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人才振兴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人才振兴的重要举措。民族地区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事关全局，有利于乡村振兴的实现。以黔南州为例，阐述了民族地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现状与困境，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主体、客体以及模式等方面分析原因，进而提出了民族地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出路与对策。

关键词 民族地区; 新型职业农民;困境;对策

中图分类号 G7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21）04-0280-03

doi：10.3969/j.issn.0517-6611.2021.04.075

Practical Dilemma and Outlet of New-type Professional Farmers in Ethnic Area

CAO Qing-lou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Qiannan Norm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Duyun，Guizhou 558000）

Abstract Talent revitalization is the key to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cultivating new-type professional farmers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for talent revitalization. The cultivation of new-type professional farmers in minority areas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overall situation and is conducive to the realiz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aking Qiannan Prefecture as an example， it explain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edicament of the cultivation of new-type professional farmers in ethnic areas. It analyzed the reasons from the subject， object and model of the cultivation of new-type professional farmers， and then put forward the way out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cultivation of new-type professional farmers in ethnic areas.

Key words Ethnic areas;New-type professional farmers;Dilemma; Countermeasures

基金项目 贵州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项目（2019qn007）。

作者简介 曹庆楼（1988—），男，江苏邳州人，副教授，博士，从事农业经济、农业科技研究。

收稿日期 2020-06-30

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对我国“三农”建设具有里程碑意义。人才振兴作为乡村发展的关键，是推动乡村发展的强大动力。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工作，密切关注其发展进程，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提出了严要求、新挑战。作为脱贫攻坚主战场，少数民族地区在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背景下，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对于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1 民族地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现状与困境

1.1 农业新型经营主体不断发展 以贵州黔南州为例，至2020年，黔南州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总数累计17 975人，共计资金3 247万元。从整体看来，广大农民的农业专业技能和职业素质得到了显著提升。全州总共有9 626个农业新型经营主体。从各地分布情况来看，新型经营主体主要分布在长顺县、福泉市和三都县，而其他地方分布较少，分布不平衡。从黔南州各种新型经营主体总数来看，种养大户共5 168个，占比约54%;家庭农场共480个，占比约5%;专业合作社共3 458个，占比约36%;龙头企业共520个，占比约5%;调研发现，种养大户和专业合作社在数量、比例上拥有较大优势，而家庭农场和龙头企业的数量和比例都處于弱势。整体上，各新型经营主体活跃，呈现良好发展趋势。

1.2 新型职业农民结构不平衡，以生产经营型和技能服务型为主 2016—2018年，黔南州青年农场主人数分别为89、29、21和1人。技能服务型农民相对青年农场主而言，占有较大比例，共计2016年781人，2017年658人，2018年1 807人，2019年357人。生产经营型农民占比最大，2016年2 411人，2017年1 160人，2018年582人，2019年166人。2019年，新型职业农民在各领域都有分布，总体来看，仍然是生产经营型农民和技能服务型农民居于主导地位，农业经理人、创新创业型农民和青年农场主虽有分布，但占比非常少。

1.3 新型职业农民整体受教育水平较低，高学历人才较少，呈现老龄化趋势 黔南州新型职业农民整体受教育的程度不高，绝大部分新型职业农民文化水平停留在初中阶段。2016年拥有初中学历的新型职业农民的数量是2 027人，2017年是1 250人，2018年为1 471人，2019年为311人，数量最多，占比最高。黔南州新型职业农民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大部分文化水平处于初中层次，高学历人才稀少，且开始呈现轻微老龄化趋势。

1.4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主体单一 黔南州关于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没有注重“知行合一”，培育内容主要以理论知识为主，培育机构以中、高职院校为主，总体来看，培育范围狭隘、机构分布不科学。

2 民族地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困境原因分析

2.1 城乡两元结构，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1] 在基础设施方面，民族地区农村受地形影响，交通通信通达度不高，卫生所较少且规模小，医疗设施不健全，教育设施不够完善，师资力量薄弱，学习环境较差，农村教育设施不能满足农村居民对教育的需求。农村的大量资金和具有较高素质的劳动力等资源都流向了城镇，导致农村高素质劳动力缺失，经济发展滞后。

2.2 缺乏科学合理的培育规划 一是培育内容和形式单一。培育内容上，地区的培育内容以经济合作社建设、经营管理、校农结合产销对接、休闲农业乡村旅游、产业扶贫等方面的知识及经典案例为主，缺少针对各地区农业发展状况和所欠缺的农业技术的培训，实用性还有待提高。培训形式上，主要以理论授课、座谈交流、现场考察等形式进行培训。理论与实践缺乏统一，注重理论的培训，实践上的培训不足，农民的知识文化水平不高，对理论知识的兴趣不大，导致农民参与培训的积极性不高[2]。二是培育对象结构畸形和培育类型比例不平衡。在培育对象上，农村空心化严重，大部分劳动力涌入城市，使得农村劳动力结构畸形。三是缺乏完善独立的激励机制和考核机构。部分农民没有自主参与培训的意识，激励机制的欠缺，导致其无法吸引农民积极参与，培训效果不佳。考核标准往往以数量为主，缺乏符合培训内容的评价标准，导致培训效果得不到有效验证，培训机构人员履行职责的力度和培训质量得不到有效验证，一定程度上会使形式主义滋生，不利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有效展开。四是缺乏培训反馈机制。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是由政府主导的，这就决定了它自上而下的性质。政府相对于培训者而言并没有深入了解培訓内的容、过程和形式等问题，而培训者也没有将实际情况传递和反映给政府，导致培训内容、形式等都不适应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发展需要，培训内容和培训方式难以得到及时调整，培训者的参与积极性受到打击，最终使培育难以有效开展[3]。

