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婉婷

通览本月中短篇小说，有两点印象不可忽视：其一是小说题材方面的当下性与即时性。除了传统现实主义题材，诸如扶贫、疫情、贪腐、养老等社会性热点话题，在大量作品中得到不同程度的回应。这一特点固然基于作家对社会现实的观察，反映出当下中短篇小说对社会现实较高程度的参与甚至是对某种时代共振的追逐，同时也不难看出部分主流期刊在选择发表篇目时于倾向性之外不得不作的“任务性”考量。其二是许多现实主义作品在整体上陷入一种过熟的庸常。正如此前评论家所说“文学正在进入一种稳劲常态、不无惯性的书写”，尽管一些小说在外观形态上看不失为成熟的写作，修辞与技巧的布控也指向所谓纯文学的审美标准，然而故事本身却始终缺乏某种内在的穿透性力量，一种艺术的感召力或言刺点的发掘。

米兰·昆德拉说“认识，是小说唯一的道德”，那么我们要思考的是在本国文学传统与历史语境下，小说要认识的是什么？昆德拉所提及的那种模糊暧昧的小说智慧以及与共同精神相背离的小说精神，并不是要将小说与时代和现实剥离，而是突出小说艺术的主体性。当下创作已步入熟龄阶段，小说在时代素描和孤独自赏间找寻平衡的同时，又要如何提炼现实敏感与人生刺点的可能？

至今仍在全球蔓延的疫情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已经到了任何人都很难忽视的程度，文学必然也要对此作出回应。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回应？疫情经验对不同个体而言真实的意义究竟为何？具体经验的特殊复杂性中有无共通之处？小说《父子》《如我是闻》（《北京文学》2020年第12期）、《老师和学生》（《当代》2020年第6期）、《黄豆开门》（《芙蓉》2020年第6期）等作品共同关注到了新冠肺炎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直接影响，作家站在幼小孩童、罪犯亲友、城市返乡者等不同视角诉说着各自的认识和体验，演绎特殊境况下小人物的悲欢与丰满，但基本上都是对疫情经验的直接描摹。其中，丁力的中篇小说《父子》因其“夹带私货”反而具有动人情感。故事从退休干部丁子上疫情初期的旅行开始讲起，中心事件是丁子上调动全部资源终于让儿子导师负责的实验室落户深圳，却终究没有如愿让儿子来到身边。作家将疫情、武汉等关键词和社会事件编织进人物的家庭关系与行动契机，核心却是隐忍深切、苦涩难言的父子关系和对深圳文化的隐忧反思。不可否认，丁力从自身经验出发所刻画的父亲形象具有相当的典型性，早年因事业远离家庭，待到晚年试图弥补而不能，几番折腾到最后一场空的结局背后是难掩的遗憾和失落。此外，故事从侧面发掘出了当下一种潜在社会心态动向——中国父母希望将独生子女留在身边的普遍心理，经此一“疫”势必会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加深，构成亲子关系新的焦虑点。

同时这篇小说蕴含了当下疫情书写的一种创作启示：当作家试图捕捉这场疾病在人类身上投下的暗影，经验的分享并不必然导向观照对象与主题思考的限制，小说毕竟不是报告文学，相较于现实临摹更重要的是对内在经验的烛照。因此，有时候作家将疫病推至背景或故事一隅，达成一定距离外的观察，反而更能直击生命本质性感受。孙睿的《戈多来了》（《当代》2020年第6期）讲述了“我”与胖子、小茂因考研电影学院导演系而相识，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相伴逐梦、各自沉浮，走过人生一段艰涩而纯粹的时光。这部以先锋艺术形象命名的小说，实则用极具现实感的笔触记录了三人的命运起落和人生走向，其中包含了作者對诸多问题的思考。小说的中心人物胖子出身名校医学院，事业前途一片大好之时却突然辞职投身电影导演梦，十次考研十次落榜，期间筹拍处女作夭折，最后回到老家做公务员。回顾胖子的经历我们不能不说这是一个西西弗斯式的人物——耗尽全力而无所得，我们不知道这是否是他因“热爱尘世而必须付出的代价”（加缪），但胖子的决心和勇气确实源自一种“向死而生”的信念：当年还是年轻医生的胖子曾在“非典”时期被抽调至小汤山医院，日复一日的恐慌与绝望中“他开始问自己，如果明天他就死了，最大的遗憾是什么？每次他的回答都是自己没能拍一部电影，而不是还没交过女朋友、还没好好孝敬父母什么的。”对胖子而言，业已远去的“非典”记忆正是他人生的刺点。死亡不仅重启了有关生命意义的思考，“他发现这些从生死线上走过一遭的人在健康后都做出同样的选择，改变了过去的生活方式，开始做自己认为真正有价值的事儿”，更牵涉到价值的重判和人生的选择。当胖子昔日的本科同学都已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胖子在日记本写下“我要去拍电影了，你们将望尘莫及”聊以自勉，却也在“我”的杀青宴上醉酒流泪——我们不禁犹疑，是否失败就真的意味着《等待戈多》中的那句台词nothing to be done（什么也没有干）？

