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然 黄雅莲 李娜 黄春蕾 周欣欣 彭维 李敏 方艳春

[摘要] 目的 探討重症监护患者发生急性应激障碍的影响因素，为重症监护患者进行心理护理及心理支持提供依据。 方法 选取2018年11月至2019年5月河北省唐山市某三级甲等医院重症监护患者412例。应用斯坦福急性应激反应问卷评分并确诊急性应激障碍后，给予一般资料问卷、心理弹性量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及艾森克人格问卷简式量表中国版-E量表进行评测，分析影响其急性应激障碍发生的相关因素。 结果 重症监护患者斯坦福急性应激反应问卷总得分为（87.192±10.372）分，心理弹性量表得分为（41.318±9.717）分。单因素分析显示，性别、婚姻状况、文化程度、经济收入状况、年龄及心理弹性水平是重症监护患者发生急性应激障碍的影响因素（P<0.05）。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年龄、经济收入状况及心理弹性水平是其影响因素（P<0.05）。 结论 重症监护患者急性应激障碍水平较高，建议给予更多心理护理及心理支持，尤其对低年龄、高收入、心理弹性水平低的重症监护患者应给予更多关注，避免发展成为创伤后应激障碍。

[关键词] 急性应激障碍;重症监护患者;影响因素;斯坦福急性应激反应问卷

[中图分类号] R395.6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3-9701（2021）03-0163-05

Analysis of impacting factors of acute stress disorder in ICU patients

ZHOU Ran1 HUANG Yalian1， 2 LI Na1  HUANG Chunlei3   ZHOU Xinxin1   PENG Wei1   LI Min1   FANG Yanchun1

1.School of Nursing，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2.The Central Hospital of Shaoyang in Hu′nan Province， Shaoyang   422000， China; 3.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the Central Hospital of Shaoyang in Hu′nan Province， Shaoyang   422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ing factors of acute stress disorder in ICU patients， and to provide a basis for psychological nursing and psychological support for ICU patients. Methods A total of 412 ICU patients admitted to a grade 3A hospital in Tangshan City in Hebei Province from November 2018 to May 2019 were selected. After the patients were evaluated by Stanford acute stress reaction questionnaire and diagnosed as acute stress disorder， they were evaluated by general data questionnaire，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scale， 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 and 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 short form scale Chinese version-E scale， and the related factors impacting the occurrence of acute stress disorder were analyzed. Results The total score of Stanford acute stress reaction questionnaire and resilience scale in ICU patients were （87.192±10.372） points and （41.318±9.717） points， respectively. Univariate analysis showed that gender， marital status， educational level， personal economic income， age and resilience level were the impacting factors of acute stress disorder in ICU patients（P<0.05）. Multivariat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age， economic income and resilience level were the impacting factors（P<0.05）. Conclusion It is suggested that more psychological nursing and psychological support should be given to ICU patients with higher level of acute stress disorder. In particular，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ICU patients with low age， high income and low level of resilience， so as to avoid the development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Key words] Acute stress disorder; ICU patients; Impacting factors; Stanford acute stress reaction questionnaire

重症监护病房（Intensive care unit，ICU）是急危重症患者抢救治疗和许多大型手术患者术后监护、护理的重要科室。随着现代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重症监护患者治愈率逐渐提升，在生理问题大部分得到解决后，患者的心理问题逐渐得到重视。重症监护患者处在各种仪器报警声的包围之中，患者病情及管路迫使其活动受限，机械通气致患者沟通障碍，吸痰等操作给患者带来异常的刺激，因此ICU的治疗经历也可以作为一种创伤体验，使重症监护患者发生急性应激障碍（Acute stress disorder，ASD）。有研究显示，重症监护患者ASD发病率高于一般住院患者[1]，并且对创伤后应激障碍有预测作用[2]。本研究通过对发生ASD的重症监护患者进行调查，旨在了解重症监护患者发生ASD的影响因素，为此类患者的心理护理及心理支持提供依据。

1 資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采用方便抽样法选取2018年11月至2019年5月河北省唐山市某三级甲等医院重症监护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重症监护;②认知能力正常;③年龄≥18岁;④同意参与本研究;⑤经精神科医生确诊为ASD[3]。排除标准：①ICU转出后1个月内再次入住ICU;②合并精神疾病症状，有精神病史及精神病家族史;③有嗜酒及药物依赖史[4]。

