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因素下明清史学研究范式转变分析

2021-03-24郝溪若

文物鉴定与鉴赏 2021年1期

郝溪若

摘要：为了加强对明清史学的认识，对明清史学研究范式的转变进行了研究。清代史学属于中国传统史学研究理论和方法的总结期，也是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的重要阶段。文章从明清史学发展的主要表现和明清史学研究范式的转变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完成不同因素下明清史学研究范式转变分析。

关键词：明清史学;研究范式;私家修史

0 引言

近几年来，多数学者从两个历史时期的同一特征出发，对明清王朝衰亡史进行研究。发现明清史更注重淡化正统朝代的宗族因素，在一定时期内加强宗族因素的强化。明清变法在整个世界历史体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不仅国内学者愿意对此深入研究，国外学者也对明清史颇有兴趣。这就促使学者们将注意力集中在对明清历史中涉及的人文、社会甚至国家关系的分析和研究。例如，201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明清江南的州县行政与地方社会研究》论述了明清时期的社会文化问题，从加强社会人文关怀入手，力图厘清明清社会变迁与历史文化的关系。应从不同的研究立场出发，实现对历史的价值和认知取向进行分析的过程，尽可能地为中国史学的学术研究提供理论保证。

明、清是中国史研究的热点，因为明清两代历史具有一定的连续性，这一时期通常被美国学者视为中国近代历史的早期阶段，所以各国学者非常重视中国的明清史研究。

明清史学是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总结期，也是史学理论大发展的时期。对这一特定时期史学的研究与把握，对认识和建构整个中国古代史学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伴随着明清史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史学家的个案分析、史学的发展历程和清代官史研究也逐渐受到重视。在对这些史学进行分析时，要注意把握促进其全面发展的渗透因素，深化历史理论。需要从整体上审视其发展过程，关注各个方面的发展，找出推动史学发展的各种因素之间的内在联系，并结合历史思维的变化加以把握。全面收集历史资料，采用正确的史学分析方法，从各个方面入手，重点分析产生原因，全面把握明清史学的脉络。

1 明清史学发展的主要表现

1.1 私家修史的发展

明末清初满族入关前，从史家的构成来看，他们多为私人史家，这个时期也是中国民间史学发展的一个高峰。明朝末年，专业史家认为当时官史数量虽多，质量却不高。清军未入关时，谭潜、张岱等史家留下了不少著作，张岱的《石藏书》就是当时的作品。对于此书的编纂，张岱在其自序中说：“十七年来，曾经历了一次民族大变局，研究十年，才成毅。”部分名士也开始了他们的史学研究，这些研究都具有史学地理学的特色。清前期是民史上的大发展时期，清入关后，为巩固统治，安定民心，对私史的要求并不十分严格，因此在清初，出现了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方以智等史家。

还有一些“反清者”利用明清之战编撰史书，主要代表作如图1所示。

受亡国与朝代更替的影响，儒生认为应该更加重视史学研究与史书的编纂，其著述也十分丰富，如王夫之的《读通鉴论》、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唐甄的潜书》、计六奇的《明季南略》《明季北略》等。清前期私人史研究的成果，反映了清初史学的逐步成熟和实学思想在著作中的进一步发展。清前期的历史学家也在其著作中反映了这一时期历史思想对世界应用的关注。由于清王朝专制统治的加强，乾嘉时期私史的衰微并无多大影响。在道光年间，随着内忧外患的加剧，民间史学再度繁荣起来。其中以战略史为主，如蓝鼎元《平台纪略》、姚莹《槎纪略》等，这些历史研究的成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值得注意的，也是清代历史发展的重要方向。

1.2 官方史学的发展与史馆制度的完善

清入关前，官史编纂工作有所发展，清朝在努尔哈赤时期，为创作汉字、翻译史书和文献，设立了文学院。明末清初，努尔哈赤下令学者额尔德尼、盖尼创作满文。努尔哈赤的这一行为有助于清入关前的史书编纂和皇帝政策的执行。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它是为了研究历史、统治世界、进一步发展满族的势力、维护满族的利益而存在的。

