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介甫

丁玲称瞿秋白是“一个最可怀念的导师”

丁玲与瞿秋白的交往，首先应从丁玲与瞿秋白的前妻王剑虹的一段至死不渝的真挚友情说起。

1918年，丁玲在湖南桃源第二女子师范的预科班学习。王剑虹（原名王淑，出生在四川酉阳，后遷居湖南）那时是桃源第二女子师范二年级学生，比丁玲高两班，年龄上也大两岁，丁玲十四岁，王剑虹十六岁。

1919年，在五四运动中，王剑虹、杨代诚（即王一知）是学校学生运动的骨干分子，王剑虹像烈火、像利剑一样的演说给丁玲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在她们的影响下，丁玲也参加了学生会的许多活动。两年后，王剑虹劝她到上海去，这一条路虽然还很迷茫，但对她仍然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她很快说服了妈妈，决定随王剑虹一起到上海去。

丁玲与王剑虹到上海以后，发现平民女子学校并不理想，办学一点都不认真，她们想谋职，小学教员、女工甚至做保姆都行，但真正实行起来又谈何容易。于是她们决定去南京，一边自学，一边闯荡世界。

1923年8月20—2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南京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瞿秋白已从苏联回国，这次他是代表中共中央来南京出席大会的。就在会议期间，施存统（这时他已和王一知结婚，并已有了孩子）把瞿秋白带去认识了丁玲与王剑虹。瞿秋白饶有兴味地听她们讲述在南京的生活与读书情况，知道她们和他一样爱好文学，于是积极地向她们介绍上海大学是怎样的一所学校，鼓励她们进上海大学的文学系去读书。在瞿秋白与施存统的劝说下，她们决定再回到上海去，进入上海大学文学系学习。

瞿秋白当时任上海大学教务长兼社会学系系主任，他几乎每天下课后都到丁玲与王剑虹住的小亭子间去。他们既谈社会生活，但更多的是谈文学，瞿秋白以他渊博的学识，带着她们一同“游历”古今中外：希腊罗马，文艺复兴，先秦两汉，唐宋元明……他还教她们学俄语，直接阅读普希金的诗……

时间飞快地过去了，当丁玲还漫不经心地徜徉在友谊的氛围之中时，瞿秋白与王剑虹却同时失去了“常态”。瞿秋白有几天不到她们的小屋去了，施存统告诉丁玲：瞿秋白堕入情网了，却不知道他爱上了谁。丁玲把听到的这一切全部告诉王剑虹，但王剑虹却是一片沉默。丁玲纳闷了，她和王剑虹之间从来是没有什么秘密的，现在剑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能对她说，并且坚持要随父亲回四川老家去呢？就在丁玲烦躁的时候，无意间，她在垫被下面发现了王剑虹写给瞿秋白的情诗，丁玲一下子全明白了，不仅不生王剑虹的气了，而且决定要为促成挚友的爱情做点好事。她拿着王剑虹的情诗跑去送给瞿秋白……促使他们二人及早敞开心扉，倾诉衷肠。在瞿秋白与王剑虹定情的那天，丁玲取下了挂在墙上的王剑虹的一张全身相片，送给了瞿秋白。

瞿秋白与王剑虹结婚以后，生活很幸福。丁玲虽然仍和他们同住在一座楼里，但是，两年多来与她形影不离的挚友王剑虹毕竟离开了她，丁玲内心深处不能不感到一丝寂寞，同时她还向往着更广阔的世界，过去的旧友周敦祜、王佩琼已经到北京读书了，所以她也计划到学习空气更加浓厚的北方去。

暑假前丁玲决定先回湖南看望母亲，然后径去北京读书。

万万没有料到的是，丁玲离开上海才一个多月，王剑虹即从患病、病重到病故。当丁玲接到“剑虹病危”的电报，匆匆忙忙、惶惶不安地又重回到上海时，她们原来住的地方已“人去楼空”，王剑虹的棺木已停放在四川会馆。瞿秋白在处理完丧事已到广州开会去了。她想了解王剑虹病死的经过、临终前的感情，可是已无从问起。

