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

彭燕郊老师（1920—2008）仙逝已经十二年;2020年是他一百周年诞辰，10月31日，中国现代文学馆、湖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湖南省作家协会和《诗刊》社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共同举办了“彭燕郊诞辰百年纪念座谈会”。

自1970年9月至1979年3月，我与彭老师在长沙阀门厂一道工作了八年半的时间。他落实政策调到湘潭大学之后，每次回到长沙，我们都要见面，仍然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关系。1981年年底我被破格调到湘潭师专（后湘潭师院，今湖南科技大学）从事科研与教学工作。不久后，彭老师又因故回到长沙“闲居”，除了我有时回长沙必定要去看望他外，两人的交往频率才稍微疏松了一点。1994年，我调回长沙，到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工作，交往又再度密切。因此可以说，在二十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我与彭燕郊老师的密切交往，至少有十年以上的时间。

一

1970年9月，我被招工到长沙阀门厂（当时叫“长江阀门厂”，搬迁到东南郊赤岗冲后改名）当工人。

长沙阀门厂当时是一家隶属于北区工业局的区办集体性质的工厂，厂址位于今长沙市开福区（原长沙市北区）上大垅。

我于9月10日进厂，被分配到翻砂车间铜炉班当学徒工，工种为铸工，俗称“翻砂工”。工作间隙之时，为了躲避车间内的“毒霾”，我经常到厂房外的坪里吐吐空气，便要经过搅拌型砂的和砂机。当时负责和砂的有两个工人，其中一个人负责操作和砂机，一个人负责挑砂和淘土。挑砂的这个人就是彭燕郊老师。

我在经过和砂机时，总是看见彭老师在艰辛地用扁担和箢箕挑着砂子来回走动，这是“辅工”做的事情。他挑砂的形象显得非常“笨拙”和“可笑”。有时，铸造砂场负责筛砂的工人病休，他还经常被抽调到砂场筛砂——这是额外增加的工作量。我们作为进厂不久的学徒工，也经常被抽调去筛砂。记得有一次我与他一道筛砂，他的力气不够，便将一根粗麻绳的两头系在筛子的手柄上，麻绳的中间则挂在脖子上，脖子与绳子之间垫有一条俗称“罗布巾”的长毛巾，以分担筛子与砂子的重量，还用以擦汗。这种方法我是第一次看见。其实，这样不但是对脖子有所损伤，也极不舒服。可以想象一下，筛砂时，手提着筛子要在身体的前后快速地移动和抖动，砂子才能筛出来;现在加上了一根挂在脖子上的绳子同时前后快速移动，是多么别扭。想来他这是实在没有办法的办法，可见他当时的体弱力小。当时我只有十九岁，自十三岁读初中一年级后因家庭生活困难退学，在社会上推板车、挑土和做临时工等有六年时间，锻炼出一身好力气，便主动地用力推拉筛子，以减轻他的劳动强度。稍有空闲之时，他则往往一个人坐在清理型砂的工棚内休息，显得非常孤单和寂寞。

从老工人口中得知，这是一个有“历史问题”的人。时值“文化大革命”后期，人们的“阶级斗争”之弦还是绷得很紧，他也来厂不久（后来听他说，他原来在另外一家区办集体企业江南木工厂工作，因当年年初该厂解散，工人多分配到其他的区办工厂，他则分到阀门厂，时年五十岁），所以与他接触的工人并不太多，其原因，应该和他不敢主动与其他人交谈，以及其他人也不敢与他交谈有关。我没有“阶级斗争”这根弦，接触便日益加深。

