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樊鹏辉

2015 年太原晋商博物馆从省文物交流中心征集到一批契约文书，经整理研究，多为清代太原县地契，对于研究清代太原县土地买卖关系、政府规章制度施行情况、契约文化以及民俗风情具有重要意义。

地契分为民契和官契，“凡民间百姓双方由中人撮合，保人担保，签押订立的，不经官府，称为民契，此种民契未经官府，未履行纳税，不盖红色官印，故又称白契”[1]。笼统地说，由民间私自订立的契约文书称为民契、白契、草契，而经过官府参与的称为官契、红契。

雍正六年（1728）采用田文静建议，取消契尾，施行契纸契根办法，禁用民写官验钤印，用官颁契纸取代民间白契，“清代官颁契纸的正式采用由此开始”[2]。由于民用不便，起不到强化契税征管作用，乾隆元年（1736）复行契尾旧例，但又未完全否定官颁契纸办法。

由于地域差异，山西官颁契纸所印名称就有多种：契纸、官契纸、契式、官契等。光绪三十三年（1907）山西废契尾，改用“官契”[3]，此官契为取代契尾的官契，代表纳税凭证，通用部分皆已印好，只需将内容填注其中。

为避免歧义，将自行书写、未报官府投税的称为白契；经官府钤印的称为红契。

一、基本情况

这批契约文书是清代太原县城周边村落典卖田房土地文书，共69 件。

从契约性质来看，白契15 件，红契54 件；从时间分布来看，乾隆3 件、嘉庆15 件、道光11 件、咸丰4 件、同治9 件、光绪23 件、宣统4 件；从契约类型来看，买卖田房契52 件、典当田房契9 件、卖窑契1 件、推地约3 件、分产文书2 件、脱地约1件、贴约1 件。

（一）白契15 件

白契由于不经官府投税，随意性较大，种类丰富。白契15 件又分为两类，一类为分产文书2 件：光绪十四年（1888）、十五年（1889）太原县城北村崔氏家族分书单；另一类为地契13 件：典契7 件、推地约3 件、卖契1 件、贴约1 件、脱地约1 件。

1. 分产文书

分产文书也叫分书单，是民间社会分家析产的重要法律凭证。分家析产主要有两个作用：一是为了让儿孙自立；二是为了解决家族内部矛盾。“分家析产行为有积极与消积两重社会影响：虽然有效地维护了家族的正常生活和发展，但同时又导致了家庭间的社会分化、土地的分散化、中贫农阶层的扩大等问题。”[4]

图一 光绪十四年太原县城北村崔书成、崔培成分书约

这两张皆为城北村崔氏家族的分产文书，分家原因为“家务纷纭，势难总理”、“家务不能在伙办理”，都是为了解决家庭内部矛盾。

光绪十四年（1888）的分产文书（图一）[5]，一式两份，中间对折骑缝书“慿心地”；光绪十五年（1889）的分产文书，一份，中间对折骑缝书“合同贰张各执一张”。内容都是将财产按人数均分，包括房产、地产及荒帐等，权利和债务一同继承。

2. 地契

包含典契7 件、推地约3 件、卖契1 件、贴约1件、脱地约1 件。

典契就是业主（出典人）将土地（房屋）的使用权有期限地让与他人（承典人），短时间获得应急资金，到期再以原价取赎的行为，为了明晰权利责任与义务，需书立契约。

下将一则摘录（图二）如下：

立典地约人崔门李氏同子广厚，兹因缺用，本将自己祖遗苇平地壹段，计地贰亩，坐落村西丁家地，系东西畛。四至不开，情愿出典与本村崔有成名下耕种承业，同人言定，典价钱叁拾五千五百文整，其钱当交不欠。日后有人争碍，不与典主之事，有崔广厚一面承当。恐口无凭，立典约存照，限五年以外准许回赎，日后朱契寻出以为废纸。

