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雷

三年级结束时，我的语文和数学两科成绩加起来还没有一百分。暑假，我被禁止出门游荡，母亲还让我把暑假作业做三遍，否则就剥我的皮。

那天半夜，我被雨声惊醒。开始，我还有些睡意带来的朦胧，但随着一个炸雷响起，我彻底清醒了，再也无法入睡。躺在床上，满心只为着一件事激动：这么好的天气，我要去抓鱼。我并没有大雨夜抓鱼的经验，但是我听人说过，夜里雨越大，鱼越好抓，因为这样的天气，鱼会乱撞，会贴边，抓鱼就像吃鱼一样简单。但我还是犹豫了一会儿之后，才摸黑穿了简单的衣服，下床，披上雨衣，赤着脚走出门。

我们家没有网，西邻安文家有一张三角网，网竿还是我父亲给装的。这种网我们那里也叫捅网，从水边贴地往里捅就行。但是安文家的院门，我是肯定不敢叫的。不过，安文住在他家厨房边的小房子里，后窗就开在我家院子里。我从安文开着的窗户跳进去，他睡得猪一样香，我弄了半天才把他弄醒。但是他很扫兴，不愿意跟我一起去。我扛着网从他家大门出去的，他闩门时还哈欠连天。

从安文家往西，还有一户人家，这户人家门冲着生产队的大塘。大塘南北长东西短，东南角有一个小闸口，据说水太多的时候，就开闸向南排水，那里有一个向南的小水沟，水沟从西边过来，然后流到南头一条路旁，再向西流。水沟圈住的地方，靠近大塘不远，是一个高高的土台，台上有一座土地庙。不过，早就没有土地爷了，一间不大的空屋子，常年锁着门，从门缝里能看到一个高约一尺的土台子。

地很滑，泥泞总是顺着脚丫子往上蹿，脚趾抓地抓得累，我走到大塘边的时候，雨已经小多了，天地之间并非一团漆黑，而是灰蒙蒙的，雨丝闪着幽幽的亮光，就像一层又一层的透明帘子，把不远处的世界都隔开了。我向南看了看，连土地庙都没有看到。但我还是在心里暗暗乞求了一下土地爷，希望他保佑我能抓到很多的鱼。土地爷没有金身，不出力。水岸陡峭，下网并不容易，有两回，我觉得网一到水里，根本就不能贴着土，直接就飘到了水面。我本来是想向北走的，但经过几次空网之后，我决心向南走，走到南面的小水沟里。我认为，活水里，不知从何处来的鱼可能更多，可能会小点，但小点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只有一把捅网，又不是撒网。撒网才是捞大鱼的网。

能看到小闸口的时候，我发现它变成了一座拱形桥，而不是以前那样和路面平齐。我想，这些天不准出门实在是少了看热闹的机会，修了小闸口也不知道。家里人也真是的，从来都不说一声。这种悲哀只是一瞬间，因为我闻到了巨大的腥味，不是土腥味，也不是水腥味，而是鱼腥味，比鱼腥还腥的腥味，带着一股寒凉之意。我想，一定是小水沟里的鱼太多了。我努力地想听到鱼在水沟里挤挤攘攘泼剌闹水的声音，但只能听到雨声，不大，絮絮叨叨，像个念经的老太太。

“你是要抓鱼吗？”听口音不像是本地人。虽然那时候我从没有遇见过外地人，但是那声音实在是太奇怪了。很生涩，好像是刚刚学会说话，但语气却很老道，像个老爷爷，很温和。我四处看了看，没有人。

“是我在问你。”我看见水面动荡起来，从水里伸出一个两股叉，粉红的，微微动着。但我还是找不到人。

“你人呢？”我问。声音尽可能大点。

“我不是人。我是蛇。”

“谁呀？别跟我开玩笑。我连一条鱼都没有抓到呢。”我以为是生产队的干部来了。我之前没有想过这个事。现在多少有些不好意思，所以又飞快地补充说：“我是到这边小水沟里来抓野鱼的。”

“你看不到我的头吗？还有我的舌头，在水里，我动一动给你看。”水里的两股叉缠在了一起。我往南边又看了看，原来那不是一个新修的拱形桥，而是一个蛇头，嘴半张着粉红的舌头伸在水里，两只南瓜大的眼睛正看着我。我一屁股坐到地上，而且，因为地太滑，开始向大塘里滑去，我想，完了，我要让它吃了，我一掉到水里，他就会把我吸到嘴里的。我看着天上的雨丝，它们打到我的眼里，我淌出眼淚，心想：一个鱼也没有抓到，就让蛇吃了。我想：父亲死都不会知道我会到蛇肚子里，他一定以为我是偷偷跑到外面玩去了。我的脚滑到了水里，水很凉，但是立即有一种比水更冰冷的感觉从脚心传来，伴随着一股巨大的力量，我呼地一下子倒着滑了上来，后来，看电影看到倒镜头，我就多次想到过这一刻。我坐定了，揉揉脚心。这时，蛇又说话了：“我的舌头是不是特别凉？”

“嗯。”我说。

“我没有恶意。”蛇又说：“你别怕我。”

“我不怕。”我说。我的外号叫傻子。我说：“我谁都不怕。”

“看出来了。”

“唉呀，我的网掉水里了。”我叫起来：“那是我借的网呢。”

网嗖的一下从水里飞到了我的身边。

我怀疑自己是在做梦。这不可能是真的。我知道青蛇和白蛇，但是它们并不大，而且它们都能变成女人。我知道一种蟒蛇，它们很大，但是也只有三丈长。三丈长的蛇，不可能有南瓜那么大的眼睛，小拱桥那么大的头。这太不真实了。

“你不怎么爱说话啊。”蛇说。

“我喜欢说话，可是他们都讨厌和我说话。”我不由自主地愿意和它攀谈。

“噢。”

“你是蟒吗？你有多长？”

“我不是蟒，我就是蛇，我特别长。”

“有多长，有三丈长吗？”

“我有十八里路长，你去过中岗吗？从安岗到中岗的路，全在我身上。”

“你真的不吹牛吗？”我不相信。

“我不吹牛，真的是那么长。”

“你在干啥？”

“我没事，出来透透风。”

“你在地底下吗？”

“离地面有三丈吧。”

“你平时就那样直着躺爬在到中岗的路下面？”

“夏天有的时候那样，冬天我也要盘起来。”

“你是龙吗？”我想起有句话叫“是龙也得盘着，是虎也得卧着”。

“没有龙，我就是蛇。没有龙。”

“那你就你一个吗？我是说，你有没有跟你一样的。你有没有爸妈兄弟姐妹？”

“没有。也许有，没有见过他们。不知道它们在哪里。”

“你没有出门找过他们吗？”

“没有，出门也没有地方待。”

“你真好，没有爹妈。”

“有爹妈不好吗？”

“唉。我也说不清楚。那你一个人是不是很无聊？”

“习惯了。我冬天一直睡，一直睡。”

“你有多大了？”

“不知道。反正我很老了。”

“你是从盘古开天地的时候就有了吧。”我知道盘古开天地这回事，但我不相信它有那么老。我这么说，有讥笑它的成分。但是它并没有在意我的讥笑。它说：“没有盘古，就像没有龙一样。”

