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显荣,侯彭振

(长沙理工大学 社会治理创新研究中心，湖南 长沙 410114)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新发展理念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回答了关于“发展的动力”问题[1]。新发展理念所讲的发展的动力，不仅阐述了我国当下的发展动力，而且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动力的原理，揭示了人类发展动力的新内涵和新关系，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动力的认识具有原创性贡献。

一、首次揭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2015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两会上首次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2](P7)。要使创新成果更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除了科学技术创新以外，还有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等；“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既着力于最终动力的始发力，又着眼于从生产力到上层建筑的系统动力，要求把创新作为整个动力系统的起点和机制贯穿在整个国家的工作之中。

习近平总书记的“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这一重大论断，是对人类社会发展动力的又一次深刻的革命性认识。马克思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看作客观的物质存在，认为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自觉运用他们发现的这一原理来分析资本主义是如何被“生产方式”所推动的。他们认为，新出现的资产阶级这一物质形态，“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3](P273-274)。在生产方式中，生产力是积极活跃的。马克思曾用“工业生产力”“总劳动的生产力”“劳动过程的生产力”“社会生产力”等词来体现生产力的活跃性。在主客体与生产力的关系上，马克思曾经概括出“主体的生产力”和“客体的生产力”这对范畴[4]，来说明“主体的生产力”中诸如劳动技能、知识水平也是生产力。马克思在阐述“社会生产力”时，就列举了“科学”[5]。马克思要说明的是，现实的生产力是一种决定社会发展的物质力量，但也要看到知识形态生产力的作用。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邓小平发现知识形态生产力的重要作用，提出了著名的论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6](P275)当今科技革命正在向深度延展，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引领社会发展的动力形式，概括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名论断：“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2](P7)

从马克思“社会是由生产力推动的”到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再到习近平“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动力理论发展的标识性成果，体现了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这一论断的原创性，尤其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创新引领”，揭示了社会发展能够被引领

社会发展是不是可以被引领，实质上就是主观能否造就客观的问题。机械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是一种纯自然的过程，出现什么样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既定的、必然的，与主观无关。马克思认为主体能够客体化，意识具有能动性，实践这样的客观过程是在主观的指导下进行的。主观不仅反映客观世界，而且能够创造客观世界。

虽然马克思没有直接提出“引领发展”的概念，但其思想体系已经显喻出科学思想能引领社会发展。事实上，马克思构思了引领社会发展的大方案，那就是用共产主义理论引领社会革命和建设。习近平十分赞同马克思主义主观引领客观并在实践基础上相统一的理论，在多种场合，习近平表示“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习近平“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这一论断，已经表明，社会发展是能够被引领的，中国选择的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引领道路。

习近平的“创新引领”，不仅适用于中国，同时具有普遍性的意义。有一种观点认为，创新引领仅仅是奔向强国的特殊手段，或者是强国维系其霸主地位的特殊手段，并不具有普遍性意义，其他中等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主要靠引进和效仿来发展[7]。这显然有失偏颇，中国的发展如果完全靠引进和效仿是不会有今天的国际地位的。中国在引进的同时根据本国的实际又有所创新。当下中国的发展没有别国模式可以遵循，唯有用创新来引领；中国的“创新引领”也为世界发展提供了典范。

习近平的“创新引领”之所以具有普遍意义，是因为其内涵超越了纯粹的技术创新或管理创新的引领，它是技术、社会、战略、价值等整体性引领观，具有更普遍的社会适应性。政治经济学家熊彼特为企业构思了创新理论，把引进生产要素、管理革新、新的流程、技术发明等叫作创新[8]；其服务对象是企业，他的“创新”始终没有关联到社会发展。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一个基本假设就是小政府、大市场，把发展动力交给市场，把社会矛盾交给政府。这种轻引领的模式虽然对生产力发展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商品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得不到很好的解决。进入垄断资本主义以后，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国家干预政策，资本主义国家的实力排名与其政府的引领方略密切相关。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干预印证了马克思的预言，自由资本主义将过渡到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获胜政党制定引领发展的策略，由于政党之间的内耗和政党制度的缺陷，当今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没有政策的连续性，相反，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发展既有政策的连续性又有引领发展的远景目标。