小说采用三线并行的方式推进，“我”和小茂的命运轨迹恰与胖子形成对照。叙事者“我”似乎是三人中最幸运的一个，顺利考入电影学院后不断磨炼成长，平稳步入梦想中的职业殿堂并与相恋多年的女友结婚，却在胖子离开后不久陷入职业与家庭双重危机和倦怠。三人中最年轻聪明的小茂和胖子同样的时运不济，几次未考中后就一直从事电影周边工作，看似曲线救国却渐渐泥足深陷难以自拔，“小茂也深知想要的是豆腐，越往磨盘里放高粱，磨出来的越不是豆腐。但磨盘停不下来了”。二人的境遇同时也成为整个电影行业某种缩影，预示着资本裹挟大环境下电影人愈发初心难守，故而小说一开头，颇有名气的导演兼老师将电影比喻为可能永远不会到来的“戈多”。“戈多”是什么？小说提供了多种解读的可能。但无论“戈多”的涵义几多，其本身就象征了一种悬置和未知，生命即是一场循环往复、永不停息的等待，在“彗星出现，狂风乍起”之前所有人都只能作困兽之斗。小说结尾，因为“非典”支援小汤山而与梦想失之交臂的胖子，十七年后再次驰援武汉，所谓的“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的超拔可以看作是作者试图为胖子寻找的答案。最后“我”找出当年三人共同许诺的凤凰烟花，主动修复濒临破碎的家庭关系，整个故事在明亮的烟火和希望的召唤中收束。作者似乎过于急迫地想要为小说奏下一个激扬的尾音，却从侧面印证了胖子的孤独——“他只是这个梦境中的一个过客”。关于结尾回归性的设定可以理解为生命的和解，抑或是向主旋律靠拢的表达，若按后者角度来看，以上两个中篇皆应为此类“应制之作”的优秀代表。

当我们谈论经验分享时通常指向某种现实主义，梁宝星创作的科幻小说《情人2020》（《芙蓉》2020年第6期）却用唯美诗意的语言弹奏了一首人机相恋的生命终曲，看似完全脱离客观现实的情节设定，却触及了此次疫情经验中最关键的问题——精神的创伤与救助。“情人”是主人公“我”为自己的机器人取的名字，作为2020年临时推出来的第一代产品，它们是为了帮助在灾难中受到打击的人走出困境而生产的。故事发生在疫情后的第七年，情人已经因老化而走向“生命”的终结，“我”为延续情人的寿命而四处奔走，求助无望后与之相伴度过最后的时光。小说在主线外穿插的一条支线交代了“我”在2020年的这次染病，肺炎不仅严重损害了“我”的健康，更让“我”陷入被遗弃的孤独绝望，以致多年来过着离群索居、自我放逐的生活。从某种意义上，“我”与昔日恋人李巧儿都是精神创伤受害者，李巧儿在恋人失踪后一直未嫁，再度相遇已是人老珠黄、举止粗俗的修理匠，唯有闯入的机器人小孩暴露了其内心深处的孤独和女性的柔软。而“我”之所以一直不肯放弃对机器人的抢救，除了难以确证的爱情，更是为了“那段岁月不可能这么轻易就被遗忘”而留下凭证。

