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树山

一

文字首先是在占卜和祭祀中使用，它可能起源于巫师和祭司之手，用以传达神的旨意。后来，它被逐渐用于王朝政治中，用以传达王的旨意。从五帝中经夏、商，我们看到《誓》《诰》《命》等官方文书是渐次增多的，到了周公姬旦的时代，他自己就作了多篇发布政令或告诫帝王的文章，这使他用文字来阐述自己的思想和主张成为可能。司马迁说：“成王在丰，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于是周公作《周官》，官别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说（悦）。”由此看来，他留下了两部著作，即《周官》和《立政》。

《立政》不见于古代典籍，或许子虚乌有。《周官》一直锁闭于王室禁闼中，据说直到汉武帝时才被发掘出来，到西汉末年王莽时代，刘歆提议将此列入学官，于是改《周官》之名为《周礼》。《四库提要》云：《周礼》“于诸经之中其出最晚，其真伪亦纷如聚讼，不可缕举”。古代一些学者就认为并非周公所作，乃至断言为“六国阴谋之书”。学者否定其为周公所作，几乎已成为共识。近当代学者经过严肃的训诂和考证，大多倾向于此书乃战国末期的著作，与西周初期的周公并无关系。那么，《周礼》到底是一部什么书呢？当代学者余英时先生说：“《周礼》一书在內容上是比较确定的，即所谓‘体国经野，设官分职，是一种政治社会的全盘设计，所以现代人常常把它看作中国古代乌托邦的一种具体表现。”又说：“《周礼》无疑是中国思想史上一部‘乌托邦作品，对整个社会有一套完整的、全面的、系统的设计。这一套乌托邦的设计特别受到儒家型知识人的重视，因为儒家的特色之一便是要‘改造世界。”对于《周礼》的内容及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意义，这里不去细说了，但基本可以肯定的是，它和周公并无关系。

古人非常重视祭祀活动，事神仪式（礼）与事神歌舞（乐）的结合就是礼与乐的本义。在占卜与祭祀活动成为王室最重要活动的西周，周公是可以将之规范化的。当年，一国君主的责任主要是祭与战，战争且置不论，把祭祀活动规范化是西周王朝初建时首先能够做到的。据现代学者傅斯年《夷夏东西说》：夏、商、周三代及三代以前，古族有东、西二系，按地理方位说，夏与周属于西系（黄帝应该也在其内），夷与商属东系（山东等地古民族为东夷）。殷、周间剧烈变革，“盖民族代兴之故”，远古的黄帝的涿鹿之战与周灭殷的牧野之战是西系的民族对东系民族的征服，也是两种文明之间的交替。殷墟大量甲骨文的出土及祭祀坑的发掘，商纣王一再言及天命，说明殷人对天命与鬼神的敬畏与迷狂，殷商时代是一个“不问苍生问鬼神”的时代，学者们称之为“神守时代”。周灭殷后，周公规范祭祀的礼乐，规定祭祀上所用音乐为“雅乐”，即宗周丰镐的京畿音乐;规定祭祀的仪规与程式，这是意识形态和教化理念的更变。周人并非不敬鬼神，不重视占卜和祭祀，但是将之按照自己的习俗和理念规范化了。重视血缘、重视祖先是周人的信仰，所以，学者们称西周时代为“社稷守时代”。

由殷人对神鬼的迷狂至周人对祖先血缘的信仰，即由神事复归人事。由此礼乐制度进而落实到政治上，就是周朝按照血缘关系实行的分封制度。周分封的诸侯中，姬姓宗族约占三分之二的比例，其余非姬姓的诸侯则多为母系方面的亲戚。周朝同姓不婚，周天子对异姓诸侯视若甥舅关系，血缘和婚姻关系组成了周人的统治系统。如不了解周人封爵建国的制度，就无法理解“敦睦亲戚，协和万邦”的意义。就同宗血缘来说，亦分大宗小宗，周天子是大宗，而姬姓诸侯对周天子来说是小宗。诸侯们在自己的封国内又是大宗，同姓卿大夫又是小宗。这样组成一个宝塔式的结构，它的顶端是周天子，如此组成以血缘为纽带结合起来的权力结构。这样的分封制度，天子成为一个大家长，以下兄弟子侄、远近子孙拱卫着天子，家天下就这样形成了。这样的制度延续了近千年，直到汉代初年，依然按照分封子弟的方式分配权力、土地和人民，汉高祖刘邦曾和臣子们约定：非刘姓而王者，天下共击之。这就是家天下的理念。如果说殷商时代，天子和诸侯的关系是同盟的关系，那么到了周代，则完全变成了由血缘为纽带的家天下。后来有人说，如果秦始皇不统一六国实行大一统的郡县制，中国可能成为欧洲古希腊那样的社会形态。这在殷商时代似乎可能，到了周王朝时代则绝无可能。

