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 丽，吕剑平，蔡 玲

（甘肃农业大学财经学院，甘肃兰州 730070）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现了飞跃式发展，但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在市场化的推进下，农村与城市间资源配置的差距越来越大。城市社会经济飞速发展，但与此同时乡村出现了人口老龄化、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空心村、土地资源闲置甚至抛荒等现象[1-2]。中国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逐渐显现并且对中国经济整体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2005 年以来中央开始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并长期将中央一号文件锁定在三农问题上，对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进行了深刻探讨。2017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乡村振兴战略，阐明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二十字总方针。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加快发展，乡村由简单的居住环境变成了生产、生活的多功能场所。如何实现乡村人口、环境、土地、产业等资源的有效配置，成为了实现乡村振兴战略要解决的关键问题，稳妥推进乡村转型发展，促进各要素在城乡之间合理配置成为了实现乡村转型的重要保证[3]。

乡村转型发展是指在工业化、城镇化驱动下，劳动力、土地等要素在城乡之间加速流动，导致乡村空间形态、经济形态、社会形态的重构。乡村转型发展主要涉及人口、土地、产业、环境等方面（李婷婷和龙花楼，2014）[4]。对于乡村转型问题，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研究。主要涉及中国乡村转型整体的策略与展望（李婷婷和龙花楼，2015；杨忍等，2015）[5-6]，基于乡村发展要素视角分析乡村转型发展（李婷婷和龙花楼，2015）[5]，基于不同地域类型的乡村转型发展分析（李婷婷和龙花楼，2014；冯巍仑等，2018）[4][7]。总体而言，我国乡村转型问题的研究已有较多成果，但对具体地区乡村转型发展的分析研究较少。乡村发展的自然条件和经济基础的差异性导致地区间乡村发展的水平各不相同，因此对于乡村转型发展的研究需要因地制宜[8]。本文以河西走廊为例，构建乡村发展水平和乡村转型度评价指标体系。对于2000—2017 年河西走廊乡村转型发展水平做出评价，并提出有效的建议，为河西走廊乡村转型发展的路径探索提供思路。

二、研究区域概况及研究方法

（一）研究区域概况

河西走廊又称甘肃走廊，东起乌鞘岭，西至玉门关，地跨甘肃武威、张掖、金昌、酒泉、嘉峪关。河西走廊作为古丝绸之路必经之道，历史悠久，是甘肃省重要的商品粮基地。2017 年末，河西走廊常住人口490 万，其中城镇人口261.95 万人，乡村人口228.97 万人，城镇化水平53.46%。河西走廊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河西五市社会经济发展也呈现出较大差异（见表1）。

表1 2017 年河西走廊社会经济基本情况

（二）研究时间段选择与数据来源

乡村转型发展度评价以河西走廊五市为基本单位，研究时段选取国家编制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的框架。本文选取2000 年为本研究开始时段，选取2000 年、2005 年、2010 年、2015 年、2017 年为五个研究时段。研究数据主要来自于《甘肃农村年鉴》《甘肃年鉴》河西走廊各县（市、区）统计公报以及河西走廊各市年鉴。对于个别原始数据的缺失，采用均值法进行处理。

（三）研究方法

对于乡村转型发展的评价，已有学者做出了大量研究，评价方法已经足够成熟，因此对于河西走廊乡村转型发展评价体系的构建，本文将在已有评价方法体系的基础上，对于评价指标和方法稍作调整。

1.乡村综合发展水平评价。乡村发展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其内涵主要包括农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人民生活水平、社会和谐、文化流传等方面。乡村发展内涵的丰富性决定了乡村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多样性[9]。因此本文参考相关文献，根据河西走廊乡村发展数据的可得性，基于农业发展水平、社会发展水平、人民生活水平三个方面构建乡村综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见表2）。本文通过农业劳动生产率、粮食生产率、耕地资源、农业机械化水平、农田节水灌溉面积五个指标来反映农业发展水平；通过医疗水平、教育水平、信息化水平三个指标来反映社会发展水平；通过农民收入水平、城乡收入差距、农村用电水平三个指标来反映人民生活水平[4-10]。

表2 河西走廊乡村系统综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指标权重的确定主要有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两类方法。主观赋权法主要依靠决策者的主观判断，缺乏客观性，例如德尔菲法、层次分析法等[11]。本文采用客观赋权法中的熵权法对数据指标进行赋权，通过数据波动程度大小确定指标权重。为消除不同量纲对乡村发展综合评价结果的影响，采用极差标准化法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对正项指标进行正向极差处理，对负向指标进行负向极差处理。运用线性加权法计算河西走廊各市2000 年、2005年、2010 年、2015 年、2017 年乡村综合发展水平。

2.乡村转型水平评价。乡村转型是工业化、城镇化发展下以及乡村内生变量推动下的必然结果，其内涵主要包括产业结构、经济结构、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环境文化等方面的转变[1]。本文主要从乡村发展水平变化、城镇发展水平变化、城乡差距变化这三方面反映河西走廊地区乡村转型变化。选取与之相关的七个指标构建乡村转型指标体系，如表3 所示。同上，运用熵权法计算指标权重，运用极差标准化法处理数据、运用线性加权法计算2000—2005 年、2005—2010 年、2010—2017 年三个时间段河西走廊各市乡村转型综合评价结果。

三、结果分析

（一）河西走廊地区乡村发展水平评价

1.河西走廊地区乡村发展水平评价结果。本文根据四分位法对河西走廊五市2000 年、2005 年、2010年、2015 年、2017 年五个时点的乡村发展水平进行划分，将25%（1/4 分位）、50%（2/4 分位）、75%（3/4分位）三个位置的数值作为四个等级的临界值，将乡村发展水平分为低、较低、较高、高四个等级[7]。

