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琼

社区作为社会治理的一个基本单元，其治理问题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愈发受到关注，近年来我国在社区治理问题上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成果，但也仍然存在着很多问题。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将更多资源、服务和管理放到社区”[1]，这些都为当前的社区治理工作指明了方向。社会资本作为一种旨在构建起社会成员之间的互惠合作关系网络理论，为解决社区治理过程中出现的社区成员关系问题提供了可行方案，在社会资本视角下对以社区成员关系为重点的社区治理问题进行研究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社会资本的实质在于信任、合作以及互惠规范网络的建立

目前学界关于“社会资本”这个概念还没有一个权威性的统一定义，但各方面基本上认同罗伯特·D·帕特南的定义。帕特南认为，“社会资本理论的核心概念在于社会网络具有价值，社会关系对个人和群体的生产力也有影响”[2]，在此基础上，他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一种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的网络，这个网络能够增加公民之间的互相联系从而增强彼此的信任感，解决诸如搭便车和信息不对称以及契约执行人不能有效履约等一系列问题，从而提高社会治理的效率。合作、信任和互惠是社会资本的核心内容，而社区要实现有效治理关键也在于构建社区成员之间的合作信任互惠网络，这表明“社区治理的本质与社会资本的内涵之间具有天然契合性”[3]。因此，以培育社区成员之间的合作互惠关系网络为切入点，在社会治理研究中引入社会资本是非常重要的。

帕特南指出社会资本可以划分为黏合性社会资本和连接性社会资本，前者倾向于强调小团体的地位，具有很强的排他性，注重小团体内部的互帮互助以及资源利益共享;后者则具有更高的开放性，互惠规则更加广泛。显然，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人际关系网络类似于黏合性社会资本，能创造出组织内部的忠诚感，但也有可能导致成员对外界的敌意，我们当前更应提倡的是对于连接性社会资本的投资。社会资本有助于增强社区成员之间的信任感进而构建起社区合作互惠网络，促进社区的有效治理。一方面，社区居民的信任感需要在一次次的交流和接触中逐渐培养，是建立在主動交往的基础之上的;另一方面，这种信任感不仅来源于社区居民之间的不断接触和互动，更来源于社区共同体中的互惠机制。“这种互惠机制的功能在于给予遵守规范的人以奖励而不是对违反规范的人进行惩罚”[4]，给社区成员对彼此之间的长期合作和交往带来了一个良好的预期，有效增强了社区成员之间的信任感。

二、社会资本之于当前社区治理的重要意义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推行社区建设与治理以来，我国在社区治理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就，积累了丰富经验，也探索出了众多颇具代表性的治理模式。不可否认的是，当前我国的社区治理仍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社区治理的效果并不理想。这集中体现在社区成员参与社区治理的意愿不强，主动性不够，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社区成员之间关系网络的缺失与社区内部成员彼此信任度较低”[5]。在这种情况下，社会资本对于增强社区成员之间的信任感进而构建起社区合作互惠网络并促进社区的有效治理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一方面，对当前社区治理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这些问题大多都与集体行动中存在的困境有或多或少的关系，而社会资本的投资则恰恰有助于解决社区治理中的集体行动困境，有效促进公民对治理社区事务的参与，最大程度上保证社区公共物品的供给。奥尔森指出，在政治、社会领域中活动的各种团体大多是一种兼容性团体，这类集团通常会面临“搭便车”现象，无法有效供给公共物品导致集团无法长期持续发展。社会资本的投资则有助于形成一个关系紧密、互动频繁的社区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一个轮流信用组织式的模式会逐渐形成。在这种社区体系中，社区成员的搭便车行为和不合作行为的成本大大增加，一旦被发现，该成员将很难有机会与他人继续进行合作甚至被其他社区成员边缘化，对其正常的社会生活产生影响。这种来自组织内部的压力对于减少“搭便车”问题，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能够有效促进社区治理的发展。

另一方面，传统中国社会呈现出的差序格局特征，某种程度上对于今天的社区治理发展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因血缘而稳定的人际关系和频繁的社会交往有助于形成亲密的互惠关系网络，形成一个紧密的社区治理共同体。关键在于，传统社会中的这些有利之处并未能延续下来，20世纪80年代我国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后，社区建设工作也随之展开，传统社会中自然形成的社会共同体被分割成人为的社区，社区成员之间的关系不再依靠血缘而是依靠居住关系进行连接，彼此之间的传统联系减弱，熟人社会成为了陌生人社会。此外，科技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使得传统社会共同体中的稳定性和封闭性不复存在，人们更多的是将社区视作居住休息的场所而非社交场所，在这种情况下，社区成员对社区事务并不热心，参与社区事务的意愿和主动性不强，进而导致社区治理的成效并不显著。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这种人际交往模式虽然对当前的社区治理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其并不带有民主自治的性质，本质上仍属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下的产物，基层百姓被封闭在一个又一个小团体内，被统治者的愚民政策所教化，无法真正实现自己管理自己。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被真正推翻以前，传统中国的熟人社会模式无法自发成长为现代化的社区治理模式。

因此，社会资本对于当前社区治理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能够帮助社区重构“熟人社会”，打破现存的“陌生人社会”情况。因为前者是“信任、合作、归属感和普遍共识的基础，社区治理的成本和难度也会因此而大大降低”[6]，社区成员之间更加紧密合作和互相信任的关系是连接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的关键所在。