由此可以看出，在皇太极时期，清史工作已开始规范化和制度化。在入关之前，这是清代官史发展的重要方面。天聪十年，皇太极将文冠改为三内殿，在这些机构中，内国史馆是一个主要负责编撰诸如《皇族志》等史书的机构。清代官史编辑制度日趋成熟，尽管当时官史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也应注意到，满族文化水平较低，官史质量较差。在那个时代，史书的编撰以文献为主，满族入关前，制度还不够完善。清朝初期以后，官史逐渐走上轨道，清入关后，是一个满汉文化碰撞阶段。于是清王朝开始强化统治。史官认为，开办史馆、翻修史书有助于管理国家，因此，皇太极时代的內史学逐渐得到完善。

1.3 明清史学中经世致用思想的发展

明后期政治动乱时期，史家也曾提出史学改革。受汉学的影响，他们主张史学注重实效，不谈所谓的理性之道，这也是清代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清初入关前，这一现象并不明显，但在清初顺治、康熙和雍正时期更明显。

19世纪中国面临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的双重危机，中国史学也开始发生质的变化，开始从单纯的史学研究转向对现实世界的研究，“史学发展”成为这一时期史学研究的关键词。实用主义是中国史学的最大特点，自春秋时期史学兴起以来，就受到了晚清儒家的推崇。清前期的史官都是主宰史学的，要把史学应用到实践中去，就要讨论法规制度、习俗的得失。清朝著名思想家顾炎武强调，要想在文学上有长足发展，不应局限于对文字音韵的探索和整理儒家经典，所有关乎国计民生的，都是有益的文章。在嘉庆时期，清朝由盛转衰，士风衰微，民不聊生，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社会体制转型，逐渐走向封建制度崩溃的边缘。

它还使学习的途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产生了强烈的民族自强意识。晚清学术思想，尤其是史学思想，最突出的主题就是民族主义在实践中的运用。在世界上做事情，与社会现实问题密切相关，这是实用主义学者的学习目标，也是勇于做事情的精神。学者们都提倡一种勇于实践的精神，有勇气去做，敢于去做，就是敢于把学到的东西运用到实践中去，不是背书，而是学习和运用书。晚清实用主义思想家的独立思考和创新精神，使它在各个学科领域中独树一帜，卓有成效，由此引起了明清史学研究范式的转变。

2 明清史学研究范式的转变

2.1 社会因素与研究范式转变

自明清以来，史学变得愈加沉寂，但是大规模的史书修纂工作并没有因此而减少，反而出现了很多经典的史学著作，如《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只不过民间的私修史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很大的破坏。但也并非所有的私修史书都遭到了波及，由于明清时期史书的私修过于广泛，所以许多著作中表达的个人情感较多，也存在着对当时统治阶级的不满情绪和怨念，这便是受明末清初所兴起的“经世致用”思潮所影响。许多史学家以著书立说来表达自己对政治、思想等方面的不满，并且大肆地抨击专制封建统治。因此，私修史学便成为统治者重点整治的目标之一。由于清王朝的掌权者是少数民族，势必会造成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不可磨灭的矛盾。所以，统治阶级为了防患于未然，便加大了对民间私修史书的控制，甚至不惜使用杀戮手段，想以此来压制百姓的反抗思想。

2.2 学风与政风互动关系变化转变

在学风与政风互动关系转变上，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学风与政风互动关系主要内容如图2所示，经历了肯定式的转变范式，本文将明清史研究范式转变的第一阶段概括为实证研究的范式。这里所说的“肯定”，是指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明清史学研究范式的转变与当时人们的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形成了“西学东渐”“洋为中用”等具有时代特征的观点。这种观念使以西方哲学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得到了认同，甚至成了拯救人类生命的秘方。基于这种历史背景，明清史学研究范式转变是积极的，其研究范式也必然是肯定的，以下做具体分析：