习近平的“创新引领”，是提倡社会主体对自我本质力量的解放和对社会发展有意识地塑形[9]。“创新发展”，包含科技要求、体制适应和价值定位，体现人对自然认识、社会认识的主体客体化的过程。“创新引领”，这个不曾出现在马克思主义动力体系中新的基本范畴，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承载着时代意蕴，张扬着正义和进步。

(二)“创新发展”，揭示了驱动生产力发展的第一动力

马克思曾指出，“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3](P142)马克思主义动力体系为人类社会展现了清晰的历史决定论，生产力是积极活跃的，迟早会引起社会形态的变化。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是工业革命的时代，他们论述的重点是告诉人们，生产力的变化要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至于怎样驱动生产力的发展，在那个时代不是重点。

生产力决定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也被世界所接受。怎样驱动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习近平的有关重要论断为此作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邓小平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发展了马克思生产力基本要素论，认为知识形态的生产力(科学技术)能够促进和生成现实的生产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第一生产力。至于怎么驱动科学技术、驱动生产力，习近平的回答是“创新”，“创新”才是驱动生产力发展的“第一动力”。

工业革命之前，人们还没有认识到创新这一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的地位，原因之一是，劳动力和生产要素的投入是发展的量的积累的关键因素，从而遮蔽了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现阶段，尤其是处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创新这一推动力汇聚成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中国的自主创新实践是习近平“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的现实基础。我国生产力水平经过阶段性质变，如何再向前发展，不得不思考自主研发的作用方式问题，中国应该自主创新引领世界潮流。从另一方面看，资本主义发展陷入到马克思所预期的瓶颈之中，资产阶级、食利阶层追求剩余价值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资本主义国家的 “本国第一”的发展理念在贸易战和技术交流上阻碍了人类科技力量的提升。这是最坏的机遇，也是最好的机遇，在大变局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可以凭借自身的优势在加强国际科学技术创新合作的背景下开创引领世界科技发展的新范式。这个新范式的核心要义就是通过创新来驱动生产力的发展。

从驱动生产力的作用方式看，习近平“创新发展”超越了单纯的引进、一般的改造模式，它是强调自主研发以及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创新的系统工程，也是需要协同创新的过程。

(三)“创新发展”，开创了价值引导与创新途径相结合的方式

资本主义国家也讲“创新”，创新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中起到重要的作用，资本主义社会的创新渗透着资本主义的价值观，但这不能证明创新仅限于资本主义社会。历史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下的创新适合中国国情，这一成功范式将为人类发展贡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发展的新智慧。中国的创新发展是在共产主义价值观指导下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实践证明了，在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指导下的创新发展是成功的。价值观影响技术和制度创新的方向，虽然它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上具有多样性和国情性，但为了人类进步的价值观与创新发展的结合将更能促进社会的发展。所以，习近平的“创新发展”是要坚持协同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这是在共产主义价值观基础上的发展。

习近平的“创新发展”是诠释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原理的新时代话语。按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从基本适应到基本不适应再到基本适应，从而推动人类社会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从制度层面上讲，创新是运用规律自主而为，创新是避免历史周期律的自我革命，创新是创造一种社会机制，使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得以更好地发挥。“创新发展”，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新时代理论创新。

习近平的“创新发展”，不仅仅局限在技术创新上，还关联延伸到整个动力体系的链条上。技术创新受制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文化体制，要促使生产力得到新发展，必须营造良好氛围和文化基础。创新发展，是推动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高效动力源。

