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是我二叔（短篇小说）

2021-03-26杨雅星

当代小说 2021年2期

杨雅星

二叔没了，他膝下无子，父母让我以儿子的身份给他送葬。

我并不愿意领这差事，这种事情无论放在谁身上都是难为情的。何况我才十六岁，正是傲骄的年龄，同学要是知道了，肯定会笑话我的，尤其是飞燕。最近她看我的眼神有点崇拜的意思，若是让我扮演那个人的儿子，她是不是就要收回那点崇拜了。但是，父母说，你也就这么一个二叔。他生前也算是疼过你，还给你做过一把木手枪呢。

我嗤之以鼻，这把手枪的命运很模糊，也许还放在家里不知道哪个箱子里，也许是哪一年大扫除时早就被扔掉了吧。父亲看我不屑的样子，有些许焦躁，他下了命令，你二叔才四十多岁就没了，你奶奶伤心得晕过去好几次。平时她最疼你，如今你不送送他，你奶奶不是又要哭晕了吗？在孙辈里，奶奶最疼我，我最不能看见奶奶的眼泪。于是心里万般不乐意，但是身体也由着他们驱使到了二叔的灵柩前。

我们这里没了人，要在棺材里放三天。第三天的时候，才会在众亲戚不舍的哭泣声中盖上棺盖。二叔没有子嗣，并不会像别人家那样，有声势浩大、哭喊声此起彼伏的悲痛场面，也不会有人嘴里念念有词，犹如一群老和尚在唱经一般的肃穆场面。

我们守在灵柩前，村里管这种事的大爷们把虚掩的棺材盖移开。我并不想刻意去看里面的二叔，但是我长得高，体育课上站队跑步，我总是在最后一排。教室里上课一般也在最后一排，除非有段时间总是捣乱，老师就会让我坐在第一排靠墙或靠窗的位置。

此刻棺盖打开，我的眼睛顿时落在了棺材里的人身上。乍一看，并不是人，而是缩成一团的不明物，也许是一只被拔掉浑身毛刺的刺猬，也许仅仅是一团破败脏乱的棉絮。棉絮外面的一张脸，是一张枯黄的皮裹着两块颧骨，这张皮上有个黑洞，那是嘴巴。我不由得一哆嗦，觉得自己要被这张无底洞把魂儿给吸走了。幸好，那张嘴巴里放着一枚亮闪闪的硬币，挡住了入口。

我赶紧收回眼神，这时大爷却又吩咐，各自往棺材里放点钱，或者什么能寄托感情的小物。父母，还有姑姑，以及我堂姐——姑姑家的大女儿，都往里面放了点钱。我手里什么也没有，寻思正好不用放了。谁知，母亲却给我几张钱让我放进去，我战战兢兢，手臂抬在棺材的上空，手就一哆嗦，钱顺势掉进了里面，我终于松了一口气。

终于要盖棺了，这次是要用钉子把棺材牢牢地钉住。大爷们拿着家伙什开始钉棺，父母就开始喊，笙，笙，你别怕，我给你盖房子挖厦。笙，笙，你别怕，我给你盖房子挖厦。

你们两个也跟着喊，你，父亲指着我，你喊的时候要记得叫“爸”。

我指指棺材，指指我自己，满腔不满，嘴里但也跟着喊，你别怕，我给你盖房子挖厦。以前，别人家没了人，小孩子都会看热闹的。只觉得他们念念有词的样子很诡异，只是无端地生出敬意，并不知道他们到底说了些什么。今天终于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就是给死了的人盖房子，让他们在地底下有地方住。

“当当”的钉棺声，听起来那么刺耳，每“当”一下，我就心惊肉跳一下，好在大爷们效率颇高，钉棺仪式终于在我们若有似无的哭泣和念念有词中结束了。

那夜，我们要祭灵，在灵前哭逝去的人，并绕着祭桌哭三圈，当然是由管事的大娘、奶奶们搀着哭。祭桌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祭品，有各种各样的点心和水果。桌子正前方，摆着一个经过化妆的彩色猪头，这个猪头和飞燕小时候的毛茸茸的猪猪差远了。飞燕挂着鼻涕的童年时候总是爱抱着它。

