讲义》温散类与李嘉鎏原编本一致，但重订本此类目下少载“小茴香”“熏香”“排草香”“紫檀”4种。可见本草教学在民国时期颇为重要，曾根据实际情况多次重订重编讲义。

2.地方本草

清末西学东渐之风涌起，西医西学逐渐占据主流地位，国人开始崇尚“科学”，但又因战火连绵，西医西药价格昂贵，“贫寒之家，不幸抱病，多数无力购买”。而岭南草药价格低廉，随处可得，加之山草药确有特殊功效，为“振兴国药，保存国粹”，萧步丹、胡真、杨金书等人将研究所得著书成册，以广流传。

萧步丹所著《岭南采药录》于1930年出版，收载岭南草药483种，四年后再版时，增至576种。此书为萧步丹历数十年搜集积累，选“得诸实验，其效尤确”[2]者编成，除载列入药部位、性味、主治及用法外，以“雄蕊”“托叶”“穗状花序”等规范用词详细描述植物形态，方便后人认药采药，此举为前人所未见。书中草药所涉病症多与岭南特殊气候环境密切相关，如脚气、肿毒、疮癞癣等皮肤病，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岭南采药录》是流传至今内容最严谨、影响最深远的本草专著，所载草药至今仍有广泛的应用，对岭南本草学研究有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胡真的《山草药指南》成书于1942年，该书总结前人理论和经验，扬长避短，共收药642味；按人体部位分12部，按临床病证分41部，按功用主治分12部，体例编排清晰，方便易用。书中收录岭南习见本草多种，反映了岭南的独有现象，亦是岭南传统本草著作中收载药物最多的一部，使岭南本草得到了很好的整理，有助于岭南本草后学研究。

《潮州志·物产志·药用植物》为饶宗颐总纂，杨金书、瞿肇庄合撰，专载潮州本地药用植物。有史料载，杨金书于1947年应《潮州志》总纂饶宗颐先生邀请，与夫人瞿肇庄合编《潮州志·物产志·药用植物》，书前有云：“世之览者作潮州本草刍型观焉可也。”[3]此书载有潮州民间本草250种，均为杨金书夫妇实地观察、考证所得，以俗名笔画为编次，详细记录其学名、汉名、科属、形态及生态，并概述治病功效，体例清晰，有助于后人辨药用药，同时对潮州本地本草学及地方史学有着积极的研究价值，被誉为潮州本草雏形。《饶宗颐教授著作目录三编》记有《潮州本草》一书，广州中医药大学博物馆现存一册，书前记载“从潮州志择要摘录”，可见，为便于阅览普及《潮州志·药用植物》，后又仅摘其“名称科属效用”而另刊有《潮州本草》一书。

3.道地药材研究

岭南由于丰富的药用植物资源和地方发达的商业文化影响，中药材种类繁多，需求量大，很早就成为中药材的重要集散地。1930年，感于舶来品之侵略与中药之繁杂，广东南海人陈仁山所著《药物出产辨》在中药联商会支持下，由广东中医药学校修订出版，“初印数千册，转瞬告罄”，遂于1932年修编分类再版[4]。书中内分土、金石、草、谷、菜、果、木、虫、鳞、介、禽、兽、人、器物、生草药、万国药方所用之中西药16类，记载药物763种[5]，主述每药产地、性味、主治等，是最早专论药材产地的医著，其对中草药地道产区、质量及真伪辨识有着较为详细的记述。如春砂“产广东阳春县为最，以蟠龙山为第一……蟠龙、大八山两处所出之春砂，均属单粒散子无梗，用瓦埕装贮，使其时常剥开其肉仍湿，则味更佳”；藿香“产广东，以番禺、河南宝岗、喃唔庄、石牌为好，肇庆六步为肇香，次之，琼州所产者为南香，更次”。《药物出产辨》反映了清末及民国时期药材产地来源状况，其对药材地道产区的记述今仍多被采纳，对后世道地药材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4.单味药物考证

古有医家认为“治病有非桂不治之症”，但往往因不识桂而反受其害，张光裕感于桂之功效，又少有药书考证，遂遍历岭地桂山，咨询当地民众，多方考证，最终辑成《桂考》一卷，详载桂之辨别土质、颜色、气、味、取法、制法、藏法等。广东历史文献学者黄任恒检阅古籍发现，除《桂考》外，《浙江通志》载有明代朱凤翔所撰《桂谱》，然存佚不可知，其他未见专论桂之作。为补张光裕所未备之桂事，黄任恒重校《桂考》，并续辑一篇《桂考续》附于后，成书于1925年[6]。《桂考续》主要从土产、名目、辨形、用途、采制5个方面详加论述，对各地所产桂之类型、特征、叶皮花等形状、用途有了更具体的描述，有利于甄别桂之真伪，以对症下药。

5.中药现代化研究

随着中西医汇通的发展，中草药开始了现代化研究，中药本草之药性、化学成分与药理等的进一步探索，建立了近代社会对中药的深刻认识；此类文献有谭次仲的《中药性类概说》、丘晨波与裘家骏合著的《中药之化学与药理》。丘晨波与裘家骏通过化学与药理检验，详述390余种生草药的学名、主要化学成分、药理、用途及剂量，著成《中药之化学与药理》。此书实为化学本草，在论述剂量中，采用“公分”“公撮”等计量用词，一改中医之“分”“钱”。书中的本草成分及药理分析在深化中药认识之外，对佐证或辨正中医药旧说、药效作用机理等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如附子通过主要成分乌头碱对神经中枢最初刺激后麻痹而发挥镇静作用，然因其毒性强，大剂量使用甚为危险，丘晨波指出“旧说为‘大燥回肠，补肾命火逐风寒湿’在其兴奋诸神经中枢之作用言之，不为无理，但时至今日兴奋神经中枢已各有专药，不必用此副作用极多而毒性甚强之药物”[7]。丘晨波此后一直致力于中药有效成分提取、药理检验等中药现代化研究，后期更将中草药成分提炼应用于中药制剂改良与工艺研究中，于此颇有建树，其所著《中药之化学与药理》为后世中药现代化研究奠定了基础。

其他本草文献还有李龙文的《临床药典》、张公让的《中西药典》、梁慈文的《药物略释》、江勒卿的《药物学注释》、徐炽生的《药物改良》和张恭文的《中医药物学》6种，所述内容各有侧重与特色，不括入以上分类。

总 结

民国时期岭南本草医籍存世不多，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既有对传统本草医学的传承，又融入了西方科学与西医理论，反映了近代中西医结合的学术思想。这一时期的本草文献不仅记录了当时岭南本草研究与医学教育的发展进程，也推动了在西方医学冲击下中药本草的正名之路，促进了社会民众对中药本草的深刻认识。在政权跌宕的时代背景下，岭南本草的研究与发展缓解了缺医少药的社会困境，同时助力了中医复兴之路；中西医汇通思想也为岭南中医药的传承与创新提供了借鉴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