“你今年多大了？”蛇问我。

“十一岁了。”

“虚岁吗？”

“嗯。”

“上几年级了？”

“秋天就上四年级了。”

“你上学可够晚的。”

“留级了。留了两次。其实，秋天能不能上四年级还不一定呢。因为我两门课搁一起才考七十多分。”我用一种无所谓的态度说。

“确实是太少了。”

“我不爱学习。我喜欢抓鱼。”

“噢。喜欢抓鱼也挺好的。”

“你喜欢干啥？”

“我也不知道。无所谓吧。我跟你们不一样，我动起来不太方便。我没事就瞎听听，瞎想想。”

“我也喜欢没事瞎听听瞎想想。”我觉得这条蛇的这句话说到了我的心里。

“你都想啥呢？”蛇问我。

“你都想啥呢？”我反问他。

“瞎想呗。想你们人呗。花草树木也没有啥好想的，它们千遍万遍就是重复，人有意思得多，今天你说这个，明天他说那个，一代人和一代人也不一样。”

“咋不一样的。”

“这要是说起来就太多了，比你学的历史书要复杂得多。比方说，春秋之前，你们这里人烟很少，一年也过不了几个人，还都是行路的，后来，到了唐朝……”

“这中间有多少年？”我不知道春秋是啥，但唐朝我是知道的，李元霸和程咬金都是唐朝的，但我觉得春秋也应该是个朝代。

“算了，我们还是别说这些了，这些都是历史，你还没有学过历史呢。”

“大鼓书里有啊。”

“算了，你就知道人是最有意思的就行了。我偶尔要是想点啥，都是在想你们的事儿。我自己又没有啥事儿。”

“就是，你这么大，谁也打不过你。”

“不是，不是，是它們不知道我。我也没有想过要和你们打。我要很长时间才出来一回，而且出来也不一定和人打招呼。”

“你多长时间出来一回？”

“也不一定，有时候每天都出来，有时候十几年一回。”

“那你不急吗？十几年才出来一回！”我觉得不可思议。

“如果你活了几千年，你就知道不需要着急了。”

“那你不出来，都在窝里干啥呢。”

“啥也不干，我能干啥呢。”

“那你出来都干啥呢？”

“就是这样待着，有的时候也到半空里耍耍，玩儿一会儿。”

“你能飞到天上！”我震惊了。我觉得自己一开始没有想到这一点，实在是太笨了。于是我又问：“你成精了？”

“没有，没有，我没有成精。我就是一条活得时间很长的蛇。”

“不可能，你都会说话了。没有成精的蛇，是不会说话的。”我觉得自己可不是那么好骗的。

“不是那样的。没有成精这回事。我就是活得时间比较长。我能说话，是因为我经常练习说话。”

“不可能。没有成精的蛇是不会说话的。”

“为什么蛇不能说话？”

“动物不能说话。”

“那鹦鹉呢？”

我一下子陷入了辩论的困境，十分尴尬。鹦鹉能说话，我是知道的，虽然我还从未见过哪怕一只鹦鹉。于是我狡辩说：“鹦鹉是鹦鹉，蛇是蛇。”

“我跟你说吧，说话呢，就是动舌头，然后搅动口腔里的空气，这样就能发出声音了。”

“可是你的舌头一直在外面啊。”

“我搅动的是外面的空气。”

“那你还是精，你说你会飞。”

“我没有说我会飞。”

“你说了，刚刚才说的。”

“我刚才说我到半空里耍耍。不过，你要说那是飞也不算错。”

“哼。”

“过去，我们说飞，是说鸟飞，就是鸟扇动翅膀，通过气流的运动，能在天上保持平衡。我的飞不是那一种，我是靠速度，也就是惯性，当然，也有气流的因素，类似火箭那种的……”

“听不懂。你在骗小孩儿吧。”我撇了撇嘴。

“你看，我不骗你。除非那些书是骗人的。我听人家说过，这叫空气动力学。虽然我刚开始进入天空的时候，并不知道。但是后来我知道了。”

“我就是不信。”

“其实，这里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空气的密度。晴天的时候，空气的密度低，我能升得高，但是留在空中的时间不长。雨天的时候，我升得不那么高，但是留的时间比较长。你想听听原因吗？”

“不想听。”

“嗯，你才上三年级，也听不懂。”

我感到一种巨大的伤心。自己居然被一条蛇嘲笑了，虽然它并没有笑。它好像一直都不会笑。它一直都是那样，既不高兴，也不生气。虽然它很不错，但我还是觉得自己应该回家了。我多少还是有些害怕它。想到这里，我又觉得自己应该感谢它，没有吃了我，还跟我说了半天话。于是我提出告辞，它说：“嗯，你还小，不应该一个人夜里出来，太危险了，刚才要不是我，你就掉水里了。”

我觉得它还挺会要情的，就不太情愿地向它道了声谢。它说：“好吧，我也要走了，我要到半天里耍一耍。”

“能背着我一起耍吗？”说完这句话，我觉得整个世界都安静了。但是，它并没有让我等太久，它说：“行啊。耍一耍呗。”

那天早上，当我睁开眼的时候，我看见我的母亲正满眼期待地看着我。她激动地咬着自己的嘴唇，眼泪滴滴嗒嗒向下掉，我吓了一跳，以为家里死人了。可是我爷爷早就死了，奶奶在大伯家——就算是奶奶死了，母亲也不一定会哭得这么真诚。母亲抹了抹眼淚，颤颤地，有些不太相信自己地问我：“好点没有？”

这话从何说起呢？后来我才知道，我有四天时间，魂不守舍，叫也不应，打也不疼，傻傻地，眼望着远方出神。我母亲在外面叫骂了一天，说是有人在扎我的小人。后来，我父亲请来了阴阳仙。总之，搞了一系列的迷信活动。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我只是记得我跟大蛇飞上天之后，当天夜里，天还没有亮就回来了。我清楚地记得自己睡了一觉，然后每天吃饭，每天做作业，虽然做得不顺利，但心里无限地甜蜜，时常还会回想起天上的时光，耳边响着呼呼的风声。

我的表情一定充满了恐惧，但是母亲并不因此而停止她的激动，她大声地喊着父亲的名字，说：“国富好了！”父亲的拖鞋踢里趿拉地响起来，我侧了一下身子，看见他一颠一颠地跑过来，脸上的表情有些急迫，就像八月十五去捉鸡杀，就像进入腊月后去抓猪杀。我心里一惊。我对他有一种不可遏制的恐惧，虽然有的时候，我对他也有一定的依恋。我并没有完全忘记过去，在我的记忆里，他曾是那样的慈祥和值得依赖，他总是用手背去蹭我的脸，因为他的手掌里是厚厚的趼子，比一百目的砂纸还粗糙。

我眼巴巴地看着父亲，他走到门口的时候，突然放慢了脚步，在热切地看了我一眼之后，连眼神都冷漠起来，脸上生动的焦急，变成冷漠，然后盯着我瞅了几下，就像平时端详一根有点弯的毛竹。他有些让我摸不着头脑。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我心里想：难道他们知道我夜里偷偷跑出去抓鱼的事了吗？

父亲说：“吃饭吧，吃完饭出去跑跑。”