每年钱粮照亩收完

中见人崔庆文十

崔力士十

图二 清同治八年城北村崔李氏典地白契

图三 清光绪十二年王名村敦复堂推地白契

图四 清光绪二十八年原狗丙贴约

图五 清光绪二十九年原狗炳脱约

同治捌年正月十三日 立

推地约 也称推契，由推转而成的，是业主将自己土地的所有权有偿转移给亲族。但在实际中，土地使用权也可以推与他人。下将一则（图三）摘录如下：

立推地约人王名村敦复堂今将原典到城北村一元堂丁家苇平地壹段，计地五亩，四至未开，皆因吊远，难以经管，情愿推与城北村崔书成认粮耕种承业。钱粮米豆照原典约完纳，日后好烂与敦复堂无干，空口无凭，立推约为证。

计开随原典约壹张

中见人米志通 十

光绪十二年四月初一日 立

贴约 是民间为了逃避契税所用的巧妙说法，主要在亲朋好友之间进行，还包括赋税在内[6]。格式内容十分简单，仅有事实陈述，内容（图四）如下：

立贴约人原狗丙今将自己小道井地壹段六分五厘，今贴到崔六清名下。钱贰千文整，其钱当一文不欠，立贴约为证。

光绪贰拾八年九月初一日 立

中见人雷茂林 十

脱约 也是民间为了逃避契税所用的巧妙说法。其契文（图五）如下：

立脱地约人原狗炳兹因使用不足，今将自己原典到村南小道水地名沙一段，计地六分五厘，四至不开。情愿脱与本村名人崔培成名下永远耕种承业。同中言定，脱价钱壹拾八千文整。其钱当交不欠。日后倘有户内人等争碍，不与脱主之事，有原狗炳一面承当，空口无凭，立脱约为止。

随原典约一张

大清光绪二十九年二月二十四日 立

中见人 雷茂林 十

王永库 十

卖契就是业主将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永远卖给他人，听凭管业，获得资金，与业主再不相干。《大明律·户律·田宅·典卖田宅》载：“以田宅与人而取其财曰卖，卖不可赎也。”

与典契不同的是，卖契不需典期，是一次性交易，很少存在南方“找、贴、增”等增补钱粮行为。为了避免纠纷，四至一般都会明确书写。

买卖契为了防止私立契据，侵吞产权，一般都会报官投税，获取政府正式承认而取得法律效力。故此，白契只有一件卖地契（图六）。

（二）红契54 件

图六 清光绪三十三年董门白氏卖地白契

买卖田宅在《大清律》有明文规定，所以红契的种类以这类为主，买卖田宅50 件（卖地31 件、卖房16 件、卖房地2 件、卖山地1 件）、典当田房3件（典地1 件、典房2 件），此外还有卖窑红契1件。

由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以后典当田房才收税[7]，虽然介休县在光绪七年（1881）已开始收取典当契税[8]，但太原县还是在全国统一收税才施行的，所以典当红契较少。

1. 内容

红契契文格式与白契类似，仅选代表一例。JS406，清光绪三十四年城北村杨元海卖空基红契（图七），两联。契文为：

立永远死契约人杨元海今将自己祖遗南空基壹块，南至北六丈、东至西四丈贰尺。开列四至：东至张、西至道、南至樊、北至买主，四至俱明，同人说合，情愿出卖与本村民人崔学谦修盖承业，言定买价铜钱壹拾肆千文整，其钱当交不欠，日后有户内人等争论，并不与买主之事，有杨元海一面承当，恐后无凭，立永远死契为证。

中人 杨东牛

张火成

清光绪三十四年 月 日 立

2. 形式

红契形式复杂，太原县红契的形式为白契（官契纸）粘连契尾（官契）两联，与陈学文认为的“白契、红契和契尾构成一幅三联式的标准田契”[9]不同。其中白契粘契尾17 件、官契纸粘契尾31 件、官契纸粘官契4 件、单独契尾2 件。

