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琦 陈 醉

一、引言

随着全球化、城市化、民主化、工业化进程不断加速，人类社会充斥着更多不确定性，公共危机的发生日益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常态。对各种可能或已发生的突发事件进行有计划有组织的管理，成了现代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与责任。应急管理体系的建设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中国是世界上突发事件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从建国初期起，中国政府就针对公共卫生、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等多个具体危机领域，积极制定和实施了多项政策，以平缓公共危机所导致的种种问题，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非典”疫情后，中国在短时间内构建起了较为完备的应急管理制度体系，以全面、快速地应对更为严峻的公共危机挑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构建统一指挥、专常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的应急管理体制，优化国家应急管理能力体系建设，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这其中也包括了对“一案三制”(应急预案、应急体制、应急机制、应急法制)等多元化政策工具的使用。

随着我国公共政策研究的深化，以理性分析为基础和根据的量化分析是当代公共政策分析的主流(1)宁骚：《公共政策学(第三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35-36页。。公共管理学界在不同的政策领域都推进了对政策工具类型和作用的研究，但是对应急管理政策领域的政策工具研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缺乏对我国应急管理政策工具使用的时空发展情况的梳理，也缺乏对不同公共危机领域政策工具类型与作用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