那时候村里但凡有葬礼，我们必定看热闹。那些老的少的，披麻戴孝，拖着一根光秃秃的玉米秸秆，弓着身子，绕着灵堂一把鼻涕一把泪。哭诉着他的娘，他的爹，他的七大姑八大姨，为啥就狠心地去了，再也不管他了。

我们幼小的心偶尔会随着哭声升起一股莫名的忧伤，但我们更在乎的是桌上的点心和水果。祭礼一过，这些点心水果必定被我们抢食一空，除了那个长得像小丑般滑稽却又无比威严的猪头。那时候的葬礼，是我们平淡生活里神圣又有趣的事。

对二叔的祭奠仪式很快结束，之后，我们就在灵堂守灵。说是灵堂，只是用一张勉强能遮风挡雨的帐篷搭建而成，地上铺着足够厚的麦秸，因为在里面跪着的时间可不短。

唉，才四十多就没了，真恓惶……我听帐篷外面的大爷大娘唏嘘不已。

二叔恓惶吗？我好像需要重新审视一下二叔了。在我眼里，他一直是我们家族一个代表羞耻的符号。小时候同学提起他，我还和同学打了一架，说不认识这个人，他不是我二叔。

待在这个隔绝外人的灵堂，这漫长的时间里，足够我回想一下恓惶的二叔。

二叔一直是个光棍，但他曾经有个老婆，也曾经有个孩子。

据说他二十岁左右时，瘦瘦高高的，总爱穿着一身浅色的西装，总爱把头发梳得层次分明。他初中毕业，在村里也算有点小文化，甚至在哪年桃花红杏花白的季节里还做出了几句诗。村里有好几个暗恋他的姑娘，都暗示家人说媒。但是，他很快就迎来了人生的一个很大转折。

那個年代，村里人结婚早，20岁是正常的结婚年龄，二叔的伙伴们陆陆续续娶了自己喜欢的或者不喜欢的新娘子。那天是飞燕她三爷家的小儿子结婚，新郎官一直闹着不肯娶，说是嫌新媳妇长得不好看，嘴巴太大，还是个地包天。

飞燕她三爷硬是把儿子塞进了借来的桑塔纳轿车里，把他赶进迎亲的队伍里去。后来人们闹起笑话来总是说，她三爷是“赶鸭子上架”。

因为二叔长得白白净净，还有点帅气，迎亲的队伍里自然是有他，他一度是我们村的门面。女方家有钱，自然也有好酒，不免三杯两盏地喝多了。没人具体记得二叔那天究竟喝了多少酒，反正没有到了趴下的程度。

媳妇接回来后，当然要闹洞房。小伙子们把客厅的门用身体堵得严严实实，里三层外三层。新郎抱着新娘往里挤，挡着门的小伙子“哟哟”地喊着号子，新郎一使劲，他们就发出一片欢呼声，假情假意地挪腾一下身子。看似这堵人做成的门终于松动了，新郎就会乘胜追击再次冲上去，却仍然是密不透风的墙。

如是几次，新郎就会疲累，终于抱着新娘要做最后的冲刺了，人做成的门却赶在他们冲刺之前，像大坝开了闸。二叔作为大坝的一员却反应晚了，这不能怨他，怨他身后的人反应晚了，新郎抱着新娘径直冲到了二叔身上，然后三个人又一齐压在了后面那个人身上。后面那人正是村长家的老三。

“妈的，眼瞎了吗？”村长家的儿子拳头眼看就要抡上二叔的头，一场争斗在即，但是眼明手快的伙计们早就把我二叔架出去喝酒了。

新娘进了婚房后还需煞费苦心找她的红鞋子，不过这份热闹都是女孩儿们的事了，男人们都在外面喝上了酒。

这本是一场村里再正常不过的婚礼，这场婚礼也许并没被几个人记得。但是这场婚礼过后，二叔却让很多人无法忘记了。

新婚的第一天，新娘的一声尖叫划破了村庄的黎明破晓，也揭开了二叔人生崭新的一页。新娘一大早起来扫满地的瓜子皮，当她掀起床单扫床下的瓜子皮时，赫然看见一个男人正在酣睡，她的第一反应就是吓得尖叫。

