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中医药大学(广州，510006) 饶 媛 邱仕君

邓铁涛(1916—2019年)，我国当代著名中医学家、全国首届国医大师。邓老在长达80余年的医疗、教学、科研生涯中，融古贯今，积累了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他继承与创新中医理论学说，提出系列发展中医战略大计，对我国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邓铁涛非常重视医史文献研究，广州中医学院(现广州中医药大学)创办之初，他即任医史各家学说教研室主任，开设中国医学史、中医各家学说、内经等课程，并先后担任中华医学会医史学会第二届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广东分会医史学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史杂志》第八届编辑委员会编委，在医史文献学术领域有深厚的造诣。

重视中医文献，开展古籍点校

1.文献整理研究应着重理论与临床相结合

邓老提出，中医宝库有三大组成，一是中医文献，二是临床经验，三是民间验方。他认为文献的整理研究，是一项提高中医理论与实践的基本工作。1984年，他发表《中医古籍整理工作意见》一文，强调整理古籍，把祖国的宝贵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

整理研究中医古籍是一项长期而又紧迫的工作，应着重培养和选择一批中医文献整理的骨干队伍。作为文献队伍的骨干，除了要掌握目录、版本、校勘、训诂等学问外，还要具有一定的古代文、史、哲基础[1]。

邓老特别强调，这支骨干队伍要求有一定的临床经验，不能完全脱离临床工作。这是由于中医理论源于实践，是在不断总结实践经验、不断升华的过程中形成的。因此，整理中医文献，不能从理论到理论，不能以版本校对为满足，必须符合临床之“理”，要重视临床验证。

1986年，邓老针对有人把中医古籍整理与研究人体对立起来的观点，发表《正确对待古籍整理》一文。文中认为，整理古籍是一项振兴中医不可缺少的工作，但不能为文献而文献，需要用实践去检验典籍，不能主观臆测去否定古籍，不能把典籍与人体对立起来，而应钻研典籍，使前人的宝贵理论与经验更好地为人民健康服务，并在实践中给予发展和充实。

邓老认为，点校古籍是一项重要的科研工作，这在西方医学史上是没有的。对于中医古籍的点校注释工作，他高屋建瓴地提出4点建议：①《中医古籍总目提要》的编写应排上议事日程；②《古籍选读》的选注；③从古籍中按问题或按病证出专辑；④古籍考据之研究。

2.点校中医古籍

20世纪80年代，全国中医古籍整理丛书工作启动，邓老主持点校《子和医集》(人民卫生出版社，1994年)和《医碥》(人民卫生出版社，1994年)。此外，邓老还主持点校岭南医籍《岭南儿科双璧》(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年)。《医碥》与《岭南儿科双璧》是岭南医学的重要著作，点校古籍为岭南医学的研究开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知史而明鉴，填补近百年医史空白

1.中医近代史研究

近代中医发展演进的历史是古代中医迈向现代化中医过渡的必然阶段，近代中医有着丰富的内涵，它是现在和将来中医临床、理论研究的重要源泉。在医学史学术领域，邓老对中医近代史研究最为全面和系统。他说：“中医的近代史也是一部使人心酸的学术史！必须熟知，以史为鉴才会明白中医学术兴废继绝的责任之重大。把历史的重担变成动力，没有这种动力的人，会视中医药的存废与己无关，就不会坚决为中医之振兴贡献自己的一切。”[2]

1984年，邓老提出要开展中医近代史的研究，并指导4名研究生以近代医学史为研究专题，撰写了硕士学位论文。其后，邓老先后发表论文《对近代中国医学史研究的几点意见》《漫谈中医近代史》。他提出,“研究医学史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以翔实的史料为依据，正确分析和论述近代中国医学发展的历史进程，努力探索和揭示它的客观规律，并总结经验教训，对后人有所启示”[3]。

1988 年 1 月，邓老承担卫生部课题《中国医学通史》编写工作，任编审委员会副主任兼近代史分卷主编。

1999年，邓老主编了《中医近代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该书从近代中医学发展的社会背景、探索中医学术革新之路、近代中医教育、中西医论争与维护中医药的抗争运动、近代中医药社团与中医药期刊、近代中医药人物志、中医学继续发展7个方面，全面反映1840年至1940年百年间中医学发展的历史。李经纬教授称，该书的出版“浇灌了中国医学通史研究之花、中医发展之花、中医近代学术史研究之花，使之更富有生命力，使中医近代史研究这个苍白的园地呈现红润勃勃生机”。[4]

2.中医防疫史研究

2006年，邓老主编了《中国防疫史》(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该书记录了先秦至今，上下五千年之卫生、疾病、防疫法、卫生管理、疫情、疫病治疗医学、现代公共卫生防疫管理。书中还详述了邓老对2003年抗击SARS之总结，是国内第一部详尽记录我国防疫历程的学术专著。

3.中医养生史研究

2017年，邓老主编了《中国养生史》(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年)。这是国内第一部全面记述中国养生发展历程的史学专著，从医学层面、文化层面反映了古代养生文化思想的历史。

独树一帜，开创岭南医学研究

邓老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关注地域性医学的研究，先后指导学生对陈伯坛、何梦瑶、程康圃、杨鹤龄、何克谏等岭南医家的学术思想进行研究。1986年，邓老在广东医史分会成立大会上作学术报告《略谈岭南医学之特点》[5]，正式提出“岭南医学”的概念，被学术界关注并逐渐认可。

邓老认为，“岭南医学”研究从医史各家学说的文献研究开始，是整个学术方向的基础性工作，其后可以延伸至临床各个领域。1988年，第一届岭南医学研讨会即由中医医史文献学科负责召开[6]。邓老在此次研讨会上系统总结了岭南医学，提出：“岭南医学是祖国医学普遍原则和岭南地区实际结合的产物，这一研究的成果不仅可以表现该地区医学发展的特殊性，通过对这些特殊性的研究，反过来也有助于认识整个中国医学史发展进程。”[7]并对岭南医学史的研究工作提出了指导意见，“关于岭南医学的渊源，岭南医家的传略、学术思想、著作的研究，关于岭南地区的诊法、治法、疾病史的研究，关于少数民族、药厂史的研究，关于岭南与海外中医史的研究，以及我省有特色的专科史的研究等，还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索，而岭南医学学派的形成与发展，更有待于我们在医疗实践中去努力”[7]。

1999年邓老发表《岭南医学》一文，系统总结了岭南医学发展历史，并指出岭南医学史的研究前景。在邓老的带领下，其门人学生及广州中医药大学中医医史文献学科围绕岭南医学深入开展研究，在岭南医籍整理、岭南医家研究、岭南医案研究、岭南医学史、岭南医学文化、岭南医学学术发展源流、岭南本草研究等多方面均取得一系列研究成果，出版专著《岭南医学史》、《岭南医药启示录》、《岭南医学与文化》、《岭南摄生录》及“岭南中医药文库”系列丛书，构建了岭南医学学术流派框架。岭南医学已成为全国地域性医学学术流派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结 语

邓铁涛一生为中医学的继承与发展呕心沥血，他既是临床大家，在医史文献研究领域也是成绩斐然。他反复强调，中医源远流长，文献浩如烟海，中医之临床技术散见于各家各派，做好医史文献的研究工作，既是中医学发展的基石，也是关乎继往开来、对得起前人和有利于后学者的一项系统工程。邓老叮嘱，“史学家要有千秋之笔”，吾辈后学将谨记之，并为之不懈努力，以告慰邓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