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强山

进京任职

1856年10月，英法联军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这年正值咸丰六年，太平天国起事已经五年。郭嵩焘在帮办曾国藩军务，主管筹饷事宜四年后，于咸丰六年八月二十三日（1856年9月21日）回到湘阴老家。第二年五月接朝廷谕令，命其赴京任职翰林院编修。一直磨蹭到十一月，他才离湘，取道河南开封北上，于十二月十八日到达北京，此时已是公历1858年2月1日了。

翰林院编修无定额，并无繁重的实际工作，每日有足够的时间读书治学，访友聚谈。京师士大夫很多，交往者中亦有不少达官贵人，招饮邀宴几乎日日有之。郭氏在京师应酬交往之中，很容易看到败坏的社会风气。在三月十一日复曾国藩的信中，他说：“京师气象凋耗，而相与掩饰为欢，酒食宴会，转胜往时。”他刚从与太平军作战的前线至京，思及内忧外患，对都中上下恬嬉之风难以接受，更难以理解处此极大变动之时代，士大夫大多颟顸成习，对洋务茫然无知，徒唱高调。他说：“京师浮言最甚。然浮言之起，由士大夫之无识。”身处衰乱末世，郭嵩焘不免向往康乾盛世，以至于自称三次梦见康熙皇帝。他向往像康熙那样的圣明君主，希望国家励精图治、振衰起弊。

三次陛见

到七月十五日当了半年多悠闲的翰林院编修后，郭嵩焘被告知已得大学士翁心存（翁同龢之父）之保荐，或可入值南书房，成为皇帝之近臣。同时被保荐的另有四人，且须赴圆明园应试，试题为一赋一诗。试毕几日后，再入圆明园陛见咸丰皇帝。此次陛见，皇帝最感兴趣的是郭氏于湖北、江西之军事经历，并问及曾国藩、江忠源、罗泽南诸人，但并未问及外夷之问题。此次应试及陛见后，郭氏并没有能入值南书房。

至十一月底，与权臣肃顺关系密切的兵部尚书陈孚恩举荐郭嵩焘，皇帝预备于十二月初二日在养心殿召见。他准备大展抱负，陈述自己深思熟虑的见解，但陈孚恩事先告诫他与皇帝说话时须小心谨慎。因而此次陛见郭仍只是泛泛论及讲求吏治为本，至于其注意到夷船在天津海面的活动却只字不提，更未申论他对洋务的看法。

但此次陛见后，当天即有圣旨，命郭嵩焘在南书房行走。

第二天一早，郭嵩焘即到乾清门外去递谢恩折，第三次于养心殿面见皇帝。皇帝告诉他来南书房行走，不必再办笔墨（文字秘书），将来仍要他出办军务。皇帝居然对他说：“文章小技，能与不能，无足轻重，实事却要紧！”俨然经世派的口吻。皇帝要郭常与僧格林沁谈军务，并说郭不是协助僧格林沁而是与他平行。在南书房供职不到两个月，郭嵩焘即随同僧格林沁到达天津，帮办其军务。

协防天津

咸丰八年（1858）是清政府内忧外患非常严重的一年，南方与太平军作战多有失利，如三河镇大败，损兵折将;沿海列强步步进逼，威胁津沽。咸丰八年四月，英、法进攻大沽口，直逼天津。清廷遣僧格林沁视师通州，又派大学士桂良等议和，签订《天津条约》。清廷虽签约妥协，但心有不甘，而士大夫群情激愤，清廷遂举棋不定，剿抚两难。郭来京之前对夷情早有了解，极力反战，认为单纯靠战，“战无了局”，唯有尽量了解洋人，以理与诚相折冲，以求和平共存才是上策。因而居京之一年，郭氏对不切实际的高调言论极为反感。在往天津前线的前夕，郭嵩焘向咸丰帝奏陈他办理海防及夷务的看法。他明确指出，夷人宜抚不宜剿，因夷船沿海侵扰，所驾火轮速度迅捷，必须“筹数十年守御之计，非务防堵一时”。至于海防，以中国之物力一时难以拥有夷人之坚船利炮，只有尽快建立內江水师，建造内河战船，以“扼海口之冲，而补陆军之不及”。同日他又上一折，强调欲制御远夷，“必务通其情”，要通其情，必“熟悉其语言文字”。此议实开后来设京师同文馆之先声。