三、社会资本视角下推进社区治理的具体路径

国内学者认为在对社会资本进行测量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即“社区成员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程度;社区成员的信任感和安全感;邻居之间的联系紧密程度;家庭的联系;社区规范;社会价值观以及其他因素”[7]。结合这几个测量维度，本文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出发构建社区合作互助互惠网络，培育社会资本，不断推进社区的有效治理。

（一）培养提高社区成员的社区认同感，促进公民参与

社区成员对社区的认同感建立在其相关需求被社区服务满足的基础之上，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社区成员才会切实感受到自己与社区之间的联系，将自己归属于该社区的一部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理解，社区是卖方，社区成员是买方，只有在卖方提供的服务让买方满意的基础上，双方才会继续进行长期交易。同理，提高社区成员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一个最重要的切入点就是社区服务。社区服务要多元化，针对不同人群提供不同服务，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提供精准服务。有些社区成员注重精神生活和生活品质方面的需求，那么针对这些人的社区服务就应在丰富社区文化生活，建设宜居社区环境上下功夫;有些社区成员注重物质生活和自身发展方面的需求，那么针对这些人的社区服务就应将重点放在解决其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相关问题上，如开办就业辅导中心为失业下岗社区成员提供服务，为社区内的老弱病残提供志愿义工服务等等。

社区服务到位后，社区成员对于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也会大大增强，这种情况下也就有了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和社区治理的动力，因为他们清楚认识到自己参与社区治理的程度与自己所能享受到的社区服务质量是呈正相关关系的。在参与社区治理过程中，社区成员的角色“不仅包括社区公共决策的参与者，而且包括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者与监督者”[8]，即社区成员的参与贯穿治理的全过程。当前，政府在社会治理和社区治理中角色的转型为公民参与社区治理提供了新的机遇，我们应适时把握机遇，增强社区成员认同感，促进社区治理中的公民参与。

（二）完善相关制度规范，以制度供给推动社区治理

新制度经济学将制度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认为制度是人为设计的，用于人际互动的约束条件，将其视为一种秩序，由规则所构成。舒尔茨将制度定义为一种行为规则，这些规则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作为一种秩序，制度的主要功能在于其能够约束人们的行为并确保合理的行为预期，虽然制度经济学是从经济收益和风险的角度对制度的重要性进行强调，但仍然充分说明了制度构建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样，在当前的社区治理工作过程中，我们也需要建立和完善相关制度规范对社区成员在相关事务中的应得收益进行界定，这些有选择性的激励机制对吸引社区成员投身到社区治理工作中无疑具有重要作用。此外，制度的执行和落实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一项制度设计得再完美如果无法落实到位终究也只是一纸空文。因此对社区治理中的各种制度规范的执行落实效果进行评估是一项必要的工作。这就要求一个独立的社区治理监督机构的存在，这个机构的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但其最终目的却都在于对社区治理工作进行监督。姜晓萍等人提出的特派员制度就是这种监督机制的一个生动体现，“特派员有权记录并上级部门提交社区治理过程中出现的不法行为，由上一级街道办事处委派，对街道办事处负责，受街道办事处和社区成员的监督”[9]。

（三）发展社区非营利组织，构建合作互惠网络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基层社会的治理权力都被牢牢掌握在中央手中，“国家权力对基层的渗透导致社区基层组织淹没在完成行政任务和提供行政服务上”[10]，无法为社区居民提供有效服务，对社区治理基本功能的实现造成了不利影响。“我们政府已经包办了许多我们曾经认为应当由有良好的社会自豪感和邻里互助意识的人们去做的事情”[11]。要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要推进社区基层组织“去行政化”改革，另一方面要促进社区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将第三方引入社区治理过程中。社区非营利组织有别于正式的政府科層组织，能够利用非正式网络培养社区成员之间的互相信任感，增强彼此之间的联系，培育他们的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诸如慈善机构、志愿者协会和福利组织等等的非营利组织，它们将社区成员对于正式官方组织的不信任感转化成自己的优势，通过各种活动将社区成员纳入合作网络中来，增强了彼此之间的交流，从而减少了各种信息的不确定性和不对称性。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基层组织的自治还是发展第三方社区非营利组织，都要在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进行，要保障在党的领导下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通过多元主体的参与协同共同缔造，开发社会潜力、激发居民动力，形成社区活力。

参考文献：

[1]王吉全.习近平在山东考察时强调：切实把新发展理念落到实处，不断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创新力[N].人民日报，2018-6-15（1）.

[2]罗伯特·D·帕特南.独自打保龄球—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M].刘波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7.

[3][4][5]吴光芸，杨龙.社会资本视角下的社区治理[J].城市发展研究，2006（4）：25-29.

[6]燕继荣.社区治理与社会资本投资—中国社区治理创新的理论解释[J].天津社会科学，2010（3）：59-64.

[7]隋广军，盖翊中.城市社区社会资本及其测量[J].学术研究，2002（7）：21-23.

[8]李惠斌，杨雪冬.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6.

[9]姜晓萍，衡霞.社区治理中的公民参与[J].湖南社会科学，2007（1）：24-28.

[10]王德福.城市社会转型与社区治理体系构建[J].政治学研究，2018（5）：6-9.

[11]约翰·肯尼迪·加尔布雷斯.好社会人道的记事本[M].江苏：译林出版社，1999：219.

作者单位：中共重庆市委党校研究生部

责任编辑：钟学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