王剑虹死后，丁玲曾任性地想过：“不管你有多高明，多么了不起，我们的关系将因为王剑虹的死而割断。”实际上，丁玲和瞿秋白的关系并没有割断，随着岁月的流逝，年岁的增长，以及他们自身逐步走向成熟，他们之间的友谊提升到了一个更高更新的境界。

丁玲在1927年12月《小说月报》上发表了处女作《梦珂》。“梦珂”原是瞿秋白对王剑虹的称呼。《梦珂》是小说，但里面有丁玲自己，也有王剑虹生活的一些影子。

她对瞿秋白、王剑虹一直无法忘怀，因此她一直想写瞿秋白，写王剑虹，但她对秋白内心世界的矛盾和苦恼并不十分了解，所以她在1929年末发表的中篇小说《韦护》，虽然是以他们的生活为基础的，但主题归结为恋爱与革命的矛盾。书中的女主角丽嘉就是以王剑虹作模特儿，男主角韦护写的就是瞿秋白。韦护是瞿秋白的一个别名，瞿秋白曾对丁玲说过：“韦护是韦陀菩萨的名字，他最是疾恶如仇，他看见人间的许多不平就要生气，就要下凡去惩罚坏人。”

瞿秋白是否看了《韦护》，对《韦护》是否满意，丁玲不知道。但是从一些事情来看，瞿秋白是看了这部小说的。1930年，瞿秋白在一次党的会议上托胡也频带了一封信给丁玲，对丁玲至为关切，信的末尾赫然署名是“韦护”二字。

同年底，瞿秋白和弟弟瞿云白突然来到丁玲家，他笑着对丁玲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你现在是一个有名的作家了。”他又看了丁玲刚出生一个月的儿子，问他有没有名字，丁玲告之她母亲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祖麟。瞿秋白便笑着说：“应该叫韦护，这是你又一伟大作品。”

他走后，一缕惆怅留在丁玲心头。

这时的丁玲已经和丈夫胡也频一起，经潘汉年介绍加入了“左联”。胡也频更是思想急骤升华，申请并获准加入了共产党，热情澎湃地从事革命活动。1931年2月7日，胡也频在上海龙华遇害。这对丁玲的打击是无比沉重的，坚强的丁玲向党组织提出要求去苏区工作，她亲自见到了党中央负责同志张闻天。党组织决定她留在上海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

这个时期瞿秋白遭到以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和以陈绍禹为代表的极“左”路线的打击，在六届四中全会上被排挤出党中央的领导岗位。经冯雪峰的帮助，他匿居在谢澹如的家中，这个地址只有冯雪峰一人知道。这段日子瞿秋白与丁玲没有直接联系，但彼此的生活都发生了重大变故，相互肯定是知道的。

丁玲主编《北斗》，第一期上就发表了瞿秋白的《画狗吧》及《哑巴文学》，稿件是冯雪峰带给她的。瞿秋白的文章在《北斗》上源源刊出。一次，丁玲在鲁迅家里见到瞿秋白，但是他们之间的谈话，“完全只是一个冷静的编辑同一个多才的作家的谈话”，彼此内心皆有伤痛，都不想轻易去触碰吧。

1932年3月，丁玲申请入党被批准，与她同时入党的还有叶以群、田汉、刘风斯，他们在南京路大三元酒家的一间雅座里举行入党仪式，主持仪式的是文委负责人潘梓年，而代表中央宣传部出席的即是瞿秋白。

《北斗》于1932年7月被国民党查封。丁玲本人于1933年5月14日被国民党特务绑架，秘密押赴南京，幽囚三年之久。瞿秋白则按中央通知，于1934年1月赴中央苏区工作了。在他们同在上海期间，还有过间接的联系，如丁玲为瞿秋白在《北斗》上发表文章等，但据现有资料，瞿秋白参加丁玲入党仪式那一次，可能就是他们的最后一次见面。