接着他又上一疏，直指当前政局之最大忧虑，乃“上下情之太隔，名实之数太淆，欺罔之风成为积习”。朝廷所依赖之军机大臣大多“无兼营之智，而多贻误之举”，于是“相与囫囵迁就，以为和衷”。而内乱遍地实由于“吏治隳坏”。他希望皇帝振兴于上，求“自强之术”，去耳目之蔽，除长年之积习。

咸丰皇帝看此奏疏似有所触动，特于郭氏赴津前两日召见他。

二月初一日，郭嵩焘向僧格林沁幕僚们明确提出，是战是和必须定夺。一旦开战，要想到不幸战败后如何收拾，如何作长久之计，要有一个定案请朝廷批准施行。但朝廷走一步看一步，举棋不定。

三月初八日，怡亲王载垣到达天津双港营地，郭陪同僧王跪安觐见后，始知上海谈判已经结束，朝廷已经接受了英、法入京换约之事，实际上接受了主和之事实。但怡亲王命令僧格林沁，假如夷人不守规矩，仍可悄悄击之，只说是乡勇所为。此番言论最见清廷对夷人的不信任，以及不敢担当的作为。郭听后大不以为然，回答说：“凡事须名正言顺，须缓缓商之。”实为委婉拒绝载垣。载垣的反应是“愦愦可笑”。证诸后来英、法以清廷不守信用，拒绝再谈而长驱直捣京师，益见郭氏之远见。

鉴于清廷已允许夷人入京换约的事实，一贯主战的僧格林沁乃极力交涉，要求夷人由北塘入口绕道天津，再由水路由通州入京。“因大沽海口布置均已周密”，“不可令其窥伺”。此自有理，美国公使华约翰即遵此路线入京，但英国人不肯绕道，坚持由大沽入口，不听照会，开炮相击，并派步兵登陆。英军统帅布鲁士没想到大沽工事已大大增强，僧王下令开炮还击，英舰四沉六伤，仅一艘逃出。登岸英兵数百人亦被僧王骑兵击杀，并生擒二人，清军亦有伤亡，此为中外交战以来罕见之大捷。

一战而胜后，清廷上下难掩兴奋之情，尤其是僧格林沁日益骄横，唯独郭嵩焘忧多于喜，他认定此捷必遭夷人报复，“战无了局”。此后郭与僧格林沁战略战术发生严重分歧，双方嫌隙已生。不久郭嵩焘奉诏命离开天津，前往山东诸海口查办正杂厘税诸事，从此郭与僧王分道扬镳。

巡视山东

咸丰九年（1859）九月，郭嵩焘取道陆路南下，进入山东境内。他是奉旨办事，号称钦差，却不惊动州县，也不常住公馆，此乃当时官场绝无仅有之举。

十月，郭嵩焘一行至烟台港。他约见地方官及地方士绅，考察实况，清查账簿，定下“税务章程”，目的在于“祛官商网利”，以便增加国家税银。十月十三日至荣成港，又探得“税局各种陋规”，但当他查询时，官员皆匿不肯言。第二天他即发出两道告示，一为晓谕添设厘局，二饬商民捐领牙帖，并于十月十五日正式开设厘局。

他自荣成西往到达宁海州。宁海濒海，港深水阔，当为良港，但地方官都隐瞒税收实情不报。

从宁海东往威海，山路险远，地亦荒僻，到达威海城时，文武各官慑于钦差之名，一一出迎。文登县令许子孺向郭嵩焘报告这一带以渔业为主，每船运一万斤以上则课税十两，次则从闽、粤运至的豆饼杂粮等南货并不课税。威海乃天然良港，他亲见港口内大小船一百之多，其中还有四艘颇为壮观的洋船，所以郭氏对县令之言当然不信。

郭嵩焘从文登复返荣成，荣成位于山东半岛伸入黄海的尽头，三面环海，港口甚多。他一一视察，检点船只与店铺，查阅税务账簿。他亲见荣成巨富王氏庄园“围墙绵亘，一望无极”。十月二十三日，他又改途回文登，见文登县城既坚厚又高峻，规模亦甚整齐。之后风尘仆仆西行至海阳县，县令告诉郭嵩焘，南方来的船只，交易完毕抽税多有陋规。每船县衙门得二两，千总得二两，捕厅得一两，行店得一两，书办得五钱，门丁得五钱，其余海差等约得一两。除此以外，尚有别种陋规。他在烟台尚不知有此种种陋规，经亲至各海口察看了解始有此发现，而心生破此陋规之念。