2.3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机制较单一、创新动力不足[4] 创新性思维是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有效载体与途径，创造性思维开发多元机制、模式有利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与发展。第一，民族地区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模式大多以“农广校”为主，缺乏“农民+政府”“农民+企业”“农民+农村合作社”等多元化教育培训模式。传统的授课模式单一化，使受教育者对培育内容理解不透彻。第二，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深度和广度不足，没有落实对农民生产经营型、专业技能型、社会服务型以及创新创业型的分类培育，且培育时间较短，模式上缺乏创新性，培育方法及类型存在较多不足。从长远来看，当下很难实现培育成果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第三，民族地区中国农村远程教育信息化平台普及度不够，信息化、网络化水平低。即使该平台上有很多关于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网络课程，但由于缺乏对现代信息网络的接触，导致该平台使用量低，农业相关知识得不到有效传播。并且，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依旧以传统的授课模式为主，枯燥乏味且单一，这不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广大农民的学习积极性，而且也导致中国农村远程教育信息化平台没有发挥好实际作用，降低了培育成效的同时也增加了培育成本。

2.4 新型职业农民“先天不足”与自身发展“内在动力不足”[5] 一是农村“空心化”现象严重。农村人口逐渐减少，形成了村庄空间形态上空心分布状况，限制了农村的发展。“农村空心化”不仅造成土地等资源浪费，而且还带来人口空心化、管理空心化、经济空心化、文化空心化等问题。二是农民群体的文化水平有限，个人素质有待提高。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以传统农民为主，其中大多数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教育，文化水平有限，个人素质不高。三是传统农民思想观念落后。农民受到生活环境与教育程度的影响，有着较深的小农意识。受这种观念影响，农村青壮年、外出务工返乡人员等群体不愿意接受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一方面，在他们看来，所谓培训更多是形式主义，与自身需求并不相符;另一方面，绝大多数人对新型职业农民内涵理解不足，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持抵制态度，不愿意参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而且农民的传统小农意识比较强，不能与外部市场改革同步，并且对改革前景认识不足，有可能成为改革的阻力。四是劳动力结构比例失衡，劳动人口开始呈现老龄化趋势。受城镇化、工业化等因素的影响，绝大部分农村青壮年劳动力选择到城市就业，导致农村劳动力锐减，务农人员以老年劳动力为主，造成劳动力结构比例失衡。五是新型职业农民类型少，后备培育对象数量不足。新型职业农民主要分为生产经营型、专业技能型、社会服务型和创新创业型4种。当前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以专业技能型和生产经营型为主，新型职业农民类型不平衡。由于城乡二元结构以及农村经济发展新矛盾等因素影响，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对象主要是传统农民。并且外出务工返乡人员、农村青壮年劳动力、退伍复转军人、农村籍的大学生等大部分选择留在城市工作，不愿意回到农村参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导致新型职业农民数量少，后备培育数量不足。

3 民族地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出路与对策

3.1 统筹城乡发展，加快完善城乡一体化体制机制 加快完善城乡一体化体制机制，促进城乡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公共资源最佳配置。一是必须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增加农业投入，促进农业科技进步;二是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创造农业品牌，增加农业附加值，增强农业产业竞争力;三是抓好国家各项惠民补贴政策的落实，不断提高离退休人员离退休金、城乡居民养老金和最低生活保障金待遇，抓好特困群体和医疗、教育等社会救助工作，增加农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转移性收入，加大财政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等;四是鼓励大学生及城镇人才到农村创业和经营农业，实现农村城市人才双向流动、城乡协调发展，达到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的效果; 鼓励农民通过土地互换、出租、转让等方式流转土地，实现规模化生产。