在深入的交谈中，彭老师告诉我，他是福建莆田人。十五岁读中学期间，因为参加进步学生的活动受到父亲的阻碍，也可能是怕影响到家庭的安全，他便与家庭决裂。据他说，当时还曾经登报声明断绝父子关系。1938年，彭老师时年十八岁，参加了新四军，从事宣传和战地服务工作，并开始写诗，以笔为枪，积极参加中华民族的抗战工作。并成为“七月（诗）派”的成员之一（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七月（诗）派”这个名称）。他后来到桂林等地，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工作，并坐过国民党的监狱，为时近一年。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他来到北京，参加了全国第一届“文代会”;又担任《光明日报》的文艺副刊编辑。1950年，他被调到湖南大学，担任中文系副教授。据他说，当时有“白话文不能过江”之说，即指当时湖南大学的中文系老师多为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学者，故他是被作为“掺砂子”调到湖南大学的。后随着全国大学的院系调整，他来到湖南师范学院（今湖南师范大学）。1955年，因受“胡风案件”的牵连，在被关押审查二十个月后，没有给他宣布任何结论，下放到街道。他还着重提及，他与胡风有着较好的私交，其实文艺观点却并不相同，但有几封与胡风的通信被查出，故被作为“胡风分子”受到审查。并说，当时湖南还有一位被视之为“胡风分子”拟受到“惩处”的人，即魏猛克先生。这是我第一次听到魏猛克先生的名字。

彭老师到了街道上后，因无经济来源，为了生存，1958年，他拿出自己不多的存款，与街道上的一些闲散人员，主要是家庭妇女，一道成立了制作积木等儿童玩具的工厂，最初应该是“小作坊”。厂址为“砚瓦池都正街二十四号”。据最近彭老师的女儿丹丹提供的资料，一份当时该厂的产品说明书，题为“红星积木”，附有十一个用积木搭出的建筑图形，其中有一个建筑图形为“长江大桥”。武汉长江大桥修建通车于1957年10月15日，是长江上第一座大桥，故此图案的设计应该是在此之后。该厂后来合并到北区的集体企业江南木工厂，工人全部随之并入。

据曾经与彭老师一道在江南木工厂油漆班同事、后来一道被分配到阀门厂又在油漆班同事的李雪梅女士（1950年出生，當时十六岁）回忆，她是于1966年2月被招工进江南木工厂的，彭老师之前就在该厂，故来厂的时间大致比她早两三年，是从砚瓦池那边合并过来的。李雪梅女士还称，在她们的印象之中彭老师是“右派分子”（可能与社会基层民众对“胡风案件”知道不多有关）。彭老师工作勤勤恳恳，认真负责，待人宽厚，但不太说话。这应该与当时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时局下彭老师不敢“乱说乱动”有关。

二

1971年下半年，长沙阀门厂从北区麻园岭搬迁到长沙市东南郊赤岗冲的新厂房。这里的厂房较为正规宽敞，生产也日益规模化。在原来的翻砂（铸造）和加工车间之外又组建了一个安装车间，负责将加工后的阀门进行组装。这是一座简易的工棚，位于加工车间的东南角。彭老师被分配到该车间的油漆班，专门给成品阀门刷油漆。这比在翻砂车间当辅工着实“轻松”不少。

厂里原来的书记董某因年事已高，便未再随之来任职。几乎是同时，来了几位新领导。新任书记是李文龙，他是从长沙市内某法院“下放”而来的;新任厂长是胡吉祥，他是南下干部，原来的单位不详，据说曾经担任过原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的警卫员;主管政工工作的是曹群英女士，她是从省检察院下放而来的。这几位领导的素质非常好，待人宽厚。新厂房，新领导，职工们的心情也感到舒畅。我还记得这几位领导遇到彭老师时还曾经主动打过招呼，显然他们并没有将彭老师视之为“阶级异己分子”。这在之前和之后都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多年后，我与彭老师早已离开阀门厂，我遇到曹群英女士，她非常热情，还记得彭老师，并且对彭老师的印象非常好。