1.2 方法

采用规范统一的指导语对本次研究的目的、意义和保密原则进行解释说明，获得研究对象及家属知情同意后进行问卷调查。在患者入住ICU第2天至第28天的每天17∶00，采用斯坦福急性应激反应问卷（SASRQ）与患者进行一对一面谈调查，对于无法自行书写的患者，由研究者逐条询问后代为填写，直至确诊ASD或患者转出ICU停止调查。患者SASRQ问卷≥40分时，由精神科医生确诊。确诊ASD后，进行一般资料、艾森克人格问卷简式量表中国版、心理弹性及社会支持量表调查。一般资料调查表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个人经济收入状况、婚姻状况、医疗费用支付方式、治疗方式、机械通气状况及镇痛镇静药物使用状况等。分析影响其ASD发生的相关因素。

1.3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

1.3.1 斯坦福急性应激反应问卷（Stanford acute stress reaction questionnaire，SASRQ）  SASRQ是评估ASD的常用量表之一，由多个分量表组成，包含30个条目，分别构成分离性症状、对创伤事件的反复再体验、对创伤事件的回避、激惹症状及社会功能损害5个维度。该量表中文版由广东省人民医院侯彩兰翻译。全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30，相关系数为0.729～0.812。计分方法为各条目采用6级评分，0分=“没有体验”，5分=“总是体验”，总分范围为0～150分，分数高低可代表ASD严重程度，分数越低，代表ASD症状越轻[5]。

1.3.2 心理弹性量表（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CD-RISC）  CD-RISC中文版由于肖楠等翻译修订，包括坚韧、力量、乐观三个因子，共25个项目。坚韧维度共13项，力量维度共8项，乐观维度共4项。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91，信效度良好。各条目采用Likert 5级评分，0=“从不”，4=“几乎总是”。总分范围0～100分，分数高低可代表患者的心理弹性程度，得分越低，心理弹性水平越低。以51分为分界，将患者分为心理弹性高、低水平组[6]。

1.3.3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ocial support rate scale，SSRS）  该量表由肖水源等设计，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82，信效度良好。按分数分为低、中、高三个水平，其中低水平<35分，中水平35～45分，高水平>45分[7]。

1.3.4 艾森克人格问卷简式量表中国版-E量表（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revised，short scale for chinese，EPQ-RSC）  EPQ-RSC由钱铭怡修订，Cronbach′s α系数为0.75，分半信度为0.75，稳定性较高。量表共12题，其中正向题“是”为1分，“否”为0分;反向题“是”为0分，“否”为1分，结果以标准分表示。E量表分数高者代表外向，分数低者代表内向[8]。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 23.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用（x±s）表示，采用t检验及单因素方差分析;计数资料用[n（%）]表示，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以重症监护患者SASRQ总分为因变量，将单因素分析中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2 结果

2.1 412例重症监护患者一般资料

本研究共选取重症监护患者412例，年龄19～85岁，平均（56.30±15.06）岁。青年（19～35岁）42例，中年（36～59岁）171例，老年（60岁及以上）199例;中老年患者比例较高，青年患者比例较少。男性256例，女性156例;男性患者较多。学历小学及以下122例，中学227例，大专及以上63例。经济收入3000元及以下30例，3001～5000元259例，5001～8000元117例，8001元及以上6例;经济收入3001～8000元比例较高。婚姻状况未婚12例，已婚354例，离异7例，丧偶39例;已婚比例较高。见表1。

2.2 412例重症监护患者的心理状况评分

412例重症监护患者的SASRQ得分为（87.192±10.372）分，其中分离维度得分为（34.876±4.514）分，再体验维度得分为（23.677±2.726）分，回避维度得分为（24.566±3.240）分，激惹维度得分为（25.701±2.519）分。社会支持量表得分为（35.879±7.021）分。心理弹性量表得分为（41.318±9.717）分，其中乐观维度得分为（9.464±2.072）分，力量维度得分为（16.303±3.704）分，坚韧维度得分为（26.461±5.070）分。

2.3重症监护患者发生ASD的单因素分析

重症监护患者发生ASD的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医疗费用支付方式、机械通气状况、居住地、镇静镇痛药物、入住ICU次数、治疗方式、本地就医状况、性格及社会支持水平因素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性别、婚姻状况、文化程度、经济收入状况、年龄及心理弹性水平是重症监护患者发生ASD的影响因素（P<0.05）。见表1。

2.4重症监护患者ASD影響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

以SASRQ总分为因变量，以单因素分析有意义的变量为自变量，性别、婚姻状况、文化程度、个人经济收入状况、年龄及心理弹性水平以实际值进入，按照α=0.05入，α=0.10出的标准，采用逐步回归法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经济收入状况及心理弹性水平最终进入回归方程。见表2。