也许她不叫就好了，后来人们讲这些故事的时候，总是这么感叹，然后就有人适时地插话，感叹着这个女人的无奈，唉，她要是不叫，人们会觉得她和老二的确有一腿。

是的，床底下那个人就是我的二叔。二叔被新娘的尖叫吓醒了，新郎把二叔拽出来时，二叔不知道是睡得迷迷瞪瞪，还是被吓得迷迷瞪瞪。总之，从那之后，二叔经常是这样迷迷瞪瞪的。他可能需要用一辈子的时间来思考，自己为什么会在别人家的床底下。

新郎一家把二叔绑到村委会，村长给二叔上了整整一天一夜的教育课。教育课非常有效果，二叔从此再没有参加任何一个人的婚礼，再也没做过任何人的伴郎，甚至终其一生再也没有做过新郎。

二叔长得帅，有点文化，不适合在村里种地，于是进城去打工。刚进城后，他好像是在一个印刷厂里打工，干了不到两个月;后来又在一个理发店里做学徒;然后还在一个饭店里当过跑堂的。再后来听说，村长家的老三，头被人打破了，住院缝了好几针，听说出院后，这个纨绔子弟变得有点呆傻。然后我二叔从此就消失了。

爷爷奶奶日渐苍老，尤其是在二叔消失的这几年里，爷爷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扛着锄头，走在田间小路上，爷爷的脸上挂满了心事。

在一个秋风扫过落叶的季节，二叔回来了，还带着一个模样很是端庄的女子。大家都凑在一起议论纷纷，老二在外面骗了一个女子。这个女子是云南人，还有人说这个女子是马来西亚人。总之一定离我们这里很远，不然凭二叔那样的名声，哪里能讨得下媳妇。

二叔这一年二十五岁，风华正茂，正是婚嫁年龄。病恹恹的爷爷也好像一下子健康了起来，似乎从前并没有生过什么病，他和本家和村里的乡亲们一起张罗着儿子的婚事。

婚礼那天，秋日的艳阳高照，二叔和新娘子穿上一身红衣拜堂。隔壁家的土坯墙上却跃下来几个人影，那是几个穿着便衣的警察，讯问几句后，二叔就被戴上手铐带走了。

眼明手快的老人赶紧张罗了一只公鸡，脖子上，鸡爪上系上红布条，塞给新娘，新娘被推着搡着拜堂成亲，和一只肥硕的大红公鸡度过了漫长的洞房花烛之夜。

第二天一大早，爷爷出来扫院子，看见自家的木头院门敞开着，新娘在凉风习习的早晨跑了。爷爷晃了晃就倒在地上再也没站起来，爷爷突发脑溢血。出院后，他整日躺在床上，吃喝要人喂，屎尿要人倒。

六个月后，那个新娘偷偷溜回村里。趁着大家都在地里，家里没人时，她给炕上放了一个襁褓，又不见了。众人知道了都纷纷跑来看，一会儿说，和老二的嘴巴有点像呢。一会儿又说，这老二又不在家，这娃来历不明，不能留。

奶奶把襁褓中的娃娃抱在怀里，端详了一会儿，终于放心地哭了，这眉眼，这嘴巴，连这小鸡儿，都和二娃小时候是一样一样的。她趴在爷爷耳朵边，说，这是你家的种呢，是你笙儿的娃。爷爷嗯嗯啊啊了几声，流了几滴浑浊的老泪。没几天爷爷就去世了。

三年之后，二叔服刑结束，像迟到的学生走进教室，众目睽睽之下，故作淡定地回了村里。他再也不复以前帅气的模样。吃了几天牢饭的人，变得更加白皙，就像村里的女子坐月子似的那种白，是那种因为不见阳光，缺少身体锻炼的白。他越发不爱开口，只有在谁家红白喜事的酒桌上，二两酒灌进肚子里，才能看出他不是一个哑巴。

也只有在酒后，他才会想起那个娃娃。娃娃已经三四岁，整天就知道吊着鼻涕，光着腚在乡村飞着蜻蜓的小路上捉蚂蚱，或者和一群小朋友往一堆土上撒上尿，美滋滋地和泥巴。

那天二叔把那个娃娃抱在怀里，亲了又亲。一定是酒气熏人，胡子拉碴扎得那个孩子疼，孩子就踢他，在他怀里哭闹不止。红着眼的二叔把孩子放下来，孩子撒腿要跑，二叔拎了孩子的一只胳膊，把娃娃的整个身子提起来，抡在半空里，画着圈圈。