谁知“好日子”没有持续多久。1973年夏，这几位领导几乎同时被调离，新来的是一位李姓书记和一位杨姓厂长。

这位李某原来是位于北区新河的国营企业长沙茶厂的某车间主任，后作为“右派边缘分子”下放到区属企业。当时，他是从位于伍家岭的另外一家区属企业北区砖瓦厂调来的。那是一家规模比阀门厂更小、人数更少的企业。据说，他在该厂曾经经手惩处过因各种“罪名”并送“劳改”和“劳教”的人，累计服刑时间总共有“八十余年”，他的“遗憾”是没有达到“一百年”，故拟到阀门厂后再“立新功”，重新计数，以完成这一心愿目标。此事当时在阀门厂传播，我也有所耳闻。到我与彭老师于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先后调离时，阀门厂送“劳改”和“劳教”的人累计服刑时间总共又有“七十余年”。他在彭老师与我走后不久因“落实政策”离开阀门厂回到长沙茶厂，据说还是未能在阀门厂完成“一百年”的宏愿。若干年后，李某因患癌症去世，年龄还不是太老。

像阀门厂这样的区属集体企业，厂里的职工多为“家庭出身不好”者。真正的“四类分子”则并不是太多，因此，像彭老师这样本身有着“历史问题”的人，必然是李某重点关注的对象;我也因与彭老师在厂里接触最多而格外“受宠”。有一段时间，一位李某的“亲信”工人突然主动与彭老师和我有不同寻常的接触，这当然引起了我们的警惕。某次，李某突然来到翻砂车间，要我打开工具箱看看，美其名曰是“检查卫生”。当时我正在自学英语，没有更多的英语原著读物，便在旧书店买了一些旧版的英文书籍，工具箱中恰好有一本列宁的英文版《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此外便没有其他“禁书”。李某将该书反复看了一下，问这是什么书，我说是列宁的著作。后来得知，他还到油漆班检查了彭老师工具箱的“卫生情况”，具体的情况彭老师没有细说。此事应该可以到此为止了，但李某此后多次在全厂职工大会上含沙射影地说：“我们厂有‘黑秀才、‘读书人，英文、洋文，就是不读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他虽然没有点名，厂里的同事都知道，这是在说彭老师与我。

李某一向紧跟形势，1975年“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1976年清明节天安门事件后再次“批邓”，以及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每次李某不光是紧跟，还安排全廠职工以车间为单位出大批判墙报;为了将墙报编得“有水平”一点，他不得不借助于“黑秀才”与“读书人”。装配车间和翻砂车间的墙报分别指令彭老师和我“主编”，包括帮其他人代写文章。我们便将报刊上的内容分类摘抄成篇，谨慎做到无一字无出处，署上各个班组的名字，以示全厂职工积极参与。白纸为批判文章，红纸为拥护文章。翻砂车间的墙报张贴在车间西头的外墙上;装配车间因不是正规的厂房，没有大面积的外墙可供张贴，便专门搭建了一排宣传栏。记得每次装配车间的墙报内容是最为丰富的。有一次，第一篇就是彭老师写的一首长诗——这可能是他在那个年代“公开发表”的唯一一首诗，当然不是他“诗兴大发”，而只是为了“活跃版面”而已。为了“生存”，真的是难为彭老师了。

彭老师是在1979年3月落实政策后调到湘潭大学的。其实在此之前，还有一所高校曾经向彭老师提出邀请，这就是安徽的淮北师范学院。该校于1974年建校，时为安徽师范大学淮北分校。1978年12月定名为淮北煤炭师范学院，隶属原煤炭工业部，面向全国招生。2010年3月更名为淮北师范大学。该校就是在定名为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后向彭老师提出邀请的。当时该校来了两个人拜访彭老师，并商谈了一些去后的安排设想;彭老师还拟带我一起去。正在未定之时，湘潭大学来人聘请，彭老师便离开阀门厂去了湘潭大学。