二、首次揭示动力体系的良性运行规律

社会动力体系的运行从协调走向不协调，再从不协调走向协调，这是社会动力体系发展的基本规律。从根本上说，“协调发展”就是掌握这一规律，使社会动力体系走向良性运行的方法论自觉。

马克思指出：“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绝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10]任何社会形态的生产发展过程都不可能少得了协调，协调在任何社会形态都起到积极作用，只是理念不同，协调的实效不同。马克思的“社会劳动”分配观为中国共产党的“协调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协调，是人对管理要素的认知并主动采取措施避免混乱的理性行为。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统治者在一个朝代开始的时候，如果心系老百姓并对社会各要素的发展能协调好，这时就可能出现盛世，但如果根本协调不好粮食与人口、自然发展与社会发展、食利阶层与劳苦大众等诸多矛盾，社会便会进入“历史周期律”，爆发激烈的阶级斗争，重塑新的朝代。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能破解历史周期律，陷入低水平的朝代更替的循环之中，那是没有掌握社会协调发展的规律。

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把协调纳入管理的重要范畴，力图实现社会良性运行与发展。早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管理大师法约尔就提出：管理就是协调[11]。但他讲的协调仅仅局限于企业内部，在社会层面是难以做到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体是由各个独立企业组成，独立企业没有权力去约束其他企业的行为。生产的盲目性、无政府性和企业内部的目的性、计划性这一矛盾是剩余价值规律的具体体现。追求剩余价值导致地区、阶级发展的不平衡，把本来能刺激生产力发展的活力折损一大半。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社会的症结正是在于，对生产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识的社会调节。合理的东西和自然必须的东西都只是作为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数而实现。”[12](P208)这也正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就变得缓慢、停滞的原因。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有一个新的社会形态来对社会要素进行统筹安排。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之后，有意识地运用协调规律治理国家，提出过不同时期协调社会要素的策略，避免了资本主义社会无法避免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当我国社会各要素出现不协调时，我们党总能有意识地进行社会调节，从而不断取得辉煌成绩。苏联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解体的一部分原因是没有很好地遵循社会协调规律，导致经济要素之间和社会要素之间的不平衡不协调。如有的国家牺牲国计民生片面发展军事，致使社会各要素发展严重不平衡，人民不满意而解体。

习近平同志指出：“协调既是发展手段又是发展目标，同时还是评价发展的标准和尺度。”[13]这一论述首次把协调的手段、价值、标准统一起来，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协调观。它强调确保人类动力体系良性运行才算协调，基于人民利益和社会发展的协调才是有价值的、正义的。协调要求国家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要求有顶层设计与统筹安排，要求体现人民利益，要求以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为标准，等等。

“协调发展”，就是要使社会发展要素处于良性运行之中。当前中国，如何把收入差距控制在合理的范围而不挫伤劳动者的积极性；如何使得国内活力持续增长；如何使地区发展相对平衡且国家整体发展速度更快；如何使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如何使国防建设与经济实力相匹配等，还有大量的协调工作要做。把新时代的协调手段、价值、标准统一起来，才能促进理论与实践相统一。

三、首次揭示自然与社会协同发展方式

马克思认为，劳动过程“……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因此，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倒不如说，它是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的。”[12](P209)无论是何种社会形态，人类都不可能独立于自然界之外。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地理环境起重要作用，除了提供生活资料，还提供生产资料的合成要素。地理环境作用力的大小取决于生产方式，在不同的生产方式下，地理环境与人类活动的交换方式不同。生产方式涉及自然发展与社会发展的深层关系。人从自然之中取得本质力量，又作用于自然界，不断生成人不曾遇到的人化自然，人化自然对人有利也有害。

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书中揭露了资产阶级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14]一些社会学家预测人对自然的攫取会造成能源枯竭，人类的发展是有限的，甚至到了一定的时期就不会再发展。丹尼斯·米都斯在《增长的极限》一书中，提出地球一些资源不可再生，石油、煤、天然气等将随着人类的开采而耗尽，人类财富也不会永久增长[15]。人类经济发展并没有按一些社会学家的预测出现枯竭、停滞，但人与自然的作用方式也给人类发展带来了难题；人与自然的作用方式是可选择的，取决于体制和自觉。