然后，他叹口气，没有停留，就走了。母亲又擦了一回泪，问我：“国富，你想吃点啥？我上街给你买去。”

我记得很久很久以前，我生病的时候，母亲才这样问过我一回。所以，我觉得有些迷糊，觉得家里有些不太正常，我说：“我啥也不吃，我烧锅去。”

母亲又喊我父亲的名字，让他去到街上给我“买一张干豆腐，卷两根热油条”。父亲没有吱声就出了门，拖鞋趿趿的，母亲又说：“你自己也吃一套吧，家里馍不够了。”

吃过早饭，抹了抹嘴唇上油条的菜籽油，我又看看父亲。父亲对母亲说：“要不，让安文带着他？”母亲点点头。父亲就喊安文父亲的名字，安文的父亲说：“行，哪咋不行，安文要去打面，让他一块儿去就是。”

安文比我大两岁，开学就要上初中了。他是一个矮个子，虽然比我大两岁，但是我们的个头却差不多。而且，他看上去还比我瘦一点。不过，他的力气比我大得多。他拉着架子车，车上装着一麻袋小麦，后来在打面房里过秤时，我知道那一麻袋小麦是一百五十二斤。我跟在他旁边。从他家里出来，很快就到了小闸口那里。我看了看，小闸口还和往常一样，平平的，闸门露出水的那一小截，包边的角铁锈迹斑斑。

“你那天咋把网放到院子里的？我一点都不知道。”在说了一些毫无意义的废话之后，安文突然问我。

其实，网是大蛇用它的蛇信子，也就是它的舌头甩到安文院子里的。但是我没有办法直接告诉他。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秘密，打从那天我回到家里后，就一直想着要告诉谁。安文显然有点不够格。因为他平时有点忙，和我玩儿的并不多。我的两个哥哥也不够格，他们不怎么理我。我大姐更不用说了。

“进了院子，就放进去了呗。”

“我起来尿尿，看见院子门插得好好的，可是网已经在院里了。”安文看着我，好像是在向老师请教数学题。

“我跟你说，你不能跟别人说。”我忍不住想要把秘密告诉他了。

“你说吧。”他看着我，眼里掠过一丝怀疑，也许还有点恐惧。

“你知道最大的蛇有多大？”我得意地看着他问。然后我把那条大蛇身长十八里，以及平时睡在从我们安岗到中岗的路下这些秘密都告诉了他。

“你还没有好彻底。”

“我啥没有好彻底？”

“阴阳先生说你被蛤蟆精勾走了魂。”

“胡说。没有精。”

“没有精，你刚才不还说你见的那条蛇十八里长吗？”他不屑地看着我，好像是找到了我的自相矛盾之处。

“它就是一条大蛇，不是精。”我坚信大蛇的话。

“会说话还没有成精？”安文斜了我一眼，眼神里充满了同情，好像我真的是个傻子。比这更轻蔑的眼神我早就遇到过千百回了，所以根本就不在乎，我对他说：“不信就算了。我还准备哪天带你一块儿跟它叙叙话儿呢。”

“你自己跟它叙吧。”他笑起来，温和的嘲讽在他面前的空气里震荡，我能看到，但感受不到。我们恰好走在上闸口上面，我想象着大蛇趴伏在那里，我回忆着它的冰冷的粉红色的开岔的舌头，我想象着那条会用空气说话的舌头抽打到安文的脸上，安文会是什么表情。事实上，安文这个人是一个很不错的人。我父母都称赞他是一个厚道人。是啊。我大半夜里借他的网，他还要为此起来去闩门，仅凭这一点就能说明他人有多好。他家的麦都淘好晾干三天了，非得等他有功夫了拉去打面，也能看得出来，他家里给他安排了多少活。但是，他太不会玩儿了。所以，到了打面房后，在排队的时候，我就借口面粉味儿太呛人，离开了，我告诉他说：“我去找国强去。”

国强是我大哥的名字。他已经十八岁了。最早的时候，我和他睡在一张床上，他给我讲过很多神仙鬼怪的故事，我常做恶梦，母亲因此骂过他，父亲要捶他，但他还是在晚上偷偷地说，我害怕的时候，他就吃吃地笑。他初中没有上完，就不上了，在家待了一年多，现在搬到他师傅家里来，学打铁。

铁匠铺里有一股很难描述的腥味，当然不是鱼或者蛇的腥味，这种腥味要淡很多，但是它有一种无所不在的劲头，挥之不去的难缠劲儿。我去的时候，国强正在拉风箱，浑身的汗，亮亮的，就像被烫出来的水泡，他的师傅在一旁抽烟，也是一身的汗，我跟他师傅打了招呼，说：“俺表叔在忙着呢。”他师傅笑笑说：“哟，好了。”我龇牙笑笑，不置可否。国强扭头看到我，问我：“俺大知道你出来？”

“他让我出来遛遛的。”

“让你来找我？”

“没有。”我说：“我沒事来看看。”

国强不再说话，我也不说话，我站在炉子旁，炉火在白天也通红通红的，炉子上一块长方形的铁，像个小太阳，红得都快透明了。师傅走过来，把烟头扔到炉火里，烟头都被它噙湿了，但还是在瞬间腾起一小团不易让人查觉的火。师傅看着那一小团火，然后吐了吐嘴里噙烟时残留的烟丝，就用钳子把那块铁夹到了砧子上。国强站起来，晃了晃胳膊，然后就去拎起大锤，师傅也随手拿起一把小锤。国强抡起大锤准确地砸到红红的铁上，“铿”地一声，火花四溅，师傅就用小锤在砭铁边上敲一下，叮铃一声。他们配合的很好，师傅还不停地改变那块块的方向，有的时候还会从不同的面，给它翻个身。

我被这种声音吸引住了，觉得它很悦耳，就像铁在唱歌。我看那块铁慢慢变成青色，最后变成一把板锹锹头的形状，师傅就停了下来，说：“你弟兄叙一会儿话，我也歇歇。”

国强有些不好意思，他的裤腰全湿了，也没有说什么话，而是走过去，把毛巾在水盆里搓了搓，拧到半干，递给师傅。师傅擦了擦身子，把毛巾还给他，他正在抹眉毛以上额头以下的汗水。他自己也擦了擦。我问他师傅：“表叔，我耽误你们干活了吗？”

“没有。该歇一会儿。”

“国强，我就问你一个事儿，你说蛇是不是长大了就一定能成精？”

国强刚洗完毛巾，正在拧，准备往自己脸上擦。他看看他师傅，师傅正坐在条凳上卷烟，没有朝他那里看，他又看看我，说：“滚回去。”

他师傅看看他，他的脸一下子涨得红了，跟从炉子上取下来的铁一样。他师傅又看看我，我尴尬地对他笑笑说：“俺表叔知道吗？”

“我不懂啊，我就是个打铁的。”他抽了一口烟说。他说得正正经经的，不像一般大人那样带着逗小孩的无聊神气。我说：“那我先走了。”