由于经过民国第一次、第二次验契风潮，粘连民国三年（1914）官契16 件、民国七年（1918）买契2 件，组成三联契。

还有一张四联契，为白契+官契纸+契尾+民国三年官契。白契粘连在官契纸后面，内容几乎一致。

官契纸

共有官契纸35 张。官契纸需从纸店购买或胥吏领取，将白契内容誊录到官契纸，再去官府投税领取契尾。

太原县的契纸格式为上方梯形线框，印契纸名称，如“契纸、契式”，下方为长方形线框，分为左右两部分，左部分为契文书写地方，右部分为印制好的年月日、条例规定等。

契尾

自乾隆十四年（1749）十二月对原用《契尾》的版式、内容进行修改，颁发新契尾。由户部颁发样本，各省布政使司印制，预钤印官印，发给州县使用，文字和四周边框图案，用色有蓝有黑，字体有大有小，没有统一规定。山西省的契尾四周没有花边图案，仅是线框，但内容较繁琐[10]。太原县所使用的是“山西等处承宣布政使司”所颁契尾，将契尾的历史沿革、利弊一一印制。

图七 清光绪三十四年城北村杨元海卖空基红契

图八（1） 嘉庆十三年阎大吉卖地红契

图八（2） 嘉庆十三年阎大吉卖地红契粘条

此后，契尾内容未做改变，一直沿用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改为官契。官契为几联，分为典当官契和买卖官契。官契长方形，竖长横短，四周花边图案。通用内容皆已印好，“只是将一些行文固定，留出地方以供填写，去除了以往契尾中大量的税契规定”[11]。

3. 其他

（1）印章

一份完整的清朝红契应有2 种印章，一种为满汉双文的“山西等处承宣布政使司之印”，正印在契尾布字号上；另一种为满汉双文的“太原县印”，在契纸或白契上的日期和契尾上的“契尾”二字之间正印，在契纸或白契上契价处、契尾价银税银处、粘连骑缝处斜印。

（2）附加内容

除了契文外，还有写在契纸上的补充内容。

JS427，嘉庆十三年阎大吉卖地红契，十六年的契尾上（图八）粘有一张白条：“□契壹张银壹佰两，每两贰捌合钱贰仟捌百文，契尾钱叁佰贰拾文，共钱叁千一百贰十文。”

JS459，咸丰十一年梁文俊卖地红契，在其契尾上左下角书“税契钱一九四[12]，送姚大米店，东庄营吴富法付钱。南张村。”

二、契文要素分析

行文格式是契约文书中具有一定规范性的书写范式[13]。从隋唐始，至明清行文格式已完全成熟。发展到明清时期，契约的各项要件已基本完备[14]。田房契约的典当、买卖行文格式大致相似，只是有标的物描述和典期有些区别。基本由立契人、出卖/典原因、来源、标的基本介绍、买主/典主、中人、地价及交付方式、权利义务及责任承担、契约人签字画押和成契时间十部分组成。

1. 立契人

立契人就是契约中开头点明性质的出卖人或出典人。一般为一人，拥有对财产的绝对处置权；还有二人或三人的，多为亲属关系。

两人分为两类：一类为叔侄、兄弟，共同占有的财产，都拥有处置权利；一类为丧偶女性，多为直系男性亲属（子、侄）陪同；女性在签订契约时有男性陪伴，反映女性地位的低下，也有可能是在契约签订过程中为了避免被人联合压价打压，以壮声势。“若卖地者为孤寡、年老一类的弱势群体，往往需要由叔伯堂侄等男丁陪同一起立契，这似乎一种约定俗成的做法。”[15]而相邻的徐沟县，丧偶女性契约却是儿子作为第一位书写的，如“立卖房契人王福星同母牛氏”[16]等，儿子作为主体，拥有绝对的处置权。究其原因，可能立契的时候子皆已成年，拥有完全民事行为。可见，丧偶女性在契约中的地位，以其直系后代有无成年为标准。