周王朝的家天下体制既然是按照血缘远近来分配土地和人民，自然就形成了等级、亲疏的差别。周公的分封是按照爵位实行的，天子称为王，至高无上，以下按照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分割天下，如鲁，为周公封国，是最高的爵位，国君称公。郑国和齐国也是公国，国君也称公，如郑武公、郑庄公、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等。而《左传》中记述有些小国的活动，则按照爵位称呼国君，如《春秋·隐公二年》提到几个小国：莒，即封于山东莒县的一个小国，嬴姓（一作己姓），属子爵;向，也是个小国，在山东莒县南，为附庸，连爵位都没有。《春秋·隐公七年》提到的滕，是封于山东滕县的姬姓侯爵国，国君称滕侯。既然有尊卑亲疏的分别，那么，天子和诸侯之间、诸侯与诸侯之间、诸侯与卿大夫之间就有了差别，把这些差别用制度规定下来就形成了礼。礼和乐开始只在祭祀活动中体现，天子和诸侯的祭祀有不同的规范，享用不同的乐舞，诸侯按照爵位不同也是如此。后来，由祭祀推而广之，举凡一切政治活动乃至日常生活，都按照等级有了规范，每个人都在等级序列中，你只能依照你的等级地位中规中矩地活动，逾越则为非礼。如此设计的社会，等级森严而又井然有序，孔子认为这是最理想的社会，所以才由衷地赞美道：“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二

先民东系的殷人更相信天命和鬼神，所以学者们称它为神守时代，殷帝太戊见到院子里合抱而生的两棵桑树而大惊失色，武丁在祭祀时见到飞来一只野鸡站在大鼎的耳上发出呴呴的叫声而魂飞魄散，帝辛（纣王）一再强调“天命”在身而无所畏惧。来于西系的周人不是不相信鬼神和天命，但相比之下，他们更相信与他们有血缘关系的祖宗。武王有病，周公祷告，要以身代死，是对死去的文王和祖宗说话。他说，我比二哥武王更多才多艺，你们要想找一个人在阴间侍候你们，我比武王更合适，让我代他去死，求你们放过武王，因为人间更需要他。同样，他的侄子成王有病，他祭祀时同样是对父亲文王和祖宗说话。他说成王年纪小，不懂事，求你们不要怪罪他，如果要一个人去死，就让我去死好了。就是说，周人更相信死去的祖先的灵魂，更重视血缘亲情的宗族观念，由此形成的以血缘为纽带的家天下的宗族观念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的世界观。

后人有一句话叫“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这是从周人那里传下来的观念，所以学者称周的时代为“社稷守时代”。

周公“制礼作乐”从祭祀推衍到政治生活，其根本的原则就是“尊尊，亲亲”的血缘亲疏和等级制度，亦可称之为父系制的宗法制度，天子者，天下之父也。这个制度和理念的建立是从周朝开始的。天无二日，国无二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在周王朝之前却非如此。王国维先生在《殷周制度论》中说：“汤未放桀之时，亦已称王;当商之末，而周之文、武亦称王。盖诸侯之于天子，犹后世诸侯之于盟主，未有君臣之分也。周初亦然，于《牧誓》《大诰》皆称诸侯曰‘友邦君，是君臣之分亦未全定也。逮克殷践奄，灭国数十，而新建之国皆其功臣、昆弟、甥舅，本周之臣子，而鲁、卫、晋、齐四国，又以王室至亲为东方大藩，夏、殷以来古国，方之蔑矣！由是天子之尊，非复诸侯之长，而为诸侯之君，其在丧服，则诸侯为天子斩衰三年，与子为父、臣为君同。”周以前的时代，如殷商时代，所谓天子就是诸侯之长，相当于大家推举出来的大哥，且人人皆可为大哥。但到了周王朝，天子由大哥升为父亲，他至高无上的地位是由周朝确立的。天子死后，无论是诸侯还是臣子，都要像死去父亲一样，为他穿三年粗麻布的丧服，为其守孝三年。夏、商两代诸侯间的联邦制一去不返，代之而起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家天下。