三

在厂里，基本上是我去油漆班找彭老师，偶尔他有“急事”才到翻砂车间来找我。我倒是大胆公开地去找彭老师，但彭老师来找我则显得比较谨慎，每次都是在车间外向我招手，让我出去与他见面。

七十年代后期粉碎“四人帮”后，彭老师的心情明显好多了。他与同车间的工友的关系也日见密切轻松。有一次我去找彭老师，他非常兴奋地对我说：“小万，我学会‘骂娘了！”当然，这不是他与其他人冲突争论而“骂娘”，而是在言语中含有称之为长沙人“口标”的“骂娘”;他就像一个面对老师或者家长的“大男孩”一样，表情有着兴奋、羞怯和稍微不安，似乎是希望得到肯定、鼓励，但又担心受到批评。所谓“赤子之心”，由此可见一斑。显然，这与彭老师力图与同事“消除隔膜”“打成一片”有关;要知道，像阀门厂这样工厂里的工人，都是社会底层的人，虽然朴实，但“口语”均不免“粗俗”，过度地“文绉绉”，交往之时总会有点“隔阂”感。除了彭老师这次自称学会“骂娘”了之外，十年时间里，我从未亲耳听见过他说“粗话”。

彭老师居住在砚瓦池时，我很少见到过彭老师的夫人张兰欣阿姨，当时张阿姨下放到农村（好像是江永）劳动去了，很少回长沙。彭老师的女儿丹丹1966年出生，当时只有四五岁，彭老师自己又要上班，一个人无法照顾，便送到幼儿园去全托。由于张阿姨是在省博物馆工作，丹丹全托入读的是省干第二幼儿园，位于东区文艺路后面湖南医学院（今湘雅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旁边的一条小巷子内。自从我与彭老师认识以后，有时便由我代替彭老师去幼儿园看看丹丹，包括送点衣物什么的。彭老师则站在幼儿园的外面不进去，以免丹丹看见他要跟着回家。

周日休息，大多是我去彭老师家，或者是帮他爬上阁楼找书，或者帮他整理画册等，有时也帮他做做较为笨重的家务。偶尔外出，则或者是去旧书店买书，或者是陪他访友。七十年代中期以前，也就是彭老师住在砚瓦池时，他与外界的交往不是很多，到他家来的人只有不多的几位年轻人。七十年代中期彭老师搬到博物馆内的宿舍之后，交往的人才逐渐增多，有几位同为“天涯沦落人”的老先生也经常来拜访彭老师，如“落实政策”后也到湘潭大学任教的彭靖先生等。

与彭老师来往得比较多的人有两位，一位是杨树达先生的哲嗣（最小的儿子）杨德庆先生，一位是彭老师早年在湖南师院的学生易扬先生。

杨德庆先生是著名翻译家，当时在长沙市第一中学教书。他住在蔡锷路学宫街街口的一条巷子（“一条巷子”是街巷名）三号，是巷子最里面的一所公馆房。彭老师经常让我陪同他去杨先生家。杨先生也没有将我视之为“外人”，经常带我去一中的图书馆借书，给我的自学支持很大。有一次周日，彭老师突然告诉我，杨德庆先生的母亲去世了，让我代表他去悼念;为何他不亲自去，而是要我代表他去，他没有说，估计有可能是彭老师担心在那里遇见其他以前认识的人，会感到不方便。记得彭老师用一张两尺见方的宣纸写了一些悼念的文字，具体内容记不清楚了，还说：“秀才人情一张纸。”我到了杨家，当时只有杨德庆先生一个人在家，灵堂在公馆靠右边的厢房。我行礼如仪，杨先生回礼。事后我再回到彭老师家禀报情况。

