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雯琦

(山东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山东 济南 250300)

一、研究背景

新型冠状病毒(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是2020年世界各国持续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湖北省武汉市于2019年12月报告首例病例，随着疫情的扩散与蔓延，各国确诊病例不断增加，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成为二战以来最大的国际挑战。截至2020年5月6日，全球累计确诊病例超过357万例，死亡病例超过25万例。

已有文献大多聚焦于医学、管理学、经济学、教育学等研究领域，但从话语分析角度研究各国媒体疫情报道的文献几乎没有。故本文采取批评话语分析的方法，研究中美两国主流报纸《中国日报》和《纽约时报》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新闻报道。

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研究对象主要为新闻报道、政治演说和官方文件等，重点关注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分析语篇中的语言形式是如何源于社会文化的，又是如何传递社会文化的。Van Dijk和Fairclough是国外该领域最突出的代表。Fairclough主张话语属于社会实践[1]，提出了描述(description)、解读(interpretation)和解释(explanation)的三维分析模式，即文本分析、话语实践分析和社会实践分析三个维度[2]。

二、语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文从《中国日报》和《纽约时报》的官方网站各选取4篇与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的新闻报道，其中，样本1、3、5、7选自《中国日报》；样本2、4、6、8选自《纽约时报》。《中国日报》是唯一有效进入国际主流社会、国外媒体转载率最高的中国报纸，而《纽约时报》是美国严肃刊物的代表，具有相当大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因此二者可以作为两国媒体的代表。

本文以Fairclough的三维分析模式为理论框架，从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三个层次对所选语料进行分析，探究中美媒体疫情相关报道的表达特点及其蕴含的意识形态。

三、分析与讨论

(一)文本分析

文本分析是指对语篇的内容与形式进行语言学层面的分析，涉及词汇、语法、连贯和文本结构四个维度，具体指标包括分类、暗喻、及物性、情态、衔接手段以及文本结构等。根据所选语料的特征，下文从分类和情态两个方面对中美媒体新闻报道进行分析。

1.分类

分类指的是语篇对人物和事物的命名和描述，主要体现在词汇的选择上。各国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不同，会导致人们对于同一事件的不同看法，进而影响他们使用的语言内容与形式[3]。因此，通过分析中美媒体在报道新冠肺炎疫情时所使用的词汇，可以较直观地揭示两国的立场和态度。

例1.New virus behind pneumoniaoutbreak in Wuhan.(样本1)

例2.First Patient WithWuhan CoronavirusIs Identified in the U.S.(样本2)

例1和例2是中美两国在疫情初期报道相关事件时所使用的新闻标题。《中国日报》对于新冠病毒所使用的表达是“New virus behind pneumonia”，较为客观，使用“new”一词告知公众该病毒并非2003年的SARS病毒，辟除谣言，同时也点明新型病毒造成的主要症状同肺炎类似，提醒公众保持警惕。《纽约时报》则将新冠病毒称作“Wuhan Coronavirus”，这显然是对中国的污名化。在疫情初期，这种新型病毒的发源地尚不明确，美国却将其与特定地域相联系，企图将责任推到中国头上，大大误导了美国民众，甚至可能会挑动种族仇恨。

由此可见，在涉及新冠肺炎的词汇选择中，《中国日报》能做到中立、公正，基本体现了新闻语篇的客观性。而《纽约时报》多次使用“中国病毒”“武汉病毒”等词汇，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凭借西方舆论的强势地位抹黑、污蔑、构陷中国，既不符合新闻报道规范，也不符合国际道义。

2.情态

情态表示说话者的语气和态度，具体功能有表达意愿、责任、义务、建议、命令、要求和推测等。尽管新闻体裁的语篇理应是中立的、不含感情的，但在实际应用时，媒体会通过情态动词、情态副词、情态形容词等词汇的使用来体现他们的态度与立场。本文主要关注新闻报道中情态动词的使用情况。根据强弱程度将情态动词分为高值、中值、低值三大类[4]，分别统计两国媒体新闻报道中的情态动词使用数量与类别，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中国日报》和《纽约时报》疫情相关新闻情态动词使用情况

结合语料分析可知，两国媒体报道侧重点的不同影响了各类情态动词的使用数量。如样本3和样本4的报道主题均为中国政府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的反应与态度，但样本3从中方政府积极应对的角度出发，客观报道当局维护社会运转以及建立在线平台向大众收集疫情相关信息等措施，对于事实的描述占据非常大的篇幅，故而很少使用情态动词。对于高值情态动词“must”以及中值情态动词“will”和“should”的使用，基本是政府表达防疫抗疫的意愿和决心，表明职责与义务。样本4则是从批判中国糟糕的政治体制入手，认为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存在问题，是地方瞒报导致了病毒的大范围扩散。样本4的主要内容在于报道中国体制的缺陷可能导致的不良后果，大多数属于猜测，而非已经发生的事实，所以使用了较多低值程度的情态动词。《纽约时报》通过委婉的语气向公众传达信息，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但它把中国政府塑造成了无序、被动、官僚主义横行的形象，反映出了明显的意识形态偏见。