这两个打铁的太沉闷了，比铁还沉闷，铁都会说话，他们却不大会。

我从铁匠那里出来，感觉十分失落，慢慢走回家，走到小闸口的时候，颇生感慨，想着那条大蛇，觉得无限留恋。当时，水将满塘沿，蝉躁聒耳，空气里充满了水分，没有云，太阳隐在水汽里，只模糊的一小团红光，即便是在水边，也没有一丝风。我在小闸口上的水泥板上来回地走，幻想着能捡上一片蛇鳞，也好做个证明。但是，没有，一片也没有。我闭着眼，撅起嘴唇，希望能再闻到那种冰凉的腥味，但是仍然没有。就在这个时候，我的耳边响起一声咬牙切齿的吆喝：“你这个炮打的在干啥！”

不用睁眼，就知道是我的大姐国英。全家六口人，就她和我的仇最大，稍不顺心，我的名字在她嘴里就是“枪打的”“炮打的”。她从未喊过我弟弟，经常性地是喊我“死国富”。那天早晨我吃油条的时候，得意地看了她一眼，她马上说：“你这个枪打的看我干啥！”我根本不理她。我才不在乎是不是被枪打还是被炮打呢。她用啥打我，她也吃不到干豆腐卷油条。这年春天开始，她在给人家织地毯。地毯我也没有见过。她也不知道咋用，反正就是让她怎么着，她怎么着就行了，就跟插秧、点豆子一样，不需要你想，别人咋着你咋着就行。

我睁开眼看了她一下，面无表情。她继续展示一个大姐应该有的威风：“你这个枪打的，你不想活了是不是？”

美好的情绪完全消失了，我从小闸口上走下来，此时她正好走在我前面向北去的路上，我就无精打采地跟在她的身后，慢慢走。天气不好，一身汗。她也懒得再理我，我更是懒得理她。打死我都不会把大蛇的事告诉她。她不配。

她与我二哥不一样。二哥和我住一个屋，就是我们家的东屋，东屋在走廊里有一个向西的门。我大姐住的是厨房边上的屋，与安文住的屋位置一样。但我们家那间小屋，原来是猪圈，后来她没有地方住了，才改的。我二哥国顺很少搭理我。他是一个刻苦学习的好学生，眼睛都学近视了，但家里一直都没有给他配眼镜。他正在上初二，秋天就要上初三了。他希望自己能考上县里的一中二中最次也得考上三中。但是父母，严格地说是母亲希望他能考上师范，因为师范念完了之后就可以当老师拿工资了。父亲对这种事基本不关心，他认为自己有三个儿子，每个儿子都一样，到了一定的时候都要去挣钱。能上师范当然很好，能上高中，他也愿意出钱，但是上不了，那就得老老实实干活。国顺愿意上高中，以后可以上大学。这个理想，他当然不会和我谈。他是和他同学谈的，他们以为我睡着了。

那天晚上，二哥从地里回来时已经很晚了。那天他和母亲一块儿去锄地，锄了一天，中午都没有回来。中午母亲回来做饭，又下地的时候，给他带的饭。但是，即便是那么劳累了，他还要在洗过澡后坚持看书做题。他一个人在屋里，身上抹了风油精，不时地打哈欠。我本来是要在外面架个竹笆子睡当院的，但后来好像要下雨了，父亲就帮我把竹笆子收起来了。

二哥打着哈欠。不时地打哈欠。这让我睡不着。当然，也可能是因为雨一直没有下下来的缘故。最后，我忍不住了，对他说：“国顺你歇歇呀。匀着气不少打粮食。”国顺不吱声。我又说：“你这样苦熬可不行。”还是不吱声。

“哎，国顺，你说这个空气的密度有多大，人才能飞起来？”

屋里有一种奇异的安静。国顺不写字了，也不翻书了，甚至都不喘气了。最后，他转身过来时，并不牢靠的椅子发出了“吱”的一声，问我：“你刚才问啥？”

“我问，空气的密度多大的时候，人才能飞起来？”

“那不叫飞起来，那叫浮起来。”

“不管飞还是浮，就说人离地吧。”

“我不知道，不过，”他挠挠头说：“跟水一样，人不就浮起来了吗？当然，那也得你会凫水。”

我哈哈笑起来。他刚要转身，我又问他：“你说，如果人经过锻炼，我是说，有劲，怎么说呢，就像鸟一样弄两个大膀子，跟鸟一样扇得那么快，能不能飞起来。”

“我不跟你在这里胡扯了。”他失去了兴趣了。

“我知道你也不懂。你告诉我，你老师懂不懂，哪天我去找你老师问一下。”

“去吧去吧，找赵葫芦，他是教物理的。”

国顺不耐烦了，凳子又“吱”地叫了一下。我记住了赵葫芦这个名字，一会儿也就睡着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趴到安文的窗户上，但是他已经不在屋里了。我绕过他家大门去找他，他正在收拾一个麻袋，脚边还放着那个捅网，我问他干啥去，他说去捞浮莲草喂猪。我就跟他一起出了门。我在想着赵葫芦。以前，我并没有听过这个名字。我对老师们不感兴趣。走到大塘的时候，我问安文知不知道赵葫芦，因为他秋天就要上初中了。

“不知道。没有听说过。但是这肯定是一个外号，没有人会叫赵葫芦。”

“我想去找他问点儿事，我也觉得叫他赵葫芦可能不太好。”我真诚地说。

“你还真不是个傻子。”安文大笑起来，好像我这句话有多么好笑一样。

“那我咋叫呢？”

“你叫你老师都叫名字？”安文反问我，似乎还想笑。

“叫老师啊。”

“那你就叫他赵老师啊。”

我覺得非常有道理。过小闸口的时候，我又想到了大蛇，我想再一次跟安文说说它，但是看安文那股匆匆忙忙的劲头，我就没有信心。我们沿着土地庙东边水沟旁的小路向南，然后越过向西的大路，穿过胜利村，翻过南圈堤，进入庄稼地。一路上，只碰到了几个拾粪的老头。我们两个也没有怎么说话。下了大堤，我再也忍不住了，我对他说：“安文，你真的不信蛇可以长到十八里长吗？”

“我信啊。”安文说，然后又用一种非常看破世事的语气说：“迷信这种事，不可不信，不可全信。”我刚想插嘴，他又给我说了一个十分庸俗的迷信故事，就是他大姐的老婆婆，过去怎么割草的时候，无意中割到了一条蛇，然后回到家就开始头疼，后来阴阳先生让他们家到割伤蛇的地方烧了纸，她的头就不再疼了。

这样的故事我听得多了。所以，我告诉安文：“我现在可不是跟你讲迷信，我跟你讲的是学问，就是可以制造飞机的学问。你知道飞机是怎么飞上去的吗？”

“喷气式飞机，”安文想了一会儿，居然毫不含糊地甩出这么一个很专业的名词，然后又沉思着说：“就是它屁股后面的气，把他推到天上的。”

“不对，飞机是要有膀子的，它的膀子上有气流，它才能飞起来。”他说的与大蛇说的不一样，我不得不反驳他。

“不喷气，它上天？”安文不以为然。

“没有膀子它能飞？你见过没有膀子的飞机？”我看安文陷入更深的沉思，就得意了，大叫着说：“没有膀子，还能叫飞机？”

“那就是火箭！火箭没有膀子，一样能飞。”

我在年画上见过火箭，但没有注意它是不是有膀子，但我还是很快就想到新的论点：“火箭根本不能飞，它只能冲到天上。”