易扬先生是长沙名医易南坡的哲嗣。易南坡（1882—1966），字逊叔，浏阳人。出身贫苦，幼年丧母，十五岁到当地周姓中医家学徒，白天做工，晚上读医书。曾参加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系湖南同盟会会员。民国初年回长沙行医，在马家巷一所慈善堂坐堂应诊。数年后自设诊所，专治儿科疾病，名噪一时。他对贫苦之家多作义务治疗，分文不取。1936年，他与吴汉仙、郑守谦等名医在长沙沙河街创办“湖南国医专科学校”，任事务主任兼妇科、儿科教员。学校本科生四年毕业，为当时国内少数培养高等中医人才的学校之一。1937年，他任湖南国医分馆副馆长，省政府医药顾问，参与编辑《湖南医药月刊》和《湖南卫生报》，宣传中医学和推广中医临床经验。新中国成立后，易南坡年近古稀，仍致力于中医学研究，1951年任中南区卫生委员会委员。1952年秋，为整理发掘医学遗产，他写建议书上呈中央，受到刘少奇的接见，并给刘少奇看过病。著有《儿科证治》一书，总结了他五十多年的临床经验。但该书不幸毁于“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之中。

彭老师经常携我一道与杨德庆、易扬两位先生聚会。记得有一次，我们四人在我家（外湘春街）聚餐并听音乐唱片后，我送他们，走到兴汉门，彭老师与杨先生走在前面，我与易先生同行。易先生对我说：“你别看彭老师现在这样低调，以前他非常骄傲呢！人称骄傲的人眼睛长在了头顶，彭老师当年的眼睛已经翻到后脑壳（勺）了。”

说起听唱片，彭老师收藏有一些黑胶的音乐老唱片，主要是西洋音乐，还有一些是昆曲京劇。有一次，他找出一台发条齿轮驱动的旧唱机，说是发条断了，看能否修好。我搬回家，找了一根旧摆钟上的发条换上，能够驱动，但转速不匹配。后来，我便从一位姓黄的朋友那里原价转让了一台电唱机。从此，彭老师经常周日到我家听唱片和聚餐。彭老师之所以没有提出在他的砚瓦池家里听，估计是担心声音传出，影响不好。

每次聚餐，彭老师都要我准备一样“特色菜肴”，例如“肉泥虾仁冬瓜盅”等。有一次是吃“醉蟹”，彭老师要我下班后，专门到黄兴路南门口附近的“南北特产门市部”买醉蟹，交代我一定要买公、母各一只，并告诉我怎么区分螃蟹的公母。

四

阀门厂还在上大垅时，随着与彭老师交往的加深，他便约我去他家玩。当时彭老师的家在离阀门厂不远的砚瓦池，位于烈士公园北门西边的一个台地上，是一栋联排一层的平房，是张兰欣阿姨的工作单位——湖南省博物馆的宿舍。彭老师住在靠中间的一套。房子是纵向进去三间，中间的一间较小，而且采光不好，最后面是厨房。彭老师告诉我，他原来有约四万册藏书，“文革”时期抄家劫余，只剩下了约五千册。属于“封资修”的“敏感”书籍大部分都放在（藏在）房间天花板与屋顶之间的“阁楼”上，房间的书架上则是一些普通的辞典等工具书。他借书给我看，并要我自己爬上“阁楼”去找。自此，我大约每周或两周去他家一次，每次背一书包的书回家，看完再换。