3.2 统筹科学合理，制定培育规划 一是构建实现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的教育培训。开展培训之前可以通过问卷调查或者其他调查方式，对农民需要培训的内容和形式进行调查，或者进行专家咨询，构建出合理的、符合农民需求的培训内容及形式。培育内容上，既要重视理论的培育，又要重视实践的培训，将理论和实践有机结合起来，要做到让农民不仅“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增强新型职业农民对市场信息的敏锐度和经营管理的能力，加强农民的农产品种植技术等。根据培训对象的文化程度、年龄段、培训意愿和需求等基本情况进行分类分班培训，以提升培训效果。培育类型上，政府要鼓励农民多多参与培训，使培育类型和培育人数达到饱和状态。二是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考核机制和反馈机制[6]。在制定激励机制方面，针对培育主体而言，可以利用奖励机制，对培育成绩突出的农民，颁发奖项或证书以满足其对自我价值的认可;针对培育对象，可以利用福利机制，新型职业农民可以通过培育课程出勤率和参与讨论的积极度等方面进行优秀培育对象的评比，对表现优秀的新型职业农民发放福利，如政府发放农产品种子时，可以通过增加名额等激励机制，提高新型职业农民的参与积极性。考核机制方面，不仅要对培育对象进行考核，还要对培育者进行考核。对培育对象（即新型职业农民），要将考试考核和实践考核相结合起来，考试上也要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做到活学活用。对培育者，要充分利用新型职业农民进行监督和评估。反馈机构上，建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官网、微信群、QQ群、官方抖音号和官方微博等，在各平台充分展示培训机构的培训内容、培育模式、培育方法和培育目标等，充分利用网络资源，接受大众的监督和反馈，使得政府得到反馈和建议，解决培育本身存在的问题。

3.3 从实际出发探索多元化形式培育，实现培训思维创新 一是在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当中，要抓重点抓中心抓主要矛盾，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培育研究方法。农民想学什么就教什么，农民想知道什么就告诉他们什么。同时，培育机构人员要积极发散思维，探索多元培育模式，如实行“农民+政府”“农民+企业”“农民+农村合作社”的合作方法，加强各个主体的文化知识交流与实际合作，以便更好地推动新型职业农民的发展。二是要定期组织农村农民参加生产经营型、专业技术型、社会服务型以及创新创业型的学习培训活动，增加对各类培训基地启用数量，加大綜合类基地及创业孵化基地的培训使用力度。实施专业教学，创新教育模式，充分实行“理论+实际”的教学教育方法，让农民找到自己的定位，增强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加强培育内容的针对性和多元性[7]。三是合理利用好一切相关的培育资源。其中，各村干部要积极发挥好组织领导作用，通过农村广播方式实现信息化网络知识的传播，也可以对农民进行现代信息技术使用的培训，积极推行中国远程教育信息化平台的使用，让它源于“农村”，真正做到用于农民。

3.4 以人为本，增强新型职业农民内生发展动力[8] 一是以“人”为中心，做好“留人”“引人”的工作。要想解决农村“空心化”的问题，主要是要抓住“人”这个关键因素。具体可以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之所以存在农村“空心化”的问题，主要是农村留不住人，新型职业农民数量少。针对这个问题首先要靠“留”，即加大对新型职业农民的投入力度，培育农村致富带头人和农村的实用型人才，通过他们来带领农民开展新型农业的生产经营，使农民从中获利，以激发他们对新型职业农民的认同感，吸引他们留在农村参与新型职业农民建设。其次，政府要积极作为，发挥政府职能，加大对农村的经济投入，合理规划农村发展，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弊端，完善农村基础设施，让各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合理流动，以吸引外出务工人员、退伍复转军人以及大学毕业生等返乡就业，缓解农村空心化问题，促进农村新型农业的发展[9]。二是建立和完善新型职业农民创新培育体系，优化师资队伍。针对农村人口知识文化水平低的问题，建立和完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机构，创新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体系，着实提高农民的知识文化水平和素质，为新型职业农民建设提供切实保障。三是转变农民自身思想观念，发挥农村社区和媒体广播的作用[10]。首先，将“新型职业农民”看作一种职业，而不是一种身份，实现角色的准确定位。其次，发挥农村社区和媒体广播的作用。农村社区和媒体广播是督促农民参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有效手段。居住在同一社区农民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以及文化水平等大体相同。在农村社区中加大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宣传，有利于提高人们对新型职业农民的认可度。具体可以加强社区书屋、文化长廊等社区文化场所的建设，开展多种多样的文化建设活动，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另外媒体广播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传播功能，通过网络、电视、广告、广播等多种媒介积极宣传政府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政策措施以及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经典案例及做法，以增强农民对新型职业农民的理解度、认同度和参与度。最后，政府要帮助农民走进市场、拓宽市场。逐步消除农民的小农意识，培养农民的市场意识。四是加大对“三农”的投入力度，吸引优秀人才到农村就业。首先，政府要不断增加对农村、农业的投入。加大对返乡创业就业的农民工、大学生等的扶持力度。其次，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发展乡镇企业，调整农村经济结构，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最后，政府要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农村医疗卫生、公共教育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发展。吸引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以及高级知识技术人才回到农村发展，缓解农村老龄化问题。五是储备新型职业农民接班人。首先，农村青少年是农村新型职业农民的生力军，对他们要注重加强有关于新型职业农民的宣传教育。具体可以在不影响正常课程的情况下，增加与现代劳动技能培训和技术教育有关的课程，增强青少年对农村的认同感和热爱程度。其次，政府要完善鼓励机制，给予各种补贴，鼓励广大大中专毕业生、大学毕业生等到农村就业，成为农村新型职业农民的接班人。最后，要鼓励外出务工人员、退伍复转军人等返乡参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为农业现代化建设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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