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雨璇

(阜阳师范大学，安徽 阜阳 230067)

晚清到民国建立的十年间是“民变”最频繁的时期。在“民变”发生高潮阶段，各地“民变”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有抗捐暴动、抢粮、毁学堂、冲击官府等。在任何媒介环境中，舆论的生成都需要以群体的作用为动力，维系彼此关系的是围绕某一议题所建构的共同意义，从而使分散的意见表达形成规模效应。“民变”作为当时突出社会问题，自然成为大众传媒关注的对象。从清末民变年份统计表可以看出，在1906—1907、1909—1911这两个时间段的“民变”事件数最高，其中1910年最高达到217件，远远超过其他年份，因此，本文选择数量较为集中的1909—1911这个时间段作为研究的时间分期(见表1)。

表1 清末民变年份与省份统计表[1]

表1(续)

一、《大公报》对“民变”的报道

经过文本数据统计，1909—1911年间《大公报》有关“民变”的报道大致可以归纳为饥民起事、抗捐暴动、聚众暴动、户籍调查和抢米罢市五类，共204篇。为了便于归类，对于连续性的报道，本人将只选取一篇放入统计表中(见表2)。

表2 《大公报》民变事件报道分类统计表

表2(续)

《大公报》关于“民变”的报道，以消息为主要形式，向受众传递某时、某地、有某个“民变”事件发生；对于当时影响较大的“民变”事件，便会选择连续报道的形式，并配发“言论”(评论)表明立场和态度，以此构成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报道链”，影响社会舆论的走向。

二、新闻框架理论下《大公报》对舆论环境的建构

社会舆论的传播也就是对于当时社会环境与现实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