夕阳的火光里，那个孩子就像一簇挥动着的小火苗的影子。路人把孩子从二叔的手里抢下来，给了奶奶，奶奶紧紧抱着孩子，骂二叔是个六亲不认的魔鬼。二叔拿着酒瓶子，腿软软地站不稳，嘴里含糊不清，我有亲人吗？孩子在他手里終究是活不下去的，二叔又在一次酒后，把娃娃扔进了水缸。

我长大后，问过奶奶那个娃娃最后的结局，奶奶说送人了。我却坚持说，肯定是被淹死了。善良的奶奶不忍心说出“死”这样的字眼。她骂二叔时，骂得狠，但总是流着泪。

二叔从牢里出来，什么活儿都不干。日上三竿，村里老人都去地里干活儿了，二叔仍旧在床上睡得昏天暗地。家里水缸没水了，奶奶说，去挑桶水回来，二叔就说，你不会去挑吗？该收麦子了，奶奶说，去把地里割好的麦子拉回来，二叔蒙着头说，不去，要那些东西干啥？奶奶气急了，就会拿笤帚打二叔，二叔把头往奶奶手底下钻，你打呀，打死我吧。

姑姑在市里有点小脸面，托人给二叔找了个活儿，在一个旅游景点当管理员，干了两年，竟然混成了合同工。他具体干些什么活儿，我没大听他们详细说，反正每月按时领钱，糊口绰绰有余。

二叔自此迷上抽烟喝酒，也更加不听奶奶的话。

奶奶说，你都三十多了，娶个媳妇儿吧。

二叔却顶撞，要娶你娶，我不要。

眼看都要35岁了，在村里，男的35岁还娶不到媳妇，意味着这辈子就要打光棍了。奶奶着了慌，一直央求着爸爸和姑姑，你们的亲弟弟，你们能眼看着他打光棍。

于是爸爸和姑姑四处托人给他找媳妇儿。邻村有个女的，36岁，带着个十岁的男娃，人长得不赖，也勤快。前面那个男的出车祸死了，一年多的时间里，她没心思再找。如今听说这个男的有份还算靠谱的工作，每个月有点固定收入，也有点文化，她觉得她和儿子以后的生活能有保障。

于是两家约好见见面，见了一面双方觉得行，二叔也不抗拒。正好赶上秋收季节，女方娘家有三亩玉米要收。

爸爸和姑姑说，她家就这一个女儿，你要是觉得人家行，就去她家里帮忙收玉米。去了勤快点，多干点活儿。二叔倒也听话，在某一个早晨，踩着中秋的露水，拎了二斤猪头肉，屁颠屁颠上门了。

在地里掰了一天玉米，晚上女方她妈妈把那二斤猪头肉切了，还做了些其他的菜，她爸把家里存了几年的好酒也拿出来了，爷俩喝了个饱。二叔喝多了，倒头就睡。

第二天，老爷子早早起来要上工，二叔还在睡。老爷子觉得自己挺有本事，把未来女婿都给喝趴下了。等中午他回来时，看到未来女婿还在睡，于是打发女儿叫醒他吃饭。

吃完饭，老爷子说，不休息了，直接去地里。

二叔却说，不去了，玉米叶子太扎人。

老爷子也就作罢，别把未来女婿扎出个好歹来，就让他在家里晒玉米。

二叔把屋檐下面的带皮的玉米棒子都摊在院子里，又去睡觉了。

没想到那天下了阵雨，他们从地里匆匆跑回来，浑身上下湿漉漉淌着水。院子里的出水口被玉米堵上了，水都堵在院子里，一地玉米棒子在水里打着旋儿。

他们进去，看到二叔四仰八叉躺在床上，鼾声如雷。老爷子气愤之极，拿起擀面杖退后二尺，就要打上去。

她妈挡住说，别打出个好歹。问问闺女，这样的人，她要不要跟，毕竟能吃公家饭。

闺女已经不是二十多岁的物质女孩，她说以后过起日子来，难免不合。

于是他们把二叔叫醒，做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好吃好喝伺候着。到晚上又给他割了二斤猪头肉，打发他回家了。