第一，学风的兴衰与政治批评的走向。自孔子以来，“学以致用”的思想已渗入儒家的心田，通过科举制达到赢帝尧顺、民富民强的目的，是儒家的永恒追求，所以，学风与政治作风有直接关系。第二，在实现政治理想的途径和方法上发生了新的变化，明后期的政治变革，促使儒家反思修身与治国的内在联系。以修身为目的的传统和平观念发生了新的变化。“修”与“治”的关系至关重要，就思想史而言，学者们已不再将思想的社会功能局限于对自身的修正，而是逐步扩大了对社会的关注视野。随着帝制与专制日益衰败，士人的社会关怀重心也由“敬君、敬尧、敬舜”转向“让民富”。我们的政治想象和政治语言发生了变化。以县以下地方社会为对象，努力在乡镇建立起一整套儒学思想，以“王道之本”为基础的家治理论与实践。就社会历史而言，明末清初的士大夫有别于宋代想要“取君”的士大夫。晚明商业十分发达，士人不再用科举来推崇官场，而是通过经商来实现儒家的治國理念。学界纷纷“弃儒入商”，为适应商业活动的实际需要，编撰了大量的商书。16世纪时，商界人士与学者互不区分，商界活动实际上可能是儒学向考辨转变的外部边缘。

2.3 文化思想因素转变

消极否定是事物运动的高级阶段，西方哲学史的研究过程也同样如此。在西方哲学史研究的第二阶段，即西方哲学史的“否定”研究范式中，中国的西方哲学史研究已经被机械地复制了。按西方社会思想转向中国的思路，“洋为中用”的思想开始注重“中国之用”，并结合当时中国社会和历史的实际情况。在西方哲学史上出现了一种正反研究范式之后，中国社会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西方哲学的研究范式也出现了一种否定。西方哲学史研究开始有了中国化的阐释，哲学研究也有了独立的哲学史观。只有在这个时期，西方哲学史研究才真正具有研究性，而不是完全接受过去的研究，或者机械地套用过去的研究。这一时期西方哲学史的研究范式的特点是继承了西方哲学精神中的批判性和反思性，也同时受到时代局限性的影响，对西方哲学的“否定性”没有全盘把握，缺乏自我否定思想，使思想上的否定变成了政治层面的斗争。

清史是清朝儒学演变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传统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其发展与繁荣，既有晚明空谈思想的历史反思与批判，又有传统史学的丰富与创新。晚清私人史发展的原因主要是满族入关。有些汉族历史学家维护明朝思想，主张反清。清朝统治的统一局面在当时已初步形成。当时民间史学逐渐发展起来，史书增多。这一时期历史学家为了纠正荒史传播中的谬误，保存了汉族文化，保持了思想领域的独立性。后代人为维护明朝历史，实现文化传承，积极从事史学编撰和私刻史书工作，史书数目增加就说明了意识形态因素对历史发展的影响。

2.4 政治因素与研究范式转变

史家们一般不会停留在某个特定时期的历史研究上，他们总是对历史发展的脉络感兴趣。对明、清史学界而言，如何证明明清史在中国史学中的地位及其所涉及的思想性、理论性问题，是近几年来学界普遍关注的目标内容。中外学者对其研究领域和范围都有不同的看法。比如，日本学者主要研究的是“近现代”，而美国学者主要研究的是明清两代的“帝国晚期”和“近代早期”，显然，学者们在研究上有不同的观点。

历史的发展受政治因素的深刻影响，朝代建都初期，面临衰败，亟须完善各种制度，需要历史经验。因此，正史被大力修正，中国古代的官方史书，为国家治理提供经验和借鉴是其重要职能之一。邓智诚曾经说过：“大清以儆效尤，治国之道是四法，新例，旧例，十年一修，十年一修。”这也反映了当时的时评对清代史学发展和政治因素的推动作用。历史的作用也要从限制历史的作用中去看。清代是中国封建王朝最专制的朝代，也是中国历史上政治干预最大的朝代。清末大兴文监实行严格的文化专制，运用行政手段强化意识形态统治，完成了对历史思潮的选择与矫正。就是这样的政治束缚，使当时的史书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

