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源

（四川省电大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分校，四川成都 610041）

翻译是一项有着悠久历史的人类文化活动。我国早期典籍《周礼·秋官司寇》篇里就有“象胥”（谓通言语之官）这一名目。[1]西方翻译史则从公元前三世纪前后，72 名犹太学者在埃及亚历山大城翻译的《圣经·旧约》（《七十子希腊文本》）揭开序幕。[2]22自有翻译实践以来，人们就围绕“直译”、“意译”翻译方法展开讨论，后来逐渐发展为归化策略、异化策略的争论。作者将站在儒家哲学中庸思想的角度，观照归化策略、异化策略，以期为翻译实践提供一点思路。

一、归化与异化

归化策略、异化策略，孰优孰劣？孰是孰非？在这个问题上，19 世纪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F.Schleiermacher）给出过启示。他认为，要么让译者尽量不去打扰作者，让读者靠近作者；要么尽量不去打扰读者，让作者靠近读者。[3]前者说的是采用异化策略，后者说的是采用归化策略。20 世纪，英国文学家、翻译家波斯盖特（J.P.Postgate）在其专著《议论与译作》（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s）中提出，翻译分为“后瞻式翻译”（retrospective translation）和“前瞻式翻译”（prospective translation）。在译者心中，后瞻式翻译偏向作者，着重于对原文的理解表达，完整再现作者意图，而不顾虑翻译作品面世后的命运——面对读者的阶段，是带有异化色彩的翻译；前瞻式翻译偏向读者，注重读者的阅读体验，采用灵活的翻译方法，而这或多或少都会冲击到原作者，是带有归化色彩的翻译。[2]18121 世纪，意大利裔美国学者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在其作品《译者的隐身》（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中正式提出归化策略（domestication）和异化策略(foreignization)。韦努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