我听一个远房亲戚说起这事时，远房亲戚摇着头一个劲地感叹，怎么能有这么懒的人呢。这桩婚事要是成了的话，多好的光景啊。

奶奶气得不轻，用院里的扫帚把二叔好一顿打。二叔冤枉地喊着，这有什么，我又没吃亏。爸爸和姑姑后来再也不敢给他牵线了，奶奶也慢慢放弃了给小儿子娶媳妇的念头。

二叔在村里本来是有些朋友的，但是自从那次婚宴上被人家新娘子从床底下打出来之后，他的朋友越来越少了。大家都结婚了，这样的人尽量避开吧，就算从小玩到大的朋友还想玩耍，但是新娘子都在有意無意地扇着枕边风。

除了永康。永康是他们这伙人里最穷的一个，即便如此，穷苦又老实巴交的永康也娶到了媳妇，是同村的一个同学。媳妇左手有点缺陷，小时候被开水烫过，食指和大拇指粘连在一起。只有去永康家，他们两口子不但不嫌弃二叔，还把家里最好的茶拿出来招待。二叔对他们也很大方，有时候去他家吃饭，也会带着几个小菜。

有一天，二叔突然失踪了，一起失踪的还有永康的媳妇儿。

一开始我们也不知道，电话打到爸爸这里，爸爸一脸呆愣。那时候，我们在市里卖肉，属于村里最早进城致富的那一批，我们在市里租着一个小院。一天早上，我妈一打开门，就看见二叔领着一个女人，站在我家门外，那女人就是永康的媳妇。

我爸和我妈吓了一跳，赶紧把他们迎进来，看着这对私奔的鸳鸯，很有些不知所措。我爸想马上给村里联系，被我妈挡住了，她说这是你情我愿的事，又不是拐卖妇女，你先别声张，看看情况。

他们两个就很踏实地住下了，他们总是半卧在沙发上看电视，二叔的右手从女人的背后穿过去，轻轻搭在她的右肩上。她的左手缩在二叔的左手里，二叔摩挲着她的粘连在一起的大拇指和食指。

他们趁我们不注意的时候，还会偷偷亲一下。但是他们哪里知道，自从他们来了，我的余光就一直在偷偷关注着他们的一举一动。那个女人的头发很长，很飘逸，总是散落在二叔的身上。眼睛不大，像两颗小小的花生粒，虽然熟了，但是营养不够。他们什么活儿也不干，那时候的卫生间还在院子里，他们都是跟着一起去的。就像我平时玩的橡皮泥，两种颜色的橡皮泥混在一起，真不好分开。

我妈给他们煎了我爱吃的南瓜饼，煮了紫菜蛋花汤。年底，猪肉市场大好，我们还要去市场上。我爸本来要把我留在家里，我妈却示意把我带走。

我们到天黑才回来，他们已经睡下了，冰箱里所有的熟食一扫而光，幸亏我在夜市上吃了肉夹馍，要不就得饿一整夜。

第二天我妈一大早起来蒸了包子，他们还在睡。晚上回到家，包子也都吃光了。后来几天我妈就不再做饭了。临近年关，市场上确实很忙，再说就算做了，也吃不到我们嘴里。

用我妈的话说，这对祖宗待了有一个礼拜左右吧，说要走了。临走时，二叔给我留了一把木制的枪。那时候，我的玩具并不多，这把枪我着实稀罕了一阵子。

除夕，我们回老家看奶奶。奶奶老了很多，灰褐色的头发稀稀拉拉，脸也比以前消瘦了。奶奶一只手拉着我的手，另一只摸着我的脸，我靠在奶奶的怀里像个小猫，我们还像小时候。只是奶奶的手不再像以前那么温暖了，手上的肉少了，那些老茧就像树上长出了刺。

奶奶哭着问我姑姑，笙可怎么办？

姑姑摇头叹息着。

就在这晚，大年三十，二叔回来了。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中，二叔推门进来了，却是一个人。爸爸问，你领的人呢。

回她家去了。

回娘家了还是永康家。

过年呢，当然是和她孩子男人一起过啊。二叔似乎很明白事理呢。

你还知道人家有男人有孩子。拐人家做什么？你拐就拐了吧，这又各回各家是什么意思？

身上没钱了。过年呢，外面的饭店也不开，没地方吃饭。

我们都以为，二叔这一次又得吃官司。姑姑头疼地说，又得丢这张老脸了。我们都等着永康找上门来讨伐，没想到永康却说，媳妇回来了就行，她说以后再也不这样了。笙也是我唯一的好哥们，就这样吧。