2. 出卖/典原因

出卖/典原因是立契的必要条件，因为要出卖祖田、祖房，这对传统的中国人来说，是为不孝。为了减轻负罪感，理由总得合情合理。

理由如王旭先生所认为的那样，土地契约，已趋向形式化和表面化。成契的理由几乎成为“套话”，只是简单地表述为“今因正用”“今因手乏”等单调而含糊的说法[17]。

这批资料原因较为固定，基本上是自因缺少使用、钱粮紧急无处起兑、无钱使用、手中不便等较为模糊的原因，已模式化。只有2 份白契，才具体说明出卖原因。一个“皆因吊远难以经管”，是位于汾河东岸的王名村（现属小店区）典到汾河西岸的城北村（现属晋源区）的一段地，直线距离十几公里，还得渡河，路途遥远艰难，不得已推与他人；另一个“无力耕种”，推与本村人，可能年老体衰，没有精力经管，只能推与他人。

3. 来源

田宅的来源主要有两大来源，一种是继承（祖遗、分到）而来；另一种是置业（买到、典到）而来的。其中3 份白契未交待来源，继承40 件，置业22件（转卖16 件、转典6 件）。由此可见，大多数人都是生活所迫，逼不得已出卖祖产，当然转卖转典也不排除专门人员赚取差价。

4. 标的基本介绍

标的介绍是一份契约中的核心因素，是交易的对象，必须详细写明标的信息。田产契约和房产契约描述不同，需分开说明。

田产契约标的信息一般要写明土地种类、面积、朝向、位置及四至，避免以后纠纷。土地种类丰富，有白地、民平地、民坡地、民沙（砂）地、苇地等；面积、朝向一般为“计地××亩，系南北（东西）畛”，地有的称一段、一块、一晌。位置有的写，有的不写，如“坐落村西三角屯地”。四至一般为“开列四至，东至××，西至××，南至××，北至××，四至俱明”。××一般为相邻地主姓名或姓，有的也是渠、路等。“四至不开”多为亲邻之间的契约，对地块熟悉，也有因为随带的老契四至明了，不必赘述。

房产契约与田产契约类似，也会详细介绍房产的具体信息，如四至、面积等，面积一般以东西长和南北宽表示，即“东西长×丈×尺×寸，南北宽×丈×尺×寸”。此外，还会对房产房屋数量具体描述，如“内有正房叁间、小西房贰间、毛厕壹间、东房空基叁间”，还有“上下土木金石相连”表明房产范围内一切事物一起转卖，避免以后挖出东西引起纠纷。

5. 买主/典主

买主（典主）为田宅所要卖与的对象，是交易双方的当事人，并且契约文件由买主（典主）保存。

6. 中人

中人制度在民间契约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交易流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中人制度从西周就开始出现，延续到清代发展完备。中人不仅在“在契约中介绍引见、说合交易、议定价金，更是立约双方获得信任的重要基础”[18]，“成约之后如契约双方当事人因契约发生矛盾纠纷，中人还起着初步调解的作用。当因无法调解当事人双方闹上公堂时，中人还要作为证人上堂作证”[19]。中人一般由乡邻（家族中）具有威望或享有公信力的人担任，他们负责契约的真实有效，同时也会获得一定的经济报酬。

这批资料中，中人作用一般体现在议定价格方面，如“众言议定、同中言定、同中言明”等描述方法，只有少数几件体现中人的说合作用，如“同中（人）说合”等描述。有一份地契是“两言议定”未经中人说合，但有中见人见证签订契约；还有一份“今同家长议定”，为兄弟二人典房，也未经中人说合，但都有中见人见证。