2.河西走廊地区乡村发展水平特征。从表4 可以看出，河西走廊地区乡村发展水平总体上呈现出逐年提升的趋势。2000—2005 年“十五”期间，河西五市由于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发展程度普遍较低。乡村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主要是嘉峪关市。嘉峪关市属于老工业区，工业以及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对其乡村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带动作用。其余地区农村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发展速度较慢。2005—2010 年“十一五”期间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促进粮食安全和农业发展的政策。国家出台的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农机具购置补贴政策也直接推进了河西走廊农业向现代化农业加速推进，河西走廊各地区农村发展呈现出稳步增长的趋势。总体而言，嘉峪关市仍是河西五市中乡村发展水平增长最快、发展度最高的地区。2010—2015 年“十二五”期间国家取消了农业税，并且进行了户籍制度改革，打破了城乡之间的政策壁垒，促进了资源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合理分配。在这一时期，河西走廊地区乡村发展水平飞速提升，普遍达到了较高的发展水平。2015—2017年，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特色农业的发展有效促进了河西五市乡村的持续高速发展。

表3 河西走廊乡村转型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表4 河西走廊地区乡村发展水平评价结果

（二）河西走廊地区乡村转型水平评价

1.河西走廊乡村转型度评价结果。同上，运用四分位法对河西五市2000—2005 年、2005—2010 年、2010—2017 年三个时间段的乡村转型度进行划分，将乡村转型度分为低、较低、较高、高四个等级，评价结果如表5 所示。

表5 河西五市乡村转型度评价结果

2.河西走廊地区乡村转型水平特征。从表5 可以看出，2000—2005 年，嘉峪关市、金昌市、武威市转型度较低，张掖市、酒泉市处于低水平转型阶段，主要原因在于初始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不足以支撑乡村的转型发展。2005—2010 年，河西五市乡村转型程度飞速上升，嘉峪关市乡村转型度由0.29 上升到0.43，达到较高的转型程度。金昌市乡村转型度由2000—2005 年的0.20 提升到2005—2010 年的0.40，提升了一倍。武威市乡村转型程度由0.20 提升到0.44，达到较高的乡村转型水平。酒泉市乡村转型度由0.07 提升到0.52，实现了飞跃式转型发展。2010—2017 年，河西五市乡村转型度呈现稳中有增的趋势。其中，武威市乡村转型发展速度最快，达到了0.70，基本实现了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

四、河西走廊地区乡村转型发展地域类型及其发展特征

（一）乡村转型发展地域类型

本文参考“区域地貌-产业特征-转型发展特点-城乡关系”四段式命名法，将河西走廊五市根据其乡村转型发展程度依次划分为嘉峪关市工业型稳步转型加速发展城乡关系趋稳区、金昌市工业型快速转型平稳发展城乡关系恶化区、武威市农业型快速转型低速发展城乡关系恶化区、张掖市农业型稳步转型平稳发展城乡关系稳定区、酒泉市农业型快速转型加速发展城乡关系改善区。

（二）各类型区乡村转型发展特征

河西走廊五市的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因此其转型发展的路径、速度也并不相同。嘉峪关市工业型稳步转型加速发展城乡关系趋稳区工业基础雄厚，经济发展水平在甘肃省遥遥领先。从数据上看，嘉峪关市初始乡村发展基础较好，经济发展拥有足够动力支撑。嘉峪关市属于工业旅游型城市，城镇化率在90%以上，工业总量大，农业占比较小。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促进了乡村的转型发展，城乡关系趋于稳定。

金昌市工业型快速转型平稳发展城乡关系恶化区因矿设市，具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是一座典型的工业化城市。上述数据反映出，金昌市乡村发展初始水平较低，随着近年来政府对“三农”的政策支持以及工业化对乡村发展的带动，金昌市乡村发展水平呈现出稳步上升的趋势。但其发展速度慢于乡村转型速度，城乡收入差距较大，影响了城乡之间的协调稳定发展。

武威市农业型快速转型低速发展城乡关系恶化区是甘肃省典型的农业大市，由于缺乏工业基础、自然资源贫乏，武威市乡村经济一直处于低速发展的状态，与此同时，武威市经济结构受到政策的驱动乡村快速转型。乡村发展的低水平和转型的高水平造成了城乡关系的恶化。

张掖市农业型稳步转型平稳发展城乡关系稳定区农业发展基础较好，近几年来张掖市制种玉米产业发展迅速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且张掖市旅游业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促进了地区经济发展。张掖市乡村发展与转型步伐基本一致，城乡收入差距逐步减小，城乡关系良性发展。

酒泉市农业型快速转型加速发展城乡关系改善区具有良好的农业发展基础，从数据可以看出，酒泉市乡村初始发展水平在河西五市中较高，但转型度很低。随着酒泉市综合经济水平的提升，酒泉市乡村发展和乡村转型程度逐步匹配，城乡关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12]。

五、结论

（1）基于构建的乡村发展度模型以及乡村转型度模型，从“发展”与“转型”的视角对河西走廊五市乡村转型发展的结果表明：在历经了“十五”（2001—2005）、“十一五”（2006—2010）、“十二五”（2011—2015）计划，迈向“十三五”（2016—2020）计划的进程中，河西五市乡村转型度和发展度总体上体现出不断提高的趋势。“转型”和“发展”相辅相成，共同促进乡村整体水平的提高。

（2）不同地区社会经济基础、自然资源禀赋的差异对于该地区乡村的转型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因此应该根据各市的乡村发展水平特征实施差别化的区域政策。河西五市发展水平、发展重心各不相同，对各市乡村发展转型进行差异化考虑，是促进城乡之间要素有效配置，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