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雪雯，于丹丹，魏洪娟，杨立群

（1.新乡医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3；2.齐齐哈尔医学院，黑龙江 齐齐哈尔 161006）

脑卒中（stroke）是我国成年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具有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高和复发率高的特点[1]，而东北地区脑卒中的发病率与死亡率最高[2]。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脑卒中的病死率显著下降，但肢体、语言及认知的功能障碍严重地影响了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和生存质量。配偶是脑卒中患者首要的照顾资源[3]，且承受较大的生理、心理、经济及社会压力[4]。在国外，针对伴侣双方共同面对压力事件应对反应能力的研究产生的学说中应用较广泛的为二元应对，Bodenmann G[5]将其定义为伴侣双方面对二元压力事件时的共同反应与策略。伴侣应对其中一方罹患脑卒中这一重大压力事件所做出的共同反应及应对策略，即为脑卒中患者与配偶的二元应对。但是，二元应对产生的影响因文化差异而不同[6]，故本研究通过调查齐齐哈尔地区脑卒中患者夫妻的二元应对水平及其影响因素，以期为脑卒中患者及配偶减轻二元压力，促进积极二元应对提供依据，现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19 年9 月～2020 年3 月就诊于齐齐哈尔市综合性三甲医院神经内科与神经外科的1050 例住院患者及其配偶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既往或本次住院诊断符合全国脑血管病学术会议或《各类脑血管疾病诊断要点》中关于脑卒中的诊断标准；②与配偶共同生活，配偶为主要照护者（每周照护时间＞40 h）；③患者及配偶具备完成问卷的基本沟通能力。排除标准：患者或配偶既往患有严重心理障碍或精神疾病。所有患者及其配偶均自愿参加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调查工具

1.2.1 一般资料调查表 自行设计患者及配偶的一般资料调查表，内容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夫妻共同月收入、脑卒中病程、婚史等。

1.2.2 二元应对量表（dyadic coping inventory，DCI）该量表2008 年由Bodenmann G 等开发[7]，2016 年徐峰[10]将此量表汉化为中文版。量表共37 个条目，总分175 分，采用为5 级评分法。DCI 总分＜111 分提示二元应对低于平均值；DCI 在111～145 分属正常范围；DCI 总分＞145 分提示高于平均水平。

1.2.3 9 条目病人健康问卷抑郁量表（PHQ-9）该量表由9 个条目组成，分值计算方法为过去2 周内相关症状出现的频率。完全不会为0 分，有几天为1分，一半以上的天数为2 分，几乎每天为3 分，总分27 分。5～9 分表示可能有轻度抑郁症；10～14 分为可能有中度抑郁症；15～19 分为可能有中重度抑郁症；20～27 分为可能有重度抑郁症。

1.3 调查分析 采取问卷调查法，在患者入院3 d 内发放问卷，当场发放并指导其自行填写，当场回收。共发放问卷1050 份，得到有效问卷1016 份，有效率为96.76%。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Excel 双人录入数据及核查，使用SPSS 25.0 进行数据处理与分析。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表示，比较行单样本t检验，单因素分析应用独立样本t检验或t'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或非参数检验。应用多元线性回归对影响因素进行多因素分析，分别以脑卒中患者、配偶的DCI 总分为因变量，各自经单因素筛选有统计学意义的影响因素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检验水准为α＝0.05，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脑卒中患者及其配偶二元应对现状 脑卒中患者和其配偶二元应对量表得分均高于平均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 脑卒中患者及其配偶二元应对现状（，分）

表1 脑卒中患者及其配偶二元应对现状（，分）

2.2 脑卒中患者二元应对的影响因素分析

2.2.1 脑卒中患者二元应对单因素分析 不同文化程度、职业、收入、合并症数量、病程、婚史、肢体功能障碍、是否与子女同住、是否抑郁的脑卒中患者之间DCI 得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2.2.2 脑卒中患者二元应对多因素回归分析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抑郁、肢体功能障碍、收入、婚史、合并症数量、是否与子女同住、职业、病程是脑卒中患者二元应对的主要影响因素，见表3。

2.3 脑卒中患者配偶二元应对的影响因素

2.3.1 脑卒中患者配偶二元应对单因素分析 不同收入、文化程度、职业、宗教信仰、慢性病数量、婚史、是否抑郁、是否与子女同住、患者病程、患者合并症数量、患者肢体功能障碍的脑卒中患者配偶DCI 得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4。

2.3.2 脑卒中患者配偶二元应对多因素回归分析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患者肢体功能障碍、抑郁、收入、患者合并症数量、宗教信仰、婚史、婚龄、慢性病数量、职业、患者病程是脑卒中配偶二元应对的主要影响因素，见表5。