我们又争论了好久，最后我对安文说：“别胡咧了，那叫飞？那我扔个坷垃它在天上待了一会儿呢，你说坷垃会飞？”

安文说：“我不跟你闲磨牙了，我要干活了。”我们已经到了一个野塘，塘里看不到一点水面，小指甲大小翠绿的浮莲草堆在水面上，没有风，但是太阳却白白地露出了一点头，我们都已经走出了一身汗，我对安文说：“这还用网？下去用手捞，一会儿就捞一麻袋了。”

安文不吱声，开始下网，网平着推过去，下面的水很清，很透亮，像是水晶。微微的腥气和青草味一下子就重了起来，我觉得有些累，看旁边有棵冲天柳，就坐到树根上，靠着树休息。安文把网拉上来，倒扣一下，就是一堆浮莲草，青灰的根须，翠柳的叶片搅在一起，他说：“你咋那么懒，你不能帮我把草里的水挤掉然后装麻袋里吗？”

“那我不成了家活懒外活勤了。”我振振有词。安文说：“你闲着不也是闲着？你帮我，俺俩一起干得快些，还能省出点时间，捅两网鱼，要是捅到鱼了，归你。”

我又歇了一会儿，然后就去帮他把浮莲草的水握出来，那种滑滑的感觉，其实还是挺好玩儿的，就是手上老是沾着小小的叶片，好像长了鳞一样，有些不舒服。我帮他装完，他自己又在麻袋上又踩又跪地折腾了半天，我利用那个时间捅了几网，但完全没有过去见了网以后的兴头，只逮住了几条不足一寸的小鱼，就放弃了，抓到的鱼，也全被我又扔回了水里。

回来的路上，我帮安文扛网，他背着半麻袋的浮莲草。我累得要死。又到小闸口时，我再次问他：“安文，你真的不相信蛇能有十八里长？”

“你命真好。”安文突然感慨地说。

我瞅瞅他。他又说：“你这么大了，啥也不干，跟个游神似的，你爸也不打你。你哥你姐也不敢打你。”

他看我的眼神里满是羡慕，就像我大姐国英看我的眼神满是仇恨一样。

赵葫芦其实是叫赵福禄。那天我去找他之后，过了几天，他在街上见到我父亲，还跟我父亲说了一下当时的见面情况。我父亲还因此在街上切了点猪头肉回家喝了一两酒。母亲说：“这个人也是个有学问的人，咋叫个葫芦。”父亲撇撇嘴说：“人家是福禄寿喜的福禄。”我从母亲的表情猜测，她还是没有明白，但是她不再问了，也不再说了。

父亲对我说：“虽然我知道你傻，但是他说你不傻，我也信。我不信又能咋样呢？”

国顺看看我，满眼的疑惑。国英看看我，恨不得马上掏出枪来打我一枪，最好是有门炮一炮把我轰得灰飞烟灭。

我那天吃过早饭到赵老师家里的时候，他正扛着锄头从地里回来，他大大的个子，穿着一个被汗湿透了的白汗衫，一条被洗得发了白的军裤，裤腿往上卷了几卷，在膝盖处吊着，露出削瘦的小腿。他的脸很黑，比一般农民的脸还要黑些。我问他：“赵老师是这家吗？”

“教物理的赵老师吗？”

“嗯。”

“我就是。”

我有点懵，与想象的多少有些不大一样啊。足足有一分钟，我才说：“你别跟我开玩笑，我找赵老师要请教一点学问。”

“哟，词用得还挺好。我就是赵老师。”他把锄头下了肩，踢踢踏踏就往我门口走，我追上来说：“我叫程国富，俺爸是瓦工队的，嗯，俺家是程郢子的，俺哥叫程国顺，是你的学生。”

“你哥可以，你可是个好学生。”屋里出来一个妇女，应该是他老婆，给他搬了一个凳子，他坐下来，问我：“你请教啥学问，你看，我吃了饭还要下地去呢。”

“嗯，我想问一下空气的密度。”

“空气的密度？空气的密度也不算是个物理问题。你问它干啥？是程国顺让你来问的？”

“不是，是我自己想问的。”

“你问这个干啥？”

“我问问，”他很认真地看着我，虽然也有种难以置信的神气，但毕竟是认真的，所以我有些磨不开了，虽然我平时啥话都敢说，但我还是吭哧着说出来了：“我就是想问问，空气的密度有多大，人才能飞起来。”

“你咋知道空气有密度的？”他微笑起来，突然反问我。我很想跟他说说大蛇的事，但这种事我觉得安文都不信，他也不一定能信。于是就吭哧吭哧地不说话。他笑笑说：“这个事只能是一个计算的事，咋讲呢，虽然我也不太懂大气的事，但大气的密度变化不会太大，太大了，压力压强都会跟着变，人就受不了。嗯，你上几年级？”

“马上就上四年级了。”

“你是在课外书上看到的空气密度吗？”

“不是。”我低下头。

“你要想知道这个，现在我给你算出来，也没有用。你得学好数学，以后上了初中，自己就可以算出来了。”

“国顺现在能算出来吗？”

“应该能吧。他应该能算出来。”

其实就这么简单，我们也没有说太多。临走的时候，为了不使自己显得灰溜溜的，我还跟他打了个招呼，说：“谢谢你赵老师，你先忙，我回去再找国顺给我算算。”

“好。不过你还是别找他算。他忙着要考学呢，你最好还是学好数学，以后自己算。以后还能算其他的密度呢。铁也有密度啊。水也有密度啊。”

“好，我这就回去做数学作业。”

我回去后，真的把数学暑假作业做了两页，而且没有去麻烦国顺。那天，我爸买了猪头肉，晚上，我问国顺能不能帮我算一下，国顺说：“不用算，就是我那天跟你说的那样，达到了水的密度就行了。”

我又磨叨。国顺说：“你知道啥叫密度吗？”

那个暑假，我又见过赵老师两回。有一回是远远地看着他，他还穿着那条洗得发白的军裤，只是裤脚没有卷上去。他匆匆忙忙的，离我有八丈远。第二回是我跟父亲一块儿到老师家。快要开学了，我们父子带着我的暑假作业到班主任老师家去，让她看看我能不能上四年级。我真的做了三遍。发的暑假作业我做了一遍，然后我又抄了两遍题目，再重新做了两遍。我把那些题都能背下来了。

我们是晚饭后出门的，刚到街上，就碰到了赵老师。赵老师还是匆匆忙忙的，但我们是顶头走的，我兴奋地喊：“赵老师。”赵老师是我自己结识的第一个成年人。

赵老师一愣，那时候没有路灯，不过天光还是很亮的，夕阳的余辉里，人人金光闪闪。赵老师也一样，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短袖上衣，像是一个紫金的雕像。父亲也跟着喊了一声，不过他喊的是“福禄”。赵老师停下来，笑着说：“噢，你爷俩啊。”

他们两个大人说了一会儿闲话。然后，就要互相道别的时候，赵老师用手摸摸我的头，他的手十分轻柔，不像一般人摸我的头，都用很大的力，好像要把我的头发全部揉掉，就像揉掉桃子上的毛一样。赵老师对我说：“国顺后来给你算没有？”