(二)话语实践分析

话语实践分析着重关注语篇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主要涉及文本的生成、传播与解释等过程。新闻报道者通过引用不同来源的信息来构建话语，直接或间接地传递自己的观点与态度。通过分析新闻语篇的消息来源，可以揭示话语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消息来源指的是新闻报道中相关信息的提供者，按照具体程度可将其分为具体确切、含蓄透露和似真非真三类[5]。《中国日报》的4篇疫情相关新闻共使用了13个引语，信息来源都是具体确切的；《纽约时报》的4篇新闻共使用了66个引语，具体确切的消息来源和含蓄透露的消息来源分别为48个和18个，占72.7%和27.3%。两家媒体都没有使用似真非真的消息来源，总体上具备说服力和可信度。

例3.“While ensuring effective outbreak response, a category-based approach should be adopted in resuming production.”Li said.(样本5)

例4.“But this is all we could get,”she said.She declined to give her name.“We just have to accept what they send us.”(样本6)

例5. But the sweeping restrictions across China to contain the virus also slowed production and delivery of much-needed medical equipment,said doctors, factory managers, and aid workers.(样本6)

《中国日报》和《纽约时报》引用消息的数量存在极大悬殊，原因在于二者报道角度的不同。样本5和样本6是关于中国疫情当前物资供应问题的新闻报道，样本5主要介绍了政府召开国务院会议，为加强宏观调控与供给保障采取了一系列相关措施，仅引用了2次李克强总理的话语作为政府工作的佐证，向读者展示政府全力推进疫情防控的决心与行动，如例3所示。样本6的新闻标题为China’s Doctors, Fighting the Coronavirus, Beg for Masks，通过大量引用一线医护工作人员的话语，描述了口罩、防护服等医用物资缺乏的惨状，报道重点聚焦于中国物资供应不到位导致的消极后果和影响，如例4和例5。这些引语感情色彩浓重，容易令读者心生讶异和愤慨，对中国政府的能力产生质疑。

《纽约时报》使用含蓄透露的消息来源，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报道者不必为信息的真实性负责，同时也便于其自身观点的植入，读者对同一事件的看法与态度极易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干扰[6]。

另外，《纽约时报》多引用美国政府官员或学者的话语作为自己观点的支撑，对于中国政府及相关人员的话语则引用极少。这一现象说明：《纽约时报》认为美方比中方的话语更具备权威性和影响力，故引用的信息大部分来自美国权威人士，表现出西方对于话语权的垄断。

(三)社会实践分析

语言和语篇离不开社会实践，要想分析报道者说什么、怎么说、为什么说，就必须考虑当下的社会背景。从社会文化和当前国际形势对所选语料进行社会实践分析，具体如下：

中国秉持集体主义价值观，以人民为中心。在新闻语篇中，中国媒体会尽可能地报道政府积极应对疫情的态度与措施，以此来展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给广大民众防疫抗疫的希望与信心。同时也体现了中国政府对于此次疫情的重视，向世界展示了一个负责任、有担当的大国形象。

长期以来，美国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存在偏见。由于中国国力日渐强盛，美国超级大国的地位受到威胁，故经常通过舆论力量抹黑中国政府，诋毁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使中国的声誉受损。再加上美国大选在即，某些政客出于政治目的和一己私利攻击中国，企图转移防疫不力的责任，以平息国内民众的不满和愤怒。因此出现了“中国用口罩外交谋求地缘利益”和“中国制造病毒”等不实言论。

四、结语

本文采用Fairclough的三维分析模式，对8篇新冠肺炎疫情相关新闻报道进行了批评话语分析。通过分析语篇中的分类、情态、信息来源以及社会实践发现：《中国日报》能够以客观、中性、真实的语言描述相关事件和政府作为，但《纽约时报》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将新冠病毒称作“武汉病毒”，大部分新闻报道重点关注中国政治体制的缺陷和政府的失误，将中国政府塑造成了无序、被动、官僚主义横行的形象，体现了明显的意识形态偏见。两国不同的社会文化、中国不断提高的国际地位和美国即将来临的大选——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媒体对具体话语的选择。

由此看出，新闻报道是反映政府意志和传递意识形态的工具，读者应带着批判的眼光阅读新闻报道，透过语言内容与形式去看背后隐含的意识形态；媒体工作者要通过语言的力量更好地表达中国态度、展现中国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