除此之外，正统重名，辩正统，反对“一时”之力，反对历史成败得失之说，主张用永恒的、至高无上的“中道”和“天道”来评价历史，这是明清史学理论面临的首要问题。拿清朝来说，我们都知道清朝是满族统治时期，但是几千年来汉文化的传承使之成为中国文化的正统，对清朝统治者而言，史学的正统性是其应予以追求和重视的，在不同民族和文化的交融下，谁是正统、谁是主宰成为争论的焦点。例如，乾隆三十三年六月（1768），高宗完成了《简将集》，书中有这样一条评论：“例行公事，写一卷书，也就是准备手稿，辅导书法，认识准林经。”由于清前期人们一直以为“崇祯死于明”，尽管有些官员多次将南明列入史册，但并没有得到统治者的认可。由于清对明朝的态度一直是：李自成进京时明已死;清进关时，明应天命，代明求盗。但是到了乾隆时期，改变了以往对南明政权的态度和看法，认为它可以与南朝、南宋等政权相媲美，但不必贬低。这一举动一举两得，不仅帮助乾隆皇帝大肆买通民心，显示出其胸怀宽广与气度，同时也扫除了歌颂明朝忠义的障碍，弘扬了忠义爱国的伟大精神，也加强了统治阶级的管理。在这个背景下，也加快了明清史学研究范式的转变。

2.5 经济发展与研究范式转变

清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朝代，社会结构与经济状态发生了巨大变化。财产税开始出现，人民正逐渐摆脱封建制度的束缚，劳动力市场逐渐成形，在清朝时期极为发达的江南民间手工业得以迅速发展，不仅是社会推动了工商业的发展，工商业的发展与完善也推动了社会的积极进步。只有社会经济稳定时期，人民才会有足够精力去研究史学。在学院主义的推动下，私史得以迅速发展，尤其在康乾盛世之时，国家具备了雄厚的财政力量，国家为了统一人民的思想，招募有学之士，著写史书，有效促进了历史的发展。从以上原因可以看出，经济是文化发展的基础，也为史书的编纂和民间史家的研究提供了经费。经济稳定了，才能更好地搜集史料，加强研究，促进发展。由于思想、文化、政治、经济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和相互作用，史学理论的深入发展，促进了清代史学的繁荣，为史学思维和研究方法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张明.国际中共学与中国共产党研究的范式转换[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9（2）：64-70.

[2]段晓亮.郑天挺和孟森的学术交谊与明清史研究[J].史学史研究，2019（1）：36-46.

[3]胡易容.传播研究的符号学范式、流派及观念[J].内蒙古社会科学，2020（6）：187-194.

[4]何孝荣.明清史研究的学与思—访徐泓教授[J].中国史研究动态，2018（3）：48-57.

[5]李杰.論社会科学化史学研究范式—社会学运用于历史研究的方法论[J].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58-65.

[6]刘永华.非日账与19世纪徽州乡村社会研究—兼谈明清社会史研究的方法与史料[J].学术月刊，2018（4）：128-141.

[7]何平，马芸芸.再论历史研究的范式转型—当代西方史学若干前沿问题[J].社会科学文摘，2019（3）：17-20.

[8]杨念群.明末清初思想文化研究范式的转移—以近百年相关讨论为中心[J].清史研究，2018（3）：134-156.

[9]周文，赵果庆，周明明.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转变与阶段特征—基于《经济研究》（1980—2019）刊载论文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0（2）：41-53.

[10]严奇岩.地方学的兴起与明清史研究中的“贵州话语”[J].理论与当代，2019（1）：63-64.

[11]季乃礼，李雪超.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政治学范式[J].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9（4）：76-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