“没有。”

“嗯，上学学好了，很快就能自己算了。”赵老师说。

“你别说，福禄，上次你开导了以后，小免羔子还真知道学了，暑假作业都做完了，还做了三遍。”父亲喜不自胜地插嘴。

“以后长大了想当个物理学家吗？”赵老师没有管父亲，继续问我。我很想告诉他我不知道啥是物理学家，我只是想看看能不能练出大蛇的身段。但是，很可能是因为父亲在身边，而且他还正在喜不自胜，还要带我去班主任那里，我就神使鬼差地点了点头。赵老师非常高兴，叫了一声我父亲的名字，对他说：“你看你看，你这个老疙瘩，他不是傻，他是刚刚开窍。走了走了，我还没有吃饭呢。”

“哪天我请你喝酒。”父亲对已经匆匆迈步的赵老师说。赵老师对他摆摆手。

我们又往前走了几步，父亲突然对我说：“我跟福禄是同学，我们一起上到三年级，我不上了，他还接着上。一直上到初中。”

“他就上到初中？”

“后来好像进修过吧。他一直钻这些。那时候我们都笑话他。不过，你看，他马上就要转正了。刚才就是区里找他谈话。”那时候，我们没有镇，我们还叫区，区下边有乡。

“转正是啥？”

“转正就算是干部了，不用种地了。工资要比现在多得多了。”父亲用一种十分感叹的语气说。说完又叹息着对我说：“我也不指望你能像他那样。你学好点，我也好让你一直上，能省二年力，先省二年力。”

父亲从来都没有跟我说过这样的话，这样的话我倒是听过，但那都是母亲偷偷说给我的。母亲还会加上一句：“你脑子不好，可是我们也没有办法，手心手背都是肉。”

我们到班主任家以后，班主任非常客气，看了看我的作业说：“对错我也不查了，就是看到他有這个决心，我就收了他。”我们那里的班主任，都是从一年级往上带的，她才当我一年班主任，如果她不愿意要我，我就只能留级。

我做那些暑假作业，并不是因为赵老师的鼓励。而是因为我的秘密无处可以泄露。我的心事，无处可以交谈。虽然很多人都知道我们土地的干旱、洪涝、墒情，但没有人愿意相信土地下面，有一条十八里长的大蛇，它可以飞到天上，可以生活几千年。没有人愿意研究一下怎么飞。而只有我知道，关于飞需要空气的密度，需要翅膀，如果没有翅膀，还需要特别好的腰力。我太想飞了。虽然做题很无聊，但那几乎是我知道该怎么飞的唯一路径。

那天晚上，大蛇答应我到天上耍一耍后，马上就一伸舌头把我拦腰抱起，我手里拿着捅网，第一次看到大塘里的水在我的脚下，虽然没有天光，但水面上仍有一种明亮的东西。我晕晕乎乎的，觉得不可思议，想起很多年前，也许只是两三年前一次荡秋千，大地在我的底下滑行，树叶和天空在我的眼里滑行，但那时间太短了，而且后来还挨了骂，因为那是安文在他叔练功用的单杠上拴了两根绳和一个小凳子。但这次不一样，这一次，大蛇用它的舌头把我移动得很慢，而且，它的舌头还有一条尖托住了我的屁股，让我不会感到腰被勒得难受。

大蛇把我放在它的脖子上，接近头的地方，冰冰凉凉的，像个竹床，大小也像个竹床。它的鳞片很细，有馒头底大小，很滑。它动了动，就像你躺在那里，有人捅你的床板一样。它把自己的那节脖子变得中间有点凹，这样我坐在上面，就不会再有掉下去的担心了。它说：“你脸朝后坐。一会儿会有些风。”我把雨衣裹了裹，扭了扭身子，面对着它的身体。我注意到，它的一节身子好像就在那下面的小水沟里。这时候，我听到一种声音在四面八方的空气里回响：“走，我们到天上耍耍喽。”那个“喽”字，它的发音实在是差得太远了，更像是一阵呜呜的风声。

雨雾濛濛，但我还是能看到它的身子越来越长，越来越长，慢慢地扭动着，最后，就像一条大路，在雨雾中长得望不到头。我的头被雨衣包着，但我还是能听到呼呼的风声，我还能听到它的大舌头发出咝咝声，我知道那一定是它在欢笑，于是，虽然感觉有点冷，我也还是笑了。我扭着身子四处看了看，依旧是灰蒙蒙的一片，但我一点也不觉得孤单和害怕，因为一条看不到尽头大路似的蛇身子，就在我的眼前，缓缓摆动，气势宏大，让人豪情满怀。

我大叫了一声，不是说一句话，而是大叫了一声，我很想站起来。但它马上警告我说：“坐好坐好，掉下去你就麻烦了。”

雨似乎停了，但眼前更黑了一些，我好像钻到了水里。我问：“怎么了，这是在天上吗？怎么这么湿，跟钻到了水底下一样。”

“这是在云里钻。雨就是这个云变成的水。”

我想起每年过年前家里都要蒸很多馒头，小小的厨房里总是弥漫着白雾，母亲总爱说：“看看这个小厨房，像是钻到了云彩里”。哎呀，要是她真的来一次云彩里，她一定会为自己的见识感到惭愧。真正的云彩，不说是无边无际的，也是我们家那整个小院子不能比的。而且，它一点也不热。

渐渐地，不再那么黑了，不再那么湿了，光线一点点亮起来，然后，忽然之间，我发觉置身于一片蓝色的光明，空气无限透明，星星就在身边，闪着黄黄的光，没有一丝声音，没有一点风声，大蛇的身子闪着银光，不再是垂在下面的，而是水平的，弯曲着，像我在某个早晨见过的波光粼粼的洪河。那天，父亲骑着借来的自行车带我去一个亲戚家喝喜酒，因为他下午还要干活，所以去吃第一席。我们骑到高堤上之后，他停下来，抽了一根烟，然后没有说话，就沿着大堤一直骑，河堤随着那条不宽的洪河蜿蜒。我实在忍不住，问父亲：“爸，这条河也是从西往东流吗？我看太阳在河那头？”

“是，河哪有不从西往东流的。”

“淮河也是吗？”

“是，淮河也是。”

“那咋不把这两条河挪一起？这又多修两条大堤。”

父亲叹息一声，没有再说话。如果父亲处于我的位置，也就是说坐在蛇头上，他一定相信，一条河在天上流也不是问题，别说是与另一条河并在一起了。

“我能在你背上走走吗？”我大声地问。

“不用那么大声，我听得见的。”大蛇说：“你慢慢走，别走太远。”