7. 地价及交付方式

契约中的交易货币必须标明，清代交易货币为银两和制钱两大类，这批契约中道光以前的契约交易多为银两，有系银、丝银、纹银等种类，当时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同当时外出贸易处于出超地位，白银大量内流相符合；道光以后交易货币多为制钱，有九十色、九五色、八八色铜钱种类，但大多数未有标明。国外势力侵入中国，鸦片贸易兴盛，白银大量外流，致使国内市场上白银缺少，大量战争赔款也使得白银紧缺，广大农村只能使用制钱交易。

交付方式，基本上为一次性付清，有“其钱笔下交足（清）不歉”、“其银（钱）当（现、旦）交不欠”、“其钱（当日/面）交足不欠”等多种表述。

8. 权利义务及责任承担

在田房买卖过程中，买方和卖方所尽的义务并不相同，一般是出卖方负责保证田房位置面积等情况属实，避免纠纷，出现争碍情况，由卖主一方承当，而不关买主之事。同时有老契必须上交给买方，“契随地走”的传统，注明老契几张，若现找不见，申明日后找出作为废纸。买方负责准时交足地价，双方互付诚信义务。这批材料的表述为“（自卖之后），日后倘有一应人等争碍，不干买主之事，卖主一面承当”。买方则负责按照缴清钱款，如“其钱当交不欠”。田房典当同理。

另一个需要承担的责任是田房上的赋税。这批契约的土地税是正项课税，正项课税是指每年依据土地大小按夏税、秋粮向州县街门分季上缴的税款[20]。土地交易中，就必然要讨论土地赋税由谁承担。一般来说，土地的所有权已经转移，应该由买主负担赋税，如契约中写的“田钱粮从契过拨”“每年银租照亩完纳”。但有的也特殊，买卖之后钱粮不用过拨，如“钱粮各典各完不用过拨”。有的在契约中未有体现，有人认为“若卖方承担税粮，则契约不会书写关于夏秋民粮的情况”[21]，但那是对于白契而言的，这批契约大部分为红契，经过投税，未写明税粮由谁承担，按理就转移到买主身上了。典契同理，这项课税的承担方并不固定，需要买卖双方协商。因为有典期，鱼鳞图册上不会更改，还是由原主上缴赋税，具体情况，还得由实际情况为准，看双方契约规定如何。

9. 契约人签字画押

在契约的尾部，参与见证本次契约签订的人签字画押，押大多数为“十”字押，也有少数花押。签字人有见/中人（中见人、仝中人）、说合人、家长、代笔人等，受让方不签字画押。根据字体来看，一般都为代笔人书写，中见人只是确认一下，一些有文采的会画上自己花押。

家长出现在契约中确保契约的有效性，不动产的买卖若父母在，必须经得父亲同意，才可出卖，“他们的出现不仅作为见证人，主要是他们对契约的认可实际上成为契约有效成立的重要一环”[22]。

10. 成契时间

契约完成后要写明契约成立的时间。这批契约的时间全部都写在契约尾部，使用皇帝年号纪年。一般在日期之下出让方签字画押。

三、契约所反映的社会经济生活

（一）政治方面

政府对契税的重视

官契纸法律条文的增多，反映政府对契税的重视，宣传不纳税的严重后果，让民知晓。乾隆十八年（1754）规定“活契典卖，不须投税”，光绪二十六年（1900）以后，为增加税收，典当契也要纳税。

契税按银缴纳，仍按照制钱价款征收税银。清朝后期银贵钱贱，人们不得不用制钱兑换银两，可是实际中银钱比价悬殊，无形增加农民负担，但能增加国家税收。

政策施行到位

《大清律例》规定：“嗣后民间置买产业，如系典契，务于契内注明回赎字样；如系卖契，亦于契内注明绝卖、永不回赎字样。”这批契约标明死契30 件，永远卖契6 件，占买卖契总数（52 件）的69%；典契注明回赎4 件，占典当白契总数（6 件）的67%，说明太原县贯彻落实相关政策还是认真执行的。