父亲不能永远活着，帝王也不能万寿无疆，尽管帝王之死称为“崩”，诸侯之死称为“薨”，无论“崩”还是“薨”，总归是死了。他死后，谁来继承他的位子呢？帝王的接班人问题关系着国家政权的稳定，所以历来是国之重事。殷商一朝，多为兄终弟及，自成汤至于帝辛（纣）三十帝中，以弟继兄者就有十四帝，而以子继父者，也不是长兄之子，而多为在位的弟弟的儿子。《史记·殷本纪》说：“自中丁以来，废嫡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可见，“兄终弟及”的接班制度给殷商王朝造成巨大困扰。以周公在王朝的地位及伐纣之功勋，武王崩后，他继承王位理所当然。但是周公只肯辅佐成王摄政，待成王长大，立刻将王位让于成王，并由此制定了“嫡长子即位”制。王国维认为：这是周公制礼最重要的一条内容，也是“周之制度大异于商者……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据《史记·鲁周公世家》记：周公摄政七年，归政成王后“北面就臣位，匔匔如畏然”。匔匔，古人解释为谨慎恭敬。按照周公的丧服制度，即便成王是他的侄子，若死在前面，他也应为他穿孝服并守孝三年。周公以身作则，把天子推高至人间极位。君臣关系高于血缘父子关系，君位的继承由殷商的兄终弟及为主，改为父死子继，并且只有嫡长子有天然的继承权。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论及“嫡长子继承制”时说：“盖天下之大利莫如定，其大害莫如争。任天者定，任人者争，定之以天，争乃不生。故天子诸侯之传世也，继统法之立子与立嫡也，后世用人之资格也，皆任天而不参以人，所以求定而息争也。古人非不知官天下之名美于家天下，立贤之利过于立嫡，人才之用优于资格，而终不以此易彼者，盖惧夫名之可藉而争之易生，其弊将不可胜穷，而民将无时或息也。故衡利而取重，絜害而取轻，而定为天子立嫡之法，以利天下后世，而此制实周公定之。是周人改制之最大者，可由殷制比较得之。有周一代礼制，大抵由是出也。”王国维所谓“任天者定”，说穿了，就是嫡长子继承制，也就是皇帝和皇后生的第一个男性子嗣即老大具有天然的继承权，无论其资质如何，品德如何，贤和愚，他都是太子，未来的国君。其后历代帝王传位大多按照周公的“嫡长子即位”的制度进行。那么，它是不是真的平息了王室内部的争端而使天下安定了呢？没有。有周一代，周王朝乃至以下的诸侯国，弑君夺位之事层出不穷。及至后来，祸起萧墙，斧声烛影、父子相杀、萁豆相煎的悲剧贯穿了整个王朝的历史。

周公所制定的礼概要而言就是三条：一是尊卑等级，二是君权至上，三是嫡长子继承制。它的本质就是建立在血缘基础之上的家天下。

周公的“制礼作乐”为数千年王朝政治奠定了宗法制的基础，建立在父系制基礎上的家天下制度延续数千年而不衰，追根溯源，周公之制一以贯之也。王朝是一个金字塔型的权力结构，诸侯、卿、大夫及其家人附庸各组成一个个小金字塔，延及后世，每个封建家庭皆为宗法制的小金字塔。所谓“家国同构”，这样的概念，只有中国人能够理解它的意义。

周公的礼乐制度是在后来的王朝政治中逐渐完善的。经过后世的儒生以及依附于王朝政治的士人的不断发展，形成了一整套完备的政治制度、理论架构、伦理道德等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它塑造了中国人对世界、人生以及人与人关系的认知方式和行为方式。礼乐制度的核心是帝王的至尊地位和宝塔式的权力关系。但是，帝王并非神明，同样是俗人，而且由于处在至高无上的权力巅峰而无所制约，他更容易异化。周王朝以及其后各王朝的历史证明了权力对人的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