小说唯美怅惘的意境除了得益于诗化的语言，还有自然环境的烘托，“丝丝的乌云在海上漂浮，夕阳余晖透过云的间隙落在身上。这片海域在城市的西边，到处都是被海风和海浪挖出来的巨大石头，石头的缝隙里长出了茫茫芦苇”，“太阳尚未出来，海雾浮在岸边，天空堆积着乌云。那层淡淡的蓝色的光从海水深处浮起，浮出水面，把海雾染成紫色”，画面荒凉而富有诗意。在这个游离人世的时空里，“我”和情人在天地间自由地行走、采摘、交媾，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伊甸园中的亚当和夏娃，遂将思绪引向带有宗教性的生命原初的思考。谈论机器人的死亡是无意义甚至是荒谬的，然而情人还是对自己生死作出辩证性的思考：“七年前，那场传染病，感染了几十万人，死了上万个，于是我们这一代才被赋予了感情，被赋予了生命，虽然是带着指令的生命，那也难能可贵，是死亡给了我生命，现在是生命让我拥有了死亡”，最后在对自然万物宇宙生命的感知中情人耗尽了残存的电量。小说笼罩在宗教的氛围里，情人却拒绝宗教许诺的往生，面对我对来世的祈盼，情人只是冷冷回应“可惜生命只有活着的时候是有意义的”。显然当人工智能发展到极致，面对死亡和宗教的不同理解仍然构成人工智能与人类某种本质区别。

“情人”的抢救之路贯穿着作者对科技的反思。根据小说的设定，情人尽管没有精密先进的构造和外观，却因芯片的情感代码而获得了“生命”体验，这种创造的潜在风险也成为它无法获救的根本原因。拥有了生命的情人为“我”带来真实的安慰和陪伴，尽管这陪伴同时也造成了另一个人类的孤独。主人公在机器工厂见到仿生技术与人工智能的飞速迭代，真实与虚幻的混淆同时也造成其巨大的恐慌和焦虑。科技发展到今天，诸如以上种种人性与伦理思考和探索依然是科幻文学作品永恒的母题。梁宝星的这篇科幻短篇同时涉及了新冠肺炎与人工智能，核心是生命与死亡的探讨，小说在诗意的氛围下表达出深切的现实思索与人文关怀。

《青年作家》第11期的两篇小说，米来的《世界尽头》和熊启德的《江城子》，虽然没有聚焦此次新冠疫情，却同样将目光投向了共通的灾难创伤经验，尝试为其寻找疗愈的可能。《世界尽头》围绕三个经历不同却又命运坎坷的母亲，以三角形的结构展开叙事，勾连三人命运的除了各自的不幸，还有身处苦难仍然伸出的援手。秦简和刘莲身上集中表现出创伤者尽管痛苦却不愿接受怜悯的矛盾心理，小说将地点设置在异国他乡，正意在加速打破人物的自我封闭和区隔，推动沟通与理解的发生。结尾一幕，压抑许久的创伤终于得到释放因而格外动人，当秦简伴随刘莲夫妇再次回到好望角的海边，嘶哑的呼唤召来了一群海豚，如亡灵归来发出响亮而悲鸣般的诉说。“世界尽头”既是飞机失事、永失所爱的绝望之地，同时也是化解隔膜、敞露心扉的重启之门。与《世界尽头》的温情伤感截然不同，《江城子》一开头即被一种悬疑诡秘的气氛所笼罩。“无梦的一夜，醒来万事无常。王常友决定去杀一个人”，故事在巨大的悬疑下跌宕起伏，起承转合，在无赖王常友、交警金老二、碰瓷对象任易菲三人的紧张对峙中达到高潮。真相不期而至，曾经羁绊深刻的三人彼此相认，为杀人故事的结局带来强烈的戏剧性效果。除此之外，作品还书写了汶川地震、碰瓷、医闹等社会问题，但表层包裹下的内核仍然是创伤者的情感和欲望，王常友无目的的杀人冲动源于对创伤的长期压抑，是其在“无物之阵”徘徊游走过久之后爆发性的抗争。《世界尽头》将人物置于地理上孤绝之境，以“相互依偎，相互取暖”实现彼此的救赎，而《江城子》则在小人物的绝望和自毁中寻找突破的生机，“生生不息，绝处逢生”亦是一种深渊中的仰望。

2020年8月24日，《波士顿评论》刊载了一篇题为《2020年的存在主义转向》（2020's Existentialist Turn）的文章，随着“新冠”疫情在全球的蔓延，存在主义思潮似乎重回人们的兴趣视野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作者卡門·李·戴奇对2020年重新兴起的“存在主义热”进行了评论。卡门认为，存在主义对人类脆弱性的敏感正是“新冠”肆虐语境下得以流行的原因，混乱失序的社会激化了人类对偶然性世界的掌控欲望，而存在主义者却认为“难道进退失据本身不正构成了人类之生存的依据？”这种由生命不确定性与试图掌控之间构成的张力和矛盾，在本季的大量作品中有所表达。