3 讨论

3.1 重症监护患者ASD处于高水平

本研究中，患者斯坦福急性应激反应问卷得分为（87.192±10.372）分，远高于刘萍萍等[9]的研究中脑损伤患者的得分（47.85±25.872）分，提示重症监护患者急性应激障碍水平较高。其原因在于以下方面，首先，重症监护患者病情危重，大部分经历过抢救或目睹过抢救，治疗方式复杂，有各种仪器如呼吸机、血滤等辅助治疗，患者心理压力大。每天输液治疗时间长，甚至24 h连续治疗，同时ICU工作人员倒班工作，容易使患者丧失时间感[10]，从而产生各种心理问题。其次，ICU环境封闭，受灯光、仪器报警音、患者排便异味、抢救情境等[11]外部因素影响，同时封闭环境家属探视时间有限，患者长时间独处，得不到有效的社会支持。患者在自身病情和环境影响双重作用下，心理压力大于一般住院患者，与本研究问卷及量表评价结果一致。患者问卷得分高，表现出更多的阳性体征，主要包括创伤性重现体验、回避与麻木、高度警觉状态、恐惧、易激惹或淡漠、焦虑抑郁等，这些阳性体征如不能得到有效缓解，可能会继续发展为创伤后应激障碍，是创伤后应激障碍在ICU发生率高的原因之一[12]。因此应重视患者ASD的发生，提供有效的预防和治疗措施，给予患者更多心理护理及心理支持，避免发展成为创伤后应激障碍。

3.2重症监护患者ASD影响因素

3.2.1 年龄越大，急性应激障碍程度越低  本研究结果显示，年龄与斯坦福急性应激反应问卷得分呈负相关（t=-2.301，P=0.022），与金婉婉等[13]对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研究结果不同，但与刘萍萍等[9]对脑损伤患者的研究结果一致。高龄患者收入相对固定，尤其是退休患者，患病不会对其收入产生影响;而且患者人生阅历丰富，可能经历过更多的疾病过程，对疾病后的生活情况接受度较高[14];此类患者对预后要求相对较低，对身体伤残接受度较高[15]，而伤残接受度又与患者发生应激障碍呈显著负相关[16]。而低龄患者处于事业上升期，工作收入弹性较大，可上升空间大，并且身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肩负着赡养老人和照顾儿童的任务[17]，患病影响患者工作，导致其丧失收入或收入降低，患者会产生心理落差;且此类患者有些为首次患病或患病体验较少，对预后的担忧程度远高于高龄患者[18];其患病后接受期长，期间各种心理问题的发生率均较高[19]。

3.2.2 经济收入状况越高，ASD程度越高  本研究结果显示，经济收入状况与斯坦福急性应激反应问卷得分呈正相关（t=3.834，P=0.000），与袁志等[20]对颅脑外伤患者的研究结果不同。重症监护患者的治疗方式复杂，仪器使用和药物治疗较一般住院患者更多，费用远高于一般住院患者，加重患者及其家庭的经济负担。高收入同时意味着高消费，该群体本身家庭消费较大。患者患病后，不仅丧失或降低本人的收入，住院的花费同时会加重其家庭的负担，患者会产生自责的心理，且疾病对患者生理功能的影响，以及疾病对其以后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的影响，均会对其造成严重的心理压力。

3.2.3心理弹性水平越高，ASD程度越低  本研究结果显示，心理弹性水平与斯坦福急性应激反应问卷得分呈负相关（t=-2.487，P=0.013），这与成杰等[21]的研究结果一致。心理弹性水平表现了个人在面对逆境时的适应能力，重症监护患者在隔离的环境中进行治疗，家属探视时间有限，主要依靠个人的心理适应能力。心理弹性水平较低的患者，负性情绪较多，当遭遇严重的应激事件时，不能合适地处理，坦然地面对。而生活经历丰富、对自身期待感低、家庭责任小、收入稳定的患者，其心理弹性水平相对较高[22]，能更好地应对应激事件，因此SASRQ得分更低，相对不易发生ASD。

综上所述，ASD是重症监护患者急需解决的心理问题，目前临床对其重视程度不足。随着重症监护患者的生存率不断提高，医务人员在工作中应更多地关注重症患者的心理问题，及时并积极地提供帮助，尤其低龄患者人群需要得到更多的关注。护理人员可以采取ICU日记[23]、叙事护理[24]、共情护理[25]等多种心理护理干预措施，制订有利于重症监护患者的规范化制度，实施合理化环境布局，以预防ASD的发生。本研究局限在单一地区及医院，今后可扩大研究地区及医院，增大样本量，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Ophuis RH，Olij BF，Polinder S，et al.Prevalence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acute stress disorder and depression following violence related injury treated at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A systematic review[J].BMC Psychiatry，2018，18（1）：311.