丁玲在后来几十年坎坷的革命生涯中，确也经常地想念起瞿秋白。1946年写了《纪念瞿秋白同志被难十一周年》，主要是阐述瞿秋白对文艺大众化的贡献，自己的创作深受秋瞿白文艺思想的指导和影响，她称瞿秋白是“一个最可怀念的导师”。

最值得提及的还是丁玲写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那篇长文《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文章详细地叙述了她和瞿秋白相识及交往的过程，以及她对《多余的话》的看法。

与施蛰存的友情投射出一抹暖色

施蛰存是现代文史创作研究的一代大家。同时，施蛰存还是一个至性至情之人，对相交的朋友他总是牵记于心，历久不忘。这朋友中，丁玲可算是一个显例。

1923年，上海大学开始兼收女生，但女生入学数量很少，施蛰存与丁玲同在的文学系，女生仅五六名。这时他们的关系，仅仅限于同堂听课罢了。

1988年，《新文学史料》二期刊出一篇《丁玲谈早年生活二三事》。其中谈到当时在上海大学的情况：“同学有戴望舒、施蛰存、孔另境、王秋心、王环心等，这些同学对我们很好，我们则有些傲气。”

说到当时丁玲的“傲气”，施蛰存到晚年还有记忆。由于女生少，上课时，男生总是先进教室，而将前面两三排给女生留出。女生总是最后鱼贯而入，她们一般都是向男同学扫视一眼，然后垂下眼皮，各自就座，再也不回过头来。

施蛰存与戴望舒坐在第三排，正在丁玲和其他女生背后，但同学半年多，大都只能看见背影。想看个正面，还得在老师发讲义时，一叠讲义放在第一排女生桌上，让其后传，这样才能照面，那真是“惊鸿一瞥”。

就连这样有限的同学关系，时间也很短，不过半年多一点。之后，丁玲去往北京求学，施蛰存则在上海开始了小说创作和文学翻译活动。

丁玲在北京开始了文学创作，写出了《梦珂》及其早期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记》，获得了极大的名声。她的这些作品大都发表于上海的杂志，这使她与爱人胡也频对去上海发展充满期待。1928年春，他们一同来到了上海。这样，施蛰存与丁玲又有了交往。

当年10月，施蛰存与陈慧华女士结婚。戴望舒、杜衡、刘呐鸥这些老朋友不用说，沈从文、叶圣陶、冯雪峰也参加了他的婚礼。作为同学的丁玲也与胡也频一起出席庆贺。

当时，施蛰存编辑过颇有影响的《现代》杂志，丁玲在上面发表过小说;后来施蛰存编辑《文艺风景》杂志，发表过丁玲写给胡也频的三封信。丁玲在她编的“左联”机关刊物《北斗》杂志上，也刊登施蛰存、戴望舒这些老同学的文章。

1933年5月，丁玲在上海寓所遭国民党特务绑架。过了四五天，文艺界很多人知道了消息，但大多保持沉默，当时，施蛰存还在编辑《现代》杂志。将于6月1日出版的三卷二期已经开始了第三校。施蛰存为了将这一暴行公告天下，便在最后一页的“编者缀语”中，加进了这样一段话：“本期中本来还可以有一篇丁玲女士的近作，但她还来不及写成之前，在五月十四日那天，我们就听到她因政治嫌疑被捕了。一个生气跃然的作家遭了厄运，我们觉得在文艺同人的友情上，是很可惋惜的，愿她平安。”

这是当时最早披露丁玲被捕消息的中文报刊。施蛰存，这位后来被视为“第三种人文学”的代表，不算很“赤色”的作家、编辑，在这样的时候却最早挺身而出，为一个作家的无故被绑架表达愤怒。

接下的一期《现代》杂志，施蛰存编印了一页图版，题为《话题中之丁玲女士》。鉴于当时繁复的形势和纷乱的消息，施蛰存又写了几句图版说明：“女作家丁玲于五月十四日忽然失蹤，或谓系政治性的被绑，疑幻疑真，存亡未卜……”