从社会体制上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不能解决好自然界发展与人的发展问题。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企业对环境的破坏是必然的。资本逐利是剩余价值规律的必然表现，在资本家的主体行为上表现为倾向于追求废物排放的零成本或低成本，这必然损害生态环境；结果是“使工人身体衰弱，精神萎靡不振”，其“身体健康受到致命的摧残”[16]。

社会主义的价值旨趣为解决自然发展与人类发展的矛盾提供了正确的方向引导。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是走向共产主义，以人类整体利益为最终价值指引。凡是有损环境的活动都是违背人类利益的，都被认为是不道德的。但是，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都处在低级阶段，生产力不够发达，在全球竞争的驱动下，对环境治理的认识也不够深刻。很多国家在一定程度上也采取“先发展后治理”“边污染边治理”的策略。一段时间内，我国的污染也比较严重，影响了人民生命健康，党和国家及时提出新的治理理念，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思想，反对竭泽而渔的开采方式。

面对一些自然资源的减少和枯竭，人类是否可以找到永续发展方式？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作出了科学的回答，这就是党的绿色发展理念。绿色发展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自然发展与社会发展相统一理念的新贡献。

首先，绿色发展是基于人类利益而不是基于特殊阶层利益的发展。资本逻辑的人化自然与自在世界的物质交流存在不可持续的矛盾。这一矛盾，是可以通过选择人化自然的方式，通过对人类价值的认知来解决。把绿色发展方式植入政治、经济和社会活动之中，就是尊重人类的繁衍和进化的规律。从全人类解放的角度来看，绿色发展是最符合人类利益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为全人类解放的旨趣。

其次，绿色发展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和生命共同体的发展。人类社会发展不能基于资产阶级或者少数剥削阶级的利益来制定人化自然法则，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是取得最大公约数的发展。对待生物，应该具有辩证唯物主义的胸怀：把人看作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看作是生命共同体的一部分，提倡和保护生物多样性，为人类发展奠定生物多样性基础。

最后，绿色发展是自在世界与人类世界永续交换物质能量的发展。绿色发展不是把自然资源看作是静止不变的，而是把自然资源看作是不断生成发展的过程。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然界是不断运动发展的，并不断生成新事物。遵循绿色发展，就是用高质量发展保护并发掘自在世界与人类世界物质能量的永续交换方式，用高质量发展永久保护人类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动力机制。

四、首次揭示内因与外因相结合推动发展的路径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阐明了一个简单而深刻的道理：内因是变化发展的根据，外因是变化发展的条件。这一原理被人类社会活动所证明，历史上凡采取封闭体制的国家最终都会走向衰落，甚至被吞噬和被消灭。

开放发展，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内外因动力理论。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1月28日，组织中央政治局成员专门学习讨论内因外因联动问题，他指出：“我们要坚持从我国实际出发，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同时我们要树立世界眼光，更好把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一起来，把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联系起来，把中国人民利益同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不断扩大同各国的互利合作，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努力为全球发展作出贡献。”[17]

长期以来，对“内因是变化发展的根据，外因是变化发展的条件”的诠释，一般把内因看作是最重要的原因，把外因看作是次要的原因。实际上，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主要和次要”仅限于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区分，像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内因和外因是不能按主要和次要来区分，否则，会走向轻视矛盾的一种属性或忽视外因的推动作用。面对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封锁，我们曾经提倡“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这只是特殊时期的特殊应对措施。一旦条件具备，应该充分利用外因。