我站起来，觉得坐得太久，腿有些麻木，就用捅网杆拄着站起来，三角网在我头顶垂着，我想，大蛇的速度再快一些，它就会飘起来，像一面旗子。但是，我不愿意再跟大蛇提要求。我试着走了几步，感觉到它的鳞片虽然有些滑，但整体上来说，我的光脚还是把得住的，于是我大胆向前走，走啊走，也许走了有几百步，我就渐觉有些无聊了，我舞起我的捅网，我想网到一颗星星，但是根本没有可能，星星看似很近，但实际上遥不可及。这大概就是美中不足吧，我觉得有些失望，开始无聊地疯跑，然后，我问：“我们啥时候回去？”大蛇没有回答我，我这才意识到自己离蛇头太远了，孤独让我害怕。我开始大步向前跑，跑呀跑，我看到了蛇头，看到了蛇的舌头，我看到了蛇头的前面一片光辉灿烂，一片无边无际的星的大海，我无法描绘那种绚烂，但我也无法忘记它。我惊住了，然后就觉得自己的双脚离开了蛇背，我浮在一种空无之中，我没有坠落感，只是觉得自己浮在一片星光里，然后蛇的大舌头圈住了我，我又坐到了蛇的脖子上。

“你吓了我一跳。”大蛇说：“你掉下去了。”

“我刚才有些眼花了。”我找不到更准确的词来表达。

“嗯，我们该回去了。”

“回家吗？”

“嗯，我有些累了。”

“你是不是一扭一扭的，扭得累了。”

“我不扭不行啊，不扭就不能往上顶，就不能往前窜。”

“你上来是锻炼的吗？”

“算是吧。”

然后，我看见那个光辉灿烂的世界与我渐行渐远，最终消失无踪。我还未来得及感叹，就又开始经历雨做的云。似乎它加快了速度。我很想问问它以后怎么找它，它却说：“马上就到家了。”它的舌头又抱住了我，我一看，还是在大塘上，就说：“再往前一点，那一排房子从西数第三家就是我家。”

我被它的舌头抱到安文家上空时，松了手，把捅网扔了下来。然后我就跳到了自己家的院子。我看见它的粉红色的舌头闪电一样消失了，似乎还带着一种呵呵的微笑声。

太遗憾了，我没有十八里长的身子。虽然我偷偷地练像蛇一样扭腰，但是我知道，我没有那么长的身子。我很想知道的是，我要怎么样锻炼才能飞起来。没有人能给我答案。我很想再问问大蛇，我一次又一次在夜晚偷偷跑到小閘口，希望再见它一面，但是再也没有见到过它。那种独自一人面对星光月华面对大风寒冷面对水面冰面的失落，没有人能够懂得。而且，随着我的年龄越来越大，我也越来越知道，我终是无处可以诉说。我只能靠自己来解开这个答案。我恨不得一下子就能上到初二。因为国顺告诉我，到了初二才有物理课。但是，我到了初二以后，发现初二的课程根本就解决不了我的问题。赵老师已经当了中学的校长，我再也没有看他扛过锄头，他也再没有问过我是否算出来多大的空气密度下人才能飞起来。不过，他倒是一直认识我。有几回他还对我说：“你看国富，我就知道你是个好苗子。你要努力啊，争取在全县考第一。”

我又好几次问安文：“那天早上，你是不是发现网在你家门楼子上靠着？”他总是说：“不是，是在我的门前靠着。”这就对了。我不是做梦。我清楚地记得我把那个捅网放下去的时候，它稳稳靠在安文小屋的门口。不可能是安文也在做梦。那不是梦。但即便如此，有许多回，我还是劝自己：你只不过是做了一个梦，那个梦只不过是做得太好了一点儿。

没有办法，你不能把一个事实说出来让人相信，你就只能当它是一个梦了。

我上初一的时候，安文已经上初三了，但是他的学习成绩太差了，不像国顺，国顺那年最终还是考了县里的师范学校，让我父亲和国强都松了一口气。国强还从自己在师傅那里挣的工钱里，给国顺买了一套新衣服。国强一下子对国顺这么够意思，我也是后来才理解的。其实很简单：国顺以后当教师，就是干部了，就是国家的人了，家里那几间房子，也就少了一个人分了。也许是这个缘故吧，他后来对我也很好，还鼓励我：“你看国顺，回来就是教师了，一辈子脱离了农业，你脑子比他还好用，一定比他还强。”

安文啥也没有考上。当然，啥也没有考上在我们区的那个初中才是比较正常的。我们每一届三个班或者四个班，最多不过能考走七八个人。有的年份，甚至只能考走两三个人。但是安文没有考走之后的选择却很不寻常，他不是选择留级，而是选择从初二再上一遍。这样，他就成了我的同班同学。他是班里的第二名。我虽然遥遥领先于他，可仍然只能是班里的第一名。

有一天放学后，他和我一起回家。在路上，他告诉我：“你知道吗？咱们这里马上就要全部脱离农业了，要开油田了。”

“咱这里哪有油田。”

“有，勘探队都来过了，勘探过了，俺三叔昨天不是回来了嘛，他说的，他还陪人家工程师吃过饭呢。”

安文的三叔，原来在部队，安文第一次上初三时转业的，安排在县里上班，据说是个官。回来一看，安文天天要干那么多的活，就把他安文爸妈狠狠说了一顿，意思是，孩子这么爱学，就要让他好好上学嘛。安文能再次上初二，也是他跟学校打了招呼。当然，他不打招呼，学校也会同意的。这样肯下决心的学生实在太少了。

“可是，我们能在油田里干啥呢？”我问安文。

“招工呀，都成石油工人了。”

“可是大家也都不会呀。”

“不会就学呀。”

“你想当石油工人？”我问安文。安文突然叹口气，看看我，说：“管他当啥呢，总比种地强。”

我不知道石油工人都在干啥，也不确定当石油工人比当农民强。不过，我觉得像我父亲那样当一个包工头就挺不错的，整天晃晃当当的，由于盖房子的人越来越多，他挣的钱也越来越多了，家里已经隔三岔五吃肉了。有的时候，他还和人家到饭店里吃。集上的饭店也多了好几家。我的思想开了小差，安文又问我：“你成绩这么好，以后想干啥。”

我还真没有想过以后干啥。于是我就老老实实地告诉他说没有想过。他有些不满意，说：“俺俩从小玩儿到大，你还跟我保密。”

我只好说：“想当官。”我实在不知道在所有人的思想里，除了当官，还有什么是值得所有人尊敬的。但是，出乎我的意料，安文居然对我撇撇嘴，说：“又没有当官的大学，你以后肯定是要上大学的，你到哪里去上当官的专业。”

“難道当官的都没有上过大学？”

问题又僵住了。但是我们都长大了一些，都不像以前那样对一个问题没完没了的纠缠了。他说：“反正你要是能考上北京大学，毕了业，当官也是很容易的。”

“有没有教开飞机的大学？”我还是觉得我不能欺骗安文，就又补充问了一句。

“飞行员？那得当空军。”

“我想当飞行员。”我为自己把飞行员这个名词忘了感到遗憾。虽然我对这类知识很匮乏，但这个名词我还是知道的。

“那不是当兵了嘛，又不用考大学。”安文看看我，又说：“你不行吧，你眼都近视了，别说当飞行员了，当陆军都当不上，俺三叔……”

“有没有教造飞机的大学？”我打断他问。

“我哪知道。”

“要是有的话，我就去上造飞机的大学，以后学造飞机。”

“我觉得还是当官好一点。”安文真诚地劝我说。

“哼，”我说：“不管咋样，我自己造出来的飞机，就算不让我开，我总能坐上面在天上绕一圈。”

“费那个劲，现在有钱就能坐飞机，俺三叔就坐过。”

