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

宋代科举考试分为三个层级，由低到高，依次为发解试、礼部试和殿试。殿试第一名是为状元。北宋熙宁变法之前，殿试一般考赋、诗、论三题，其中，赋乃重头戏，姚勉《词赋义约序》云：“国初殿廷惟用赋取状元，有至宰相者，赋功用如此也。”北宋状元往往因赋而得，他们借以夺魁的赋作即为状元赋。宋代状元赋其实只存在于北宋前期，因为神宗熙宁变法后，宋代殿试改考策问，赋不再是殿试的内容。但哲宗元祐年间及南宋时期，科场以诗赋与经义分科取士，赋仍然是发解试、礼部试的考试内容，且地位相当重要。因此，宋代状元赋的产生虽止于北宋前期，其影响力却是一直延续到南宋之世。

在科举时代，状元是广大举子钦慕的榜样与学习的对象，状元赋也便顺理成章地成为科场范文，很受一般举子的欢迎。不必说状元赋了，礼部试的第一名为省元，省元赋亦颇有吸引力。《湘山野录》卷下记载了欧阳修的一则趣事，欧阳修在仁宗天圣八年（1030）的省试中独占鳌头，他初夺省元时，“庸人竟摹新赋，叫于通衢，复更名呼云：两文来买欧阳省元赋”。欧阳修的省试赋为《司空掌舆地图赋》，那些小商人（“庸人”）为了射利，竟将《司空掌舆地图赋》摹印，在大街上叫卖，并着重强调这是“欧阳省元赋”，由此可见，科场中第一名的应试之赋是多么有市场。省元赋即已如此，状元赋则可想而知了。王曾乃真宗咸平五年（1002）的状元，其《有物混成赋》就是一篇盛行一时的状元赋，《隆平集·王曾传》载：“咸平中登进士甲科，所试《有物混成赋》，天下以为赋格。”赋格，乃作赋范文之意。“天下以为赋格”，足见《有物混成赋》在宋代社会上的流行程度。

既然状元赋在宋代很容易被视为科场范文，那么宋代状元赋有哪些具体特点会被举子效法呢？首先，破题精警。破题乃破解题目之意，是一篇的开端。破题出色，能起到先声夺人之效，给阅卷的考官留下一个好印象。《历代诗话》卷二十《试赋》云：“宋时试赋，最重破题警切，场屋间每于此定魁选。如《天之历数在舜躬赋》，暨陶破题云：‘神圣相授，天人会同，何讴歌不之尧子，盖历数在于舜躬。又《君人成天地之化赋》，熊节破题云：‘物产于地，形钟自天，赖君人之有作，成化功之未全。”此处所举暨陶、熊节二破题，贴切，浑成，造语正大，堪为魁选。宋代状元赋多破题精警，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郑獬《圜丘象天赋》的破题。郑獬为仁宗皇祐五年（1053）状元，《圜丘象天赋》是其夺魁之作，不仅蜚声当时，后世的赋话类著作也每每称赞。如清人李调元《赋话》卷五云：“宋郑獬《圜丘象天赋》起句云‘礼大必简，丘圜自然，语极浑括而肃穆。”浦铣《复小斋赋话》卷上云：“律赋最重破题，李表臣程《日五色》，夫人知之矣。宋唯郑毅夫（獬）《圜丘象天赋》一破，可与抗行。”事实上，郑獬得中状元，正得益于《圜丘象天赋》的精彩破题。

其时，滕甫在场屋间的名声不输于郑獬，二人同试《圜丘象天赋》，而且破题相似，只因有些微差异，郑獬略胜一筹，结果便是郑獬为是科状元。《能改斋漫录》卷一四载此事颇详：“内翰郑毅夫（獬）久负魁望，而滕甫元发名亦不在其下。既试礼闱，郑为南宫第四场魁，滕为南庙别头魁。及入殿试《圜丘象天赋》，未入殿门，已风闻此题，遂同论议，下笔皆得意……将唱名，二公相遇，各举程文。滕破题云：‘大礼必简，圜丘自然。及闻郑赋云：‘礼大必简，丘圜自然。滕即叹服曰：‘公在我先矣。”及唱第，郑獬第一，滕甫第三。滕甫与郑獬的破题只是在用字的顺序上存在不同，但辞赋本来就以一字见工拙，郑獬将“礼”与“丘”提到了“大”与“圜”的前面，即产生了一种顿挫之势，倍显精神;相对而言，滕甫的破题就有点平板了。郑獬的《圜丘象天赋》是宋代试赋中的典范之作，然而李调元在盛赞其破题“语极浑括而肃穆”后，却又说它“通篇未见出色处”，意谓《圜丘象天赋》尽管破题超卓，但破题之后的内容比较平庸。可见，郑獬《圜丘象天赋》的典范意义就主要表现在破题上。