《晋政辑要》又载：“乾隆五十四年奏准：民间置买田房于立契之后限一年内呈明纳税。倘有逾期不报者，照例追究。”[23]由于契尾未详细填有月、日，但有具体年份，可以看出都是在一年之内投官纳税的，给发契尾，最快的仅一个月之内，可能是离县城较近的缘故。只有一份契尾在立契三年之后，价银、税银照数填写，但却粘白条“每银贰捌”契税，与顺治四年“凡买田地房屋，增用契尾，每两输银三分”有出入，还发现有2%的税率，尤其是嘉庆朝两份契尾，价银相同，税银却不同，一个3%，一个4%，原因值得深究。

但同时也可以看出，一些未有法律明文规定的做法，如“税契钱一九四（用苏州码子书写），送姚大米店，东庄营吴富法付钱，南张村”，反映当时民间米粮店有接收契税钱的职能。契尾上粘有一张白条：“□契壹张银壹佰两，每两贰捌合钱贰仟捌百文，契尾钱叁佰贰拾文，共钱叁千一百贰十文。”契尾上的税率为3%，白条上却为2.8%，反映官民勾结，逃避契税。还有大量白契存在，且契尾骑缝裁开处皆未按照规章书写价银、税银等，都说明政府未监管到位，也有偷税漏税的事实。

（二）经济方面

地价变化走势

由于房院不便统计，仅选取土地价格进行计算。银钱比价采用王倩的结论：“乾嘉及以前为一比一千文，道光、咸丰年间为一比一千三百五十文，同治、光绪、宣统年间为一比一千六百文。”[24]通过对32 件买卖土地每亩价格的计算，发现地价最高是嘉庆十年（1805）33.33 两/亩，为晋水平地，与郝平、李宇分析的水地在嘉庆时期涨为34.01两/亩相当[25]，而最低是光绪十八年（1892）2.9 两/亩，为沙地。

由于这批契约所涉及的村子较多，土地种类也未明确标识，只能算出每亩地价多少，而不能系统性统计地价变化情况，只能粗略看出地价变化基本符合郝平的论断：“晋中地区的总体地价也是先升后降，而且拐点是在嘉庆年间。”[26]嘉庆时期地价最高，以后逐渐减低。

按照银钱比价，亲邻购买最低价，为清光绪十八年（1892）枣园头魏祯秀卖沙地与族叔魏克光，地价2.9 两/亩，为这批资料地价最低者，最高价为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木厂头潘成立卖民坡地与伯兄潘成富，地价33.33 两/亩。可见“山西地区内族内土地交易既存在勒价贱卖的现象，也存在高价济贫的现象”[27]。

土地流转快

清光绪元年（1875）太原县城北村一元堂卖地契，一元堂将买来的丁家苇地五亩典与刘家堡春米茂耕种，清光绪十二年（1886）太原县王名村敦复堂推地契，将典到一元堂的丁家苇地推与城北村崔书成耕种，12 年间这块地典了2 次，又推了1次。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九月城北村原狗丙将自己的小道井地六分五厘贴与崔六清名下，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二月又将典到的小道井地六分五厘脱与崔培成，据面积/地名/中人推测应为同一块地，不到五个月就再次交易。

土地集中

通过对太原县城北村27 件契约文书分析，发现土地房产最后都集中到城北村崔氏家族。城北村杨姓、樊姓等将房产地产都卖与崔姓家族。如城北村马如龙在清嘉庆六年（1801）尚有能力可以购买叔叔马银的祖业房产，但到道光十年（1830）就不得不将自己的房院卖与崔龙章及侄庆元。由于天灾人祸多种原因，大地主抗风险能力强，小户人家遇到天灾、政府的苛捐杂税，一不小心就会破产，造成贫者愈贫，富者愈富，土地房产都集中到大地主，其他人只能依靠佃种土地而活。虽然大家族通过分家单（多子析产制）又将集中的土地分散出去，制约了土地过分集中，但分出去的子孙经营良善，又会让土地集中，总的趋势是土地房产越来越集中。

