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夏刚，张克勤

（大连大学 历史学院，辽宁 大连 116622）

1941年，金毓黻先生著《东北通史》在三台东北大学出版。1944年5月，金先生看到署名“温厚”的学者在《读书通讯》第85期发表的批评文章。面对学术批评，金先生初看之时，不胜欣喜，认为有嘉言胜义，可以更正其缺失。但细读之下，大为失望，认为其“凡举十五事，多系毛举细故”，但恐其迷惑他人，造成对《东北通史》的误解[1]5572，且该文“不惟无善意批评之表示，且皆遗大举细，作吹毛索瘢之批评”[2]，因此他不想沉默，决定起而反击，在《读书通讯》第99期上撰文予以回应。这场争论涉及东北史研究的史料甄别、材料取舍、东北史的写作方法以及学术批评的态度等问题，值得予以梳理,但目前尚无学者对此加以探究。

一、金毓黻先生对《东北通史》一书的重视

《东北通史》在1941年出版前，曾题名《东北史稿》，在师友间交流。

金毓黻先生1936年为中央大学讲授东北史，9月开始撰写讲稿，历时8个月，撰成《东北史稿》五卷三十七章。1937年1月11日，他将《东北史稿》前三卷邮寄给中央研究院院长傅斯年，想以此书为介，到中央研究院工作，或者将此书作为中央研究院出版品加以刊行。他专门致函傅斯年，说：“某研究东北文献历十余年，搜集史实不为不多，近已尽量移运到京，着手整比，尚需时日。惟最近半年内，以在中大授课，稍将旧稿撷要综理，写成《东北史稿》四卷，以视尊撰《史纲》，固非其伦。然亦经纬史实，附以论证，略用纪事本末之体，以整齐一方之文献，准以旧日之方志，或能别辟一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