《现代》杂志勇敢披露丁玲被捕的消息，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反响。后来一度传来丁玲已遭杀害的消息，读者便纷纷致函《现代》，要求介绍丁玲的生平和作品，还要求《现代》出追悼丁玲专号……施蛰存在读者来信中选出两封，并附以编者答复：“但对于一般安于逸乐、昧于危亡，没有看见中国社会种种黑暗、没落、残颓的景象的有希望的青年们，我们愿以《现代》为一面警惕的镜子，使他们从这里多少得到些刺激和兴奋，因而坚定了他们的革命信仰。”

丁玲被绑架数年，后脱逃辗转去了陕北。1949年后，丁玲是文艺界领导人，施蛰存在上海从事教学研究，两人便基本没有过联系。但是，丁玲后来的遭遇，施蛰存则在报纸上和朋友那里听到很多。对于这位老同学友人，他还是颇为惦念的。

1979年3月，施蛰存“右派”问题得到改正，教授级别及工资得到恢复，他又开始了任教工作，心情也为之振奋。此时，又恰好看到丁玲公开露面，并读到丁玲发表的文章，这两重好消息，叫他思念起往日的同学之谊。在这样的心情中，1979年6月24日，施蛰存写下了一组七绝《怀丁玲诗四首》：

〈一〉丁玲不死真奇迹，弱骨珊珊大耐寒。幽谷春回恩怨泯，好扶健笔写桑干。

〈二〉滔滔不竭瞿秋白，讷讷难言田寿昌。六月青云同侍讲，当时背影未曾忘。

〈三〉登楼双笑自矜夸，买得和瓷好建家。曾许新年邀茗叙，岂知缘悭一杯茶。

〈四〉万类霜天竞自由，白云苍狗乱吟眸。浮沉今日谁为主，莫遣书生悲白头。

诗中包含了许多内容，施蛰存以小注略加解释。如第一首注为：“文化大革命期中，上海盛传丁玲同志已逝世，言之凿凿，我亦信之。近日阅报，始知其依然健在，犹有续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壮志。欣喜之余，不免感怀，故作小诗寄怀。”

1981年，《艺谭》编辑向施蛰存约稿。施便交出这四首怀念丁玲的诗，《艺谭》刊发了出来。1982年，丁玲将自己新出的著作寄给施蛰存。在扉页上写着“施蛰存同学指正”。以“同学”称呼，使施蛰存“甚感其犹未忘学谊”。

1986年，丁玲病逝。对于这位老同学，施蛰存仍难忘怀。1989年，他又开始续写中断有十五年的“浮生杂咏”诗。在这组诗的第三十六节又专门写到丁玲：冰之落落难谐俗，骨重神寒志不降。晚岁自知多傲气，故人犹幸许同窗。“冰之”是丁玲本名的字。

“多傲气”自然是指丁玲晚年对自己在上海大学时的神态描摹;许“同窗”，是丁玲赠施蛰存书以“同学”相称之事。

与冯雪峰的“德娃利斯”情谊

“生为人杰捍卫党的旗帜，死犹鬼雄笔扫尘世妖狐。”这是丁玲、陈明夫妇献给他们的朋友——冯雪峰的挽联。在浙江省义乌市赤岸镇神坛村冯雪峰故居，这副木刻对联悬挂在冯雪峰石膏像的左首墙壁上。故居门墙上还嵌有丁玲书写的“雪峰故居”的碑石。

丁玲与冯雪峰高尚而又热烈的革命情缘，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有报章披露。

1928年，丁玲和冯雪峰就一见钟情，但鉴于和胡也频已经在一起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丁玲不忍使胡也频伤心，而割舍了与冯雪峰的关系。胡也频牺牲后的一段时间里，丁玲又燃起了对冯雪峰的思念。