其次，器识不凡。所谓器识，是指一个人的胸襟、抱负、志向、气度、识见等内在素质。宋代帝王在选拔人才的时候十分看重器识，因为在他们看来，一个器识不凡的人更有可能成为王佐之才。欧阳修在《归田录》卷一中说：“真宗好文，虽以文辞取士，然必视其器识。”赋作为场屋之技，要根据既定的题目进行写作，一般情况下很难展现举子个人的器识。如果试赋在依题作文的同时，把一己的胸襟抱负展现了出来，就极有可能受到帝王或考官的赏识。徐奭为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状元，其殿试《铸鼎象物赋》有语云：“足惟下正，讵闻公■之欹倾;铉乃上居，实取王臣之威重。”真宗从中看到了徐奭有成为“王臣”的潜力，遂将其定为第一。大中祥符八年（1015），蔡齐殿试《置天下如置器赋》有语云：“安天下于覆盂，其功可大。”真宗亦从中看到了蔡齐欲“安天下”的宏伟抱负，遂将其擢为状元。除徐、蔡两人之赋外，王曾的《有物混成赋》也是一篇展现出作者不凡器识的状元赋，且更具典型性。

《宋史·王曾传》云：“咸平中，由乡贡试礼部、廷对皆第一，杨亿见其赋，叹曰：‘王佐器也。”杨亿所见王曾之赋便是《有物混成赋》。杨亿感叹王曾是“王佐器”，则是从赋中看到了王曾有做宰相的器识。《邵氏闻见录》卷七：“王沂公曾初作《有物混成赋》，识者知其决为宰相，盖所养所学发为言辞者，可以观矣。”杨亿即是“识者”之一。据《宋会要辑稿·选举六》记载，南宋胡衛在给宁宗的上疏中亦提道：“场屋间王曾试《有物混成赋》，识者即以公辅期之。”后来，王曾果然成为北宋名相。《有物混成赋》展现器识的地方主要有两句话，吴处厚在《青箱杂记》卷十中大力称扬：“王沂公（曾）《有物混成赋》云：‘不缩不盈，赋象宁穷于广狭;匪雕匪斫，流形罔滞于盈虚。则宰相陶钧运用之意，已见于此赋矣。又云：‘得我之小者，散而为草木;得我之大者，聚而为山川。则宰相择任群材，使小大各得其所，又见于此赋矣。”《有物混成赋》被时人奉为展现器识的科场范文，在宋代流播甚广，吕祖谦编纂《皇朝文鉴》时就将其收录书中。

再次，颂美得宜。科考文体骨子里有一种迎合在上者的倾向，特别是在评判标准比较主观的情况下，只有投合考官的心意，才有希望中选乃至夺魁。应试的举子心里都明白，他们作赋是要给考官看的，有时候还会由当朝帝王审阅，于是颂圣成为很多试赋的基调。王世则、章衡、吕溱等人在赋中颂美得宜，深得帝王嘉赏，皆高中状元。《青箱杂记》卷二载：“其后太宗再驾乃始克之，海内自此一统，故因御试进士，乃以《六合为家》为赋题。时进士王世则遽进赋曰：‘构尽乾坤，作我之龙楼凤阁;开穷日月，为君之玉户金关。帝览之大悦，遂擢为第一人。”此事发生在太平兴国八年（983），王世则在赋中极力颂美太宗统一海内的功德，乃成为该年状元。《古今事文类聚》别集卷十一：“又闻仁宗圣性尤务俭约，器用止于漆素，衾褥止用黄絁。嘉祐间，临轩策士，出《富民之要在节俭》以为御题，时吕溱赋曰：‘国用既节，民财乃丰。仁宗悦之，擢为第一。”吕溱在殿试赋中颂美帝王俭德，仁宗大悦之下，遂将他擢为宝元元年（1038）状元。《北窗炙录》卷下载：“章子平（衡）《民监赋》云：‘运启元圣，天临兆民，监行事以为戒，纳斯民于至纯。方进卷子，读‘运启元圣，上（仁宗）动容叹息曰：‘此谓太祖。读‘天临兆民，叹息曰：‘此谓太宗。读‘监行事以为戒，叹息曰：‘此谓先帝。至读‘纳斯民于至纯，乃竦然拱手曰：‘朕何敢当！遂魁天下。”在仁宗的解读中，章衡《民监赋》中的这四句话每一句都是颂扬帝王之德，无怪乎仁宗大悦，乃将其擢为嘉祐二年（1057）状元。总之，宋代状元赋颇有一种润色鸿业、颂美帝德的倾向，并且屡试不爽，常常奏效，这使得广大举子跟风效仿，也在无形之中使“颂美得宜”成为科场试赋的典范性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