之后郭氏继续向西南方向行，至青岛、即墨、高密、诸城、日照等处考察。他发现诸诚、日照两县每年都上报豆饼税，而其他货物都系私征，并不上报，又发现日照县令隐瞒各项规费。

此次山东之行，郭嵩焘历时两月，遍访各海口，估计每年被侵吞的税银大约两百余万两。

十一月十三日，郭氏从诸城启程北上安丘，见到了本应为郭氏副手但没有随行的李湘棻。李是僧格林沁的心腹，名为协办，实为监督。而正在此时，郭嵩焘委派士绅在烟台等地设厘局抽厘一事发生风波，而鼓动风潮之人正是不肯与郭同行的李湘棻。李上报僧格林沁，以郭氏擅行开厘局奏参弹劾。之后坏消息接踵而至：先是接到僧格林沁一函，站在李湘棻一边指责郭;后来在济南与山东巡抚文煜谈，文煜传达了僧王对郭的极不谅解，而其他人都见风使舵，落井下石。郭氏始知外间办事之难，并增添对国事之忧。

十二月十日，上谕到达济南，由于僧格林沁的参劾，郭被交部议处。此为郭氏竭力办事的第一次重大挫折。

郭嵩焘后来才明白僧王为何构陷他，原来郭协办天津防务之时与僧王意见相左，早就得罪于他。而僧王正因胜而骄，因胜而名重于世。郭氏得此参劾，自难辩解，其规划山东全局的计划自然成为泡影。

辞官南归

收到诏命议处后，郭嵩焘立即离开济南返京。回京之后第二天即蒙咸丰帝召见，皇帝显然宽宥了他，并有意为其开脱，但形式上仍须惩戒，遭降二级调用，仍在南书房行走。

咸丰十年三月十七日（1860年4月7日），郭具折请病假回籍，并于日记中说“怀此久矣”。咸丰皇帝对此颇为疑惑，还特别去军机处询问郭之病状。此时乞归，对郭氏也全无好处，好友曾国藩就对此颇不以为然。但郭去意已决，无非痛感居庙堂之上难以有所作为。他在致曾国藩信中说：“吾道之必不可行也，而遂浩然以归。”又说：“得志则以实心实政求俾益毫末，不得志则卷怀以退，无所顾计。”

咸丰十年四月十二日，郭嵩焘动身南归，六月二十四日返抵湘阴。虽无官一身轻，但仍关注国事民瘼，并常与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保持书信联系。他的心情或可见于这首作于七月份的七律：

一介无人下赵佗，守边空忆大风歌。

还家江令文章贱，忧国袁宏涕泪多。

芍藥春栏温室树，芙蓉秋雨液池波。

微才多病甘归隐，愿睹唐虞酿太和。

伤己、感时、忧国之心体现无遗。

居家一年，国家危难之坏消息不断传来。

八月初四日（9月18日）得知津沽失陷的消息，他在日记中写道：“小臣昨岁之言，至今日微验，为之怃然。”他当时尚不知，就在八月初四这天，僧格林沁败于通州，京师震动。八月初八日咸丰帝仓皇北逃热河，郭至九月初四才听闻。

九月二十八日，郭氏获悉京城失陷之消息，一方面“痛悼不已”，另一方面深具“不幸而言中”的遗憾，恨僧格林沁不听他的劝告，一意孤行，认为“杀（僧王）不足以蔽辜矣”。

返乡之后种种消息更促使郭嵩焘对国家的前途命运进行深刻反思。他在日记中写下了一段令今人看来仍能振聋发聩的话：“吾尝谓中国之于夷人，可以明目张胆与之划定章程，而中国一味怕。夷人断不可欺，而中国一味诈。中国尽多事，夷人尽强，一切以理自处，杜其横逆之萌，而不可稍撄其怒，而国一味蛮。彼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伏，而中国一味蠢。真乃无可如何！夷患至今已成，无论中国所以处之何如，总之为祸而已！”因愚蠢而行蛮，行蛮不成则使诈，使诈失败则跪地求和，以致形成难以挽救的夷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