1937年，丁玲在与斯诺夫人——尼姆·韦尔斯的一次谈话中，向尼姆·韦尔斯述说冯雪峰这个“乡巴佬”的文学魅力时袒露出她内心世界的一隅。丁玲说：“接着，我有了一次伟大的罗曼司：我从未同胡也频结婚，虽然我们住在一起，一个朋友的朋友开始来到我们家，他也是一个诗人。他长得很丑，甚至比胡也频还穷。他是一个笨拙的农村型的人，但在我们的许多朋友当中，我认为这个人在文学方面特别有才能。我们在一起谈了很多。在我的整个一生中，这是我第一次爱过男人。他很高兴，并感到惊奇地发现一个‘摩登女子会爱上这样一个乡巴佬。”

丁玲在1931年8月11日、8月13日和1932年1月5日多次给冯雪峰写信，倾诉苦衷。这些日记式的表白，丁玲本没有打算发出去，但后来还是寄给了冯雪峰。1933年5月，丁玲被捕后，为了营造舆论，扩大影响，便于开展营救工作，冯雪峰把丁玲给他的信件汇成一束，取名《不算情书》，在1933年9月1日《文学》杂志一卷三期上发表出来。

下面我们来看看《不算情书》的部分内容：“我近来的确是换了一个人，这个我应该告诉你。我还是喜欢什么都告诉你，把你当一个我最靠得住的朋友，你自然高兴我这样。我知道你‘永远不会离弃我的，因为我们是太好，我们的相互的理解和默契，是超过我们的说话，超过了一般人所能理解的地步。其实我不告诉你，你也知道，你已经感觉到，你当然高兴我能变，能够变得好一点，不过也许你觉得我是在对你冷淡了，你或者会有点不是你愿意承认的些微的难过。”

“我只好好的向你做一次解释，希望你把我当一个男人，不要以为我还会和你麻烦（就是说爱你），我们现在纯粹是同志，过去的一切不讲它，我们像一般的同志们那样亲热和自然，不要不理我，使我们不方便。”

“我不想苦恼人，我愿意我们都平平静静的生活，都做事，不再做清谈了。”

“勉励我，像我所期望于你的那样帮助我，因为我的心总是向上的。这时心乱得很。好，祝你好，你永遠的朋友！你的‘德娃利斯。”

“德娃利斯”是丁玲《不算情书》的落款，它是“同志”一词的俄语发音。当年，丁玲有意使用这一落款，是要表明自己与冯雪峰的关系要定位在“同志”“朋友”这一界限内。这意味着丁玲经过痛苦的思索，做出了理智的选择，她已把一份感情从男女情爱中剥离，给予自己和冯雪峰之间一个恰当的距离。

在《不算情书》发出后，她与冯雪峰保持着一种同志般的、淡淡的却是深厚的情谊。丁玲这样描述两人之间的关系：“后来雪峰结婚了，我们仍旧很理解，很关心。但我这个人是不愿在一个弱者身上取得胜利的，我们终身是朋友，是很知心的朋友。谁也没有表示，谁也没有想占有谁，谁也不愿落入一般男女的关系之中。我们都满意我们之中的淡淡的友谊。”

1936年，丁玲两次逃离南京，都是在冯雪峰的周密安排下实现的。第一次，他让张天翼接应丁玲到上海，张天翼安排自己的外甥女亲自护送丁玲到上海。丁玲在上海等了两周，但由于白色恐怖，去陕北的交通断了。

丁玲只好又回到南京，按照冯雪峰的指示打算争取公开出来工作。争取工作失败后，丁玲写信给冯雪峰，要求再到上海。冯雪峰回信到方令儒家里，与丁玲约定时间，派郑育之女士在上海接站。这样，丁玲第二次安全到达上海。

丁玲到上海后，冯雪峰还转赠了宋庆龄送给丁玲的三百五十块大洋。然后特意安排聂绀弩护送丁玲去陕北。丁玲就是这样在冯雪峰的精心安排下，几经转折，终于见到了党中央，见到了毛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