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凤林

中华民族是具有深刻历史意识的民族，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形成了完备的修史制度，创制了丰富的历史典籍，产生了众多的历史学家。黑格尔曾说：“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为任何民族所不及。”(1)黑格尔：《历史哲学》，118页，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1。中国史学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许多优良的治史传统，诸如，学兼天人、会通古今的气势与规模，以古为鉴、经世致用的理论与实践，刚正不阿、秉笔直书的精神与气节，等等。这些优良传统的形成与史学家的道德修养不离须臾。唐代刘知几的《史通》和清代章学诚的《文史通义》皆把史学家的“史德”置于史才、史学、史识之前，而衡量史德的根本标准就是儒家的道德伦理观，有所谓“史家以修身立德为己任，史书以表彰忠臣孝子为要务”之说。我们不禁要问，儒家的道德伦理观何以成为中国史学家修纂史书的指导思想？儒家的政治伦理观如何演化为中国史书反复阐明的“史义”？要解答这些问题，有必要深入探究儒家的不祧之祖——孔子的历史伦理思想。

要把握孔子的历史伦理思想，必然涉及对相关文本的诠释学方法问题。本文试图借鉴西方学界施莱尔马赫的“普遍诠释学”、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和中国学界成中英的“本体论诠释学”、傅伟勋的“创造性诠释学”思想，将其核心观念归纳为以下四项基本原则，以之对孔子的历史伦理思想予以当代诠释。一是深入到孔子生活的历史背景之中，科学把握相关文本的文字、精神和意义，有效避免诠释者的主观成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