《在渡船上》（《天涯》2020年第6期）是一篇具有先锋特征的小说，一艘即将靠岸的渡船上，当代人与一个可能是穿越了时光的“古代人”相遇了。船上播放着的海难的电影，和这艘有了某种莫名遭遇的渡船形成了互文与暗示。茫茫大海之上，方向不定、失去信号的游客们陷入某种不安，那个突然出现的“古代人”，好像是一切问题的关键。故事似乎在此处陷入胶着，作者唐克扬并不急于揭晓谜底，当渡船即将靠岸，所有人都急不可耐地追问这个奇怪的男孩，得到的回应是一个含混不清、似是而非的“家”字，似乎唯有“归家”才是迷失于时间之海、不同时代之人共同的彼岸。相比于前者将空间作为意义的终点，邵风华《喂海鸥》（《雨花》2020年第11期）通过回忆的错觉，对时间的可靠性发起讨论。小说倒叙了多年前“我”与初恋的一段重逢，初恋因为女儿生病而有求于“我”，我们交换秘密和身体却止步于此。多年后两人再次相见，男人忽然发觉那次因重逢而勾起的青涩甜蜜不过是一场温柔交易，误会的开解使得珍重的思恋化作虚无。主人公只能在喂海鸥这样纯粹的独处中才能得到纾解，“是的，只有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才像是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同一个时空之中。昨天的我已经死去，连同那个晦暗不明的过去。尽管时间周而复始，但属于每个人的总不尽相同”。同样强调生命此在性的还有曹勇《肇事者》（《黄河》2020年第6期），这篇小说的基本情节与万玛才旦的电影《撞死一只羊》极为相似，只是电影里宗教的崇高与生命威胁的紧张，被浓烈刺鼻的脚臭所取代和消解。故事并未拥有如电影那样的后续，最后一幕是主人公“牛建军载一车脚臭味，跑得惊慌失措”。荒凉狭长的公路、漫无边际的黑夜，未知生死的杀人者共同构成了一个典型的悬置时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渺茫，唯有生命的此刻才有意义。而小说《清白》（《当代小说》2020年第12期）更是借助意外死亡者妻子疯狂追责未果表明，尽管人们在失去的时刻总是想要拼尽全力抓住什么，但实际上抓住的只能是荒谬和虚无。

当然，并非所有的人都执念于某种终极的答案，有的时候人们在看到真相后反而选择继续沉溺虚幻。与其说他们在真实和虚幻中迷失，不若说是现实的境况过于尴尬与残忍，以至于他们清醒自觉、毫不犹豫地做出了选择。小说《市声》（《山东文学》2020年第11期）与《在徽州》（《上海文学》2020年第11期）分别描绘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精神困境。一位地下网咖的工作者在语音聊天室爱上了声音温柔、在奶茶店工作的女人，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街上听到了聊天室里熟悉的叫卖声而前往相认，结果当然不出意外一无所获，直至他回到聊天室才再次听见那个心动的声音。无论是梦境的窘迫还是相认的失败，都是男主人公潜意识中胆怯卑琐心理的显现。现代网络通讯的技术或许曾为寂寞的心灵带来某种抚慰，然而这种滋生于虚拟世界的情感和欲望本身也暗含虚妄，因而只能被永远封印在网线之中“见不得光”。文珍的《在徽州》是一篇以第一人称限知性视角记述的梦呓录。“新冠”疫情为影视行业带来冲击，年轻美貌的龙套女演员一面庆幸自己已然抽身嫁人，一面在徽州古床的旧梦中发现了未曾消失的压抑和虚无。叙事者在回忆与梦境中交错徘徊，梦里自己是嫁到古宅的新妇，却总是在某些相似的情境节点上闪回从前剧组龙套生涯，大梦初醒面对着根本不爱的富商丈夫，她不由得感到自己的婚姻不过是另一场龙套。文珍用精致古典的笔调细致地描摹出徽州大宅女子日常起居，整个小说都笼罩在“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的诗意朦胧当中。正如《小说的艺术》所言“行动的悖论式性格，是小说的重大发现之一”，女演员一心想要逃出的职业带来的幻灭感而做出不无现实的人生选择，当走进之后才发觉此刻不过是另一出戏梦人生。小说所要认识的正是这些只有在小说中才能发现的事物，即便是在当下现实主义大行其道的文学语境中，小说在与时代精神同声相求之时，更不要停止探索共振之下个体灵魂的内在颤动。

本栏责任编辑：段玉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