（三）文化方面

行文内容格式、契约形式固化

太原县这批资料的行文格式已高度规范化，并且也出现一些地域性特有的习俗，如在契纸上或白契上最左边折一列，上书契尾上布字多少号。计开是对契约的补充说明。契约形式为两联。

亲邻权优先

田房交易对象是研究土地流转方向的重要参考指标之一。通过分析，就可获取其社会信息，进而了解传统社会地权流转的人际关系范围。宋元以后，在土地、房产买卖出现“亲邻之法”，就是同等条件下亲戚、近邻或典主拥有优先购买权限。亲戚购买可确保族产不外流，近邻购买方便经营管理，典主是在出典期才享有优先购买权。

通过统计，买主为本村、本族、本甲的39 件，占比60%，说明田宅买卖先问亲邻的传统在太原地区还比较重视，避免家族、村产等资产流出，但已遭受外来环境挑战。

交付老契

老契，就是土地最初的契据，是民间产权转让时通用的证明，随所有权的转移而转移[28]。契约是土地合法权利的法律凭证，契约大都是单契，一方书写，另一方收执，土地契约就是单契，出卖方书写，受让方保存，同时也将自己保存的老契交给受让方，起证明所有权作用，避免以后纠纷。“随朱契叁张”、“老契失落，日后查出作为废纸”等说明在清代太原县契随地走传统依然在延续。

四、小 结

通过对清代太原县这批契约文书的初步研究，发现一些记录民间升斗小民之间的史实，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涉及清代时期土地制度、宗族制度、法律制度多方面。政治方面，清政府对契税越来越重视，太原县城靠近省府，相关规章制度部分严格落实，但也有偷税漏税之事实；经济方面，地价走势与整个清朝国势相符合，到清末土地流转加快，加上天灾人祸，土地房产越来越集中到大家族，催生大地主产生；文化传统习俗，太原县的田宅契约有自己的行文格式和契约形式，体现地区特色，亲邻权优先和交付老契、契随地走的传统依然稳固。

[1]裴燕生《清代的契约文书》，《档案学通讯》2002 年第2 期。

[2] [7] [10] 张德义、郝毅生《中国历代土地契证》，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48～170 页。

[3][9][11]王新斐《清代山西税契制度研究》，山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年。

[4]郝平《晚清民国清徐县王氏家族分家析产初探》，《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4 期。

[5]文中所列契约皆为太原晋商博物馆所藏。

[6]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郝平教授观点。

[8][16]郝平主编《清代山西民间契约文书选编（第十三册）》，商务印书馆，2019 年，第38 页。

[9]陈学文《土地契约文书与明清社会、经济、文化的研究》，《史学月刊》2005 年第12 期。

[12] 用商码字符（苏州码子）书写，是中国早期民间的“商业数字”。

[13] 张妍《清代徽州分家文书书写程式的考察与分析》，《清史研究》2002 年第4 期，第8 页。

[14] [17] 王旭《契纸千年：中国传统契约的形式与演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42～43 页，第166～171页。

[15] [25] [26] 郝平、李宇《契约所见清代山西土地价格初探》，《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8 期，第84～91 页。

[18][22]张洪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149 页。

[19][21]张文瀚《从契约看近代清徐乡村社会》，山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 年，第24 页。

[20]阎元锁《山西财政史·近代史卷》，山西省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57 页。

[23]《山西文华》编纂委员会编，刚毅修，安颐等纂《晋政辑要》清光绪版第五册，三晋出版社，2015 年，一九七〇页。

[24] 王倩《清代至民国时期晋中南地区土地价格的变化趋势及其原因分析》，《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2006 年第1 期。

[27]郝平、李宇《勒价抑买还是族内救济——基于清代晋西北地区亲族间土地买卖契的考察》，《山西档案》2015 年第2 期，第34～39 页。

[28] 邵琦《民间习俗与国家法律：1912-1949 年华北乡村土地买卖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