[2] 王子元，王昊，黄晏，等.急性应激障碍向创伤后应激障碍转化模型的建立[J].中国药理学与毒理学杂志，2019（10）：839-840.

[3] 罗利，傅凡，肖莎.日记法在ICU患者创伤后应激障碍早期干预的效果研究[J].护理研究，2019，33（1）：145-148.

[4] 马佳佳，谢丰军，田润，等.ICU环境压力源和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对ICU转出患者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路径关系[J].护理研究，2020，34（10）：1727-1732.

[5] Gary R，Amy D，Eryn T，et al.Traumatic stress in patients with acute leukemia：A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J].Psycho-Oncology，2018，27（2）：515-523.

[6] Almeida MH，Dias S，Xavier M，et al.Exploratory and confirmatory validation of the 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CD-RISC-10）in a sample of individuals registered in job centers[J].Acta Medica Portuguesa，2020，33（2）：124-132.

[7] 吕小红.基层环保系统人员工作压力与职业倦怠关系研究：社会支持的调节效应[D].重庆：西南大学，2019.

[8] 张冠凝，刘艺，李雯玥，等.成人骨性错  畸形患者社会心理及人格特征与治疗方案选择的相关性研究[J].华西口腔医学杂志，2020，38（3）：312-317.

[9] 刘萍萍，刘玉敬，王卫亮，等.脑损伤患者急性应激障碍的影响因素分析[J].现代预防医学，2018，45（7）：1333-1337.

[10] 高惊雷，邓澜.时间观念对ICU患者的影响及护理对策的现状研究[J].实用临床护理学电子杂志，2019（27）：194，198.

[11] 倪漪纹，江会.ICU光环境对患者的影响及护理对策的研究现状[J].中华现代护理杂志，2018，24（11）：1357-1360.

[12] 刘凌云，李璐，陈潇，等.ICU出院患者创伤后应激障碍研究进展[J].中国护理管理，2017，17（9）：1172-1175.

[13] 金婉婉，李博，梁敏，等.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心理弹性特征及其对急性应激障碍的影响[J].国际护理学杂志，2020（8）：1394-1396.

[14] 吴薇，郭京，张晓雪，等.外科ICU患者转出后急性应激障碍发生现况及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现代医生，2018， 56（14）：17-19，23.

[15] 朱婷，黄雅莲，方艳春，等.基于PERMA模式的积极心理干预对脑卒中患者伤残接受度及自理能力的影响[J].护理研究，2020，34（6）：965-970.

[16] 韩姗，路雪芹，成巧梅.糖尿病足截肢患者伤残接受度与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相关性分析[J].重庆医学，2020， 49（16）：2671-2674.

[17] Vals S，Rusten T，Skogstad L，et al.Post-traumatic stress symptoms and sense of coherence in proximity to intensive care unit discharge[J].Nursing in Critical Care，2019， 25（2）：1-9.

[18] 鲁俊华，邹继华，吕雨梅，等.脑卒中后残疾患者伤残接受度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中国护理管理，2015， 15（7）：796-799.

[19] 张利，郑颖婧，朱琳，等.慢性乙型肝炎患者角色适应障碍的定性研究[J].中国社会医学杂志，2020，37（2）：139-142.

[20] 袁志，方登富，何泽元，等.颅脑外伤患者发生ASD的情况调查及其独立危险因素分析[J].解放军预防医学杂志，2020，38（3）：62-64，68.

[21] 成杰，刘萍萍，董立焕，等.腦损伤患者家庭功能、心理韧性与急性应激障碍[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8，38（23）：5832-5834.

[22] 徐一元，袁理，张政，等.慢性病患者主要照顾者心理韧性研究进展[J].医学与哲学，2019，40（24）：44-47.

[23] 李真，吴欣娟，杨慧，等.ICU日记对患者及家属心理健康干预效果的Meta分析[J].中华护理杂志，2020，55（7）：1091-1096.

[24] 郑子梅，郑丽花，江淑贤，等.叙事护理在一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急性应激障碍中的应用[J].中华现代护理杂志，2020，26（18）：2412-2416.

[25] 王方，张宏.共情护理结合常规护理对子宫内膜癌患者负性情绪及生活质量的影响[J].齐鲁护理杂志，2020， 26（12）：55-57.

（收稿日期：2020-08-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