开放发展，倡导了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国家发展方法论。并非所有的外在因素都是好的，关键是如何化外在因素为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分析道：“我们今天开放发展的大环境总体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有利，同时面临的矛盾、风险、博弈也前所未有，稍不留神就可能掉入别人精心设置的陷阱。”[13]适合资本主义社会好的因素未必适合我国国情。两党制对资本主义有用，但不适合中国；中国需要一个站在人民立场的强有力的政党来治理国家。国家之间的政治文化交流，就是很好的外因，通过交流与碰撞，更加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外因中有害的方面也很多，例如资本主义强国的制裁、普世价值的渗透、资本逻辑的误导等等。化不利为动力，是开放发展的手段之一。从历史上看，弱国总是在反强国制裁中发展，反出了新的内在增长点，反出了民族工商业的振兴，反出了适合本国发展的社会体制。中国不回避外因，而是分析外因，利用外因，因此，一个强大的中国未来可期。

开放发展，诠释了中国发展需要世界，世界发展离不开中国的辩证关系。世界生产力在某一地区的新发展，经过产品贸易等直接或间接影响一个国家生产力的要素组成和研发的创新点；同理，一个国家的生产力的提高也会间接影响到世界其他国家生产发展的方向和途径。除了一定历史阶段的国防技术，先进的科学技术是属于全世界人民的。

开放发展，既要把资本主义有利因素转为可用资源，又要营造开放环境推进世界开放新格局。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社会首先倡导的一种开放式的经济活动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力的发展促成了劳动分工、产品专业化及集成化，资源开采的地域化、产品流通的全球化，继而要求关税统一化、贸易全球化等。一个国家的资源越来越具有世界的属性，通过交换使得产品分配越来越能满足主体的多层次需要。从更深层次上分析，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动因是受剩余价值规律支配的。资本家为了获得更多的超额利润，需要创建一个世界性的市场，也需要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和原料。除了政治偏见外，资产阶级都希望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开放市场，加入到资本主义体系的全球化进程中。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要把全球化看作是一种发展资源和动力。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率先改革开放，引进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并借鉴其管理方式，激活了本国生产力发展的动力体系。苏联、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没有提出对外开放，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很难从资本主义社会借鉴到先进的生产力，结果生活水平长期低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人民不满意。当这些国家突然意识到外因的力量，又走向极端，演变为全面搬用资本主义制度，过犹不及，他们仍在摸索内外因动力原理。我国的开放已经从加入全球化发展到营造新型经济全球化，共建“一带一路”得到关联国家的赞同，已经营造了促进世界开放发展的氛围，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开放发展理论生动诠释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内外因理论。

五、首次揭示社会动力的新形式

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认为阶级斗争是推动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成果集中在少数资本家手里，雇佣工人用“磨洋工”的方式对抗生产，用罢工和捣毁机械的方式争取成果共享，用政治斗争的形式夺取国家政权，争取建立新的社会形态保证成果共享。从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阶级斗争直接推动了社会发展，阶级斗争与成果共享的程度密切相关。

早期资产阶级相信，不共享是推动社会生产的最强动力。运用工资钢铁定律的管理方式，让工人阶级处在饥饿状态，迫使工人努力工作来填饱肚子。这一方法的应用范围非常有限，后“经济人假说”初涉共享管理范式。资产阶级通过瓦解工人，让一流工人成为劳工贵族，让失业人群继续威胁一流工人。当“经济人假说”在管理应用中出现问题后，“社会人假说”应运而生，这一理论重视共享问题，把人看作社会人，提倡资方尊重劳工组织，与劳工组织合作来发展生产，尽可能扩大成果共享的范围。

但是，资本主义共享管理方法是有限度的排除式的共享。在资本主义体制下，资本分红、专利保护、土地矿产资源是不共享的。直到今天，“工资钢铁定律”在资本主义社会仍然起作用。虽然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在医疗保险、失业保险、退休养老保险上有值得引进的管理方法，但本质上是无产阶级斗争的结果，劳动人民获得的“恩赐”也是有限度的，没有触及资本共享和土地资源共享。一些资产阶级理论家一直在批评资本主义国家对工人阶级的高福利政策，认为高福利阻碍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可以说，不共享才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内核。资产阶级理论家一直没有从社会动力或者阶级动力的角度探讨这个问题。