表2 脑卒中患者二元应对单因素分析（，分）

表2 脑卒中患者二元应对单因素分析（，分）

表2（续）

表3 脑卒中患者二元应对多因素回归分析

表4 脑卒中患者配偶二元应对单因素分析（，分）

表4 脑卒中患者配偶二元应对单因素分析（，分）

表4（续）

表5 脑卒中患者配偶二元应对多因素回归分析

3 讨论

3.1 脑卒中患者与配偶的二元应对水平正常 本研究结果显示，脑卒中患者与配偶的二元应对水平正常，这可能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有关。“相濡以沫”“不离不弃”的优秀婚姻传统使得脑卒中患者和配偶在遭遇患病压力时呈现出更高水平的二元支持。中国婚姻文化的基础是儒家思想和集体主义，因为儒家思想中对约定俗成的性别角色的强调，中国女性通常会在面对压力时为配偶提供更多的支持。而国内调查数据普遍显示，男性脑卒中发生率高于女性[2]。本研究中的脑卒中患者男性占大多数，这也是研究结果显示脑卒中患者与配偶的二元应对水平高于平均值的原因之一。

3.2 脑卒中患者及配偶二元应对的影响因素 本研究结果显示，脑卒中患者的病程、夫妻共同月收入、患者合并症数量、婚史、患者肢体功能障碍均是脑卒中患者及其配偶二元应对的主要影响因素。除此以外，脑卒中患者二元应对的影响因素还包括抑郁、职业以及是否与子女同住，其中抑郁是最主要的因素。配偶的二元应对影响因素较多，包括职业、罹患慢性病数量、宗教信仰、婚龄、抑郁，抑郁同样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

3.2.1 抑郁影响脑卒中患者及其配偶的二元应对 本研究结果显示，脑卒中患者及其配偶中，发生抑郁的患者或配偶的二元应对总分低于未抑郁的群体。这与国外对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患者和乳腺癌患者与配偶的研究结果相同[9]，即合并抑郁的慢性病患者及其配偶二元应对水平低。抑郁者因为情绪低落、悲观绝望，对于外界环境的反应能力和应对能力下降。同时，抑郁影响患者的情绪和对外界的感知功能，且无法控制内心负性情绪，不愿与配偶交流，导致二元应对水平下降。这一结果提示临床护理工作者需要关注脑卒中后抑郁患者和其配偶的二元应对，实施个体化的护理干预，提高患者和配偶的积极二元应对，降低消极应对，改善患者抑郁状况。

3.2.2 婚姻状况影响脑卒中患者及其配偶的二元应对 在本研究中，脑卒中患者和配偶的婚史均对自身的二元应对影响较大。两次婚史的患者和其配偶的二元应对总分均高于一次婚史的患者和配偶。可能因为个体经历过一次失败的婚姻或丧偶后，面对第二次婚姻更加珍惜，对于婚姻幸福的理解更加朴实，对自身在婚姻中存在的问题也较清楚，在第二次婚姻中积极改变，婚姻满意度高于第一次，因而表现出更高水平的支持、沟通和应对[10]。同时，婚龄越长，配偶的二元应对总分越高，原因可能是随着婚龄的增长，夫妻双方尤其是女性对伴侣的包容性增强，形成了较固定的婚姻相处模式，关系更加融洽。

3.2.3 健康状况影响脑卒中患者和配偶的二元应对本研究中，患者的病程越长，合并症越多，下肢、一侧上下肢、双侧下肢功能障碍，以及配偶本身罹患一种或几种慢性病的脑卒中患者与配偶的二元应对水平越低，其中患者肢体功能障碍对二元应对的影响仅次于抑郁。可能因为脑卒中患者的肢体功能障碍导致其无法工作，生活自理能力低下，为配偶提供的行动支持较少，分担的生活压力也较少，使得配偶的照顾负担加重，加之配偶本身的慢性病影响，为患者提供的支持和应对进一步减少。这一结果提示护理人员在面对照顾负担重，病情复杂，配偶同样存在健康问题的患者时，应多给予关心和生活护理，减轻患者和配偶的负担；同时鼓励患者给予配偶积极支持，分担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增强自我效能，提高积极二元应对水平。

综上所述，脑卒中患者及其配偶的二元应对水平正常，再婚的患者及其配偶，有宗教信仰的、婚龄长的配偶二元应对水平较高。抑郁、低收入、病程长、农民及无职业、身体状况差的患者及其配偶二元应对水平相对较低。而对于以上二元应对水平较低的患者及其配偶，医护人员应早期给予心理干预及社会支持，为患者与配偶提供必要的生活帮助，合理实施诊疗护理措施，降低患者经济和心理负担，指导其改变生活模式，提供应对策略，增进婚姻亲密关系，提升二元应对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