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博涵

今年过年同往年最大的变化，大概是我从收压岁钱的人，变成了发压岁钱的人。

虽然我和女朋友都还在上学， 收入基本靠奖学金和实习，然而我们已经订婚，女朋友家里还有两个侄女，作为未来的“姑父”，我要准备好给两个孩子的一份压岁钱。

两个小侄女，一个叫彤欣，上小学三年级;另一个叫奕欣，今年刚上幼儿园。在她们这个年纪，我和女朋友的压岁钱都是交由父母保管的，基本最后结局只有两种，要么是说：“我们先帮你存着，压岁钱是要留着等你以后长大了，给你娶媳妇用的。”要么是说：“你想想，是不是我们先给了弟弟压岁钱，大舅才给你压岁钱的？所以这不是你的压岁钱，只是我们和大舅之间的一种等价交换而已。”

长大后我们才明白，其实这样还算是好的，至少我们切切实实地见到了那些“属于”我们的压岁钱，并且享受过它带来的喜悦。而另一些孩子，比如邻居家的那位，小时候每次过完年去找自己爸爸妈妈要他们代为保管的压岁钱时，得到的都只有一句话：“你寒假作业写完了吗？写完了就给你。”

寒假作业当然是写不完的，永远只会等到开学前一天才拼了命地去补。所以那个孩子从小到大，都没在过完年后再看见过一次自己的压岁钱。

这的确是个悲伤的故事，但无论如何，压岁钱对于孩子來说都是个念想，是个盼头，是个过年时欢天喜地的理由。听说今年她们的孙叔叔会给她们每个人包一个“大”红包（100元）之后，两个孩子可高兴了，年前就开始盘算着这笔额外的压岁钱应该怎么花，列了个长长的清单。

清单里既有“咪咪虾条”“上好佳”这样的零食，也有《精灵叶罗丽》和《小王子》这样的书籍，还有“超级飞侠”和“汪汪队立大功”这样的玩具。100块钱在孩子的世界里竟然能买这么多东西，我也是第一次发现。

按照习俗，我大年初二才能去未婚妻家拜年。刚到门口，两个孩子就飞奔而出，围着我要红包。两个“大”红包早已准备好放在包里，红包封面是专门在小学门口买的，上面画着穿着大红棉袄的“小猪佩奇”。说是红包，其实就是薄薄的两张纸，被两个更薄的红包包着，薄到我都不好意思拿出手。

拿到压岁钱的孩子要给她们的“孙叔叔”说吉祥话。她们显然是有过准备的，只是年纪太小，没有办法判断如何把正确的词句代入正确的语境。于是，我只能默默接受了“百年好合”“早生贵子”“寿比南山”等略显提前的祝福。

想起小时候排队领压岁钱时的程序了。一般是在吃完年夜饭后，要先在客厅铺好磕头用的垫子，然后拿纸巾擦嘴，再排队磕头，说吉祥话，领压岁钱。擦嘴的寓意，是想把去年一年说过的不吉利的话带来的戾气和霉运去除，只留吉利话带来的好运和祝福在身上。磕头则是对长辈的礼敬，感谢他们生我育我，爱我护我。

小时候磕头的时候一直想知道，长辈们给我们压岁钱时，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是在期盼我们说的吉祥话应验吗？还是在期盼我们这些儿孙今年能少捣点蛋少惹他们生气呢？等到如今已然角色互换，把压岁钱放到彤欣和奕欣手里的那一瞬间，我才猛然意识到，其实自己什么都没有去盼望。思绪可能有万千，却惟愿眼前的两个孩子能够平安喜乐、茁壮成长、学业顺遂、前程坦荡。我们也不可能一辈子保护着他们，他们终将自己去面对这一切。

我们多么想把这些祝愿的话语亲口吐露，但看到他们欢腾雀跃的模样，却又笑了笑，默然无言。

责任编辑：方丹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