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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识三千多年前的上海

2021-03-18王华震发自上海

南方周末 2021-03-18
关键词:良渚考古学遗址

南方周末记者 王华震发自上海

1994年马桥遗址的发掘现场。

IC photo❘图

鸭形壶——马桥文化的特有器型。 南方周末记者 ❘ 王华震 ❘ 摄

★马桥文化中多元文化掺杂的现象是目前学术界公认的。来自中原的青铜文化、山东的岳石文化、本地良渚文化和闽北浙南地区的肩头弄文化,组成了一个众多谱系脉络的文化结构。

第一次在博物馆见到鸭形壶的实物时,上海市闵行区政协主席祝学军大为惊讶,其优美的造型与精美的云雷纹远超他的预期。

鸭形壶是马桥文化特有的器形。器体的一侧凸起上翘,形似鸭子丰润的尾部,所以考古学家形象地称之为鸭形壶。

那是2016年祝学军在上海市闵行区博物馆与马桥文化的一次偶遇,从那时候开始,他就特别关注上海地区的这一史前考古学文化的保护与普及。

迄今为止,长江下游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获得学术界公认并命名的共有六个,按照历史发展的时间顺序分别为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广富林文化、钱山漾文化和马桥文化。其中崧泽文化、广富林文化和马桥文化都是以上海地名命名的。距今约3700年至3200年之间的马桥文化,是该地区新石器文化的“绝响”。公元前11世纪之后,青铜时代的吴越文化渐渐成为主流。

1960年代,马桥遗址的发掘是上海地区第一次科学的考古发掘,曾轰动一时。如今的马桥文化展示馆就位于上海闵行区马桥镇马桥古文化遗址公园内。公园四周被工厂包围,独留此处一小块静谧的绿地。

随着此后崧泽文化和广富林文化的出土,作为“上海第一次考古发掘”的马桥文化由于在年代上更加靠后而淡出大众认知。

2014年,总用地达1.3万平方米的上海市青浦区崧泽遗址博物馆开放,这座历时3年建设的博物馆首次向公众复原了“上海第一人”“上海第一村”等考古成果。而位于上海市松江区的广富林考古遗址则走上了一条文旅融合之路。在广富林遗址公园内,文化展示馆设置在水下,形成了一座奇妙的“水下博物馆”。

相比之下,马桥文化的保护与普及显得非常不足,现有的马桥文化展示馆仅仅是马桥镇的下辖单位。2020年,祝学军与沈永铭、李红珍等政协委员共同就马桥文化的保护与开发提出了上海市第1020号政协提案。在提案中,他们呼吁“在马桥文化遗址发掘地——马桥建一个真正的遗址公园和考古研究中心,以反映马桥遗址的真正面貌”。

因“大跃进”发现的遗址

马桥文化是第一个以上海考古遗址发现来命名的考古学文化。

“考古学文化”的概念最早由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V.G.Chil-de)1929年在《史前时代的多瑙河》里提出:“我们发现一定形态的遗存——容器、工具、装饰品、葬制、房屋结构——经常出现在一起,这种特征有规律地连在一起的复合体,我们应名之为一个文化群或一个文化。”当考古学家们辨认出了出土的器物与此前任何一种已知考古学文化都不一样的时候,他们便认为它们属于一种新发现的考古学文化。

20世纪初,伴随着西方科学的思潮涌入中国,考古学也被引入中国,并成为中国历史研究的重要手段。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遗址的发掘,被视为中国考古学诞生的标志。当时的中国考古工作地点集中于西北地区和华北地区,在中国考古学萌芽的前十年中,南方地区几乎不在学者们的视野之内。

上海地区的考古工作就开展得更晚。1952年12月,上海博物馆开馆,原民国时期上海博物馆的馆长杨宽先生担任上海博物馆的第一任副馆长(当时没有设馆长)。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考古人才奇缺,由国家文物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举办的四届全国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成为考古学界的“黄埔四期”。许多学员学成后成了各地考古机构的骨干。

杨宽先生极力主张一个像样的博物馆应当有考古部门。1954年和1955年,上博先后选派黄宣佩和孙维昌先生参加第三、四届全国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二人后来成为发掘马桥遗址的骨干。

1956年,上海博物馆在研究部下专门设立考古组,由黄宣佩担任考古组组长。1958年的“大跃进”阴差阳错地促成了上海考古的第一次突破。

在“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口号下,超常规的大炼钢铁很快造成了原料的枯竭。为了填补原料缺口,长三角地区的群众去湖荡中捞取“狗屎铁”作为矿石原料——实际上狗屎铁的含铁量极低,对于冶炼钢铁没有任何益处——但群众在打捞时却有了意外收获。

1959年12月,考古学者接到群众报告,称在马桥人民公社发现了化石。考古学者随即赶赴现场进行调查,在沿河北岸的台地上,发现了大量的印纹硬陶、红色印文软陶和石器。1960年,由于上海重型机器厂在马桥遗址上施工,对遗址造成了严重破坏。为了保护地下遗存,由黄宣佩先生作为领队,组织了马桥遗址的第一次抢救性发掘。这是上海地区历史上第一次正式的科学考古发掘。当时的考古专业人员,除了黄宣佩外,还有孙维昌、倪文俊、杨辉、姜泉生等先生——这也是上海第一支考古发掘队伍。