“我就想坐自己造出来的飞机。”我觉得兴奋极了，好像这个想法是自己一直都有的，而不是临时顺嘴嘟噜出来的。

没过几天，到处都在讲说我们的庄稼地要变成油田的事。人们展望着小麦将不再生长，大豆将不再生长，玉米将不再生长，过去他们挥洒汗水的地方，将只有野草疯长，只有磕头机不紧不慢地向大地磕头，然后家家户户都会住进楼房，都会吃上面包和牛奶，都会每天像区里的干部一样上班下班，下班后也不是插方斗地主，而是打乒乓球、篮球或者保龄球。没有人知道保龄球是啥，有多大，要不要球拍，但是有人喝过牛奶，知道牛奶的味道，于是开始有更多的人担心自己喝不惯牛奶，觉得还是米稀饭好喝，不行就放点绿豆红豆或者豇豆。

在我家里，国强对这种事情是最不上心的。出师单干的他，已经结了婚，而且，他更加沉默了。他的手艺并没有帮他挣太多的钱，但是他另辟蹊径从外地进成品铁器和不锈钢用具到集上贩卖。他坚持不分家，每天回家吃饭，逢集的时候他老婆还会把饭送到他的店里。那天晚上，大家都在说这个事，他一直不吭声，最后国英表现得太兴奋了，他才冷冷地说一声：“我才不管他们呢。当工人也好，当农民也好，总得用锅碗瓢盆，他就得找我买。我也不相信，每个人都能当上工人。能用那么多工人？我不信。那么多地一下子就荒了？我不信。”

但是国英信。国英已经说好了婆家，但婚期还没有定下来。她相信自己20岁的年龄刚刚好可以当上石油工人，而且她的未婚夫也一定会成为石油工人。她的眼睛熠熠闪光，声音表情都极尽夸张，她甚至毫无廉耻地对母亲说：“以后我们都是工人，你就到俺那里帮着洗洗涮涮就行了。”

“我就是个当老妈子的命？”

父亲也没有怎么说话，他只是在最后才说：“也不知道啥时候能来，总得先盖一批房子给工程师们住吧，这个活儿我得想办法拿下来。”

过了不久，那个春天，我上初二下学期的那个春天。传言再次热烈起来：来人了，勘探队来人了。

但是，他们没有盖房子，而且很快就走了，不是他们自己要走，是我们那些原来渴望当工人的年轻农民的父辈、祖辈把他们赶走的。

据说，他们要打十个眼。但是第一个眼，他们就打出了血。这个眼在北圈堤外侧，圈堤里面就是焦台子。虽然他们画了红线，但还是有很多焦台子和焦台子以外的人跑过去围观。钻探机高高的钢架子上还有一面小红旗，好像是在引人前来观瞻。那天早上，日上三竿，在领导讲过话，他们自己人以及被挡在临时拉出来的线外的当地人的掌声消失后，钻探机开始鸣叫。水和泥从探杆处外涌。然后他们闻到了腥味，腥味越来越重，他们开始捂鼻子。混浊的泥水开始变得淡红，有几个领导样的人开始露出疑惑的表情。是血，是血。当地人开始惊恐，有妇女开始尖叫和奔逃，大地开始蠕动。“疼啊，疼。”许多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他们分明听到了一声混沌的叫喊。

“停下来，不能再钻了！”有老人开始大声喊。

打眼的地方，离我们的教室直线距离约七百米。当时我们正在上物理课，我感觉得黑板在晃，板书有点重影。我们中的很多人也听到了那声“疼啊，疼”，当然，我们听到的声音更加混沌。然后就有人喊：“地震了。”

“地震了。快跑。”

我们都跑了出来，地震在继续，但是并不严重，教室不是在抖，而是在颤。就像一个战战兢兢的人，你看不到他的抖动有多厉害，但是你知道他在抖，你就是知道他在抖。脚下的地也在颤，你的身上不由自主也跟着颤，好像传说中的触电。

有人在叫，有人在哭，有人呆立，有人乱跑，有人抖瑟着好像遇到了寒冬，有人大汗淋漓，不停地用手在脸上额上拼命地抹，人声杂乱，乱七八糟。春天的微风吹拂着我们，我有些不知所措，看着教室，又看着老师和同学们，最后，我想，既然这样，那就坐着歇一会儿吧。于是，我就坐到路上。安文就在我的不远处，他跑过来，问我：“你坐这里干啥？地震了，我们跑吧。”

“朝哪里跑？”

“随便跑。”

“那还不如坐这里歇一会儿呢。”

“墙砸着你了。”

“你啥眼神儿，这么远能砸到？”

“反正这地震太吓人了。”

“这不是地震。”我坚定地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地震会这么样不停地震的。”

这时候，那些从勘探点跑过来的人正在路过校门口，他們一边跑一边大喊，有的人甚至带着天塌地陷的绝望：“完了，探头钻到龙身上了。”“满地都是血啊，天啊。”

我的心里咯噔一下，眼泪就流了出来。我好像看到了大蛇，看到他在深深的地下挣扎，看到那条大路一样的背在泥中晃动和摇摆。

阳光和煦，春风柔和，那些关于龙的叫喊让我们这些学生反而镇静了一些，很多人都和我一样开始坐下来，安文也一样。大地还在颤着，我们的屁股能感受到。

“你是不是说过有一条长十八里的大蛇。”安文问我的时候，我的眼泪已经干了。我点点头，什么也不想跟他说。他没有见识过透明的空气和似乎近在咫尺的星星。

“你说我们要是都能飞起来多好，也不用在这里担惊受怕。”安文说，眼里出现从未出现过的迷离和向往。

那次的震颤足足持续了一天多，那天夜里，大家都不敢进屋睡觉。胆大的到屋里抢了张竹笆子出来，很多人都和衣睡在地上。胆大的，到屋里抢块剩馍出来，很多人都饿着肚子。

那股腥味，似乎所有的人都闻到了，没有闻到的，也都在各种传言中闻到了。

那块地，后来一直荒了多年，地主人多次到村里、乡里、区里，后来区级行政撤销，他又到新设的镇里去反映问题，要求补偿。具体最后是怎么处理的，我不知道，但我们都知道，那一大滩的血，经过三年的雨打风吹，仍然能看到淡淡的红色，比坟地里的花圈，更耐风日。我的好多同学都壮着胆子去看过。但是，我从来都没有去过那块地。安文也去看过。后来，大蛇的传说开始出现，与龙的猜想势均力敌。

第二年，我考上了县一中。又过了三年，我考入西安的一所大学，读电子工程。那个时候，全县几乎都没有人知道什么叫电子工程。报专业的时候，父亲问我学这个毕了业能干啥。我告诉他能搞雷达，他问雷达是什么。我给他解释了一下，但是他并没有听懂。他说：你想弄啥就弄啥吧，反正我也不懂。真是多余了这一问。

安文上的是三中，高中应届毕业后他考上了市里的师专。他问我为什么要搞雷达，不是要搞飞机的吗？我说以后可以搞飞机上的雷达。我是认真的。因为我一直在想那条大蛇。但是后来我发现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那就是：它是怎么从天上原路返回分毫不差的，在那个雨雾弥漫能见度那么低的夜里。

责任编辑  吴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