中国共产党的共享发展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动力理论的新发展。我们党一直在探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推动力。党领导人民建立新中国，实现了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种共享形式激发了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但是，新出现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开始消融动力，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国需要形成“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动力势能。邓小平经过深思熟虑，在1992年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6]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但是随即也出现了新问题：收入差距拉大，相对贫困人口增加，私营企业主与雇工的收入差距极为悬殊。资本寻租权力，进一步拉大收入差距；国有资产管理的漏洞让一些人中饱私囊。这些问题大大挫伤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当成果差距发展成为社会动力的阻力时，必须重新审视新出现的问题。习近平指出，“进入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更加注重共同富裕问题。”[18]

2015年8月21日，在中央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习近平引导社会各阶层认同国家共享发展理念。他说：“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我们追求的发展是造福人民的发展，我们追求的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改革发展搞得成功不成功，最终的判断标准是人民是不是共同享受到了改革发展成果。”[18]

科学的分配政策和精准扶贫是党激活社会推动力的具体举措。在国内外历史发展进程中，因分配极度不公导致激烈的阶级斗争和国内战争屡见不鲜。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必须吸取历史教训，挖掘社会增长动力才能保持永久和平稳定，才能为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一些人认为精准扶贫违背了价值规律，不易营造劳动力市场。从社会动力角度来考虑，成果共享中华民族子孙后代才能获得更多社会动能，而精准扶贫能够培植社会推动力，是避免激烈阶级斗争的重要手段。马克思主义讲的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的理论，不是提倡不讲历史条件进行激烈的斗争，而是要认知这一规律，并在不同历史阶段上灵活运用这一规律，这就是活用阶级分析的方法。

共享发展理念，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直接动力理论，正确反映了社会动力这一推动力。这一理念反对剥削阶级“不共享”动力论，提倡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发展服务，其原创性贡献在于：“坚持共享发展，就是要坚持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渐进共享，不断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9]

六、首次揭示对人类社会发展动力的整体性认识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1月28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学习时强调，新发展理念是一个整体，要坚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

新发展理念反映出人类动力系统的整体性。在发展理念中，“创新”是首位，是发展生产力(最终动力)的新时代要求；“协调”解决动力体系的不充分不全面问题；“绿色”解决自然界发展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联问题；“开放”是解决内因和外因动力关系问题；“共享”是解决社会动力因素问题。新发展理念是一个整体，不能孤立理解。新发展理念中的系统性思维是其最突出的原创性贡献。

对人类动力体系整体性的认识来自对矛盾体系整体性的认识。马克思主义认为，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相应地，对矛盾体系的整体性认识决定着对动力体系整体性认识，前者是基础，后者是逻辑的必然结果。

早在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就强调：“只有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结合起来观察，把社会基本矛盾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才能全面把握整个社会的基本面貌和发展方向。”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从生产力到经济基础再到上层建筑“并不是单线式的简单决定和被决定逻辑”[20]。

十九大报告中对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概括是整体性认识矛盾体系的理性具体化。“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21]这一概括让人耳目一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再仅仅局限于“物质文化生活”，而是扩展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而且“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主要矛盾转化的理论已经不是局限于第一对或者第二对基本矛盾上，而是根据实际，考察了整个矛盾系统。这一概括没有“生产力”这个词语，却包含由生产力引发的社会问题的主要观点。这一概括已经不是衍生化的基本矛盾，而是基本矛盾、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等系统性灵活运用于考察实践的理性概括。它简单而深刻，内涵丰富。

新发展理念是在系统分析矛盾体系基础上提出的治国理政理念，贯彻新发展理念，还得深入理解其对人类动力体系的原创性贡献。整体把握马克思主义动力体系理论，科学掌握动力体系运行规律，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