彭老师多次对我说，他有几个愿望（是分多次说的），其中包括编撰一部《中国民间文学史》，这估计与他早年曾经广泛收集民间歌谣（他曾将早年收集抄录的一些民间歌谣的手稿给我看），调查民俗，注重于从民间吸取“养分”，以及认为中国历代风靡鼎盛的各种文学形式，最初均出自或借鉴于民间的史实密切相关。另外则是编撰一部《欧洲艺术史》。彭老师收集了数万幅欧洲绘画，均为印刷品，有些是成本的画册，有些是从各种旧杂志上裁剪出来的单幅画页。长沙古旧书店在七十年代前期恢复营业后，古旧书店成为彭老师每周必去“打卡”的地方，我也受其影响。与古旧书店的师傅们搞熟以后，便请他们在收到一些我们需要的书籍和杂志时帮忙留下。记得有多次，我用借来的三轮车帮彭老师搬运他购买的旧杂志，每次都是满满一车。这些杂志裁剪出需要的东西后，便再卖给收废品的。零散单页的画页，均按照国别、时代、作者等分类，用一种较厚的黑色纸张装订成册。这种纸张不够用，我找到当时一位在凯旋门照相馆工作的朋友帮忙购买。照相馆用的感光材料就是用这种黑纸包装的，七十年代之前的相册也都是用这种纸张制作的。感光材料用完以后，便请他们留下来。记得我去买了许多次，每次都是一大卷。有时周日休息，我也到彭老师家帮忙裁剪纸张、装订画册。收集和整理艺术史资料的工作持续了多年的时间。直到七十年代中期我开始自学英语后，有一次，彭老师拿给我一份关于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与巴黎的卢浮宫、伦敦的大英博物馆与纽约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并称世界四大博物馆）简介的小册子，是英文的，他叫我翻译，也是为此书的编撰积累资料。这两部书籍估计最后未能编撰出来，只是这些画册不知道是否还在。

彭老师是一位诗人，当然他也想要我学着写诗，并推荐我读了大量古今中外的诗歌及诗学理论著作，例如，晦涩奥雅之德国歌德的《浮士德》，海涅的诗集，英国拜伦的诗集，意大利但丁的《神曲》，以及俄罗斯普希金等人的诗集，还有民国时期朱湘等人的诗集，就是那时认真读完的。但是，我自知缺乏彭老師拥有的“诗性思维”，而是“理性思维”，这就是我从科技史研究，进而转向中国哲学史、思想史和宗教史研究的原因。故上述的阅读，留下深刻印象的只有俄罗斯诗人涅克拉索夫《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中间的诗句：“我们不懂，我们又怎么能懂？人世间决不限于我们这些人，有些人热泪涔涔，却不是由于个人的不幸！”以及民国诗人殷夫的《孩儿塔》等，最喜欢的还有契科夫的小说、屠格列夫的散文。我以为，俄罗斯的文学成就远远高于欧美。记得当时还试笔写了一篇不长的散文，以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记述自己为了买书而第一次到长沙市中心血站——位于长沙市第一医院的对面——卖血的经历，名为《背影》，送给彭老师看。后来彭老师对我说，张兰欣阿姨也读了，说是有契科夫的风味。至于诗歌，我一个字都写不出来。看到我的“不可救药”，彭老师便要我研究中国古代的戏剧（戏曲）及戏剧理论。由此，他系统地借给我阅读了许多中国宋代的杂剧和元明清戏剧（戏曲），李渔的《闲情偶寄》等。

此后，彭老师不再为我设计发展方向，而是任我自主发展，只是在写作方法等方面给予指导。记得在1978年我开始学习撰写学术论文，初稿篇幅很长。彭老师读后说，内容他无法评述，但是文章显得累赘拖沓，要大量压缩。并说：“文章是给人‘读的，不是给人‘看的。自己写文章，哪怕是学术理论文章，包括考据文章也要读。能够读起来顺畅，便是一篇好文章。”“文章中哪怕是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是多余的，都要删除。”彭老师的这番教诲，使我毕生受益。该文经过六次修改，定稿时的篇幅只有初稿的三分之一。多年后，我再次修改并充实内容，发表在《哲学研究》上。

总的印象是，彭老师是一位具有“诗性思维”的人，他将人性看得非常美好，充满着“诗意的想象”，颇有孟子“性善论”的意味，待人接物显得非常“单纯”，容易轻信他人，偶尔“世故”，也显得“笨拙”，故经常“吃亏”。

拉杂谈了许多，其实只是我与彭老师交往并受教于他十几年经历中一鳞半爪的大致情况，谨以此文献给彭老师，愿彭老师在诗歌的天国里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