向着海洋前进的历史

黄宣佩先生曾经总结马桥遗址的发现对考古学界的重要影响。对长江三角洲的历史地理来说,马桥遗址的考古发现展现了远古人类与古代海岸线——“冈身”的关系。

“马桥遗址处在‘冈身地带上,为研究长江三角洲的成陆年代提供了确凿的证据。”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马桥文化研究专家陈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长江三角洲是一个从7000年前才逐渐发育起来的年轻三角洲。公元前的几千年里,海岸线向外缓慢延伸;公元前1000年之后,随着上游人类活动加剧,泥沙入海增多,海岸线迅速扩张,三角洲急速膨胀。

根据现代地理学的研究,六七千年前海平面的位置相对高而稳定,在三角洲的南翼濒海区域,在沿岸流、潮流和波浪的共同作用下,某种“贝壳沙堤”开始发育。这种贝壳沙堤其实是大量泥沙和介壳残骸堆积起来的高阜地带。根据地理学家的调查,今上海境内有数条近于平行的密集的地下贝壳砂带——以吴淞江为界,吴淞江以北,自西向东,有浅冈、沙冈、外冈,青冈、东冈等5条贝壳砂带;吴淞江以南,自西向东,有沙冈、紫冈、竹冈和横泾冈4条贝壳砂带。最东到最西的砂带,宽度在窄窄的3公里到10公里之间,却是大约6500年前到3000年前的海岸线的遗留。

其实古人对这些高耸的贝壳沙堤早有直观的认识,它们被统称为“冈身”,南宋《云间志》记载:“古冈身,在(华亭)县东七十里,凡三所。南属于海,北抵淞江(吴淞江),长一百里,入土数尺皆螺蚌壳,世传海中涌三浪而成。其地高阜,宜种菽麦。”

冈身的遗迹今日犹能见到一鳞半爪。今上海市金山区漕泾镇见龙桥向北,至奉贤区胡桥一带,有一条南北走向的断续沙带,沙质白色,这就是上海最早的海岸线“沙冈”的遗迹。

当时的海岸线,大致沿着沙冈遗址向北延伸至常熟福山一带入长江口,向西南则进入杭州湾中的王盘山,再往西伸展到今天的海盐县澉浦。如今的沙冈遗址是金山区文保单位,远远看去,是一个隆起的天然堤,长约40米,东西宽约20米,高出地面1.5米左右,据说深入地表也有1.5米厚的贝壳带,可以想见在古代冈身绝不止1.5米高。

冈身是长江三角洲地理上的重要分界线。考古发现表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广富林文化等新石器时代遗址,都分布于冈身以西地区;而在冈身以东地区,没有发现过上述考古学文化的遗址。由此可见,冈身以东地区在距今4000年前尚不适合人类居住。

但是马桥遗址的发现,向人们勾勒出史前文化在冈身“保护”下向海洋前进的历史痕迹。马桥遗址所在的古代聚落地块,横跨淞南的“竹冈”之上。竹冈以西,有马桥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叠压关系,而在竹冈以东,则只有马桥文化的遗存。这说明在良渚文化时期,竹冈是当时的海岸线,良渚先民只能在竹冈以西活动。而到了马桥文化时期,海岸线向东退了一公里左右,形成了横泾冈。有了新的冈身的保护,马桥先民得以越过竹冈,向着海洋又前进了一步。

北宋朱长文在《吴郡图经续记》中说:“尝闻濒海之地,冈阜相属,俗谓之冈身。此天所以限沧溟而全吴人也。”现代考古学的发现,验证了朱长文的推测。天地不仁,本无所谓成全,与其说冈身是老天对马桥先民的成全,不如说是他们抓住了这次“成全”的机会。

“脆弱的文明”

马桥文化的发现补足了良渚文化之后长三角地区史前文化的发展链条。

在马桥遗址的发掘报告中,黄宣佩先生把马桥遗址堆积层分为五层。第三层为东周时期的地层,出土有印纹硬陶和挂有青绿色或青灰色釉的早期瓷器。第五层为良渚文化地层,出土有以素面为主的泥质灰陶和夹砂红陶片。在第三层和第五层之间,第四层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石器、骨器,并有少量的小件铜器——这就是后来被命名为“马桥文化”的堆积层。这种马桥文化与良渚文化的叠压关系,确认了马桥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先后关系,为判断良渚文化早于马桥文化提供了最直接的地层证据。

“从社会发展而言,良渚文化无疑代表了中国早期文明发展的巅峰。”陈杰说,“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同良渚文化是长江流域具有早期国家形态的社会,以良渚遗址群为中心,代表了中国史前城市文明的典范。”距今5300年至4600年左右的灿烂的良渚文化,其消亡原因至今还是一个谜。一些学者认为是由于气候波动造成的地理环境的变化导致了良渚文化的衰弱。

良渚文化消亡了,但是良渚人并没有灭绝。分子人类学家和历史语言学家们已经知道,良渚人的一支开始南迁,成为今日某些侗傣语系民族的祖先,而更多的良渚下层人留在了长江三角洲,接受了不同文化的影响,形成了其他类型的文化。今天被我们命名为广富林文化、钱山漾文化和马桥文化的考古学文化,都属于这一序列。

“在遗传学上,良渚人、广富林人、马桥人是同一种人。”复旦大学分子人类学教授李辉对南方周末记者说。马桥文化的发现和确认,为研究良渚之后的文明进程提供了重要的材料。

▶下转第2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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