我们家过意不去，给了永康家一千块钱，说是给孩子当学费。

村里的人又戳了我们家一阵子脊梁骨，“朋友妻，不可欺”，这话我以为就长在书上，没想到也能发生在我们家里。

二叔也不再去永康家了，他和永康媳妇之间有没有爱情，我们真的不知道。有时候我希望他们之间爱过，只是迫于道德伦理，他们不能在一起。我希望二叔贫瘠得荒漠一样的感情世界里，也曾长出过一只嫩芽，我希望他有过爱情。

二叔不再去永康家之后，却串起了别人家的门。别人也开始不再像以前一样防着二叔了。慢慢地我也听说了，村里流传着一个新鲜事儿，二叔那方面不行。

在村里，一个男人，如果那方面不行，别人看你的眼光就怜悯了很多。所以二叔曾经做过的龌龊事，好像一下子就被人原谅了。他去任何一个朋友家的时候，别人也就不好意思表现出闭门谢客的意思了。但是二叔也不白坐着，临走，他刚刚打开的那盒烟，一定放在朋友家的桌子上。

有几次，有人家办红白喜事，爸爸和妈妈带着我去。我在他们家里会看到二叔，二叔坐在客厅的木凳子上，和众多人一起喝着茶，抽着烟，我倒觉得他真正常，终于和别人一样了。他聊着天，经常会聊着聊着就咳嗽起来。咳完了就端起茶喝，放下茶杯也就不聊了。

后来我还见过他几次，他的食指和中指夹着烟，烟一直在燃烧，很久他才吸一口，这一口却几乎把整支烟吸完。

他最常做的就是一边聊着天，一边不停地做着弯腰的动作。他总是跷着二郎腿，腰像虾米一样弓着，两只胳膊肘支在大腿根部。这个姿势本身就是一个蜷曲的样子，但是他还是把腰更深地弯下去，又直起来，弯下去，又直起来。当然这个直，不是我们平时那样的直。他手里的烟，也跟着晃来晃去。根据我仅有的生理知识，我觉得他一定是得了前列腺炎。

有时候，我们会坐在一个桌子上吃饭，他问我学习怎么样，身体怎么样，我都含糊着，不和他交流。他总是给自己添一杯酒，一口喝完，咂吧着嘴，说，这小子，长大了。

匆匆吃完饭，我就跑了。和他同在一个空间里，我都觉得不愿呼吸。

后来我上学，看见他的机会越来越少。我几乎忘掉自己还有这样一个二叔。我甚至希望飞燕，希望我的同学们都忘记我有这样的二叔。

时光就像阳光，会照耀你，让你在某个阶段顺风顺水，自带光环。就像我和飞燕在初中最后的时光，我们被圈在幸福的光环里，转晕了也不自知。

它也会溜，会躲，对你全然不顾。你的人生從此蒙上阴翳，你一直躲在下雨天的树底下，湿哒哒的雨滴从沉沉的绿叶子上掉下来，随着“啪”“啪”的声音，你的身体变得越来越湿，越来越沉。你倾倒在地上，蜷缩在雨水和泥土里，渐渐地和那些掉落的叶子一起腐烂。

我们都需要长时间的阳光照耀，照遍身体的每个角落。它随着时间，流经我们岁月的每一条河流。这样，每次回想往事，记忆里都会有阳光。我觉得我是被阳光照耀的，无比温暖。

忽然有一天，爸爸说，回老家吧，你二叔没了。这是个插曲，是晴天里偶然一次调皮的阵雨。不过有时候，阵雨也是能把人浇透的，因为我们可能对阵雨没有任何防备。

祭完灵，我一直待在二叔的灵堂里，没人需要我这个假儿子做什么，也许大人们忙得忘了我吧。我渐渐地困了，躺在玉米秸秆铺就的地铺上，我琢磨着九月份就可以上高中了，我还能不能和飞燕在一个班。

灵堂外面传来阵阵低语声。

笙命苦呀，身体有了问题，咱就治，治不好再说。我看他从来没有治过。

咋治呀，治了是一时的。还会再犯。

本来得病死了也不为过。可是你看他弄的，死了还让人说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